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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想专门谈谈这个问题的政治方面。但是听了上面阿布拉莫维奇同志的发言，我不得不简略地谈一下他的意见。当阿布拉莫维奇同志说到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遭到围攻”的时候，我心里想：“可怜的孟什维克呀！他们又受围攻了。不仅在他们处于少数的时候，而且在他们处于多数的时候，他们都‘遭到围攻’！”

　　有没有由孟什维克政策的性质本身产生的内在原因使得孟什维克总是抱怨无产阶级政党围攻他们呢？

　　说孟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遭到围攻，阿布拉莫维奇同志举出了哪些事实呢？三件事实：为召开紧急代表大会而进行的宣传鼓动，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最后，象阿布拉莫维奇同志所说的，“其他组织问题”。

　　我们来看一看这三件事实。

　　要求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是在已经看清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完全违背党内多数人的意志的情况下广泛展开的。我提醒一下，这是在中央委员会提出支持责任内阁的口号以后。这时候，崩得还没有参加我们的党，但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都已参加了。而他们都是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的。这就是说，事实十分明显，当时中央委员会同党内大多数已发生了分歧。究竟是谁围（P313）攻谁：是要求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作报告的党内多数人围攻党的中央委员会呢？还是走上反党道路的中央委员会围攻党？请你们回想一下，普列汉诺夫当时猖狂到了什么地步。中央委员会正式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转载了他的一封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的信。在这封信中，普列汉诺夫谈到召开代表大会的呼吁时，竟猜疑宣传鼓动的动机，并斥责是浪费工人的钱财！请大家想一想：普列汉诺夫竟敢拿这些玩意来反对要求举行代表大会的党内多数，他这样做对吗？

　　我只想指出一点：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一月全国代表会议作了决定之后，要求召开紧急代表大会的宣传鼓动就停止了。

　　第二件事实：军事和战斗组织的代表会议。代表会议有两个，这当然是令人痛心的事；但是认为这就是对中央委员会的“围攻”，那就令人奇怪了。如果说明一下未经中央委员会同意而召开的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有哪些地方不好，是不是比只抱怨遭到围攻更好呢？请大家注意，在这两个代表会议上，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都有代表参加，这就是说，党内任何一个派别都没有让自己这一派别只和某一个代表会议发生关系。而1906年11月发表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和战斗组织代表会议的决议直到现在都没有遭到严重的批评。

　　第三件事实：“其他组织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这种问题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是指在选举期间孟什维克在中央委员会的帮助下制造的彼得堡组织的分裂吗？但是在这一点上要说中央委员会遭到围攻，那简直太可笑了。

　　现在来谈谈问题的政治方面。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考察中央委员会如何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如何运用（P314）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策略。

　　中央委员会给党规定的第一个口号是支持“杜马”组阁即组织“责任”内阁的要求。马尔托夫同志在这里对我们说，这个口号是为了扩大和加深杜马同政府之间的冲突而提出来的。

　　是这样吗？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做才是扩大和加深这个冲突呢？当然是应该指出引起冲突的那些斗争和摩擦的真正场所，即指出阶级斗争的场所，而在目前情况下就是指出人民同旧政权之间斗争的场所。为了扩大和加深杜马内的冲突，必须自己弄明白并且向人民说清楚，杜马内的冲突只是很不充分地而且是歪曲地反映了人民同旧政权的冲突，杜马内的斗争是杜马外的革命斗争的微弱的反映。为了扩大和加深冲突，必须提高政治认识和政治要求，不是围绕杜马提出口号，而是围绕总的革命斗争提出口号。而中央委员会的做法恰好相反，它把推进革命斗争的口号缓和和缩小成杜马组阁这一口号。它不号召人民为政权而斗争（虽然由于事变的整个客观发展，这个斗争已经产生了），而号召人民为自由派同政权勾结而斗争。当议会外的革命斗争事实上由于客观条件已经在进行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有意无意地号召党采取走“和平的”议会道路的口号。实际上，过去根本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比较重大的要求组织“责任内阁”的社会运动。连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杜马（第一届杜马）党团也没有接受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口号。（马尔托夫说：“不对！”）不，对的，马尔托夫同志，只要查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第一届杜马的速记记录，就可以看到我的话是对的。

　　不管中央委员会的愿望和动机怎样，中央委员会的口号实际上迁就了自由派的政策。而这种迁就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因为自由派的政策反映的不是当时实际的社会运动，而是阻止革命的幻（P315）想（虽然革命根本没有被阻止住）。事件的进程表明，要求支持组织“责任内阁”这件事情本身，不过是一种手法拙劣的阴谋而已。

　　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个口号是七月罢工[157]时期提出的。那次行动遭到失败不能怪中央委员会。不但不能怪，而且应该表扬这个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因为它当时总还是愿意革命的。中央委员会呆在彼得堡，不知道全俄国无产阶级的情绪，这不是中央委员会的过错。我们当时相信起义并且期待着起义，这也不能说是错误。起义实际上是发生了，而我们给起义预先提出的口号、预先规定的政策，才是决定这次起义成败的因素之一。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在于：它力图把已经发展成起义的革命斗争限制在非革命的或半革命的口号的框子里。这一点表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局部性的群众行动”这个口号上，尤其表现在“支持杜马作为召集立宪会议的权力机关”这个口号上。提出这种没有生命力的口号，意味着让无产阶级的政策去迁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然而事件又一次表明，这种尝试完全是枉费心机，根本办不到。我们这里常常有人埋怨诉苦，说工人政党软弱无力。而我要说，正由于你们缓和自己的口号，你们才是软弱无力的！（布尔什维克席上鼓掌）

　　现在接着讲下去。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在第二届杜马选举时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问题。马尔托夫在他宣读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回避了这个问题，满不在乎地打着官腔说，中央委员会作出决定，认为结成联盟是可以容许的，只要严格地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去做，结成联盟是可以容许的！（笑声）如果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工作报告中不是讲决议在形式上怎样合法，而是讲实际生活怎样从实质上检验这种政策的正确性，这总还是应该的吧。我们布尔（P316）什维克始终认为：臭名昭彰的黑帮危险实际上不过是自由派用来防范从左边来的危险的盾牌；如果我们的政策把害怕黑帮危险作为出发点，那实际上就上了自由派的圈套。选举的结果证明我们是对的。在许多城市中，选票的统计数字驳倒了自由派和孟什维克的谎言。（喊声：“那基辅、波兰、维尔纳呢？”）我没有时间来谈个别的地方，就要说的是总的政治结果。统计学家斯米尔诺夫根据22个城市的情况计算，左派联盟得41000票，立宪民主党得74000票，十月党得34500票，君主派得17000票。而根据另外16个城市的情况来看，在72000张选票中，反对党得到的票数占58．7％，反动派得到的票数占21％。选举揭示出黑帮危险是虚构的，而以所谓例外为借口“容许”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的政策原来是一种使无产阶级依赖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

　　因此，我要向大家指出，不要忽视理论上的争论，不要把意见分歧看成是哪个派别制造出来的东西而加以鄙弃。我们的一些旧的争论，我们在理论上特别是在策略上的分歧，在革命进程中常常变成最直接的实际问题上的分歧。不解决那些老问题，不解决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看法以及立宪民主党和劳动派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在实际政策中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实际生活不是抹杀分歧，反而使分歧更尖锐，更厉害。象普列汉诺夫这样著名的一些孟什维克在同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政策上搞到如此荒谬的地步，并不是偶然的。普列汉诺夫提出臭名远扬的“全权杜马”的主张，也就是鼓吹既适合于无产阶级又适合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共同口号。普列汉诺夫只是比别人更突出更露骨地反映了整个孟什维克政策的实质和基本倾向：以迁就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策来代替工人阶级的独立的路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破产，首先而且主要就是这（P317）种机会主义政策的破产。（一部分中间派和布尔什维克鼓掌）（P318）

　　注 释

　　[157] 七月罢工是指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1906年7月21日（8月3日）的决议为支持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士兵和水兵的武装起义而举行的罢工。

　　关于1906年的七月罢工，可参看《暴风雨之前》和《政治危机和机会主义策略的破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8—335页和第344—360页）两文。—316。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