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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列汉诺夫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说：“……在掌握土地的社会自治机关中，它〈土地地方公有化〉能造成抵御反动势力的支（P296）① 用复辟进行恐吓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武器，这一点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在这方面需要讲的在《报告》中全都讲到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9—20页。——编者注）柱。而且这将是很强大的支柱。拿我国哥萨克来说吧……”（第45页）好吧，我们马上“拿我国哥萨克”来作例子，看看把哥萨克搬出来究竟有什么意义。不过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认为地方自治机关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的观点的总的根据吧。这种观点已经被我们那些地方公有派引用过无数次了，除了普列汉诺夫的说法，只要再从约翰的讲话中引上一段就行了。约翰说：“既然我们承认土地国有化和土地地方公有化都可能实现，并且同样和政治制度民主化有关，那么两者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区别就在于地方公有化能够更好地巩固革命成果，巩固民主制度，并且能成为民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国有化却只能巩固国家政权。”（第112页）

　　孟什维克骨子里是先否认有防止复辟的保证，然后又象个吞刺剑的魔术师在观众面前把“保证”和“支柱”变了出来。地方自治机关怎么能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怎么会巩固革命成果呢，各位先生总得稍微想想吧！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的只有一件东西，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觉悟和组织性。在一个并不是根据官僚的意志而是顺应不可遏止的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集中统一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组织性就应当表现为大家团结成一支全国统一的力量。没有集中的农民运动，没有集中的无产阶级所率领的农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集中的政治斗争，就不可能有任何值得“巩固”的重大的“革命成果”，就不可能有任何“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

　　不彻底推翻地主政权和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要实行真正带一点民主的地方自治是不可能的。孟什维克在口头上也承认这一点，但是他们非常轻率地拒绝考虑这在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实际（P297）上，革命阶级如果不在全国范围内夺得政权，这种自治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两年革命的经验似乎应该使最固执的“套中人”也认识到了，在俄国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能成为这种革命阶级。先生们，你们所说的“农民土地革命”作为名副其实的农民革命，要想获得胜利，就应该成为全国范围的中央政权。

　　民主自治机关只能是这种民主派农民中央政权的组成部分。只有同农民的地方分散性作斗争，只有宣传、训练和组织全国性的即全俄的集中的运动，才能算真正致力于“农民土地革命”，而不至于助长农民那种乡巴佬的偏狭落后和地方上的闭塞愚昧。普列汉诺夫先生和约翰先生，你们宣传地方自治能够成为“抵御反动势力的支柱”、能够“巩固革命成果”这样一种荒谬的极其反动的思想，就是在助长这种闭塞愚昧。俄国两年革命的经验十分清楚地说明，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恰恰就是农民运动（士兵运动是农民运动的一部分）的地方分散性。

　　提出“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但只是把它同地方自治机关民主化而不是同中央政权民主化联系起来，并且把地方自治机关当作真正的“支柱”和“巩固”的手段，——这实际上无非是立宪民主党人同反动派搞交易①。立宪民主党人一味强调地方“民主”自治，（P298）① 我在《报告》中已经更为详细地发挥了这一点。（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17—18页。——编者注）这里我再加上我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听到的（见《报告》）孟什维克诺沃谢茨基的讲话，他的话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诺沃谢茨基反对把“民主国家”改为“民主共和国”，他说：“……有了真正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目前通过的纲领即使在中央政府的民主化没有达到可以称为最高程度的民主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实现。即使在所谓相对民主化的条件下，地方公有化也是无害而有益的”。（第138页。黑体是我们用的）这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不推翻专制制度的农民土地革命，——这就是孟什维克极其反动的主张。不愿触及或者害怕触及更重要的问题。孟什维克没有想一想，他们在肯定“农民土地革命”是当代的任务时，用了多么堂皇的字眼，他们在说明对自己的土地纲领的政治考虑时，却对地方上的偏狭落后推崇备至。

　　请看约翰的一段议论：

　　“列宁同志担心反动派会从地方自治机关手里夺走已被没收的土地。如果对于落到国家手中的土地可以这么说的话，那么对于地方公有土地就根本不能这么说。甚至俄国专制政府也没有能夺去亚美尼亚自治机关的土地，因为它引起了居民的激烈反抗。”（第113页）

　　说得妙极了，不是吗？专制制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掠夺各地方、各区域、各民族的土地的历史，而我们那些聪明人却来安抚那些住在穷乡僻壤的愚昧无知的人民，说什么“甚至专制政府”也没有夺去亚美尼亚教会的土地，尽管它已经开始掠夺，尽管实际上只是由于有了全俄革命才没有能夺去…… 在中央是专制制度，在地方上是“谁也不敢夺取的”“亚美尼亚土地”…… 我们社会民主党内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小市民的蠢见呢？

　　再看看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哥萨克吧。

　　“拿我国的哥萨克来说吧。论行为他们是十足的反动分子，但是如果（专制〉政府忽然想侵占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会万众一心地起来为土地而斗争。可见，地方公有化的好处，就在于它甚至在发生复辟时也是有用的。”（第45页）

　　的的确确，是用了“可见”二字！如果专制制度起来反对专制制度的维护者，那么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就会起来反对专制制度。这是多么深刻的思想啊！但是哥萨克的土地占有制不单在复辟时有用，并且对于保持复辟以前就应该加以推翻的东西也是有用的。施米（P299）特在反驳普列汉诺夫的时候注意到了地方公有化的这一很有意思的方面：

　　“……我要提醒一点，就是专制政府早在一个月以前就给了哥萨克一些优待，可见，它并不怕地方公有化，因为哥萨克土地目前就是用同地方公有化相当近似的方式进行管理的…… 它〈地方公有化会起反革命的作用。”（第123—124页）

　　〉普列汉诺夫听了这番话十分激动，竟一度打断发言人的讲话（是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究竟他讲的是不是奥伦堡的哥萨克），并且试图不按会议的规则，要求让他优先发表声明。下面就是他后来提出的书面声明：

　　“施米特同志把我提到哥萨克的那段话转述得不确切。我根本没有提到过奥伦堡的哥萨克。我只是说：看看哥萨克吧；他们的行为是极端反动的，但是，政府如果想侵占他们的土地，那他们人人都会起来反对政府。将来革命把没收来的地主土地交给区域机关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企图，这些区域机关也会程度不同地采取同样的行动。它们的这种行动在一旦发生复辟时就是抵御反动势力的一个保证。”（第127页）这自然是一个在不触动专制制度的情况下推翻专制制度的妙不可言的计划：从专制制度手里夺取某些区域，然后再让它试着设法夺回去。这几乎同主张用储蓄银行剥夺资本主义的主意一样妙不可言。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革命胜利以后“应该”起奇妙作用的区域地方公有化，现在起的却是反革命的作用。这就是普列汉诺夫避而不谈的问题！

　　哥萨克的土地现在是真正地方公有的土地。有好几个大区域属于各哥萨克部队，如奥伦堡军、顿河军等等。哥萨克每户平均有52俄亩土地，而农民每户平均只有11俄亩。此外，属于奥伦堡军（P300）的还有150万俄亩部队之地，属于银河军的还有190万俄亩，如此等等。在这种“地方公有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纯粹封建的关系。这种实际存在的地方公有化意味着农民的等级和地区的封闭状态，他们由于占有土地和纳税的多少不同，由于享受中世纪俸禄制土地使用权的条件等等不同而四分五裂。“地方公有化”无助于一般民主运动，反而是促使这种运动分散，促使那种只有作为集中的力量才能获得胜利的运动因分散各地而失去力量，造成各个区域互相隔绝。

　　于是我们看到，在第二届杜马中，拥护斯托雷平（说斯托雷平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容许用强迫手段改动地界）的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也同普列双诺夫一样大骂国有化的主张，并且公开主张按区域实行地方公有化（1907年3月29 日第十八次会议，速记记录第1366页）。

　　右派哥萨克卡拉乌洛夫比马斯洛夫和普列汉诺夫正确千倍地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区域分散性是防止革命的保证。如果俄国农民（在集中的而不是“区域的”无产阶级运动帮助之下）不能冲破自己那种区域隔绝状态，不能组织全俄性的运动，那么革命总是会被处境优越的个别区域的代表人物所击溃的，因为旧政权中央集权的势力会根据需要利用这些人物去作斗争。

　　地方公有化是个反动的口号，它把各个区域中世纪式的各自为政理想化，模糊农民对于进行集中的土地革命的必要性的认识。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