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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国有化看作最有可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实现的措施，那么这种观点必然会使人以为国有化可能只是向土地分配的一种过渡办法。迫使农民群众去争取实现国有化的那种现实的经济需要，就是必须根本革新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关系，也就是“清扫”一切土地，使之适应新的农场主经济。既然如此，那么很清楚，适应了新环境、革新了全部土地占有制的农场主就会要求巩固这种新土地制度，即要求把他们从国家那里租来的地块变成自己的财产。

　　不错，这是完全无可争辩的。我们得出国有化的结论，并不是根据抽象的考虑，而是根据对具体时代的具体利益所作的具体估（P287）计。当然，如果认为大批的小业主都是“理想主义者”，如果认为在他们的利益要求实行土地分配的时候他们会对土地分配望而却步，那是很可笑的。因此，我们必须研究一下：（1）他们的利益会不会要求分配土地；（2）在什么条件下会有这个要求；（3）这对无产阶级的土地纲领会有怎样的影响。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作了肯定的回答。对第二个问题目前还不能作明确的答复。在用革命手段实现国有化的时期过去之后，由于力图尽最大可能巩固符合资本主义要求的新的土地占有关系，可能产生土地分配的要求。由于那时的土地占有者力图借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以增加自己的收入，也可能产生这种要求。最后，由于力图“安抚”（说得简单明了一点，就是扼杀）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也可能产生这种要求，因为土地国有化会成为“激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者阶层实行全部社会生产社会化的“欲望”的一种因素。所有这三种可能都是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为新的农场主要巩固新的资本主义的土地占有制，自然会产生反无产阶级的情绪，他们也自然会力图为自己造成新的特权，即新的所有权。由此可见，问题正是由这种经济上的巩固引起的。妨碍这种巩固的一个经常的对抗因素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加强大农业的优越性，并要求小农场地块能够随时很容易“结合”成大农场。全俄的待垦土地将是一个暂时的对抗因素，因为巩固新经济就意味着提高耕作技术。而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耕作技术的每一个进步都会从俄国待垦土地中不断地“开辟出”新的耕地。

　　分析了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之后，应当作出一个结论：要想确切地预料到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新农场主要求分配土地的趋势会（P288）压倒一切对抗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而估计到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必然会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造成这种条件，却是必要的。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工人政党对新农场主可能提出的分配土地的要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我们倒可以作出十分明确的答复。当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制度作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支持勇于战斗的资产阶级，但是无产阶级决不应该支持安于现状的资产阶级。如果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实行土地国有化就不可能获胜是确定无疑的，那么，接下去转向分配土地不可能不引起某种“复辟”，不可能不使农民（确切些说，从未来的关系来看，就是农场主）转向反革命方面，这就更是确定无疑的了。无产阶级将坚持反对所有这类要求的革命传统，而不是支持这种要求。

　　如果认为国有化在新农场主转向分配土地的情况下就会成为没有多大意义的转瞬即逝的现象，那无论如何是大错特错了。国有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巨大的意义，既有巨大的物质意义，又有巨大的精神意义。物质意义就在于无论什么办法都不能象国有化那样彻底地扫除俄国的中世纪残余，那样彻底地革新在亚洲式制度中几乎腐烂了的农村，那样迅速地推动农艺上的进步。用任何其他办法解决革命中的土地问题，都不能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提供那样有利的起点。

　　革命时代的国有化的精神意义，就在于无产阶级帮助打击“一种私有制形式”，这种打击必然会在全世界引起反响。无产阶级主张实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变革，主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就能最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不会不表现出来的犹豫动摇、萎靡不振、意志薄弱、消极被动等种种特性。（P289）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