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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于1905年4月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
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第11卷第1—124、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35。
5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于1907年4月30日—5月19日（5月13日—6月1日）举行。代表大会原来打算在哥本哈根或马尔默（瑞典）、布鲁塞尔召开。由于沙皇政府施加压力，丹麦、瑞典、比利时都禁止在其国土上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因此已汇集在哥本哈根的大会代表只得转移到马尔默，又从那里动身前往伦敦。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342名，代表约15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30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39名。在有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89名，孟什维克88名，崩得代表55名，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45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26名。大工业中心的代表多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马·高尔基作为有发言权的代表参加了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议程的讨论几乎占用了四次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崩得分子就是否把主要的具有原则性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列入代表大（P434）会议程展开辩论。布尔什维克在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下，使一个最重要的具有总原则性质的问题即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列入了议程。大会通过的全部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行动；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组织问题；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五一节，军国主义）；军队中的工作；其他。由于时间和经费的关系，关于国家杜马、关于工会和党、关于游击行动的问题及组织问题只讨论了以各派名义在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提案和决议案。关于失业、经济危机和同盟歇业、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等问题没有来得及讨论。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胜利。在一切基本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态度的问题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这一决议对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作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评价，并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对它们的策略。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规定了社会民主党在杜马中的各项任务，指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的活动应该服从杜马外活动，应该首先把杜马作为揭露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妥协政策以及宣传党的革命纲领的讲坛。代表大会就“工人代表大会”问题通过的决议是在列宁为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草案《关于非党工人组织和无产阶级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别》为基础写成的。在《工会和党》决议中，代表大会批驳了工会“中立”的机会主义理论，认为必须做到党对工会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按照修改过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只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中央委员会任命，并在中央委员会监督下工作。党章规定定期召开党的会议来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布尔什维克5人、孟什维克4人、波兰社会民主党2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另外3名中央委员由崩得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后选派）。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P435）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无产者报》编辑部也加入布尔什维克中央。——35。
53．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40。
54．“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一语出自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再论我们的处境（给Ｘ．同志的信）》一文（载于1905年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4期）。普列汉诺夫在这篇文章里说：“不合时宜地发动起来的政治罢工导致了莫斯科、索尔莫沃、巴赫姆特等地的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我们的无产阶级表现得强大、勇敢和具有献身精神。但是他们的力量总还不足以取得胜利。这种情况本来是不难预见到的。因此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6年俄文版第15卷第12页）——40。
55．波兰社会党—“右派”即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是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立的。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1892年11月）确定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1893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1905年2月起，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1906年11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波兰社会党—“左派”和波兰社会党—“右派”这两个政党。
波兰社会党—“右派”于1909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的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P436）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1918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产阶级波兰国家，1919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的波兰社会党以及原奥地利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1920年7月参加了所谓国防联合政府。1926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11月由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40。
56．波兰社会党—“左派”原来是波兰社会党内的左派，以马·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1906年波兰社会党分裂后成为独立的政党。波兰社会党—“左派”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问题。该党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力图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来。在1908—1910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1915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1916年的昆塔尔代表会议。该党欢迎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12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41。
57．姜汁鲟鱼是俄国上层社会享用的名贵菜肴。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在《文明人》等作品中曾用它来嘲讽俄国自由派人士，说他们不知要宪法好，还是要姜汁鲟鱼好。他们要的宪法不过是掩饰其贪婪本质的文明外衣，是为了更便于巧取豪夺，就象用姜汁鲟鱼来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那样。——44。
58．这里看来是借用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驴子》来讽刺俄国自由派。寓言说，平素对狮子诚惶诚恐的驴子，在狮子衰老得奄奄一息时，也跟随其他野兽把狮子踢了个痛快。——44。
59．《维堡宣言》即第一届国家杜马成员在杜马被解散后发表的号召书：《人民代表致人民书》。号召书是由一部分国家杜马代表于1906年7月9—10日（22—23日）在维堡市召开的会议通过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杜马代（P437）表约有200人，其中多数是立宪民主党人。号召书是帕·尼·米留可夫起草的，通过前曾经会议选出的一个六人委员会（立宪民主党人费·费·科科什金和马·莫·维纳维尔，孟什维克诺·尼·饶尔丹尼亚和Ｃ．．贾帕里泽，劳动派伊·瓦·日尔金和Ｃ．．邦达列夫）审订。号召书的主要内容是号召人民对沙皇政府进行“消极抵抗”，在召集新杜马以前不纳税，不出壮丁，不承认未经杜马批准而签订的债款。立宪民主党想用这些办法把群众革命运动纳入和平的轨道。但是到1906年9月，立宪民主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时，立宪民主党人就已公开反对实行“消极抵抗”，背弃了维堡宣言的号召。
1906年7月16日（20日）沙皇政府对号召书签名者起诉。1907年12月12—18日（25—31日）圣彼得堡高等法院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分别判处167名签名者以3个月监禁。——44。
60．解放社是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的不合法政治联合组织，由在国外出版的《解放》杂志筹备，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45。
61．斯维亚堡起义是指1906年7月17日（30日）深夜开始的赫尔辛福斯附近的斯维亚堡要塞的起义。这次起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的挑动而过早地自发爆发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在获悉斯维亚堡可能爆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曾于7月16日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定，试图说服群众推迟行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28页）。当布尔什维克确信自发行动已不能制止时，便领导了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组织的两名布尔什维克阿·彼·叶梅利亚诺夫少尉和叶·李·科汉斯基少尉担任起义的领导人。积极参加起义的有7个炮兵连（共有10个）。起义者提出了推翻专制政府、给人民以自由、把土地交给农民等口号。芬兰工人曾举行罢工支持起义。起义坚持了3天，但终因准备不足，在7月20日（8月2日）被镇压了下去。起义参加者被交付法（P438）庭审判。43人被处死刑，数百人被送去服苦役或被监禁。——45。
62．指104人土地法案。
104人土地法案即劳动派1906年5月23日（6月5日）在俄国第一届国家杜马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的有104位杜马代表签名的土地法案。法案提出的土地立法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全部土地及地下矿藏和水流属于全体人民、农业用地只给自力耕种者使用的制度。法案要求建立全民地产。全部官地和皇室土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教会土地都应归入全民地产，占有面积超过当地规定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也强制转归全民地产，对私有土地的转让给与某种补偿。法案规定，份地和小块私有土地暂时保留在其所有者手里，将来也逐步转为全民财产。土地改革由经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的地方委员会实施。列宁指出，104人法案“充满了小私有者的恐惧，害怕进行过分急剧的变革，害怕吸引太广泛、太贫困的人民群众参加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第285页）——45。
63．指《33人法案》。
《33人法案》即第一届国家杜马中劳动团代表非正式会议制定的《土地根本法法案》，由33名代表（主要是劳动派）签名，于1906年6月6日（19日）提交国家杜马审议。法案是在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参与下制定的，代表了他们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33人法案》提出的主要要求是：立即完全废除土地私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宣布所有公民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实行村社使用土地的原则，按照消费份额和劳动份额平均重分土地。
《33人法案》遭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甚至不同意把它作为材料转交给杜马土地委员会。在1906年6月8日（21日）杜马会议上，该法案以78票对140票被否决。——45。
64．恶魔的辩护人一词出自中世纪天主教的规章制度。按照当时的规定，某一亡故教徒要被尊为“圣者”，须经分别担任上帝的辩护人和恶魔的辩护人的两位僧侣反复辩难：前者极力称颂这位已故教徒的德行，后者则力图证明此人做过许多违背教规的事，不配享有“圣者”称号。“恶魔的辩护人”后来被人们用来称呼喜欢吹毛求疵、专讲反面话或别人坏话的人。这里则是借用来表示反面教员的意思。——46。（P439）
65．《19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是列宁1908年为格拉纳特兄弟出版公司出版的百科词典写的一个词条，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当时未能发表。1918年，此文首次由生活和知识出版社作为社会学丛书第51种出版。列宁写这篇文章使用的有关土地问题的统计数字和表格，都引自《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这两部著作（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和第16卷）。本文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仅有文章打字稿的最后6页（从本卷第115页上的“……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起），最末一页上所标的此文的完稿日期是：公历1908年7月1日。——48。
66．指沙皇政府内务部中央统计委员会于1907年在彼得堡出版的《1905年度土地占有情况统计。欧俄50省资料汇编》一书。——48。
67．荣誉公民是沙皇俄国从1832年起开始采用的特权称号，以敕令授予“小市民”或“僧侣”这些等级中的有一定学历和地位的人。荣誉公民不服兵役，不纳人头税，不受体罚，有权参加城市自治机关。1858年，俄罗斯帝国共有荣誉公民21400人。十月革命后，这一称号被废除。——50。
68．世袭租地户是指向土地所有者交纳一种固定的代役租（多为货币）而对一块土地享有永久的占有或使用权利的农民或城市居民。世袭租佃这种封建依附形式在西欧最为盛行，在沙皇俄国则主要存在于波兰、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作为封建土地关系残余的世袭租佃，在俄国一直存在到20世纪初。——53。
69．列泽希是摩尔达维亚和比萨拉比亚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组成村社，共同使用土地，但对自己的一份土地有世袭的私有权。——53。
70．新巴什基尔人是从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迁往巴什基尔地区定居的移民。——53。
71．俄国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阶级分为三大类：（1）私有主农民即地主农民，（2）国家农民即官地农民，（3）皇族农民。每一大类又分为若干在出身、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形式、法律地位和土地状况等方面互不相同的等级和特殊类别。沙皇政府在1861年实行的农民改革保留了形形色色的农民类别，这种状况一直继续到1917年。沙俄政府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统计部门在收集统计资料时便把农民划分为这些类别。（P440）
国家农民是按照彼得一世的法令由未农奴化的农村居民组成的一类农民。国家农民居住在官有土地上，拥有份地，受国家机关的管辖，并被认为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除交人头税外，还向国家或者官有土地承租人交纳代役租，并履行许多义务。国家农民的成分是各种各样的，他们占有土地和使用土地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的。
皇族农民是18世纪末—19世纪中沙皇俄国的一类农民。他们耕种皇族土地，除交纳人头税外，还交纳代役租，并履行各种义务，承担供养沙皇家族成员的实物捐税。根据1797年的条例，皇族农民的地位介于国家农民和地主农民之间。在皇族农民中，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按照1858年、1859年和1863年的法令实行的。皇族农民得到的土地多于地主农民，少于国家农民。
有赐地的农民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获得赏赐份地的一部分前地主农民。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2月19日法令规定，地主可以按照同农民达成的协议，以最高标准四分之一的份地赐给农民，不取赎金，而其余四分之三归地主所有。这种有赐地的农民主要是在土地昂贵的黑土地带。到20世纪初，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由此而来的土地的重分，有赐地的农民差不多完全失掉了自己的份地。
完全私有农民是那些赎回了自己的份地，因而取得土地的私有权的前地主农民。完全私有农民的人数较少，是农村中最富裕的上层。
有村社地产的国家农民是按照村社土地占有制使用耕地及其他用地而没有土地私有权的国家农民。
有切特维尔梯地产的国家农民即切特维尔梯农民，是莫斯科国军人的后裔。这些军人（哥萨克骑兵、射击兵、普通士兵）因守卫边疆而分得若干切特维尔梯（1切特维尔梯等于半俄亩）的小块土地，供其暂时使用或永久使用，切特维尔梯农民即由此得名。从18世纪起切特维尔梯农民开始称为独户农。独户农在一个时期内处于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地位，享有各种特权，可以占有农奴。独户农可以把土地作为私有财产来支配，这是他们和土地由村社占有、自己无权买卖土地的其他国家农民不同的地方。1866年的法令承认独户农的土地（即切特维尔梯土地）为私有财产。
原属地主的国家农民是官家从私有主手里购买的或私有主捐献给官家的农民。他们虽然列入国家农民一类，但不完全享有国家农民的权（P441）利。在1861年改革的前夜，即1859年，这类农民取得了平等权利，但他们和其他国家农民之间仍存在着某些差别。
自由耕作农是根据沙皇俄国1803年2月20日的法令而解除了农奴制依附关系的农民。这一法令允许地主以收取赎金等为条件释放农奴，但必须分给被释放农奴一份土地。——54。
72．指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这次改革是由于沙皇政府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财政困难和反对农奴制的农民起义不断高涨而被迫实行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2月19日（3月3日）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和改革的法令。这次改革共“解放了”2250万地主农民，但是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保存下来。
在改革中，农民的土地被宣布为地主的财产，农民只能得到法定数额的份地，并要支付赎金。赎金主要部分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再由农民在49年内偿还政府。根据粗略统计，在改革后，贵族拥有土地7150万俄亩，农民则只有3370万俄亩。改革中地主把农民土地割去了15，甚至25。在改革中，旧的徭役制经济只是受到破坏，并没有消灭。农民份地中最好的土地以及森林、池塘、牧场等都留在地主手里，使农民难以独立经营。在签订赎买契约以前，农民还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农民为了赎买土地交纳的赎金，大大超过了地价。仅前地主农民交给政府的赎金就有19亿卢布，而转归农民的土地按市场价格仅值5亿卢布。这就造成了农民经济的破产，使得大多数农民还象以前一样，受着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奴役。但是，这次改革仍为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54。
73．引自1845年在圣彼得堡用德文出版的《俄国及与其毗邻的亚洲诸国研究概论》一书第11卷。该书由卡·马·贝尔和格·彼·格尔梅尔先主编，全书共26卷，由帝国科学院出资于1839—1868年出版。——58。
74．粮垛租是沙皇俄国南部地区的一种盘剥性的实物地租。租地者在收割时按俄亩交若干由禾捆堆成的粮垛给地主，所交部分达到收成的一半，有时更多。此外，租地者还用一部分劳动为地主服各种工役。——64。
75．野蛮的地主出典于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同名讽刺故事。故事说，有一个地主生性愚蠢，总嫌农民日益增多，害怕农民把他（P442）的东西吃光，于是就用种种处罚来折磨农民。后来他的领地上的农民突然全部失踪了，他这时方才感到心满意足。但他很快发现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侍候他了。他终于变成了野人。——65。
76．登记丁口是指农奴制俄国应交纳人头税的男性人口，主要是农民和小市民。为了计算这种纳税人口，采用了一种叫作“登记”的特别户口调查。俄国人头税开征于彼得一世时代，这种登记从1719年开始，共进行了10次，最后一次是在1857年。许多村社按登记丁口重分土地，所以农户的份地面积取决于它的登记丁口数。——69。
77．《北方通报》杂志（《》）是俄国文学、科学和社会政治月刊，1885—1898年在彼得堡出版。1890年5月以前由安·米·叶夫列伊诺娃任编辑，主要撰稿人是民粹派和接近民粹派的作家、政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克里文柯、弗·加·柯罗连科、格·伊·乌斯宾斯基等。该刊从1891年起，实际上由阿·沃伦斯基担任编辑，开始宣传唯心主义哲学和美学，登载象征派的作品，但也刊载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文章。——69。
78．指《泽姆良斯克县、扎顿斯克县、科罗托亚克县和下杰维茨克县农民占有土地的估价资料汇编》，即沃罗涅日省地方自治机关1889年在沃罗涅日出版的《沃罗涅日省统计资料汇编》第3、4、5、6卷《附录》。——84。
79．指Ｈ．德雷克斯勒尔的著作《汉诺威省某些地区的农民状况》（见1883年《社会政治协会学报》第24期）。——88。
80．《欧洲通报》杂志（《》）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刊物，1866年3月—1918年3月在彼得堡出版。1866—1867年为季刊，后改为月刊，先后参加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米·马·斯塔秀列维奇和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90。
81．这个材料载于萨马拉省地方自治机关1892年在萨马拉出版的《萨马拉省统计资料汇编》第8卷第1编。——94。
82．指米·谢·乌瓦罗夫在1896年7月出版的《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杂志上发表的《论外出从事副业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响》一文。——96。（P443）
83．斯·费·鲁德涅夫的数字引自他在1894年《萨拉托夫地方自治机关汇编》第6期和第11期上发表的《欧俄农民的副业》一文。——97。
84．指俄国赫尔松省地方自治局1896年在赫尔松出版的尼·伊·捷贾科夫的《赫尔松省农业工人及其卫生监督组织》一书。——99。
85．指1891年的饥荒。这次在俄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饥荒，以东部和东南部各省灾情最为严重，使大批农民遭到破产，加速了农民的分化和国内市场的形成。——102。
86．列宁在这里使用的资料引自1893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尼·安·布拉戈维申斯基的《地方自治局按户调查经济资料综合统计汇编》第1卷。——107。
87．犹太人居住区是指中世纪西欧和中欧的城市中划分给犹太人居住的地区。起初它是中世纪行会制度的一种典型表现，从14—15世纪起变成了强制性的居住区，到19世纪上半叶基本消失。——112。
88．奴仆规约是18世纪普鲁士各省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地主专横地对待农奴。德国废除农奴制后，奴仆规约作为农奴制的残余仍然保存下来。容克农场和大农农场中的雇佣工人的劳动条件以及农场主对雇佣工人的权利仍由这种规约来规定，因而使雇佣工人实际上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在德国，奴仆规约于1918年始宣布废除。——113。
89．喀琅施塔得起义是指1906年7月19日（8月1日）爆发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士兵的起义。1906年春天和夏天，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1906年7月9日（22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军事和工人组织大部分成员被捕，使武装起义的准备受到影响，但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7月18日（31日），斯维亚堡起义的消息传来，在喀琅施塔得积极活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主张立即起义，布尔什维克鉴于起义的准备尚未完成而表示反对。在已不可能劝阻群众推迟行动时，布尔什维克根据彼得堡委员会的指示把领导士兵和水兵的起义的任务担当起来。1906年7月19日（8月1日）夜24时左右，按照规定的信号，地雷连、工兵连、电雷连的士兵（1000余人）与海军第1和第2总队的水兵（约6000人）几乎同时展开了斗争。部分武装的工人（约400人）也参加了起义。但是政府通过奸细已（P444）侦知起义的日期并预先作好了镇压起义的准备，社会革命党的干扰也阻碍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到7月20日（8月2日）晨，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起义参加者有3000多人被捕（其中有80名非军人）。根据战地法庭判决，36人被枪决，130人服苦役，1251人被判处不同期限的监禁。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于7月20日（8月2日）通过了关于举行政治总罢工来支持喀琅施塔得、斯维亚堡起义的决定。在得知起义已被镇压下去后，取消了这一决定。——121。
90．最高纲领派是1904年在社会革命党内部形成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恐怖集团，1906年10月在芬兰奥布召开成立大会，组成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最高纲领派无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阶段，坚持立即实行社会革命党的最高纲领，即在实行土地社会化的同时实行工厂社会化。最高纲领派认为劳动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动力，同时声明，在革命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有主动精神的少数人”，而斗争的主要手段是个人恐怖。1907年，在恐怖行动接连失败和大批人员遭到逮捕以后，最高纲领派的组织开始瓦解。
1917年10月，最高纲领派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恢复了自己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最高纲领派参加了苏维埃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久即告分裂，一些人走上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另一些人承认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于1920年4月的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的决议。——122。91《革命思想》（《》）是以尤·杰列夫斯基（Ａ．沃林）和Ｂ．阿加福诺夫（西韦尔斯基）为首的一批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1908年4月—1909年12月在国外出版，共出了6号。——122。92《劳动旗帜》（《》）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1907年7月10日（23日）—1914年4月出版，不定期。起初在俄国秘密出版，从1908年8月起在巴黎出版，共出了53号。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格·安·格尔舒尼、维·米·切尔诺夫等。——122。93“中央的政治恐怖手段”即杀死沙皇。1907—1908年，社会革命党曾好几次试图对沙皇行刺，但都没有成功。——123。
94．这是对《革命思想》的蔑称。——124。（P445）
95．普列韦制度是指1902年沙皇政府内务大臣维·康·普列韦为镇压革命运动而在俄国实行的残酷的警察制度。按照普列韦的直接指示，沙皇军警曾向罢工工人和游行示威者开枪扫射。在采取警察恐怖手段的同时，普列韦还用派遣奸细和政治上腐蚀工人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的办法，力图瓦解工人运动。在普列韦任职时期，祖巴托夫政策特别盛行。普列韦还实行挑动民族间相互敌对的政策，是南俄发生的多次暴行的罪魁祸首。——127。
96．《社会民主党在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是列宁应罗·卢森堡和莱·约吉希斯的请求，为了向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在土地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写的，载于1908年8月《社会民主党评论》杂志第6期。这篇文章是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一书的摘要。——131。
97．旺代暴动即1793年3月法国西部旺代省爆发的反对法兰西共和国的反革命叛乱。叛乱的大多数参加者是受反革命僧侣和贵族唆使的当地农民。——135。
98．《教育》杂志（《》）是俄国一种合法的文学、科普和社会政治性刊物（月刊），1892—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初期由瓦·德·西波夫斯基和瓦·瓦·西波夫斯基主编。从1896年起由亚·雅·奥斯特罗戈尔斯基负责编辑。在1902—1908年期间，该杂志刊载过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1906年第2期发表了列宁的《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这一著作的第5—9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5卷第138—199页）。——136。
99．健忘的伊万意为忘记自己身世者或六亲不认、数典忘祖的人。在革命前的俄国，潜逃的苦役犯和逃亡的农奴一旦落入警察之手，为了不暴露真实姓名和身分，常常自称“伊万”（俄国最常见的名字），并声称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因此在警厅档案中，他们便登记为“忘记身世者”。这些人就被统称为“健忘的伊万”。——136。
100．《曙光》杂志（《》）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刊物，由《火星报》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共出了4期（第2、3期为（P446）合刊）。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机会主义错误思潮。杂志刊登了列宁的下列文章：《时评》、《地方自治机关的迫害者和自由主义的汉尼拔》、《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4章、《内政评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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