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信件对于了解一个人的生平和他的个性是有一定意义的。私人信件能表现这个人的日常生活，他同别人的关系，可以显示他在科学活动或社会活动中显示得不够或根本没有显示出来的性格的某些侧面，至少可以为对这个人的评价添上几笔。虽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书信一般都很简短扼要，从来不爱宣泄感情，也从不罗唆；虽然这些信件令人感到写信人是个一向不轻易把时间花在任何私事上的干事业的人，但就是这些信件，也多多少少反映了写信人的性格。

　　同时也不应当忘记：这些信件是在沙皇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写的，随时都要提防对信件的秘密检查，因此就不得不写得特别简短扼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写信给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说：“要随便写信是很困难的”②，而用化学方法写信就比较自由些。在这些用化学方法写的信件中，除了谈纯粹的事务问题以外，还谈党内的最新消息、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情况；还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某些人和党内某些派别三言两语的精辟的评价，以及他在随便交谈时特有的鲜明而果断的词句。但是这些信件看过以后就（P29）①这是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为1931年版和1934年版《列宁家书集》写的文章。——编者注②见本卷第439页。——编者注要毁掉，因此，当然就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这些用化学方法写的信常常写在信件的行间，更常用的方法是写在书籍、杂志和某些抽印本的行间。所以，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举他收到的书籍的时候，如果写到某《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日志》或《〈文库〉的抽印本》“非常有意思，因此，要特别感谢阿纽塔”①，那当然就是指他已经收到用化学方法写的信了。有些用普通墨水写的，但不是寄到我本人住处的信，我也没有保存下来，例如，我在1913—1914年所收到的那些写着约定的化名寄到《启蒙》杂志编辑部的信就属于这一类。即使是寄到我本人住处的信，也不全都宜于保存；记得有两三封信就是伊里奇自己要我毁掉的。

　　关于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信件还要指出的是：这些信既然是家书，其中自然就有不少地方纯粹是谈论家事，涉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较少，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人不仅仅是亲属关系，而且还志同道合，他们在通信中也商谈工作问题，所以这些合法信件有时是整个通信的一个补充，是这个总链条上的某些环节。诚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曾为了工作上的问题直接给母亲写信，但他对母亲什么都不必隐瞒，因为他知道母亲是完全同情他的一切革命要求和全部工作的。因此，写给家里某个成员的信多半都是给全家看的。在写给母亲的信里常常委托姐妹、弟弟或者姐夫办事，这些信通常都给全家看，如果家中什么人在外地，那常常就把信转寄给他。

　　当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书还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这些书信前后涉及的25年是我们党建立和成长的时期，而弗拉基米尔（P30）①见本卷第97页。——编者注·伊里奇在党的建设中又占着如此重要的地位。

　　1897—1899年和1908—1909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两部巨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因为他常常委托我们办理出版和校对等事宜，所以通信最为频繁，内容最为丰富。而第一个时期中的通信之所以比较频繁，内容比较丰富，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这些信件是在流放期间写的，在被迫离群索居和脱离实际生活的流放时期，即使是最孤僻的人也是很爱写信的。从这一时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来信中，特别是从他写给母亲的非常详细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当时的生活条件、爱好和习惯。在这些信中他的个性也许可以说表现得最为明显。

　　另外，最重要的是从这些流放期间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没有脱离实际生活，相反他在信中谈到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所有最迫切的问题。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到，他对“劳动解放社”的成员、对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抱的态度（信中用的都是化名，当时只能这样写）；可以看出他对他们是如何极力支持，对他们怀着如何深切的敬意，如何通过信件同他们来往，委托我（1897年我在国外）同他们商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些信中着重指出：阿克雪里罗得警告过的“孤立于政治生活之外”的危险后果是绝对应当防止的。“……我认为作者在这方面完全正确，万分正确，特别是在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拥护者方面。”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这里所说的“经济主义”拥护者是指（P31）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致亚?尼?波特列索夫（1898年9月2日）》。——编者注马斯洛夫一伙，即指《萨马拉新闻》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指责以司徒卢威为首的《新言论》杂志同情资产阶级、同情自由主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当时迫切的任务是不要仅仅在经济斗争方面进行宣传鼓动。他在被捕前不久曾对我说过：“重要的是必须防止滋长这样的幻想，认为仅仅同工厂主进行斗争就可以斗出结果来。应当一开始就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识。”因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劳动解放社”完全一致，在司徒卢威同萨马拉新闻派发生的这些分歧中，他同费多谢耶夫和马尔托夫一样，站在司徒卢威方面，他还写信给马斯洛夫等人为司徒卢威说话。据马斯洛夫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封信与得火药味很浓，最后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要打仗，那咱们就打。”在1899年的信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一再表示反对萨马拉派。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899年2月13日的信中说：“关于萨马拉派，我很怀疑他们能说出什么象样的话来（已经有人给我写信谈到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性”的指责）。”①关于为格沃兹杰夫的著作写书评的事他说：“我并不怎么乐意写。我不喜欢这本书：没有什么新东西，都是些老生常谈，有的地方文字不通……”“假如能够就这个题目（这里谈的是一篇论遗产的文章。——安·叶·注）同那些不受格沃兹杰夫主义约束的人们讨论一下（读过格沃兹杰夫论富农经济的书②没有？我看写得太差了），那是很有益也很有意思的”。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方面继续反对“经济主义”，赞同阿克（P32）①见本卷第168页。——编者注②罗·格沃兹杰夫《富农经济－高利贷及其社会经济意义》1899年圣彼得堡版。③见本卷第165、173—174页。——编者注雪里罗得和普列汉诺夫的意见（他们在1895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次出国时期就坚持必须结束在小组内与民粹派争辩的关门主义的做法，主张转而组织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但同时也指出阿克雪里罗得新出的一本论俄国的自由主义民主派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关系的小册子中有另一种片面性。他指出作者对运动的阶级性强调得不够，对那些因不满而谋反的大地主说了过多的好话；指出应该说利用他们，而不是支持他们。

　　伊里奇在这些信件中对当时产生的修正主义思潮（伯恩施坦的著作、德国修正主义者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布尔加柯夫的文章）表示愤怒。关于布尔加柯夫他写道：“布尔加柯夫真把我给气坏了：真是胡说八道，纯粹是胡说八道，加上那种没完没了的教授式的装腔作势，鬼知道他写的是些什么东西！……”“他公然歪曲考茨基的话。”“我想写《论考茨基的著作……》”（反驳伯恩施坦。——安·叶·注）（见1899年5月1日的信）。①

　　关于伯恩施坦他写道：

　　“伯恩施坦的书我和娜嘉马上就着手阅读了，现在已读完一半以上，但书的内容愈来愈使我们吃惊。理论上太差了；尽重复别人的思想。都是些空洞的批评，连认真地进行独立的批评的尝试都没有。实践上是机会主义……而且还是胆小的机会主义，因为伯恩施坦对纲领简直连碰也不愿碰一下。……伯恩施坦指出许多俄国人都支持他……这使我们非常气愤。不错，我们在这里大概都已经真的成了‘老年派’，‘落后于’从伯恩施坦那里抄来的……‘新词句’（P33）①见本卷第188、193、189页。——编者注了。我不久就要写信给阿纽塔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①

　　伊里奇要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设法给他弄到定于10月举行的汉诺威党代表大会的报道（见1899年8月22日的信）。汉诺戚党代表大会的主要问题，大家都知道，是关于伯恩施坦的问题。伊里奇把自己写的关于布尔加柯夫文章的评论（曾发表在《科学评论》杂志上）②寄给《新言论》杂志时写道：

　　“当然，在自己人中间展开论战是不愉快的，所以我尽量缓和语气。但是，如果闭口不谈分歧，那就不仅仅是不愉快的，而简直是有害的了，再说，对于德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中的‘正统思想’和‘批判主义’之间的根本分歧，是不能闭口不谈的。”③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也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气愤，他（1899年6月20日的信）写道：“《科学评论》杂志第5期已经看到，我认为这一期上发表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文章极其荒谬，纯粹是胡说八道。他为了‘驳倒’马克思，竟任意窜改剩余价值率，并且提出一个荒谬绝伦的前提：劳动生产率改变后产品价值不变。我不知道是否值得撰文评论每一篇这种胡说八道的文章，我想还是让他先履行诺言去更详细地发挥这一点吧。我现在愈来愈坚决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最新的‘批评的潮流’和新康德主义（把社会学规律和经济学规律分开的思想就是新康德主义的一个产物）。《唯物主义史论丛》的作者④完全正确，他认为新康德主义是反动（P34）①即用化学方法写信。（见本卷第212—213页。——编者注）②指列宁的论文《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论考茨基的著作和布尔加柯夫先生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85—134页）．这篇论文曾寄给《开端》杂志，因这家杂志被封，改在1900年1—2月《生活》杂志上发表——编者注③见本卷第193—194页。——编者注④指普列汉诺夫。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并且起来反对伯恩施坦。”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第二篇论文是《再论实现论的问题》②（这篇文章已经主要针对司徒卢威了，司徒卢威对修正主义的同情已愈来愈明显）。当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次批评仍属对观点相同的人的同志式的批评。

　　“答司徒卢威的文章我就要写完了。我认为，司徒卢威把问题搅得太混乱了，他的那篇文章可能引起拥护者的不少误会和反对者的幸灾乐祸。”（见3月7日的信）③

　　他的担心逐渐加重起来，这一点比较明显地反映在同年给波特列索夫的一些信中（《列宁文集》第4卷）。同时他在信中还说，他正在看手头为数不多的一些哲学书，开始研究哲学。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1899年6月20日给玛·亚·乌里扬诺娃的信中写道：“沃洛佳现在正努力阅读各种哲学著作（现在这是他的正业），如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等。”④

　　此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中也提到了在那个时期大概是最重大的一个政治事件，即所谓的《信条》和17个社会民主党人的小组对它的答复⑤，他在信中写道：

　　“关于《信条》，我不久以后将写信给阿纽塔详谈⑥（我和我们（P35）①见本卷第200页。——编者注②《列宁全集》第2卷第405页。（此处指俄文第2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60—78页。——编者注）③见本卷第175页。——编者注④同上，第501页。——编者注⑤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44—156页。——编者注⑥即用化学方法写信。大家对这件事很注意，也很气愤）。”（见1899年8月1日的值）①

　　“关于青年派的信条，通篇都是言之无物的辞藻，简直使我吃惊。这不是信条，纯粹是无聊的文字堆砌！我打算对它作一个比较详细的评论。”（见1899年8月25日的信）②

　　这个文件是由我寄给伊里奇的，《信条》这个名称也是我很偶然地给它取的。我当时并不认为这个文件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所以就在信中用化学方法尽量写得简短些：“现寄上青年派的一份《信条》。”

　　后来这个名称不知怎的就固定下来，并且谈起“反信条”来了，这时我就不安起来：由于用了这个不正确的名称，我无意中夸大了这个文件的意义。于是我又用化学方法给伊里奇写信作了解释。但是信中的这个地方不知怎的他大概没有看到，因为当他从流放地回来后我对他说，这个文件不是哪个青年派的信条，它出自两个作者——库斯柯娃和普罗柯波维奇的手笔，《信条》这个名称是我取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很奇怪，就又问了一句：“是你取的？”不过，他沉默了一会儿后就说，不管怎样，给它一个答复还是必要的。于是文件就以这个名称流行起来了。

　　总之，我们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时期的家书中对于当时党的生活中的一切迫切问题都有所反应；这些信件显示出他那条正在形成的基本路线的方向，这条路线既要避免经济主义的狭隘性，又要避免因赞赏自由派而态度暧昧的危险，同时也要克服纯知识分子式的对修正主义、对为批评而批评的迷恋。他在流放（P36）①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②同上，第211页。——编者注期间就已经在物色人选以从事未来的建党工作，创办“不化装的”出版物①，他在给波特列索夫的信中曾经说明办这个出版物的必要性，他指出，在一起流放的同志中只有马尔托夫一人可以担任这项工作，因为“这里只有他对这一切”（杂志的利益即党的利益）“非常关切非常积极”。他拟订了办《火星报》的计划。

　　在1908—1909年《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著作出版期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中也谈到一般性的问题，特别是这部著作的问题，虽然谈得比流放时期要少得多（流放时期的信一般都比较详细）。但是，我们党内以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为首从哲学方面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也同伯恩施坦从政治经济学方面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一样，引起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同样的愤慨。我们知道，还在西伯利亚的时候，混入马克思主义中的这股新康德主义潮流就曾驱使他着手研究哲学，在我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里，寻神说的潮流也迫使他深入钻研哲学，并且写成一本著作来分析这种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08年7月13日给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信中写道：“我的病大大推迟了我的哲学研究。但是现在我差不多完全复原了，我一定能把书写成。我对马赫主义者已经作了很多研究，我认为，他们（“经验一元论”也包括在内）种种鄙俗透顶的见解我都弄清楚了。”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僧侣主义”特别愤慨。这个术语他用（P37）①列·加米涅夫在《列宁书信集》序言和注41（《列宁文集》第4卷第19页）中对“不化装的出版物”的解释显然是不正确的。所谓“化了装的出版物”，当然不是指穿上社会民主主义外衣的自由派出版物，而是指为了通过书报检查而不得不以合法面貌出现的我们社会民主党自己的出版物。也就是说除了合法的出版物以外，还需要秘密的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在这里没有任何必须同“化了装的自由派”划清界限的意思。绝不能有任何别的理解。②见本卷第308页。——编者注来称呼各种寻神说，称呼利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把宗教观念偷偷塞进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意图。为了通过书报检查，他建议把书中的“僧侣主义”一词一律换成“信仰主义”，并加注释说明（“信仰主义是一种以信仰代替知识或一般地赋予信仰以一定意义的学说”）①。

　　书上就是这样印的。而加注的那一句话，在手稿里本来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些要把辩证唯物主义消灭的人，以所有这些所谓最新的学说为依据，竟肆无忌惮地谈起公开的僧侣主义来了（卢那察尔斯基最为明显，但决不只是他一个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严厉地痛斥了这些“要把……消灭的人们”，要我对他们一点也不要缓和；只是为了要通过书报检查，才好不容易地同意缓和一些。

　　“‘设想出了一个神’应该改成：“‘设想出了”……（说得和缓些）宗教的概念’或诸如此类的说法。”②

　　在手稿里句子本来是这样的：“人们可以去想象和‘设想’各种各样的地狱、各种各样的鬼怪，卢那察尔斯基甚至设想出了一个神。”而当不必考虑书报检查的时候，他就给我写信说：“凡是斥责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一伙的地方，请丝毫也不要缓和。缓和是不行的。很遗憾，你把切尔诺夫同他们比起来是一个‘较诚实的’论敌这句话勾掉了。这样语气就变了，同我的谴责的整个精神不符。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马赫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不诚实的、卑怯的敌人。”③他还说：“斥责波格丹诺夫和斥责卢（P38）①见本卷第316页。——编者注②同上，第323页，——编者注③同上，第342页。——编者注那察尔斯基僧侣主义的地方，不要缓和。我们同他们已经完全决裂。用不着缓和，不值得这样做。”（见1909年3月9日的信）①

　　他在3月21日信中写道：“在批判康德主义的一节中尤其不要勾掉‘普利什凯维奇’等人！”②

　　伊里奇把“普利什凯维奇”同马赫主义者相比的原因是：普利什凯维奇声称他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批判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彻底更坚决，而马赫主义者则声称他们对康德的批判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彻底更坚决。伊里奇正告普利什凯维奇说，普利什凯维奇先生不应该忘记：“你们批判立宪民主党人，是因为他们是过分的民主派，而我们批判立宪民主党人，却是因为他们是不够格的民主派。马赫主义者批判康德，是因为他是过分的唯物主义者，而我们批判康德，却是因为他是不够格的唯物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从右边批判康德，而我们从左边批判康德。”（见《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第13卷第163页）③

　　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第4章第1节的补充——《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从哪一边批判康德主义的？》寄来的时候又写道：“我认为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同马赫主义者对照一下是极为重要的。”④谈到这些分歧（即一般所说的同“前进”集团的分歧）的政治方面，伊里奇在这一时期的合法信件中只提了寥寥数语：“我们这里的事情很不妙，大概要出现Ｓｐａｌｔｕｎｇ（分裂。——安·叶·注）；过一个月或一个半月再告诉你确实的消息。现在还不能作更多的猜测。”⑤（见5月26日的信）关于这次分裂，《关于〈无产者报〉扩大（P39）①见本卷第339页。——编者注②同上，第344页。——编者注③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4章第1节。——编者注④本卷第347页。——编者注⑤同上，第356页。——编者注见编辑部会议的公报》以及附在公报后面发表的几项决议（即第5项—— 关于断绝和马克西莫夫（波格丹诺夫）同志的关系——和第4项——关于卡普里党校）都曾详细谈到。“鉴于某地党校的发起人和组织者都是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造神说的代表人物这一情况”，《无产者报》编辑部对这个学校不能负任何责任。（1909年6月决议，《列宁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第89—103页）①

　　后来几年一般比较少写信，社会性的问题谈得就更少。

　　第二次侨居国外的头几年过得很沉闷，忧郁，伊里奇心情很沉重。1911年秋天我去巴黎看望他的时候就曾看到这种情况。当时他的情绪显然不象通常那样明朗愉快。有一次我们两人散步的时候他对我说：“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到下一次革命。”我记得他说这话的时候神情很忧郁，就象1895年在保安机关照的那张相片上的神情一样。这是艰苦的反动时期。当时只不过略微呈现了某些复兴的迹象，例如《明星报》和《思想》杂志的出版。

　　他在1911年1月3日的信中用高兴的语气告诉我们：“昨天收到了从俄国寄来的《明星报》第1号，今天又收到了《思想》杂志第1期。真使人高兴！……这是件可喜的事情！！”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时的心情，由于那种“不可开交的纠纷”即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前进”集团的分歧而分外沉重。这种纠纷使工作进行得非常糟糕。他在1910年的信中就提到过这种纠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1年1月3日给马·季·叶利扎罗夫的信中请他原谅没有及时回信，所说的理由也是这个时期“纠纷（P40）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9卷《〈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文献》。——编者注②见本卷第390页。——编者注特别多”。

　　从信中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2年秋迁居克拉科夫以后的心情就大大舒畅了。他在信中说，现在比在巴黎过得好，神经可以得到休息，写作多了，纠纷少了。《真理报》的工作、工人中和革命工作中出现的高潮，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然起着很好的影响。纠纷也缓和下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是在信中说：高尔基对我们不那样看不惯了。大家知道，不久高尔基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启蒙》杂志编辑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中还谈到打算由《真理报》出版一些小册子，还谈到他看到的俄国人多了，觉得自己离俄国似乎近了，因此他叫马·季·叶利扎罗夫到扎科帕内疗养地去找他，并告诉他从华沙到那里有直达列车；叫我也去，并暗示说边境的居民花30戈比就可以出入国境。

　　他对克拉科夫的生活大致是满意的，他在信中说，他哪儿也不想搬了，“除非战争把我们赶走，但我不大相信会打起来”①。

　　从1913年秋天起，我住在彼得堡，在布尔什维克的《启蒙》杂志、《女工》杂志和《真理报》工作。在这一时期，除了用化学方法写信以外，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就出版方面的事情多次通信，信件寄交《启蒙》杂志编辑部安德列·尼古拉耶维奇（这是化名）收。这些事务性的信件，我现在只保存有两封被秘密检查过的信，这两封信没有编入这个家书集。

　　在战争年代，通信当然比较少，而且许多信件都寄丢了。但是就在这些保存下来的不多的信件里，甚至在明信片上，弗拉基米尔（P41）①见本卷第409页。——编者注·伊里奇也谈到了他认为是最急需解决的一般性问题。例如在1910年2月1日的明信片上这样写道：“最近我们这里的情况非常‘激烈’，但是最后决定争取同孟什维克讲和，事情就是这样，虽然看来非常奇怪。我们停办了派别机关报，并试图更有力地推动统一。且看是否成功。”①

　　在1912年3月24日的明信片上这样写道：“……现在我们这里自己人正在争吵不休，互相抹黑，这种事情很久没有发生了，恐怕从前也未必发生过。所有的小组、分组都起来反对最近的代表会议及其组织者，以至于大家在这里一开会简直就要闹到打架的地步。”②

　　他在1914年11月14日的信中写道：“看到各国沙文主义的滋长以及象德国（当然不仅仅是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或假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叛变行为③，十分痛心…… 自由派又一次称赞普列汉诺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完全应当受到这种可耻的惩罚。……那一期卑鄙无耻的《现代世界》杂志已经看到了……可耻，真可耻！……”④

　　在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大大减少的时期，我们用化学方法写的谈工作问题的信件来往却更频繁起来。在1915年的一张唯一被保存下来的明信片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非常非常”——感谢我寄给他“书、十分有趣的教育文集和信”。⑤这里所（P42）①见本卷第374页。——编者注②同上，第398页。——编者注③指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军费拨款。④这一期刊登了约尔丹斯基的文章《胜利一定到来！》。（见本卷第441—442页。——编者注）⑤保存下来两张明信片，见本卷第444—449页。——编者注以说教育文集“十分有趣”，当然是因为在书的行间有用化学方法写的东西。

　　总之，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伊里奇一生为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为在无产阶级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而进行斗争的痕迹。

　　现在，让我们根据这些书信作一些概括，简要地谈谈我们认为在这些家书中反映出来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个性和性格的某些特点。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持久的眷恋之心。这一点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发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部分家书时的许多评论文章都已经指出。就是说，他对一些人的态度在许多年里始终如一。不错，那些人是他的至亲，然而，这些书信还是勾画出了他那种持久的关怀，那种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性格。此外，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他那种对自己的事业的坚定持久的信念和信心。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亲人总是最坦率的，我们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书中看不到有半点动摇、疑惑和三心二意。

　　我们都亲眼看到，在他身上不仅没有过任何颓唐沮丧（他的性格中根本没有这些东西），而且他从来不埋怨自己的处境（无论在坐牢、流放或者侨居国外的时候），甚至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也不带一点牢骚。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部分信件都是寄到母亲那里去的，母亲已经为儿女们承受了很大的痛苦，这一点对于一向热爱和敬重自己母亲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有深刻的感受的。他感到他自己的活动已给母亲造成许多不安和痛苦，既然这都是因他而引起的，所以他就尽量给母亲写得缓和些。（P43）

　　当他给家庭其他成员，或给一时没有同母亲住在一起的家庭成员写信的时候，信中也充满了这样蓬勃的朝气。例如，我记得1900—1902年我住在国外的时候，他给我写的信都是这样的，当然这些信在我回俄国的时候都不得不销毁了。我记得，他的信总是象一泓清泉，冲洗着种种灰心、烦躁和消极情绪，使你精神大为振奋，情绪饱满起来。同时，他的自信心并不使你感到压抑而是鼓舞你努力去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他的俏皮的幽默使人胸怀开朗，使你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得到最好的调剂。他的书信反映出他对别人的情绪极为关切，反映出他的友好的同志式的关怀，这一点从他对母亲和家庭其他成员的关注中可以看出，从他对同志的关注中也可以看出，他无论在坐牢、流放或侨居国外的时候，总是那样关切地问候他们，提起他们（见1897年3月15日和4月5日的信）。

　　此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朴实自然，非常谦虚，不仅一点不摆架子、不说大话，而且从不居功，不炫耀自己，这也是他突出的地方。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是这样，而一个有才干的人在年轻时候往往都是有点好炫耀自己的。例如，他曾在长时间内不同意把他所写的那部精心巨著以《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书名，他说这个书名“太大胆、太广泛、口气太大”，书名“应当……普通一些”（见1899年2月13日的信），对于用了这个书名销路就会好些的说法，他“也不大喜欢”（见1899年1月10日的信）。①

　　为了写哲学著作和其他著作，他在坐牢、流放以及后来在国外，都花了许多精力来研究材料，他撰写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文（P44）①见本卷第167、153页。——编者注章和小册子（其中许多已经散失了），这一切，他同样也都认为是完全自然和理所当然的事。从这里还可以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很强的工作能力和他那种承担了某项工作就顽强地坚持到底的精神。例如他对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或者这本书的某一章的写作，一般都是如期完成的，这从后面刊载的信中可以看出。

　　对自己要求严格，自然也就对别人严格。他对于先后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总是提出许多任务，并且想尽办法使他们做好，用他那种不折不扣按时完成的作风教育他们。伊里奇向来对做工作、办事情和信件来往中的马虎和拖拉作风不满。例如，在流放地的来信中，他责备司徒卢威不及时回信；在1908—1909年的信中，他对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同志没有好好完成他承担的校阅《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校样的任务很不满意，等等。

　　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信中还可以看到，他的生活非常俭朴，不讲究，能够随遇而安。不管条件怎样，他在信上总是说不缺少什么，吃得不错。在西伯利亚时是这样，那时他每月的全部生活费就只有官方补助的8卢布；侨居国外时也是这样，当我们偶尔到他那里时，一检查，就总发现他的营养是远远不够的。他的境况使他非但不能帮助母亲，反而不得不超出常情，较长期地接受母亲的资助，这种情况总使他很苦恼。例如，他在1893年10月5日的信中这样说：“……花得太多了：一个月用去了38卢布。显然，我过得不够节俭，例如单是乘有轨马车一个月就花了1卢布36戈比。大概对环境渐渐习惯以后，我就会少花些钱的。”①后来，他听说母亲从他给别人的信中知道了他生活困难，准备寄钱给他，他感到很不（P45）①见本卷第2页。——编者注安，请求母亲不要给他寄钱，也不要节省抚恤金（见1911年1月19日的信）。

　　在稿费收入不够用时，不得不由党补助，这也使他感到难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用苦笑的口气，转述在他收到从俄国寄来的汇款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的一句笑话：“你开始领‘养老金’了”（见1917年2月15日的信）。①

　　为了节约，只要有可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尽量利用图书馆的书籍。在娱乐方面他几乎一个钱也不花：看戏和听音乐（见1901年2月9日的信）非常少，以致生活开支上就没有这一笔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向总是毫不迟疑地放弃那些去公共场所的休息方式，而选择到大自然中去的休息方式。他在参加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回去后，从斯季尔苏坚（芬兰）来信说：“在这里休息得太好了，游游泳，散散步，清静安闲。清静安闲对我来说比什么都好。”（见1907年6月27日的信）②他在1897年从西伯利亚来信说，散散步很舒服，虽然一天要走五俄里左右（约一小时）的路。

　　他有时背上行囊，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翻山越岭在瑞士漫游。他攀登过阿尔卑斯山；住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时候爬过塔特拉山。但是吸引他的还不仅仅是这些特别优美的自然景色，他也在象伦敦、慕尼黑这样的大城市的郊区骑自行车或步行游玩。“这里所有的同志当中，就数我们最熟悉整个城郊了。我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乡村’小路，熟悉邻近的地方，并且还打算到更远的地方去游玩。”③“我们深入到那些侨民根本不去的偏僻角落。”他很喜欢运（P46）①见本卷第457页。——编者注②同上，第290页。——编者注③同上，第281页。——编者注动：打猎，滑冰，骑自行车，下棋，并且象青年甚至象孩子那样天真地沉醉在这些娱乐之中。

　　他曾生动地（虽然很简短）描述过他在日内瓦附近的萨莱夫山中几次漫游和在西伯利亚的“舒－舒－舒”①的情况。

　　从这些书信中还可以看到，伊里奇最善于利用他所处的环境。在坐牢和流放的时候，在侨居国外处于革命低潮的时候，他就埋头从事学术、理论工作，就是说，在无可奈何不得不多多少少失去同革命的直接联系的时期，为自己一生的主要事业——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作多打下一些科学基础。一旦他同人们能够更广泛地交往，例如在农村，在国外，在往来于各地和旅行期间，则善于抓住实际，了解群众，把细小的事物和现象加以提高概括，不断地建立和巩固理论和共同理想同实际生活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每一次交谈中，从来往书信中，无论从什么地方他都善于汲取这样的感受。我们可以看到，伊里奇是多么渴望别人给他寄来仅仅叙述周围情况而不涉及什么大目标的普通信件，多么热切地倾听这些信中所说的话，要求经常写这样的信给他。

　　最后，我们从这些信中还可以看到，无论在监狱里还是在出狱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善于保持镇定和平静（见1901年5月19日的信，信中有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的劝告）；而在坐牢之后，在各种惊心动魄的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打破了这种平静之后，他就以坚强的意志迅速地恢复平静。他知道，这种平静对于他平生的主要工作，即脑力工作和政治工作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整整三年的流放时期中都住在舒沙①，而不象多数（P47）①即舒申斯克。——编者注流放者那样要求迁到城里去住。他在信中说，临时去去城里比住在那里更好。他在谈到费多谢耶夫自杀事件时说：“在流放地最坏的就是这些‘流放纠纷’”；“……可别让我在舒舒再有知识分子同志了！”（见1898年1月24日的信）①

　　我们根据自己的看法，大致地谈了谈伊里奇在这些家书中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和个性特征。我们相信，发表在这里的信件将有助于读者更充分、更合乎实际地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为人。

安·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P48）

　　①见本卷第119、86页。——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