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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试问，到底为什么抵制是反对立宪幻想的特殊的斗争手段呢？
抵制有一个特点，使得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乍一看到这个特点都会立即不由自主地对抵制产生反感。抵制选举就是放弃议会活动，这就不免使人觉得是一种消极的拒绝、放弃和回避。专门仿效德国的帕尔乌斯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1905年秋天气势汹汹然而一无所得地咆哮了一番，企图证明积极的抵制终究是个坏东西，因为它毕竟还是抵制……至今从革命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而且愈来愈向自由派演化的马尔托夫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他在《同志报》（注：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这可能吗？》一文。该文刊载于1907年9月26日（10月9日）《同志报》第381号。
《同志报》(《Товарищ》)是俄国资产阶级报纸（日报），1906年3月15日（28日）-1907年12月30日（1908年1月12日）在彼得堡出版。该报打着“无党派”的招牌，实际上是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和叶·德·库斯柯娃。孟什维克也为该报撰稿。--643、742、766。）上的一篇近作，证明他甚至不会像一个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做的那样来提问题。
但是抵制的这个可说最使马克思主义者反感的特点，是完全可以用产生抵制这种斗争手段的时代所具有的特点来说明的。第一届君主杜马，即布里根杜马，是诱使人民脱离革命的诱饵。这种诱饵是一个穿着立宪外衣的假人。人人都不免要上当。有的是出于阶级的私利，有的是由于考虑不周，结果都上了布里根杜马的当，后来又上了维特杜马的当。所有的人都着了迷，所有的人都深信不疑。参加选举并不是平常地简单地履行普通的公民义务。参◎第742页◎加选举就是为君主立宪上台举行庆典。参加选举就是从直接革命道路向君主立宪道路转变。
社会民主党在这样的时候不得不全力以赴、大张旗鼓地发出抗议和警告。这也就意味着拒绝参加选举，不仅自己不参加而且号召人民也不参加，发出向旧政权冲击的呐喊，而不是在旧政权建立的机关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全民对“立宪”君主制这一资产阶级警察偶像的迷恋，要求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向全民“表明”自己反对和揭露这个偶像的观点，全力开展斗争以反对建立成为这种偶像的化身的机关。
这一切都说明，不仅是获得直接成功的对布里根杜马的抵制，而且连看来已经失败的对维特杜马的抵制，在历史上都有充分的根据。现在可以看出，为什么说这只是表面上的失败，为什么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我国革命向立宪君主制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就是转向绝路。君主立宪的幻想原来不过是一种前奏或幌子，一种点缀，一种用来转移视线、好让旧政权为废除这种“立宪制”作准备的东西……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民主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对用“立宪制”来压制自由。“始终不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坚持到社会民主党所反对的机关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坚持到俄国革命向君主立宪的转变这一革命低潮、革命失败的必然标志（在一定时间内）违反社会民主党的意志而成为事实时为止。立宪幻想的时期是妥协的一次尝试。我们曾经竭尽全力同妥协进行斗争，我们不得不进行这场斗争。但既然形势违反我们的意志，无视我们的努力，使我们的斗争以失败告终，从而把妥协强加于我们，那我们就只好参加第二届杜马，只好考虑妥协。至于要妥协多久，那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第743页◎
综上所述，对抵制第三届杜马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也许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立宪幻想时期开始时必须实行的抵制，在这个时期结束时也是必要的？这是“类比社会学”式的“卖弄聪明”，而不是严肃的结论。抵制在俄国革命开始时所具有的那种内容，现在已经不可能有了。现在既不能警告人民防止立宪幻想，也不能开展反对革命转上立宪君主制绝路的斗争。抵制中原来的那种活的灵魂不可能再有了。即使要实行抵制，它无论如何只能具有另一种意义，无论如何只会具有另一种政治内容。
此外，我们所研究的抵制的历史特点，还提供了一个反对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理由。在向立宪转变的初期，全国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杜马上去了。我们曾以抵制来反对，而且也不得不以抵制来反对把注意力集中到绝路上去，反对这种由于愚昧无知、觉悟不高、软弱无力或出于反革命私利而产生的迷恋。现在，对任何杜马或者对第三届杜马不仅没有什么全国性的迷恋，甚至连稍微广泛一点的迷恋也没有。从这方面来说实行抵制就没有必要了。
四
所以，实行抵制的条件无疑应从当时的客观形势中去找。从这个观点出发来把1907年秋季和1905年秋季的形势作一比较，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我们现在宣布抵制是没有根据的。无论从直接的革命道路和“曲折”的立宪君主制道路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无论从群众性的高潮来看，无论从同立宪幻想作斗争的特殊任务来看，目前的形势都和两年以前截然不同。◎第744页◎
当时历史向君主立宪的转变不过是警察的许诺。而现在这个转变已经成为事实。不愿坦率承认这个事实，是一种可笑的害怕真理的表现。但是，如果从承认这一事实得出俄国革命已经结束的结论，那就错了。不，现在还没有根据作这个结论。当客观形势决定要为直接的革命发展道路而斗争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进行这种斗争，但是，我们再说一遍，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考虑实际上已经确定下来的曲折的转变了。从这一方面来说，俄国革命的进程已经完全确定下来了。在革命初期，出现了短暂的、然而非常广泛又极其迅速的高潮；后来，从1905年十二月起义开始，则是极其缓慢又持续不断的低潮。开始是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时期，后来是向君主立宪转变的时期。
这是不是说后来的这次转变就是最终的转变呢？是不是说革命已经结束而“立宪”时期已经来到了呢？是不是说等待新高潮、为新高潮作准备没有根据了呢？是不是说应该抛弃我们纲领的共和性质了呢？
绝对不是。只有那些自由派庸人，例如我国那些一味以随手拈来的论据为奴颜婢膝的行为辩解的立宪民主党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这样说。这只是说，为了全面维护我们的整个纲领和我们的全部革命观点，我们应该使直接的号召适合当前的客观形势。我们要宣传革命的必然性，经常不断并始终不渝地在各方面积聚燃料，为了这些目的而小心爱护和扶持我国革命最好时期的革命传统，肃清这个传统中的自由派寄生虫的影响，同时，我们也不要放弃在向君主立宪日常转变过程中进行日常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我们应该为掀起新的广泛的高潮作准备，但是不问情况硬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就没有任何根据了。
我们已经说过，抵制只有作为积极的抵制在当前的俄国才有◎第745页◎一定的意义。这就是说，不是消极地拒绝参加选举，而是为了直接冲击的任务不去理睬选举。从这个意义上说，抵制就必然等于号召实行最有力、最坚决的进攻。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这样的号召就没有意义，可是目前有没有广泛、普遍的高潮呢？当然没有。
说到“号召”，那么现在的形势和1905年秋天的形势在这方面的差别是特别明显的。我们已经指出，当时在整整一年中，对于号召，群众从来没有默不作声。群众的攻势跑到组织的号召的前头去了。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的停顿时期，许多号召始终得不到群众的响应。例如，1906年初扫除维特杜马的号召，1906年夏季第一届杜马解散后举行起义的号召，为抗议第二届杜马的解散及1907年六三政变而进行斗争的号召，都是这样。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关于最近这些行动的通报（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就六三政变问题发出的第一封《给各党组织的信》。信中说：“无产阶级和代表它的利益的革命社会民主党对政府的横暴行为不能不予以回答和抗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宣布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号召各党组织“支持正在掀起的群众运动，使之进行到底；在有把握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而坚决的支持的地方，要立即发起运动，并把情况报告中央委员会”。--746。）来说吧。你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通报中公开号召用各地条件所允许的形式进行斗争（游行示威、罢工、同专制制度的武装力量作公开的斗争）。这是口头的号召。1907年6月基辅和黑海舰队的武装起义（注：这里说的基辅起义是指沙皇军队第41谢连金步兵团和第21工兵营1907年6月4日夜在基辅举行的武装起义。当时社会革命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这些部队里都有较强的力量。第二届国家杜马被解散的消除传来后，社会革命党军事组织召开会议决定举行起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军事组织委员会不赞成起义，但在起义已不可能制止时也决定参加。这一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
这里说的黑海舰队起义可能是指1907年5月底黑海舰队实习分舰队水兵起义未果一事。1907年5月22日，实习分舰队由塞瓦斯托波尔港起锚驶往坚德拉湾。在发现水兵有发动起义迹象后，分舰队奉命立即返航，于5月28日回到塞瓦斯托波尔港。随后有数十名水兵以鼓动起义的罪名被逮捕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746。）是用行动发出的号召。无论哪一种号召都没有得到群众性的响应。既然反动势力对革命最露骨和最直接的冲击--解散两届杜马和发动政变--在当时都没有引起高潮，那么现在有什么根据要以宣布抵制的形式立即再次发出号召呢？现在的客观形势使“宣布”抵制有成为空喊的危险，这不是很清楚吗？当斗争风起云涌，席卷各地的时候，“宣布”抵制是合理的和必要的，发出战斗的号召是革命无产阶级的责任。但是这样的斗争既不是可以凭空虚构的，也不是单凭一声呐喊就能触发的。既然我们根据较直接的原因试着提出来的许多战斗号召都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自然就应该为“宣布”口号寻找有力的根据，因为如果没有实现战斗号召的条件，宣布这种口号是没有意义的。◎第746页◎
谁要想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深信抵制口号是正确的，他就不应该只迷恋于一些曾经起过伟大而光荣的革命作用的铿锵的话语，而应该仔细想想可以采用这类口号的客观条件，并且应该懂得，提出这种口号，就意味着已经间接假定存在着出现广泛的、普遍的、强大的、急剧的革命高潮的条件。但是在我们当前这样的时期，在革命暂时停顿的时期，无论如何也不能间接假定有这样的条件。我们自己和整个工人阶级都必须直接而明确地认识并弄清条件。否则，就有可能成为爱唱高调的人，这样唱高调或者是由于不明白这些高调的真正含义，或者是由于不敢如实说出真相。
五
抵制是俄国革命中事变迭起的英勇时期的优良革命传统之一。前面我们说过，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小心爱护这些传统，扶持这些传统，肃清其中自由派（和机会主义）寄生虫的影响。我们必须对这个任务稍加分析，以便正确地确定任务的内容并消除很可能产生的曲解和误解。
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出色地把以下两方面结合起来：既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非常坚决地承认群众（当然，还有善于摸索到并建立起同某些阶级的联系的个人、团体、组织、政党）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意义。从马克思的全部历史观点出发，必然会对人类发展的革命时期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时期，所谓和平发展时期慢慢积累起来的许多矛盾◎第747页◎才能够解决。正是在这样的时期，各个不同的阶级在确定社会生活形式方面的直接作用才得到最有力的表现，而后来长期以更新了的生产关系基础为依托的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方面才得以建立。而且，马克思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不同，他并不认为这样的时期是脱离了“正常的”道路，是“社会病态”的表现，是过激和谬误的可悲的结果，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时期，是他们一生活动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点。他们从这一中心点出发来判定各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成败。他们为了最明白最清楚地判定各个不同阶级的内在本性及其倾向也总是回过来研究这一中心点。他们总是从当年的革命时期出发来评价后来出现的较小的政治派别、政治组织、政治任务和政治冲突。像桑巴特这样的自由派思想领袖对马克思的活动和著作的这一特点恨之入骨，把它说成是“流亡者怨气的表现”，决不是没有缘故的。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大学中的学蠹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个革命世界观的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归结为他们的流亡生活中的个人怨气和个人困苦的表现，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马克思在一封好像是给库格曼的信中，曾经附带提出了一个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来看很能说明问题、特别有意思的见解。他指出，德国的反动派成功地把对1848年革命时期的回忆和这一时期的传统从人民的意识中几乎完全抹掉。（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84页。--编者注）这里，反动派和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待本国的革命传统的问题上各自所担负的任务恰成鲜明的对照。反动派的任务是抹掉这些传统，把革命说成是“丧失◎第748页◎理智的自发势力”（这是司徒卢威对德文“das tolle Jahr”的译法，德文本意为“丧失理智的一年”，是德国警察式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以至德国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形容1848年的用语）。反动派的任务是迫使人民忘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丰富多采的斗争方式、组织形式、思想和口号。愚蠢地赞美英国小市民的维伯夫妇力图把宪章运动（注：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无产阶级争取实行《人民宪章》的革命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19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伦敦工人协会于1836年成立，1837年起草了一份名为《人民宪章》的法案，1838年5月在伦敦公布。宪章提出了六点政治要求：（一）凡年满21岁的男子皆有选举权；（二）实行无记名投票；（三）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四）给当选议员支付薪俸；（五）议会每年改选一次；（六）平均分配选举区域，按选民人数产生代表。1840年7月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三次请愿均被国会否决，运动也遭镇压。但宪章运动终究迫使英国统治阶级作了某些让步，并对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支持宪章运动，同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乔·哈尼、厄·琼斯保持联系，并力图使宪章运动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266、749。）这个英国工人运动的革命时期说成不过是傻呵呵的幼稚，是“幼年的罪孽”（注：“幼年的罪孽”一语出自《旧约全书·约伯记》，意指年轻时由于幼稚而犯的错误和过失。--749。），是不值一提的天真，是偶然的反常的越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藐视德国的1848年。反动派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如此。这场大革命至今还遭到强烈的敌视，这证明它对人类至今还具有深远而有力的影响。我国的反革命的英雄们，尤其是像司徒卢威、米留可夫、基泽韦捷尔以及诸如此类的昨天的“民主主义者”，在卑鄙地诬蔑俄国革命的革命传统时也是这样争先恐后。自从无产阶级的直接的群众斗争赢得了为旧政权的自由派奴才们赞不绝口的一点点自由到现在还不到两年，而在我国的政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自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流派，它在立宪民主党的报刊的扶持下，专门把我国的革命、革命斗争方法、革命口号、革命传统说成是某种低级的、原始的、幼稚的、自发的、疯狂的……甚至罪恶的东西……在这方面，从米留可夫到卡梅尚斯基，中间可说是只有一步之差！而反动派的业绩，即起初把人民从工农代表苏维埃赶到杜巴索夫-斯托雷平杜马中去，现在又把他们赶到十月党人（注：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的右翼。该党于1905年11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1905年10月17日宣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支持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行动，主张用调整租地、组织移民、协助农民退出村社等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曾同立宪民主党等结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162、749、762、783。）杜马中去的业绩，反过来却被俄国自由派英雄们当成是“俄国立宪意识成长的过程”。
俄国社会民主党无疑有责任极其仔细而全面地研究我国的革命，普遍向群众介绍革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等等，应巩固人民中的革命传统，使群众深信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才能多少得到一点重大而持久的改善，应始终如一地彻底揭发那些沾沾自喜的自由◎第749页◎派的卑鄙行径，因为这些人用“立宪的”卑躬屈膝、背叛变节行为和莫尔恰林习气（注：莫尔恰林习气意思是阿谀逢迎，奴颜婢膝。莫尔恰林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主人公，他热中于功名利禄，一心依附权贵，为了得到赏识和提拔，在上司面前总是唯唯诺诺，寡言少语。--163、750。）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在争取自由的历史上，十月罢工或十二月起义中的一天，比起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奴颜婢膝地高谈没有责任的君主、高谈君主立宪制度的几个月来，其意义始终要大上一百倍。我们必须注意--除了我们谁也不会注意--使人民对于这些充满生气、内容丰富、意义伟大和果实丰硕的日子的了解，比对于令人窒息的“立宪”以及巴拉莱金（注：巴拉莱金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林的讽刺作品《温和谨慎的人们》和《现代牧歌》中的人物，一个包揽词讼、颠倒黑白的律师，自由主义空谈家、冒险家和撒谎家。巴拉莱金这个名字后来成为空谈、撒谎、投机取巧、出卖原则的代名词。--750。）和莫尔恰林们崭露头角的那几个月的了解要仔细得多，详尽得多，具体得多，因为在斯托雷平及其书报检查机关的宪兵们的蓄意纵容下，我国自由派政党的机关报和无党派的“民主主义的”（呸！呸！）报刊正在卖力地大肆渲染那几个月。
毫无疑问，许多人之所以同情抵制，正是因为革命家令人钦佩地努力维护以往的优良的革命传统，用勇敢、公开、坚决的斗争的火花使现时沉闷的日常生活的一潭死水重现生机。可是正因为我们珍视这种爱护革命传统的态度，我们才应该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以为采用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口号，就能促使这个时期的基本条件重新出现。维护革命的传统，善于利用这些传统来进行经常的宣传鼓动，来向群众介绍对旧社会直接采取攻势应该具备的条件--这是一回事；把一个口号从过去使它产生并获得成功的全部条件中抽出来加以重复，并在根本不同的条件下去运用--则是另一回事。
马克思高度重视革命的传统，严厉抨击对革命传统的叛卖和庸俗的态度，而同时要求革命家要善于思考，善于分析采用旧的斗争手段的条件，而不是简单地重复某些口号。1792年法国的“民族”传统也许永远是某些革命斗争手段的典范，然而马克思却于1870年在著名的第一国际《宣言》中，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错误◎第750页◎地在另一时期的条件下搬用这些传统。（注：指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对法国工人的下述忠告：“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1792年的民族回忆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第一帝国的民族回忆所欺骗那样。”（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0页）。--751。）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应该研究实行抵制的条件，我们应该向群众灌输这样的思想：在革命高潮时期抵制是完全合理的、有时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管那些枉费心机地滥用马克思名字的学究说些什么）。但是现在是否存在这个高潮，是否存在宣布抵制的这个基本条件，这个问题应当善于独立地提出来，并且在认真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我们的责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这样的高潮的到来作准备，并在适当的时机不拒绝实行抵制，可是，如果认为总可以用抵制的口号来对付任何糟糕的或非常糟糕的代表机关，那就是绝对错误的了。
只要看一看那些为在“自由日子”里实行抵制进行辩解和论证的理由，你就会立即知道，在现在的形势下简单地搬用这些论据是不行的。
1905年和1906年初，我们在主张抵制时曾经说过，参加选举会挫伤士气，会把阵地让给敌人，会把革命的人民引入歧途，会使沙皇政府容易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达成协议等等。这些论据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明白地说出来的，但任何时候都能意会到，在当时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个前提就是不经过任何“立宪的”渠道而寻求直接表现并且已经直接表现出来的群众的充沛的革命毅力。这个前提就是革命势力不断地向反动势力进攻。敌人为了削弱对他们的全面冲击会故意交出阵地，如果我们因占领和防守这些阵地而削弱对他们的进攻，那我们就是犯罪。如果没有这种基本前提而硬搬这些论据，你就会立即感到你的整个“音乐”走了调，基调不对头。
企图借口第二届杜马和第三届杜马不同来为抵制辩护，这也是徒然的。认为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第二届杜马中把人民完全出◎第751页◎卖给了黑帮（注：黑帮是指1905-1907年沙皇俄国警察当局和一些君主派团体为镇压革命运动、杀害进步人士和制造反犹太人暴行而建立的武装暴徒组织。黑帮队伍的主要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反动阶层、店铺老板、无业游民以及刑事犯罪分子等等。为了同黑帮作斗争，革命工人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战斗队、自卫队等。
在1905-1917年间，黑帮一词也泛指沙皇俄国反动的君主派团体如俄罗斯人民同盟、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以及极右的党派和组织。--544、669、690、701、752、780。）分子）同十月党人有重大的和根本的区别，认为被六三政变所中断的臭名远扬的“立宪制”多少有些现实意义--所有这一切与其说符合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倒不如说更符合庸俗民主主义的精神。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制”不过是海市蜃楼，立宪民主党人的空谈不过是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掩盖他们的十月党人的本质，杜马这种机构根本不是能满足无产阶级和农民要求的手段。对我们来说，1907年六三政变是1905年十二月失败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对“杜马”立宪制的好处“入迷”，我们也不会因为涂脂抹粉的、用罗季切夫的空话加以美化的反动变为露骨的、公开的、粗暴的反动而感到特别的失望。这后一种反动倒可能是一个好得多的手段，它能使一切鲁莽的自由派傻瓜以及被他们引入歧途的各类居民清醒过来……
只要把孟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斯德哥尔摩决议同布尔什维克关于国家杜马的伦敦决议（注：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关于对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和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杜马的决议》。前者是根据孟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后者则是根据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草案通过的（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1964年人民出版社第1分册第153-155、209-210页）--752。）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前一个决议舞文弄墨，言之无物，尽唱些有关杜马意义的高调，因肩负杜马工作重任而趾高气扬。后一个决议则简单扼要，严谨朴实。前一个决议充满着小市民由于社会民主党同立宪（“来自人民的新政权”以及诸如此类的官方炮制的谎言）相结合而洋洋得意的情绪。后一个决议则可以大致转述如下：既然万恶的反革命势力把我们赶入这个万恶的畜栏，我们在那里也要为革命的利益工作，不叫苦，也不吹嘘。
还在直接的革命斗争时期，孟什维克就拥护杜马，反对抵制，他们可以说曾经向人民许过愿，说杜马将是一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许的这个愿是完全落空了。而我们布尔什维克，如果说曾许过什么愿的话，那么我们只是作了这样的保证：杜马是反革命的产物，不能指望它会办出什么真正的好事。迄今为止，我们的观点已◎第752页◎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可以担保说，这种观点还将从以后的事件中得到证明。不根据新的材料来“修改”和沿用10-12月的战略，俄国就决不会有自由。
因此，如果有人对我说，第三届杜马不能像第二届杜马那样加以利用，也不能向群众说清参加这届杜马的必要性，那我就要回答说，要是“利用”指的是孟什维克侈谈的所谓杜马是革命的工具等等，那当然是不能利用的。可是连前两届杜马事实上也都不过是通往十月党人杜马的阶梯，而我们还是利用过这两届杜马来达到简单而微不足道的（注：参看1905年《无产者报》(《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是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日内瓦出版）关于抵制布里根杜马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60-167页。--编者注），该文指出：我们并不笼统地拒绝利用杜马，但是现在我们要解决我们当前的另外一个课题--为争取直接的革命道路而斗争。还可参看1906年《无产者报》[《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1906年8月21日（9月3日）-1909年11月28日（12月11日）出版，共出了50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20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21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21-40号在日内瓦、第41-50号在巴黎出版）。）（注：《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20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共发表了10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上发表了1909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1910年一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753。]（俄国出版）第1号上的文章《论抵制》（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3卷第336-343页。--编者注），这篇文章强调，杜马工作所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目的（宣传和鼓动，批判和向群众阐明当前发生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总是会利用那些坏透了的代表机关的。在杜马中发表演说绝不会引起“革命”，利用杜马进行宣传绝没有什么特殊，但社会民主党从这两方面得到的好处，并不比从书刊上发表的文章或在其他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得到的好处少，而有时还要多些。
我们也应该同样简单明了地向群众说明我们参加十月党人杜马的原因。由于1905年12月的失败，由于1906-1907年“挽回”这次失败的尝试没有成功，反动派必然要，而且以后还要不断地把我们赶进愈来愈糟的冒牌立宪机关。我们要随时随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宣传我们的观点，并且总是反复地说，只要旧政权还存在，只要它还没有连根拔掉，我们就不能指望它办什么好事。我们要为新◎第753页◎的高潮创造条件，而在这个高潮到来以前，同时也为了这个高潮的到来，我们必须更顽强地工作，不要提出只是在高潮的条件下才有意义的口号。
如果把抵制看作是使无产阶级和一部分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同自由派和反动派对立起来的一种策略方针，那也是错误的。抵制并不是一种策略方针，而是适用于特殊条件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抵制主义”混为一谈，正如把布尔什维主义同“战斗主义”混为一谈一样，都是错误的。1905年春在伦敦召开的布尔什维克第三次代表大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注：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本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动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529、644、754、768。）和在日内瓦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注：指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
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于1905年4月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和第11卷第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529、644、754、775。）分别通过的两个具有原则区别的决议，已经充分说明并体现了孟什维克策略方针和布尔什维克策略方针的区别。当时没有谈到、而且也不可能谈到抵制或“战斗主义”。无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当时我们不是抵制派），还是在第二届杜马中，我们的策略方针都与孟什维克的策略方针截然不同，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两种策略方针在一切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上，在每一个斗争场合都有分歧，但是绝没有形成任何特殊的、为某种策略方针所特有的斗争方法。因此，如果用革命对第一届或第二届杜马的期望的破灭，即“合法的”、“强有力的”、“持久的”和“真正的”立宪制的破产，来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正确的，或者由此提出这种抵制，那么这就是一种糟透了的孟什维主义。
六
我们把主张抵制的最有力的和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据放在最后来研究。没有广泛的革命高潮，积极的抵制就没有意义。就◎第754页◎算是这样吧。可是广泛的高潮是从不广泛的高潮发展而来的。现在已经有某种高潮的标志。我们应该提出抵制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能保持、发展并扩大正在开始的高潮。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多少能够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为什么有赞成抵制的倾向的基本论据。同时，那些最接近直接的无产阶级工作的同志，看问题不是从按一定的类型“确定的”论据出发，而是从他们同工人群众的接触中所得到的印象的总和出发的。
我国革命发展长期停顿的原因问题，似乎是社会民主党两派至今还没有发生过分歧的不多几个问题之一。“无产阶级没有恢复元气”，这就是原因。的确，10-12月的斗争几乎完全是由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承担的。只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经常地、有组织地、不间断地在为全民族而奋斗。在无产阶级占人口比例最小（与欧洲各国相比）的国家中，无产阶级会因进行这样的斗争而弄得精疲力竭，这是不足为怪的。况且，在12月以后，正是无产阶级受到了反动的政府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猛烈攻击，而且此后不断地受到这种猛烈攻击。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警察的迫害和处决使无产阶级人数锐减，而一连串的同盟歇业--从“惩罚性地”关闭官办工厂到资本家以阴谋对付工人--使工人群众的贫困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地步。而现在，有些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者说，在群众中已经出现了情绪高涨和无产阶级积蓄力量的标志。对这个不十分明确、不易完全捉摸到的印象作补充的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论据：在某些工业部门中确实出现了复苏。对工人的需求的增长，必然会加强罢工运动。工人必将设法弥补他们在受迫害和同盟歇业时期所遭到的巨大损失，至少也得弥补一部分。最后，第三个论据也是最有力的论据，就是现在指出的并不是没有把握的、仅仅预期可能发生的罢工运动，而是各工人组织已经决定举行的一次最大的罢工。1◎第755页◎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们早在1907年初就曾讨论过自己的处境，并拟订了加强这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的措施。第二次来开会的，已经是2万纺织工人的代表了，他们决定在1907年7月举行纺织工人的总罢工。直接卷入这次运动的工人会有40万。这次运动是从莫斯科地区，即俄国最大的工人运动中心和最大的工商业中心开始的。正是在莫斯科，而且也只有在莫斯科，群众性的工人运动才最有希望成为具有决定性政治意义的广泛的人民运动。而纺织工人是所有工人群众中报酬最低、思想最落后、参加前几次工人运动最少、同农民的联系最密切的部分。这些工人的主动精神可以说明，卷入这次运动的无产阶级阶层将比过去广泛得多。而罢工运动同群众革命高潮之间是有联系的，这在俄国革命史上，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到了证明。
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责任就是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推进这一运动。这方面的工作同十月党人杜马的选举比较起来，无疑具有首要的意义。应该使群众确信，必须把这一罢工运动变成对专制制度的全面和广泛的冲击。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把注意力从杜马转移到直接的群众斗争上来。抵制的口号就意味着使新的运动充满政治的和革命的内容。
某些确信必须抵制第三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思路大致就是如此。这是赞成抵制的论据，它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而同一味重复脱离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口号毫无共同之处。
然而，不管这个论据多么有力，在我看来，它终究还不足以使我们立即接受抵制的口号。这个论据所强调的东西，对曾经思考过我国革命教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来本来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我们不能拒绝实行抵制，我们应该准备在适当时机提出这个口号，我们对抵制这个问题的提法，同自由主义的、庸俗空虚的、◎第756页◎没有任何革命内容的提法--规避还是不规避（注：见前社会民主党刊物的撰稿人、现自由派报纸撰稿人尔·马尔托夫在《同志报》上提出的典型的自由主义论断。）？--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姑且把社会民主党内拥护抵制的人所说的工人情绪的变化、工业的复苏和纺织工人的七月罢工，全都当作是已经得到证实和完全符合事实的吧。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看到某种具有革命意义的局部的高潮正开始出现。（注：有人认为，纺织工人的罢工是一种使工会运动脱离革命运动的新式的运动。但是对这种观点我们可以不去理睬，因为第一，从悲观方面去解释一切复杂的现象的征兆，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常常会把许多没有完全“在马鞍上坐稳的”社会民主党人引上歧途；其次，如果纺织工人的罢工具有这些特点，那么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无疑应该竭力为消除这些特点而斗争。一旦我们斗争成功，问题必将会像我们所提的那样。）我们应不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并发展这个高潮，竭力使它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然后再变成一种进攻性的运动呢？当然应该。在社会民主党人中（也许只有为《同志报》撰稿的人除外）对此是不会有分歧意见的。但是在目前，在局部的高潮刚刚开始，在它还没有最后成为普遍的高潮以前，为了使运动向前发展，是否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呢？这个口号是否能够促进当前运动的发展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只能作否定的回答。
要把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高潮，可以而且应该提出直接的论据和口号，而不必涉及对第三届杜马的态度。12月以后事态的发展，完全证实了社会民主党人对君主立宪的作用、对直接斗争的必要性的看法。我们要说，公民们，要是你们不愿意俄国的民主事业像1905年12月以后立宪民主党人先生们把持民主运动时◎第757页◎期那样每况愈下、一落千丈的话，那就请你们来支持刚刚开始的工人运动的高潮，支持直接的群众斗争吧。离开直接的群众斗争，俄国的自由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保证。
这样的鼓动无疑将是完全彻底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是否一定还要补充说：公民们，你们不要相信第三届杜马，要学习我们社会民主党人，用抵制杜马来表示我们的抗议！
在当前情况下，作这样的补充不仅没有必要，甚至可以说是荒唐可笑的。其实本来就没有人相信第三届杜马，也就是说，那些能够促进民主运动的居民阶层，过去无疑普遍地迷恋于第一届杜马，热中于在俄国建立立宪机关（只要是立宪的，不管什么样的都行）的最初的尝试，现在却不迷恋于、也不可能迷恋于第三届杜马这个立宪机关了。
1905年和1906年初广大居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第一个代表机关上，即使它是建立在君主立宪的基础上的。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人当时必须反对这种代表机关，而且要用最明确的态度表示反对。
现在情况不同了，当前的特征不是迷恋于第一个“议会”，不是相信杜马，而是对高潮缺乏信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早提出抵制的口号，丝毫不能加强运动，不能消除运动中的实际障碍。不仅如此，这样做甚至还有削弱我们的鼓动力量的危险，因为抵制是一个与已经形成的高潮同时出现的口号，而现在最糟糕的是广大的居民对高潮缺乏信心，看不见高潮的力量。
首先应该注意使这个高潮的力量在实际上得到证实，过后我们什么时候都来得及提出间接反映这种力量的口号。不过也还有◎第758页◎一个问题：为了开展进攻性的革命运动，是否需要提出特别的口号来转移对……第三届杜马的注意。也许没有必要。为了不去注意某个重要的和确实能够使没有经验的、还没有见过议会的群众迷恋的东西，也许有必要抵制这个不应该去注意的东西。但是为了不去注意完全不能使当今民主主义或半民主主义群众迷恋的机关，就不一定要宣布实行抵制。现在关键不在于抵制，而在于直接努力把局部的高潮变为普遍的高潮，把工会运动变为革命的运动，把对同盟歇业的防御变为对反动派的进攻。
七
我们来简要地归纳一下。抵制的口号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1905年和1906年初的客观形势提出了一个让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来解决的问题，即选择下一步发展道路的问题：走直接革命的道路还是向君主立宪转变。在抵制方面进行鼓动的内容主要是同立宪幻想作斗争。广泛的、普遍的、急剧的和强大的革命高潮是抵制成功的条件。
从所有这几个方面来看，1907年秋季以前的形势说明完全不必提出这样的口号，也没有理由提出这样的口号。
我们在继续进行准备选举的日常工作、不事先拒绝参加最反动的代表机关的同时，应该把全部宣传鼓动都用来向人民说明十二月失败同接踵而来的对自由的摧残和对立宪制的亵渎之间的联系。我们应该使群众坚信，不进行直接的群众斗争，这样的亵渎势必继续下去并且会变本加厉。
在出现高潮、迫切需要提出抵制的口号时，我们决不拒绝采用◎第759页◎这个口号，目前我们则应竭尽全力，通过直接的影响，把工人运动的一些局部的高潮发展成为普遍的、广泛的、革命的和对整个反动派、对反动派基石进攻的运动。
1907年6月26日
载于1907年7月底圣彼得堡出版的《论抵制第三届杜马》小册子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1-33页◎第760页◎
责任编辑：丁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