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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俄国的革命运动迅速地涉及到愈来愈广泛的居民阶层，因而许多非党组织相继建立。对人们要求联合的呼声的镇压和迫害愈长久，这种要求也就愈强烈。各式各样往往没有固定形式的组织经常产生，它们的性质也是非常独特的，这里的组织不像欧洲的组织那样有明显的范围。工会带有政治性质。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在一起（例如罢工），形成了种种临时性的或者比较固定的组织的联合形式。

　　这种现象有什么意义呢？社会民主党对待这种现象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

　　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因此，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完全应该随时同非党性作斗争，坚持不懈地为建立一个原则坚定的、紧密团结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而努力。资本主义的发展愈是使全体人民日益深刻地划分成各个阶级，使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这项工作在群众中的成效也就愈大。

　　俄国目前的革命产生了而且正在产生许多非党组织，这是完◎第672页◎全可以理解的。这个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革命是要推翻专制农奴制度，把资产阶级制度从这种制度下解放出来，从而实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一切阶级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革命是全民革命。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国革命不是阶级的革命；当然不是这么说。但是，这个革命的矛头是指向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来看已经过时和就要过时的那些阶级和等级的，因为它们同资产阶级社会格格不入，阻碍这个社会的发展。既然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在它的一切基本特征上已是资产阶级式的，既然绝大多数居民实际上都已经在资产阶级的条件下生活，那么反革命分子自然是区区少数，同“人民”比较起来确实是“一小撮”。因此，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性质必然表现为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同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斗争的“全民的”、初看起来是非阶级的性质。

　　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像其他国家的一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比较不发展。诚然，现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远远超过了1848年的德国，更不要说1789年的法国了。但是毫无疑问，在我国，“文明”和野蛮、欧洲方式和鞑靼方式、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纯粹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是说，首先应该实现的要求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替资本主义清除封建残余，既改善无产阶级的、也改善资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条件。

　　其实，如果仔细看一看现在俄国每个工厂、每个办公室、每个团队、每个巡逻队、每个教区、每个学校等等提出的无数要求、委托和申诉，我们就会很容易地看出，其中绝大多数纯粹是“文明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要求。我想指出，这本来不是特殊的阶级要求，而是起码的法律上的要求，这些要求并不破坏资本主义，反而◎第673页◎会使资本主义走上欧洲方式的道路，会使资本主义摆脱粗暴、野蛮、贿赂以及其他“俄国”农奴制的残余。实质上，无产阶级的要求在大多数场合下也仅限于这样一些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完全可以实现的改革。俄国无产阶级目前的迫切要求不是破坏资本主义，而是为它扫清道路，促进和加强它的发展。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工人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同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在运动的最初阶段就自发地表现出来了，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还没有提出来，提到日程上的只是工人在政治上的民主要求以及在经济上属于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经济要求。甚至可以说，无产阶级是在最低纲领范围内，而不是在最高纲领范围内进行革命的。至于农民这个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广大居民，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最高纲领”、他们的最终目的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在全部土地转交给全体农民和全体人民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会更广泛地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农民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不管这个说法在我们那些小市民社会主义的温情的骑士的温情的耳朵听来是多么“逆耳”。

　　当前的革命的上述性质使一些非党组织相继产生，这是十分自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运动必然具有表面上非党性的迹象，即非党性的外表，当然只是外表而已。对“人道的”文明生活的要求、对联合的要求、对保护自己的尊严以及人权和公民权的要求，笼罩了一切，联合了一切阶级，大大地超过了任何党性，激励着还远远不能提到党性高度的人们。由于对当前的、必需的起码的权利和改良的迫切需要，对以后的一切事情的想法和考虑都推迟了。对当前的斗争的热中（这是必要的和合理的，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斗争的胜利），使人们把这些当前的起码的目的理想化，把它们描绘得◎第674页◎十全十美，甚至有时给它们披上幻想的外衣；普通的民主主义，即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被当作社会主义，被列入社会主义“范畴”。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是“非党的”；一切的一切都似乎构成一个“解放的”（实际上，是解放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一切的一切，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主义斗争中的先进作用，都带有轻微的“社会主义”的味道。

　　在这种条件下，非党性的思想不能不暂时取得某些胜利。非党性不能不成为一个时髦的口号，因为时髦就是毫无办法地跟在实际生活后面做尾巴，而最“一般的”政治上的表面现象就是非党的组织，非党的民主主义，非党的罢工主义，非党的革命性。

　　现在试问，各阶级的拥护者、代表人物应当如何对待非党性这一事实，如何对待非党性这种思想呢？应当不是指主观上，而是指客观上，即不是指必须如何对待这个问题，而是指由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观点，必然形成对待这个事实的某种态度。

　　二

　　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非党性是我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产物（或者也可以说是：表现）。资产阶级不能不倾向于非党性，因为在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而进行斗争的人们当中，没有政党就意味着没有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新的斗争。谁进行“非党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谁就或者是不了解自由的资产阶级性质，或者是把这个资产阶级制度神圣化，或者是把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把“改善”这个制度的工作推迟到希腊的卡连德日（注：希腊的卡连德日意为没有限期。古罗马历法把每月初一称为卡连德日（亦译朔日）。罗马人偿还债务、履行契约等都以卡连德日为限期。希腊历法中根本没有卡连德日。因此，延缓到希腊的卡连德日，就等于说无限期地推迟，永无实现之日。--675。）。反过来说，谁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制度方面，谁就不能不倾向于非党性的思想。

　　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各阶级政治斗争的最严整、最完全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政党的斗争。非党性就是对各政党的斗争漠不关心。但是，这种漠不关心并不等于保持中立，也不等于拒绝斗争，因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可能有中立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拒绝”参加产品或劳动力的交换。而交换必然产生经济斗争，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斗争。因此，对斗争漠不关心，实际上决不是回避斗争，拒绝斗争或者保持中立。漠不关心是默默地支持强者。支持统治者。在十月革命（注：指1905年10月发生的全俄政治罢工。十月总罢工是1905-1907年革命的最重要阶段之一。莫斯科九月罢工是十月全俄总罢工的前奏，而铁路员工的罢工在促成全俄总罢工方面则起了重要作用。1905年10月6日（19日），在一些铁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代表决定共同举行罢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号召莫斯科铁路枢纽各线从10月7日（20日）正午起实行总罢工，全俄铁路工会中央常务局支持这一罢工。到10月17日（30日），铁路罢工已发展成为总罢工。10月11日（24日）莫斯科全市进入总罢工，彼得堡及其他工业城市也相继开始总罢工。在全俄总罢工中，参加罢工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在各大城市，工厂、交通运输部分、发电厂、邮电系统、机关、商店、学校都停止了工作。十月罢工的口号是：推翻专制制度、积极抵抗布里根杜马、召集立宪会议和建立民主共和国。十月罢工扫除了布里根杜马，迫使沙皇于10月17日（30日）颁布了允许给予“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杜马的宣言。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力量和声势，推动了农村和军队中革命斗争的展开。在十月罢工中，彼得堡及其他一些城市出现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十月总罢工持续了十多天。莫斯科的罢工于10月22日（11月3日）结束，国内其他大多数地区的罢工和铁路罢工到10月25日（11月7日）停止。十月罢工是十二月武装起义的序幕。关于十月罢工，参看列宁《全俄政治罢工》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4页）。--662、676、690。）时期，在俄国的专制政府垮台以前，谁对专制政府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专制政府。在现代的欧洲，谁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谁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观点漠不关心，谁就是默默地支持资产阶级在这个斗争中的统治地位，支持资产阶级在正在诞生的自由俄国中的统治地位。政治上的冷淡态度就是政治上的满足。饱食者对一小块面包是“冷淡”和“漠不关心”的，饥饿者在一小块面包问题上永远是“有党性的”。对一小块面包“冷淡和漠不关心”，并不是说这个人不需要面包，而是说这个人从来不愁面包，从未缺少面包，是说他牢牢地依附于饱食者的“政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非党性无非是对饱食者政党、统治者政党、剥削者政党采取的态度的一种虚伪、隐蔽和消极的表现。

　　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这个原理总的来说适用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当然，必须善于把这个普遍真理运用于个别的具体问题和具体场合。但是，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都起来反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时候，忘记这个真理就等于实际上根本拒绝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第676页◎

　　俄国革命虽然还处在发展的开始阶段，但是已经提供了不少的材料证明上述的一般看法的正确性。只有社会民主党，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是一贯坚持严格的党性的。我们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观点的代表，不能够容忍社会主义的党性，不想听到阶级斗争，这只要回想一下不久以前罗季切夫先生的演说就够了，这个人已经上百次地重复国外《解放》杂志（注：《解放》杂志(《Освобождение》)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双周刊），1902年6月18日（7月1日）-1905年10月5日（18日）先后在斯罗加特和巴黎出版，共出了79期。编辑是彼·伯·司徒卢威。该杂志执行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的方针，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人士中影响很大。1903年到1904年1月，该杂志筹备成立了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的秘密组织解放社。解放派和立宪派地方自治人士一起构成了1905年10月成立的立宪民主党的核心。--529、677。）和俄国自由派的无数附属机关报所再三重复的东西。最后，俄国各色各样的“激进分子”--从《我们的生活报》（注：《祖国之子报》(《СынОтечества》)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1904年11月18日（12月1日）起在彼得堡出版。为该报经常撰稿的有解放派分子和形形色色的民粹派分子。1905年11月15日（28日）起，该报成为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同年12月2日（15日）被查封。

　　《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Жизнь》)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多数撰稿人属于解放社的左翼。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

　　《现代报》(《НашиДни》)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1904年12月18日（31日）-1905年2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1905年12月7日（20日）曾复刊，但只出了两号。

　　关于《俄罗斯新闻》，见注205。--558、677。）、“激进民主派”（注：激进民主派是俄国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组织，1905年11月成立。该派采取介乎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之间的立场，曾出版过一号《激进报》。该派提出过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但也容忍内阁对议会负责的立宪君主制。在土地问题上，该派主张无偿没收国家、皇室、皇族、寺院和教会的土地，而对私有主土地的没收则给予最低限度的补偿。1906年初激进民主派组织瓦解，其成员加入了半立宪民主党的刊物《无题》周刊和《同志报》。--677。）到“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其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60、528、649、654、677、729、768。）为止--的观点鲜明地表现了中间阶级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土地问题上，就是说，在“社会化”（无须资本社会化的土地社会化）的口号中最明显地表现出，社会革命党人把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混为一谈了。大家还知道，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能够容忍，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党性思想却不能容忍。

　　在我们的文章中没有分析俄国各种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纲领和策略是怎样反映出各阶级的利益的。这里我们只是顺便提一提这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我们应当谈一谈关于我党对待非党组织的态度的实际政治结论。

　　社会主义者可不可以参加非党组织呢？如果可以，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参加呢？在这种组织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不能绝对地和原则地回答说：不可以。如果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参加非党的（即或多或少自觉的或不自觉的资产阶级的）组织，那是不正确的。在民主革命时代，拒绝参加非党组织，在一定的场合下就等于拒绝参加民主革命。但是毫无疑问，社会主义者必须把这些“一定的场合”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他们只有在严格规定的、严格限制的条件下才能够参加。这是因为，如果非党组织的成立，正像我们所说的，是由于阶级◎第677页◎斗争不太发展，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严格的党性则是使阶级斗争成为自觉的、明确的、有原则的斗争的条件之一。

　　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是社会主义者的始终不渝和绝对必须履行的义务。谁不履行这个义务，谁就实际上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不管他的“社会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信仰是多么真诚。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参加非党组织仅仅作为一种例外才是允许的。而参加非党组织的目的、性质、条件等等都应当完全服从于一个基本任务：准备和组织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自觉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

　　形势可能迫使我们参加非党组织，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尤其是在无产阶级起杰出作用的这样的民主革命时代。例如，为了向没有明确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听众宣传社会主义，或者为了社会主义者和革命民主派对反革命势力进行共同的斗争，参加非党组织可能是必要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参加非党组织是贯彻自己的观点的一种手段；在第二种情况下，是为了达到一定的革命目的而缔结的战斗协定。在这两种情况下，参加都只能是暂时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在充分保证工人政党的独立性的条件下，以及在被派到非党的联合会或委员会中“当代表”的党员和党组接受全党的绝对监督和领导的条件下，才能够参加。

　　当我们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的时候，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是有巨大的、往往几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难的。现在，当党愈来愈公开进行活动的时候，可能而且应该最广泛地实行这种监督和领导，不仅受党的“上层”的监督和领导，而且要受党的“下层”，受全体加入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监督和领导。就社会民主党人在非党的联合会或委员会中的活动提出报告，就这一活动的条件和任务提出报告，一切党组织就这一活动作出决议，这些都应当作为工人政党◎第678页◎的日常活动。只有全党实际参加来指导这一活动，才能够切实地使真正社会主义的活动同一般的民主主义的活动明显地区别开来。

　　我们在非党的联合会中应当采取怎样的策略呢？第一，利用一切可能性进行独立的联系，宣传我们的全部社会主义纲领。第二，从最坚决彻底实现民主革命的观点出发，确定目前的最近的政治任务，提出民主革命中的政治口号，提出进行斗争的革命民主派（不同于做交易的自由主义民主派）所应当实现的改革的“纲领”。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让我们的党员参加今天由工人建立、明天由农民建立、后天由士兵等等建立的非党的革命组织，并在其中起到良好的作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完成工人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双重任务：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扩充和加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需要获得自由，以便进行推翻资本统治的无情斗争。

　　载于1905年11月26日和12月2日《新生活报》第22号和第27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123-130页◎第679页◎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