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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运动在俄国现今的民主革命中的巨大意义，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报刊都已经阐述过很多次了。大家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05年4月12-27日（4月25日-5月10日）在伦敦举行。这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筹备的，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孟什维克拒绝参加代表大会，而在日内瓦召开了他们的代表会议。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38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2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4名。出席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分别代表21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党总委员会（参加党总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代表）。列宁作为敖德萨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当选为代表大会主席。

　　代表大会审议了正在俄国展开的革命的根本问题，确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代表大会讨论了下列问题：组织委员会的报告；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关于临时革命政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党章；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出去的部分的态度；对各民族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态度；对自由派的态度；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实际协议；宣传和鼓动；中央委员会的和各地方委员会代表的工作报告等。列宁就大会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拟了决议草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和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的报告，并就武装起义、在革命前夕对政府政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组织内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报告等问题作了发言。）

　　（注：代表大会制定了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战略计划，这就是：要孤立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成为革命的领袖和领导者，为争取革命胜利--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而斗争。从这一战略计划出发，代表大会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大会提出组织武装起义作为党的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大会指出，在人民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后，必须建立临时革命政府来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准备条件。

　　代表大会重新审查了党章，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党员资本的党章第1条条文，取消了党内两个中央机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的制度，建立了党的统一的领导中心--中央委员会，明确规定了中央委员会的权力和它同地方委员会的关系。

　　代表大会谴责了孟什维克的行动和他们在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鉴于《火星报》已落入孟什维克之手并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新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代表大会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央委员会的还有亚·亚·波格丹诺夫、列·波·克拉辛、德·西·波斯托洛夫斯基和阿·伊·李可夫。--529、644、754、768。）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以便更加确切地规定和统一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对目前农民运动所采取的行动。虽然这个决议是预先准备好了的（第一个草案刊登在今年3月10日（23日）《前进报》（注：《前进报》(《Вперед》)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报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委员会常务局的机关报（周报），1904年12月22日（1905年1月4日）-1905年5月5日（18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8号。列宁是该报的领导者，《前进报》这一名称也是他提出的。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是列宁、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明斯基和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秘书，负责全部通信工作。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简况》一文中写道：“《前进报》的方针就是旧《火星报》的方针。《前进报》为了捍卫旧《火星报》正在同新《火星报》进行坚决的斗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217页)《前进报》发表过列宁的40多篇文章，而评论1905年1月9日事件和俄国革命开始的第4、5两号报纸几乎完全是列宁编写的。《前进报》创刊后，很快就博得了各地党委会的同情，被承认为它们的机关报。《前进报》在反对孟什维克、创建新型政党、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方面起了卓越作用。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委托中央委员会创办名为《无产者报》的新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因此停办。--644。）第11号上（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28-329页。--编者注）），虽然这个决议曾由力求把俄国社会民主党全党已经确定了的观点表述出来的党代表大会仔细修改过，它还是引起了在国内工作的许多同志的疑虑。萨拉托夫委员会一致认为这个决议不能接受（见《无产者报》（注：《无产者报》(《Пролетарий》)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是根据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创办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周报）。1905年5月14日（27日）-11月12日（25日）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26号。根据1905年4月27日（5月10日）党的中央全会的决定，列宁被任命为《无产者报》的责任编辑，编委会的委员有瓦·瓦·沃罗夫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和米·斯·奥里明斯基。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维·米·韦利奇金娜、维·阿·卡尔宾斯基、尼·费·纳西莫维奇、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莉·亚·福季耶娃等。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谢·伊·古谢夫、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负责为编辑部收集地方通讯稿。克鲁普斯卡娅和福季耶娃负责编辑部同地方组织和读者的通信联系。《无产者报》继续执行《火星报》的路线，并保持同《前进报》的继承关系。《无产者报》发表了大约90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印发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该报的发行量达1万份。1905年11月初列宁回俄国后不久停刊，报纸的最后两号是沃罗夫斯基编辑的。--527、644、663、753。）第10号）。我们当时就表示希望他们能对这种看法作出解释，可惜这个愿望至今未能实现。我们只知道，萨拉托夫委员会认为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注：指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

　　孟什维克日内瓦代表会议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于1905年4月举行。由于参加的人数很少（只有9个委员会的代表出席），孟什维克宣布自己的这次会议为党的工作者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就武装起义、农民中的工作、夺取政权和参加临时政府、对其他革命党派和反对派的态度等问题通过了决议。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和第11卷第151-157页）等著作中揭露了日内瓦代表会议决议的机会主义性质，并对这些决议作了非常有力的批判。--529、644、754、775。）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也是不能接受的，可见，它所不满意的是这两个决议共同的地方，而不是它们不同的地方。

　　我们收到的莫斯科一位同志的来信（用胶版印成传单），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新材料。现在把这封信全文转录如下：◎第644页◎

　　给中央委员会和在农村工作的同志的公开信

　　同志们！莫斯科委员会的郊区组织已经在农民中间直接开始工作了。由于缺乏组织这种工作的经验，由于我国中部的农村有其特殊的条件，由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这一问题的指示不够明确，以及在定期刊物和一般刊物上几乎完全没有农村工作的参考材料，所以我们不得不请求中央给我们寄来原则性和实践性的详细指示，并请求各位从事同样工作的同志，把你们从经验中得到的实际材料告诉我们。

　　我们认为有必要把我们阅读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时所产生的疑虑，以及我们已经开始在我们农村实行的组织计划告诉你们。

　　“（一）在广泛的各阶层人民中间宣传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最坚决地支持农民所采取的能够改善他们状况的一切革命措施，包括没收地主、官府、教会、寺院和皇族的土地。”（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

　　这一条首先就没有说清楚，党组织将要怎样进行和应该怎样进行宣传。为了进行宣传，首先就要有一个同宣传对象十分接近的组织。农村无产阶级所组成的委员会是否就是这样的组织，或者可能还有其他进行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的组织方法。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关于坚决支持的诺言也是如此。支持，而且还是坚决支持，这也只有在当地有了组织以后才能办到。关于“坚决支持”的问题，我们总觉得是极其模糊的。社会民主党能不能支持没收那些用集约方法经营、采用机器和种植贵重作物的地主土地呢？把这样的土地转交给小资产阶级私有者--不管改善他们的状况是多么重要--就这种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来说，会是倒退一步。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既是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在这个关于“支持”的条文里加上如下的保留条件：“如果把这些土地没收来交归农民（小资产阶级）所有的办法将是这些土地上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更高形式的话。”

　　其次：

　　“（四）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并使他们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同城市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使他们的代表加入农民委员会。”◎第645页◎

　　引起怀疑的是本条中最后一句话。问题在于“农民协会”一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组织和社会革命党人一类的反动的空想主义的组织，是在自己的旗帜下把农民中间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阶级分子一同组织起来的。我们使农村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参加这样的“农民”委员会，就会自相矛盾，就会和我们对于联盟问题等等的观点相矛盾。

　　我们觉得这里必须作些修正，而且是很重大的修正。

　　这就是我们对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一些共同的意见。希望尽可能迅速和尽可能详细地加以研究。

　　至于说在我们郊区组织中建立“农村”组织的计划，我们则要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根本没有提及的那种条件下进行工作。首先必须指出，我们活动的区域--莫斯科省以及与它接壤的邻省各县--主要是从事工业的区域，手工业不太发达，专门从事农业的居民为数甚少。这里有拥有10000-15000名工人的大工厂，也有散处于偏僻乡村的、拥有500-1000名工人的小工厂。有人会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一定能够为自己找到最适宜的基地，但是实际情况表明，这种肤浅的设想是经不起批评的。虽然某些工厂已存在了40-50年之久，但是直到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绝大多数还没有和土地断绝关系。“农村”把无产阶级束缚得很紧，以致“纯粹”无产阶级在集体劳动过程中所造成的一切心理条件和其他条件，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并未发展起来。我们的“无产者”的农业，是一种混杂的形式。工厂的织工雇用雇农去耕种他的一小块土地。他的妻子（如果她不在工厂中工作）、儿女、老人、残废人也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而当他自己老了，残废了或者因狂暴或可疑的行为而被逐出工厂的时候，也要到这里来工作。这样的“无产者”很难叫作无产者。他们按经济地位来说是赤贫者，按意识形态来说是小资产者。他们毫无知识，思想保守。“黑帮”分子就是从他们中间招募来的。但是最近他们也开始觉醒起来了。我们以“纯粹的”无产阶级为据点，把这些愚昧的群众从千百年的睡梦中唤醒，而且做得不是没有成绩的。据点正在增加，有的地方正在巩固起来，无论工厂或农村中的赤贫者都渐渐受到我们的影响，接受我们的思想。我们认为在非“纯粹”无产者群众中间建立组织，不会是不正统的。我们没有别的群众，如果我们坚持正统原则，只组织农村“无产阶级”，那我们就得解散我们的组织和我们邻区的组织。我们知道，我们对于那种渴望没收被地主荒废了的耕地和其他土地以及渴望没收僧侣们不能好好经营的土地的心理，是很难反对的。我们知道，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民主主义君◎第646页◎主”派（在鲁扎县有这样的派别）起，直到“农民”协会止，都会和我们争着去影响“赤贫者”，但是我们要武装后者去反动前者。我们要利用郊区内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无论是知识分子的或者是无产阶级工人的力量，来建立和巩固我们的由“赤贫者”组成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我们将按下面的计划来进行工作。在每个县城或大的工业中心，我们都要建立直属郊区组织的县小组委员会。县委员会在它的辖区内，除建立工厂委员会外，还要建立“农民”委员会。为了保密起见，这种委员会的人数不应该很多，其成员应该是最富于革命精神和最能干的赤贫农民。在既有工厂又有农民的地方，必须把两者组织在一个分组委员会中。

　　这样的委员会首先应当明确地认清当地的情形：（一）土地关系：1.农民份地、租地、土地占有形式（村社占有、个体农户占有等等）。2.周围的土地：(a)何人所有；(b)多少土地；(c)农民同这些土地的关系；(d)使用这些土地的条件：(1)工役。(2)为租用“割地”而交纳过高的租金等等；(e)欠富农和地主等等的债务。（二）各种赋税，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课税的高度。（三）外出做零工和手工业，身分证，有无冬季雇佣等等。（四）当地的工厂，那里的劳动条件：1.工资，2.工作时间，3.行政当局的态度，4.居住条件等等。（五）行政当局：地方官、乡长、录事、乡审判官、乡警官、神父。（六）地方自治机关：农民代表、自治机关所属的教员和医生、图书馆、学校、茶馆。（七）乡会：成分及其主管事宜。（八）组织：“农民协会”、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农民委员会了解到这些材料后，必须在乡会上根据各种不正常现象作出决议。同时，这种委员会还应该在群众中间加紧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组织各种小组、飞行集会、群众集会，散发传单和书刊，给党募集经费，并通过县小组去和郊区组织取得联系。

　　只要我们能够建立许多这样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党的成功就有了保证。

　　郊区组织员

　　我们当然不会去拟订这位同志所说的那种实践性的详细指示，这是当地工作人员和担任实际领导工作的俄国中央机关的事情。我们打算利用莫斯科同志的这封内容丰富的来信说明一下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迫切任务。从信里可以看到，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引起的疑虑，只有一部分是由于理论上发生怀疑◎第647页◎而引起的。引起这种疑虑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个新的、先前没有发生过的问题，即“革命农民委员会”和在农民中工作的“社会民主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单是这一问题的提出，就证明社会民主党在农民中的工作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已经是一些比较细小的问题，是一些由于“农村”鼓动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问题--现在这种鼓动已开始加强并且具有固定的形式。写信人不止一次地忘记，他责备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明确，其实他是在寻求党的代表大会没有提出而且也不能提出的那种问题的答案。

　　例如，写信人说，“只有”在当地建立了组织，才能宣传我们的思想和支持农民运动，这个意见是不完全正确的。当然，这种组织是我们很希望有的，而且在工作扩大的情形下是必须有的，但是上面所讲的那种工作，即使在没有这种组织的地方，也是可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的。甚至我们只是在城市无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农民问题，而应该宣传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所作的声明，即我们支持农民起义。必须通过书刊，通过工人，通过特别的组织等等使农民知道这一点。必须使农民知道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坚决支持他们，直到没收土地（即无偿地剥夺私有者的土地）。

　　写信人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是否应该用特别的保留条件来限制把没收来的大地产变为“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财产”的做法。不过，写信人提出这个保留条件，就恣意缩小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意义。决议没有一句话提到社会民主党应该支持把没收来的土地交归小资产阶级私有者掌握的问题。决议上说：我们支持农民，“直到没收土地”，即直到无偿地夺取土地，但是夺来的土地应该交给谁的问题，决议根本没有去解决。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第648页◎留作悬案并不是偶然的：从《前进报》（第11、12、15号）的一些文章（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324-329、339-343页和第10卷第42-56页。--编者注）中可以看到，事先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明智的。例如，在那里说过，在民主共和国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不能发誓拒绝土地国有化从而在这个问题上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事实上，我们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人（注：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1901年底-1902年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正式机关报是《革命俄国报》（1901-1904年）和《俄国革命通报》杂志（1901-1905年）。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造成了1906年的分裂，其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1917年12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1922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460、528、649、654、677、729、768。）不同，我们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民起义的革命民主方面，以及把农村无产阶级单独组织成为阶级政党的问题。现在，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制定“土地平分”或土地国有化的空洞计划，而在于农民要认识到并且在实际上去用革命手段摧毁旧制度。因此，社会革命党人强调“社会化”等等，而我们则强调革命农民委员会，我们说，没有革命农民委员会，一切改革都是空的。有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农民起义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应当极力帮助农民起义，直到没收土地，--然而决不是直到制定种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洞计划。当农民运动是革命民主运动的时候，我们是支持它的。当它一旦变为反动的、反无产阶级的运动的时候，我们就准备（现在立刻就准备）同它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质就在于提出这一双重任务，只有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才会简化这一双重任务，或者把它压缩为单一的、简单的任务。

　　让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假定农民起义胜利了。革命农民委员会和临时革命政府（它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依靠这些委员会的）可以随便怎样没收大地产。我们是主张没收的，这一点我们已经声明过了。但是我们那时将主张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呢？在这里我们◎第649页◎并没有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而且永远也不会用写信人轻率地提出的那一类主张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写信人忘记了，在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那个决议中说的是“肃清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内容中的任何反动成分”，这是第一；第二，必须“在一切场合和一切情况下独立组织农村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的指示。农民运动中任何时候都会有反动成分，我们要预先向这种成分宣战。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预先把它揭示出来，把它说清楚，并准备迎接这个对抗所引起的斗争。把没收的土地交给谁和怎样交给的问题，很可能成为引起这场斗争的一个缘由。我们并不掩盖这个问题，并不许诺什么平均分配、“社会化”等等，而是说，那时我们还要斗争，仍然要斗争，在新的战场上联合另一些同盟者去斗争，那时我们一定是和农村无产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一起去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在实践上，在奴役性的、农奴制的大地产占优势而实现大规模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可能是把土地转归小私有农民阶级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正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我们不立即许下各种各样的“社会化”的诺言，正是因为我们知道实现这个任务的真正的条件，我们并不掩盖现在正在农民内部成熟起来的新的阶级斗争，而是要揭示这个斗争。

　　我们起初是彻底地、用一切办法支持一般农民反对地主，直到没收地主的土地，然后（甚至不是然后，而是同时）我们支持无产阶级反对一般农民。现在就来计算革命（民主革命）后“第二天”农民◎第650页◎内部力量的组合，那是无谓的空想。我们决不陷入冒险主义，决不违背自己的科学良心，决不追求廉价的声誉，我们能够说而且必须说的只有一点，就是我们将用全部力量去帮助全体农民实现民主革命，从而使我们无产阶级的党更容易尽快地过渡到新的更高的任务即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并不许诺从现在农民起义的胜利中会产生什么协调、什么均等、什么“社会化”；恰巧相反，我们“许诺”新的斗争、新的不平等，以及我们所力求实现的新的革命。我们的学说并不像社会革命党人的天花乱坠的话语那样“甜蜜”，谁要是希望别人只拿甜水给他喝，那就请他到社会革命党人那里去吧；我们会向这样的人说：请便吧。

　　我们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也解答了关于委员会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的农民委员会是不应该有的，因为如果是社会民主党的，就不会只是农民的（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话：“也绝不会专门是农民的”。--俄文版编者注）；如果是农民的，就不会纯粹是无产阶级的，不会是社会民主党的。很多人爱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我们可不是这样的人。凡是有可能的地方，我们都力求组织我们自己的委员会，社会民主工党的委员会。加入这些委员会的有农民，有赤贫者，有知识分子，有娼妓（不久前，一个工人写信来问我们，为什么不到娼妓中间去进行鼓动），有士兵，有教员，有工人，--总而言之，有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但没有一个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人。这些委员会将从各方面广泛开展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同时又力求把农村无产阶级专门和单独组织起来，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认为把没有完全清除各种旧残余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是“不正统”的，那就是极大的错误，我们很希望是这样：信上谈到这个问题的地方只是出于误解。城市工业无产阶级◎第651页◎必然是我们社会民主工党的基本核心，但是我们应当像我们党纲所说的那样，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手工业者、赤贫者、乞丐、仆役、游民以及娼妓，都毫无例外地吸引到我们党的周围，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当然是在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下，就是要他们归附社会民主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归附他们，要他们转到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来，而不是无产阶级转到他们的观点上去。

　　读者会问：那么革命农民委员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说不需要革命农民委员会呢？不，需要的。我们的理想是要在农村各地都成立纯社会民主党的委员会，然后让它们和农民中的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集团以及小组缔结协定来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这和社会民主工党在城市中保持独立并为了起义而与一切革命民主主义分子结成联盟的情形完全相似。（注：手稿上接着有如下的话：“农民运动是农民起义的开端。”--俄文版编者注）我们主张农民起义。我们坚决反对把各种不同的阶级成员和各种不同的政党混淆起来，融合在一起。我们主张，为了起义，社会民主党应该推动全体革命民主派，帮助他们全体组织起来，和他们肩并肩地--但是不和他们融合在一起--在城市进行街垒战，在农村去反对地主和警察。

　　城市和农村反对专制制度的起义万岁！当前革命中整个革命民主派的先进部队--革命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1905年9月1日（14日）《无产者报》第16号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217-225页◎第652页◎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