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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列宁从理论上论证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并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的重要著作。列宁曾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见本卷第775-776页）。
这部著作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与这个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于1905年6-7月在日内瓦写的。书中的《补充说明》部分（见本卷第618-643页）写于6月21日（7月4日）以后，而《序言》的写作时间则不早于7月13日（26日）。在撰写过程中，列宁曾为它拟过这样的标题：《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的决议的看法和评论）》（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147页）。在刊载于1905年6月20日（7月3日）《无产者报》第6号的《倒退的第三步》一文中，列宁曾预告这本书不久便可与读者见面（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08页）；几个星期以后，7月27日（8月9日）《无产者报》第11号发表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于1905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后，当年曾在俄国国内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分别翻印。这一著作曾在彼得堡、莫斯科、彼尔姆、喀山、梯弗利斯、巴库等城市秘密流传，许多地下的党小组和工人小组都学习过。1907年2月，沙皇政府的彼得堡出版委员会下令查禁这本书。彼得堡高等法院于同年3月核准了这一禁令，并于12月进一步作出销毁列宁这部著作的决定。
列宁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编入了1907年11月中旬在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并加了一些新的脚注。《十二年来》文集出版后不久就被沙皇当局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了出来。
这本书的手稿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中，这一著作是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版本刊印的，并依据保存下来的部分手稿和《十二年来》文集作了核对。--527。）
9.什么是在革命时期做一个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政党？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考察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我们已经指出，◎第580页◎新火星派的策略并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虽然他们也许是想用自己的决议来保证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把它拉向后退。我们已经指出，正是这种策略使社会民主党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并且不能预防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的危险。从决议的不正确的前提中，自然就得出不正确的结论：“因此，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的，而应当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请看看这个结论的前一半即提出目的的这一半吧。新火星派是否提出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作为社会民主党活动的目的呢？是提出来了。他们不善于正确表述彻底胜利的条件而错误地用了“解放派”的说法，但是他们毕竟提出了上面那个目的。其次，他们是不是把临时政府和起义联系了起来呢？是的，他们直接把这两件事情联系了起来，说临时政府是“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最后，他们是否提出领导起义作为自己的目的呢？是的，他们虽然也像司徒卢威先生一样躲躲闪闪，不肯承认起义是必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但是又和司徒卢威先生不同，他们同时还说“社会民主党力求使它（起义）服从于自己的影响和领导，并利用它来为工人阶级谋利益”。
这岂不是说得头头是道么？我们的目的是使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的起义服从于我们的影响和我们的领导，并利用它来为我们自己谋利益。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在起义时既领导无产阶级，又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非无产阶级的集团”），就是说，由社会民主党和革命资产阶级“分掌”起义的领导权。我们的目的是使起义胜利，以便成立临时政府（“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因此……因此我们不应当抱定夺取政权或在临时革命政府中分掌政权的目的！！◎第581页◎
我们的朋友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他们动摇于司徒卢威先生的观点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之间，司徒卢威先生托辞拒绝起义，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则号召着手实现这个刻不容缓的任务。他们动摇于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无政府主义在原则上把任何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行为都斥责为背叛无产阶级，而马克思主义则要求在社会民主党对起义能起领导作用的条件下参加临时革命政府（注：见《无产者报》第3号《论临时革命政府》第二篇文章。（《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32-240页。--编者注））。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立场：既不采取司徒卢威先生那种要和沙皇政府搞交易因而必然在起义问题上躲躲闪闪、支吾搪塞的立场，又不采取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斥责任何“从上面”行动和任何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行为的立场。新火星派把同沙皇政府搞交易和对沙皇制度的胜利混为一谈。他们想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他们比马尔丁诺夫的《两种专政》稍稍前进了一点。他们甚至同意领导人民的起义，但是主张起义胜利后（也许是在起义就要胜利时？）马上放弃领导，即主张不享受胜利的果实，而要把一切果实统统奉送给资产阶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利用起义来为工人阶级谋利益”……
用不着再继续分析这个糊涂观念了。倒不如来考察一下用“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这句话表述出来的这个糊涂观念的起源吧。
这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原理之一。这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原理。它已经成了议会制国家中一切反对修正主义或反对机会主义的人的口头禅。它是大家公认的对“议会迷”，对米勒兰主义，对伯恩施坦主义（注：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266、284、294、494、582、654、717、762。），对屠拉梯式的意大利改◎第582页◎良主义的一种正当而必要的回击。我们的好心的新火星派把这个很好的原理背得烂熟，并且热心地把它运用得……十分地不恰当。在针对不存在任何议会的情况而写的决议中，竟提出了议会斗争的范畴。“反对派”这个概念是谁也不会认真地谈到起义的那种政治形势的反映和表现，现在却不恰当地搬到起义已经开始而且一切拥护革命的人都想着并说着要领导起义这样的形势中来。正是在革命已经提出必须在起义胜利时从上面行动的问题的时候，竟郑重其事地、大叫大嚷地表示要“始终如一地”像从前那样行动，即仅仅“从下面”行动。
我们的新火星派真是倒霉极了！他们甚至在表述出正确的社会民主主义原理时，也不会正确地运用这个原理。他们没有想到，在革命已经开始的时期，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在国内战争正进行的时候，在起义正爆发的时候，议会斗争的种种概念和术语都会变成自己的反面。他们没有想到，在这样的条件下，修正案是通过游行示威提出的，质询是通过武装起来的公民的进攻行动提出的，反对政府是通过暴力推翻政府来实现的。
正像我国民间故事里那个出名的人物（注：“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这句话出自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傻瓜伊万努什卡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因此而挨揍。一次，他看到农民在脱粒，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311、501、583。）总是恰巧在不适当的场合重复他的吉利话一样，我们的马尔丁诺夫的信徒也是恰巧在他们自己都认为直接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的时候，重复着和平的议会主义的说教。在一开头就提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人民起义”的决议中，竟煞有介事地提出“持极端反对派态度”的口号，这真是再可笑不过了！诸位先生，请你们想想吧：在起义时期“持极端反对派态度”，这是什么意思？是揭露政府呢，还是推翻政府？是投票反对政府呢，还是在公开的战斗中击败政府的武装力量？是拒绝为政府补充它的国库呢，还是用革命手段来夺取这个国库，以供起义、武装工人和农民以及召集立宪会议之用？诸位先生，你们是否◎第583页◎已经开始了解“持极端反对派态度”这个概念所表现的只是消极的行动，即进行揭露，投票反对，表示拒绝？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个概念仅仅和议会斗争有关，而且是在谁也不把“彻底胜利”当作斗争的直接目的提出的时代才使用的。你们是否已经开始了解：从政治上被压迫的人民为了拼命争取胜利而开始全线坚决进攻的时候起，这方面的情形就根本改变了？
工人们现在问我们，是否要努力进行刻不容缓的起义工作？怎样使已经开始的起义获得胜利？怎样利用这个胜利？胜利的时候可以而且应当实现什么纲领？正在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新火星派回答说：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那么，我们把这些骑士叫作头等庸人，难道不对吗？
10.“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新火星派的代表会议没有保持住新《火星报》所采取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立场（仅仅“从下面”行动，而不是“既从下面，又从上面”行动）。容许起义而不容许胜利和参加临时革命政府，这未免荒谬得太显眼了。因此，决议就给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对问题的解答加上一些附带条件和限制。我们来看看决议在下一段中叙述的这些附带条件：
“实行这种策略〈”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当然决不是说，专门为了促使起义扩大和政府瓦解，也不宜于在某一个城市，在某一个地区局部地、暂时地夺取政权，成立革命公社。”
既然这样，那就是说，在原则上不仅容许从下面行动，而且容◎第584页◎许从上面行动了。那就是说，尔·马尔托夫发表在《火星报》上（第93号）的那篇有名的杂文中所提出的论点被推翻了，而《前进报》的策略，即不仅要“从下面”行动、而且要“从上面”行动的策略，却被承认为正确的了。
其次，夺取政权（哪怕是局部地、暂时地等等）显然不仅要有社会民主党参加，不仅要有无产阶级参加。这是因为民主革命不只是对无产阶级有利，积极参加这个革命的也不只是无产阶级。这是因为，如该决议一开头所说的那样，起义是“人民的”起义，参加起义的也有“非无产阶级的集团”（这是代表会议派关于起义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即也有资产阶级。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行为都是背叛工人阶级这一原则，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注：指列宁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前进报》第13号和第14号上发表的两篇文章《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7页和第18-28页）。--585。），被代表会议抛弃了。“背叛”并不会因为构成背叛的行为是局部的、暂时的、地区性的等等而不成其为背叛。这就是说，把参加临时革命政府和庸俗的饶勒斯主义等量齐观的观点（注：这是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他在1905年3月17日（30日）《火星报》第93号登载的《当务之急。工人政党和作为我们当前任务的“夺取政权”》一文里说，“夺取政权”的任务只有两种可以想象的形式：或者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去掌握国家，那就走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极限，那就是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任务的整个分析是不正确的，那就应该从根本上修改我们的纲领；或者是社会民主党参加革命民主政府，那就不妨现在就同我们将与之一道实现“专政”的社会力量建立政治“联盟”，那就需要马上修改我们的策略原则。因此，“或者是最庸俗的饶勒斯主义，或者是否认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585。），如《前进报》所希望的那样，被代表会议抛弃了。政府并不因为它的权力达不到许多城市而只及于一个城市，达不到许多地区而只及于一个地区，而不成其为政府；同样，也不会因为它称作什么而不成其为政府。这样，新《火星报》所企图提供的问题的原则提法，就被代表会议抛弃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代表会议对它现在已在原则上容许的成立革命政府和参加革命政府的主张所提出的那些限制是否合理。“暂时”(“эпизодический”)这个概念和“临时”(“временный”)这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我们不知道。恐怕这里只是在用一个外来的和“新的”词来掩盖缺乏明确的思想这一事实而已。这看起来是说得“深奥一点”，其实只是更加暧昧和糊涂罢了。“宜于”在某个城市或某个地区局部地“夺取政权”，这和参加全国的临时革命政府有什么◎第585页◎区别呢？难道像彼得堡这样发生过1月9日事件的地方不是一个“城市”吗？难道像高加索这样比许多国家都大的地方不是一个地区吗？关于如何对待监狱、警察和国库等等等等的问题（这些曾使新《火星报》为难的问题），甚至在一个城市里，更不用说在一个地区内，在“夺取政权”的时候，不是也会摆在我们面前吗？当然，谁也不会否认，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在起义不能完全成功的时候，在起义得不到彻底胜利的时候，是可能有局部的、城市等等的临时革命政府的。但是，先生们，这和问题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自己不是在决议一开头就谈到“革命的彻底胜利”和“胜利的人民起义”吗？？从什么时候起社会民主党人竟把无政府主义者的事情揽到自己身上，竟分散无产阶级的注意力和目标，引导它解决“局部的”问题，而不解决普遍、统一、完整和全面的问题呢？在设想在一个城市“夺取政权”时你们自己谈到“使起义扩大”，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是扩大到另一个城市中去呢？是否可以希望扩大到一切城市中去呢？先生们，你们的结论和你们的前提一样地靠不住，一样地偶然，一样地矛盾，一样地混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对整个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作出了详尽而清楚的回答。这个回答是把一切局部的临时政府也包括在内的。代表会议的回答则人为地随意把问题的一部分划分出来，结果只是回避（但没有成功）整个问题而且造成混乱。
“革命公社”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和“临时革命政府”有区别吗？如果有，那么区别在哪里呢？代表会议派先生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的革命思想是混乱不清的，结果就像常见的那样，尽说革命的空话。的确，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决议中使用“革命公社”这样的字眼，不过是说革命的空话而已。马克思屡次斥责过这种用早已过时的“动听的”名词来遮盖未来的任务的空话。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第586页◎的动听的名词，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变成空洞而有害的华而不实的东西，变成装饰品。我们必须向工人和全体人民清清楚楚地、毫不含糊地说明：为什么我们要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如果在将来，在已经开始的人民起义得到胜利的结局而我们对政权有了决定性的影响时，我们要实现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改革？这就是摆在政治领导者面前的问题。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提出了关于这些改革的完备的纲领，即我们党的最低纲领。而“公社”这个字眼却没有给予任何回答，只是用一种远处的钟声……或空洞的高调来搅乱人们的头脑罢了。我们愈是珍视例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就愈加不容许只引用它而不分析它的种种错误和特殊条件。这样做就是重复恩格斯所讥笑过的布朗基派的荒谬做法，布朗基派（在他们的1874年的“宣言”（注：指在伦敦的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于1874年发表的纲领。参看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一文第2节：《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79-595页）。
关于布朗基派，见注79。--587。）中）对公社的每个行动都备加崇拜。如果有工人向代表会议派问到决议中提到的这个“革命公社”，代表会议派将怎样回答呢？他们只能说，历史上有个工人政府就是这样称呼的，它不善于分清并且当时也不能分清民主革命成分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分，把争取共和制的任务和争取社会主义的任务混淆起来，未能解决向凡尔赛实行坚决的军事进攻的任务，犯了不占领法兰西银行的错误，等等。总之，不管你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援引巴黎公社还是援引其他什么公社，你们总会回答说：我们的政府不应当成为这样的政府。不用说，这是个很好的回答！然而这样毫不提及党的实践纲领，不适当地在决议中讲授起历史来，难道这不是说明书呆子的说教和革命者的软弱无能吗？难道这不恰好表露出你们枉费心机要归之于我们的那种错误，即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任何一个“公社”都没有把两者辨别清楚）的错误吗？◎第587页◎
临时政府（即不适当地被称为公社的临时政府）的目的被宣布为“专门”扩大起义和瓦解政府。“专门”这个字眼，按其本意说来，就是排除其他一切任务，是主张“只从下面”行动的荒谬理论的复活。这样排除其他任务，仍然是目光短浅和考虑欠周。“革命公社”，即革命政权，即使是在一个城市建立的，也不可避免地要执行（哪怕只是临时地、“局部地、暂时地”执行）一切国家事务；把脑袋藏在翅膀底下，闭眼不看这个问题，就是愚蠢到极点。这个政权要用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人监督工厂的制度，举办免费的普及教育，实行法官选举制，成立农民委员会，等等，--总而言之，它一定要实行许多改革。把这些改革归结为“促使起义扩大”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玩弄字眼，把需要完全弄清楚的问题故意弄得更不清楚。
新火星派决议的结尾部分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新材料来批判我们党内复活了的“经济主义”的原则趋向，但是它从某些不同的角度证实了上面所说的话。
下面就是决议的这一部分：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就是说，只有在革命蔓延到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的西欧先进国家去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才应当主动地努力夺取政权，并且尽可能长久地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种情形下，俄国革命有限的历史范围就能大大扩大，那时就有可能走上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
社会民主党既以自己在整个革命时期对革命进程中一切轮流更换的政府都保持极端革命反对派的态度，作为自己的策略基础，也就能够作好最充分的准备去利用政府权力，如果政府权力落〈？？〉到它手里来的话。”
这里的基本思想也就是《前进报》屡次表述过的那种思想。《前进报》说过，我们不应当害怕（像马尔丁诺夫那样害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完全胜利，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第588页◎专政，因为这样的胜利会使我们有可能把欧洲发动起来，而欧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摆脱了资产阶级的桎梏，就会反过来帮助我们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请你们看看，这个思想经过新火星派的叙述竟被糟蹋成什么样子。我们不准备谈细节问题，不谈所谓政权可能“落”到一个把夺取政权看作有害策略的自觉的政党手里来的荒唐设想，不谈欧洲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不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而是已经完全成熟，也不谈我们的党纲不提任何社会主义改革，而只提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现在谈谈《前进报》的思想和代表会议决议的思想之间所存在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前进报》向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指出了积极的任务：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并且利用这个胜利来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决议却不懂得我们的“彻底胜利”（不是新火星派所谓的“彻底胜利”）和欧洲革命之间的这种联系，因而就不提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提无产阶级胜利的前途，而是谈一般可能中的一种可能：“在革命蔓延……的时候”。《前进报》直接而明确地指出（而且这些意见已经载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可以怎样和应当怎样“利用政府权力”来谋取无产阶级的利益，同时考虑到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可以立刻实现什么，必须首先实现什么，以作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民主前提。决议在这里也不可救药地做了事变的尾巴，说“能够作好准备去利用”，但是说不出怎样能够，怎样作好准备，怎样去利用。譬如说，我们不怀疑新火星派“能够作好准备去利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对这种利用的尝试和他们的准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希望……
《前进报》确切地指出了“把政权保持在自己手里的”现实“可能性”究竟在哪里：就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能够压倒一切反革命力量，◎第589页◎在于他们二者在民主改革方面的利益必然一致。代表会议的决议在这方面也没有提供任何积极的东西，而只是逃避问题。在俄国，保持政权的可能性要取决于俄国本国社会力量的成分，取决于现在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的条件。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而革命传布到欧洲和无产阶级获得胜利，二者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定会引起俄国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的拼命抵抗，--新火星派的决议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个反革命势力，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则估计了这个反革命势力的意义。如果我们除无产阶级以外，不能同时依靠农民来争取共和制和民主制，那么“保持政权”这件事情就不会有什么希望。如果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希望，如果“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会造成这种可能，那我们就应当指出这种可能，积极地号召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提出实践的口号，不仅用来应付革命传布到欧洲的局面，而且为了要把革命传布到欧洲去。社会民主党中的尾巴主义者提到“俄国革命有限的历史范围”，不过是要掩盖他们对这个民主革命的任务和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的先进作用了解得很有限而已！
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口号的意见之一，就是认为专政要有“统一的意志”（《火星报》第95号），而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这个反对意见根本不能成立，因为它是以“统一的意志”这一概念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解释为根据的。意志在某一方面统一，而在另一方面不统一，这是常有的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缺乏意志的统一，并不排除在民主主义问题上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中的意志的统一。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逻辑上和历史上的区别。忘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民主革命的全民性质：既然是“全民的”，也就有“意志的统一”，这正是就这个革命◎第590页◎是实现全民的需要和要求而言。超过民主主义范围，就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的意志的统一。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民主共和制的基地上，这个斗争将是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最深刻、最广泛的人民斗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特权。在和这种过去作斗争时，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的一致。
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这里意志的统一是不可能的。（注：资本主义在自由条件下的更广泛、更迅速的发展，必然使意志的统一很快归于结束，而且反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被粉碎得愈快，这种统一就结束得愈快。）在这里，我们所面临的道路就不是从专制制度走向共和制，而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走向社会主义。
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未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就已经萌芽。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吗？难道欧洲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任务要去最终完成吗？
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第591页◎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这样，我们和资产阶级“合击”的行动就带有暂时的性质，我们就必须“对同盟者，犹如对敌人一样”进行严格的监视，如此等等。对所有这些也是丝毫不能怀疑的。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可以忘记、忽略或轻视那些对现在来说是迫切的、哪怕只是暂时的和临时的任务，那就是可笑的而且是反动的。和专制制度作斗争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临时的和暂时的任务，但是对这个任务的任何忽略或轻视，都等于背叛社会主义和为反动势力效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
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在纲领中提出共和制的要求。那里的形势使这个问题在实践上很难和社会主义问题分开（虽然在德国问题上，恩格斯在评论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注：爱尔福特纲领是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组织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是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对该党执行委员会制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是以《新时代》杂志编辑部的草案为基础的。--592。）草案时，曾警告过不要轻视共和制和争取共和制的斗争的意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要把共和制的要求从纲领和宣传工作中取消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里谈不到共和制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有什么不可分的联系。1898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专门把共和制的问题当作首要问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会使人惊异，也不会引起非难。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要是在1848年不提共和制问题，那就是直接背叛革命了。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
到一定的时候，对俄国的专制制度的斗争就会结束，俄国的民主革命时代就会成为过去，那时再说什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第592页◎的统一”，说什么民主专政等等，就是可笑的了。那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想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专政，并且会更详细地谈论这个专政。现在呢，先进阶级的政党却不能不极力设法取得民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而彻底胜利也就不外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附注（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第10章的附注是列宁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写在另外的纸上的。列宁在附注的手稿中注明：“加在第10章中”。但该书第一次出版时和1907年收入《十二年来》文集时都没有加进这个附注。1926年这个附注第一次发表于《列宁文集》俄文版第5卷。《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和第5版按照上述列宁意见把这个附注收入了该书的正文，放在第10章的后面。--593。）
(1)请读者回想一下，《火星报》和《前进报》论战时，《火星报》还援引过恩格斯给屠拉梯的一封信。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警告这位意大利改良主义者的（后来的）领袖不要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恩格斯在谈到1894年意大利的政治形势时写道，意大利当前的革命将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8-292页。--编者注）《火星报》责难《前进报》离开了恩格斯所规定的原则。这种责难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整个说来，《前进报》（第14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1-17页。--编者注）完全承认马克思把19世纪革命中三种主要力量区别开来的理论是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论，反对旧制度，即反对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农奴制度的，有(1)自由派大资产阶级，(2)激进派小资产阶级，(3)无产阶级。自由派大资产阶级不过是为立宪君主制而斗争，激进派小资产阶级是为民主共和制而斗争，无产阶级是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公社”的口号是错误的，因为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公社恰巧就是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反之，我们的口号，即无◎第593页◎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能完全保证不犯这个错误。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
11.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某些决议和“代表会议”某些决议的粗略比较
临时革命政府问题是当前社会民主党策略问题的中心。十分详细地分析代表会议其余各项决议，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我们仅限于简略地指出几点，来证实我们在上面已经分析过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代表会议决议在策略方针上的原则区别。
就拿革命前夕对待政府的策略问题来说吧。你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仍然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完整的答案。这个决议估计到特殊时期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和任务：要揭露政府让步的虚伪性，要利用各种“滑稽可笑的人民代表机关”，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以八小时工作制为首要要求），以及要反击黑帮。在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这个问题是分散在几个地方叙述的：“反击黑暗反动势力”，只是在关于对其他政党的态度的决议的引言部分提了一下。参加代表机关选举的问题，是和沙皇政府同资产阶级“妥协”的问题分开考察的。冠有《关于经济◎第594页◎斗争》这个响亮标题的专门决议不是号召用革命手段实现八小时工作制，而只是重复（在说了一堆关于“工人问题在俄国社会生活中占有的中心位置”的响亮而很不聪明的话以后）旧的鼓动口号，即所谓“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制”。这个口号现在已经不够和落后了，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用不着再来证明。
关于公开的政治活动的问题。第三次代表大会估计到我们的活动即将根本改变的情况。秘密活动和发展秘密机关的工作决不能放弃，放弃这些，就是为警察效劳而且极端有利于政府。但是现在已经不能不考虑公开行动的问题。必须立刻为这种行动准备好适当的形式，因而也就必须为此目的准备好特别的机关--秘密程度较少的机关。必须利用合法的和半合法的社团，使它们尽可能变成俄国未来的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的基地。
代表会议在这里也把问题弄得很分散，没有提出任何完整的口号。特别令人感到突然的，是十分可笑地委托组织委员会注意“安置”合法的著作家。关于“使那些以协助工人运动为目的的民主报纸服从自己的影响”的决定是十分荒谬的。我国一切合法的自由派报纸按倾向来说几乎全是“解放派”的报纸，都是以此为目的的。为什么《火星报》编辑部自己不首先执行自己的这个建议，给我们作出一个使《解放》杂志服从于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榜样呢？他们没有向我们提出利用合法的社团来建立党的基地的口号，而是提出：第一，仅仅涉及“职业”工会的局部性的建议（党员必须参加这些工会），第二，对“革命的工人组织”＝“无定形的组织”＝“革命的工人俱乐部”进行领导的建议。“俱乐部”怎样成了无定形的组织，这些“俱乐部”究竟是什么东西，只有真主才知道。这不是党的最高机关的明确的指令，而是著作家们的一些思想札记和笔记草稿。关于党应当怎样开始把自己的全部工作转到全新的基础上的问题，根本◎第595页◎没有任何完整的说明。
关于“农民问题”，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的。代表大会制定了《对农民运动的态度》的决议。代表会议制定了《关于在农民中的工作》的决议。在前一个决议中，提出的首要任务是为了反沙皇制度斗争的全民利益而领导整个广泛的革命民主运动。在后一个决议中，问题仅仅归结为在一个特别的阶层中“工作”。在前一个决议中，提出的鼓动工作的中心实践口号是立刻组织革命农民委员会来实行一切民主改革。在后一个决议中却说“成立委员会的要求”应当向立宪会议提出。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待这个立宪会议呢？它真的会成为立宪的会议吗？如果不预先和同时建立革命农民委员会，立宪会议是否会巩固呢？--所有这些问题，代表会议都忽略过去了。它的一切决议都反映出我们已经考察过的一个总的思想：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只应进行自己的专门的工作，而不要希图领导和独立进行整个民主运动。正如“经济派”总是要社会民主党人只进行经济斗争，而让自由派去进行政治斗争一样，新火星派在他们的整个推论过程中也是要我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尽量靠边站，而让资产阶级去积极进行这个革命。
最后，不能不说说双方关于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决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的是要揭露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切局限性和不充分性，而并不那样幼稚地想列举每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局限性的各种可能的表现并且在好资产者和坏资产者之间划一条分界线。代表会议却重复着斯塔罗韦尔的错误，硬要找出这样一条分界线，发挥其有名的“石蕊试纸”论。斯塔罗韦尔是从一个很好的思想出发：要向资产阶级提出比较严格的条件。他只是忘记了，任何一种想预先把值得赞许、值得与之取得协议等◎第596页◎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不值得这样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区分开来的企图，都只能得出一种立刻就会被事变的发展所抛弃并且会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起来的“公式”。结果就把重心从斗争中的真正一致转移到声明、诺言和口号上去了。斯塔罗韦尔认为“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就是这种根本性的口号。为时还不到两年，“石蕊试纸”已经证明自己毫不中用，普选制的口号已经被解放派接受过来，但是解放派不仅没有因此而接近社会民主党，反而企图利用这个口号来迷惑工人，引诱工人离开社会主义。
现在，新火星派提出了更“严格的”“条件”，“要求”沙皇制度的敌人“坚韧不拔地和毫不含糊地〈！？〉支持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一切坚决行动”等等，一直到“积极参加人民自我武装的事业”。分界线是划得更远得多了，但是这条分界线又已经陈旧了，一下子就证明了自己毫不中用。比方说，为什么不提出共和制的口号呢？社会民主党人为着“用无情的革命战争来反对等级君主制度的一切基础”，“要求”资产阶级民主派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而唯独不要求他们为共和制而斗争，这是怎么回事呢？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有意挑剔，新火星派的错误确实具有最实际的政治意义，“俄国解放联盟”就是证明（见《无产者报》第4号）（注：在1905年6月4日出版的《无产者报》第4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革命工人联合会》的长篇论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65-276页。--编者注）。这篇论文转述了这个联盟所发表的宣言的内容，这个联盟采用了“俄国解放联盟”的名称，并且说它的宗旨是通过武装起义来召集立宪会议。其次，在这篇论文中确定了社会民主党人对这种非党的联盟的态度。至于这个联盟的实际情形如何，它在革命中的命运怎样，我们就全不知道了。（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这些“沙皇制度的敌人”完全能适应新火星派的一切“要◎第597页◎求”。可是我们已经指出，这个“俄国解放联盟”的纲领中（或者在其无纲领的立场中）充满了解放派的精神，解放派是能够很容易地牵着它走的。而代表会议在决议的末尾一段中声称，“社会民主党将照旧像反对虚伪的人民之友一样，反对所有一切打着自由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但是拒绝真正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政党”。“俄国解放联盟”不仅不拒绝，而且热心地表示愿意给予这种支持。这是否就能担保它的领袖们即使是解放派但却不是“虚伪的人民之友”呢？
由此可见，新火星派预先臆造出一些“条件”，提出一些虚张声势的滑稽可笑的“要求”，这就立刻使他们自己陷于可笑的地位。他们的条件和要求一下子就显得不能适合活生生的现实。他们那种追逐公式的狂热是徒劳的，因为任何公式都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虚伪、不彻底以及局限性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包罗无遗。问题并不在于“石蕊试纸”，并不在于公式，并不在于写印成文的要求，并不在于预先区分开虚伪的“人民之友”和非虚伪的“人民之友”，而是在于斗争中的真正一致，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每一个“不坚定的”步骤都进行坚持不懈的批评。为了“真正团结一切关心民主改造的社会力量”，并不需要像代表会议那样勤勤恳恳、那样白费力气地规定种种“条款”，而是要善于提出真正革命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把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的口号，而不是把无产阶级任务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水平的口号。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是尽最大的努力参加起义，而不是用说教的方式来推脱刻不容缓的武装起义的任务。◎第598页◎
12.民主革命的规模是否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
上面各节写好以后，我们收到了《火星报》出版的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会议的决议。对于写出一个好的结尾(Pourlaboebouche)，我们真是想不出比这更好的材料了。
《火星报》编辑部很公正地指出：“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高加索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和全俄代表会议〈即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相似的〈老实话！〉决议。”“在社会民主党对临时革命政府的态度问题上，高加索的同志所通过的决议，坚决反对《前进报》集团以及附和它的所谓代表大会代表们所宣传的新方法。”“应该承认代表会议非常恰当地表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
真的，的确如此。对于新火星派的根本错误，真是谁也不能够比这表述得更“恰当”了。我们现在把这段表述全部抄录下来，先在括弧中指出花朵，然后再指出末尾结出的果实。
下面就是新火星派高加索代表会议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
“代表会议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要利用革命时机来加深〈当然啦！不过还要加上一句：用马尔丁诺夫精神来加深！〉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只是用来加深意识，而不是用来争取共和制吗？这是对革命的多么”深刻的“见解啊！〉，而为了保证党对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有最充分的批评自由〈保证共和制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事情只是保证批评自由。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产生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代表会议反对成立社会民主主义的临时政府，并反对参加这个政府〈请回想一下恩格斯◎第599页◎所引证的、巴枯宁主义者在西班牙革命之前10个月作出的决议，见《无产者报》第3号（注：《无产者报》第3号发表了列宁的《论临时革命政府》一文的第二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32-240页）。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恩格斯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61-579页）。--600。）〉，而认为最适宜的是从外面〈从下面，而不是从上面〉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使国家制度达到尽可能的〈？！〉民主化。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临时政府或加入这个政府，一方面会使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对社会民主党失望而离开这个党，因为社会民主党虽然夺得政权，但是不能满足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直到包括实现社会主义〈共和制不是迫切需要！决议起草人竟天真得没有觉察到他们是在用纯粹无政府主义的语言说话，仿佛他们对参加资产阶级革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
这就是症结所在。这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十足的机会主义思想交错（如同在西欧的伯恩施坦派中常见的一样）的地方。请看：不要加入临时政府，因为加入临时政府就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从而缩小革命的规模！这完全是纯粹而彻底的新火星派哲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我们应当崇敬资产阶级的庸俗思想，给这种思想让路。如果我们按照--哪怕部分地，哪怕一分钟--我们参加临时政府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这样一种想法行事，那我们就会因此把革命领导权完全让给资产阶级。我们会因此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资产阶级去支配（虽然还保留了充分的“批评自由”！！），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迫使无产阶级采取温和柔顺的态度。我们会阉割掉无产阶级最迫切的需要，即经济派及其仿效者们从来没有很好地了解的政治需要，为了使资产阶级不致退出而阉割这些需要。我们会完全离开在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范围内为实现民主制而进行革命斗争的立场，而转到和资产阶级搞交易的立场，以背叛原则、背叛革命来换取资产阶级的欣然同意（“不致退出”）。
高加索的新火星派在短短的几行文字中就把叛卖革命、变无◎第600页◎产阶级为资产阶级可怜走卒的策略的全部实质表明了。我们在上面从新火星派的错误中看到的倾向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明确的原则：做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因为实现共和制会迫使（而且已经迫使--司徒卢威先生就是一例）资产阶级退出，所以要取消争取共和制的斗争。因为无产阶级的任何一个坚决而彻底的民主要求在任何时候、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所以工人同志们啊，还是躲在你们的窝里吧，只要从外面行动，可别想为了革命去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种种工具和手段，给自己保留着“批评自由”就行了。
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一名词的根本性的错误理解在这里已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马尔丁诺夫或新火星派对这个名词的“理解”会直接造成把无产阶级事业出卖给资产阶级的结果。
谁忘记了旧时的“经济主义”，谁不去研究它，不去回想它，谁就很难了解现在复活起来的“经济主义”。请回想一下伯恩施坦主义的《信条》（注：《信条》是经济派于1899年写的一个文件。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信条》的作者叶·德·库斯柯娃当时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成员。
列宁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收到他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彼得堡寄来的《信条》之后，于1899年8月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召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经济派的这个文件和他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卷第262-272页）。与会者17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这个《抗议书》，所以也称17人抗议书。《抗议书》引用了《信条》的全文。--283、305、601。）吧。当时人们从“纯粹无产阶级的”观点和纲领中得出结论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要经济，只管真正的工人事业，只要批评任何政客手腕的自由，只管真正加深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作，政治还是让他们自由派去干吧。愿上帝保佑我们别陷入“革命主义”，因为这会迫使资产阶级退出。谁要是全文读了《信条》或《工人思想报》第9号增刊（注：《〈工人思想报〉增刊》是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编辑部于1899年9月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特别是其中署名尔·姆·的《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文，公开散布机会主义观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209-238页）和《怎么办？》（见本卷第290-458页）中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批判。--283、309、601。）（1899年9月），谁就可以看出这一整个的推论过程。
现在还是这一套，只是范围很大，被用来估计整个“伟大的”俄国革命--唉，这个革命事先就已经被正统庸俗主义的理论家们给庸俗化和降低到滑稽可笑的地步了！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只需要批评自由，加深意识，从外面行动。他们资产阶级却要有行动的自由、从事革命领导（应读作：自由主义领导）的自由和从上面实行◎第601页◎“改良”的自由。
这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从来没有思索过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的话（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编者注）。他们盗用马克思的名义，其实，他们在草拟策略决议的时候完全是在模仿法兰克福的资产阶级空谈家，这些空谈家自由地批评专制制度，加深民主意识，但是不懂得革命时期是行动的时期，是既从上面又从下面行动的时期。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空洞的说教，于是就把最坚定、最积极的先进革命阶级的思想变成了这个阶级中最落后的阶层的思想，即那些逃避困难的革命民主主义任务而把这些任务交给司徒卢威先生们去执行的最落后阶层的思想。
资产阶级一旦因社会民主党加入革命政府而退出革命，那就会“缩小革命的规模”。
俄国工人们，听吧：如果革命是由那些不想战胜沙皇制度而只想和它搞交易的、没有被社会民主党人吓退的司徒卢威先生们来进行，革命的规模就会更大。如果我们前面所概述的俄国革命两种可能结局中的前一种结局得以实现，就是说，如果君主派资产阶级和专制政府能在希波夫式的“宪法”上做成交易，革命的规模就会更大！
在指导全党的决议中写出这样可耻的东西或者赞扬这些“恰当的”决议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被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精神全部腐蚀掉的空洞说教弄得头昏眼花，竟看不出这些决议怎样把他们的其他一切好话都变成了空谈。翻开他们在《火星报》上写的任何一篇文章，甚至翻开我们的鼎鼎大名的马尔丁诺夫所写的那本臭名远扬的小册子，都可以看到关于举行人民起义，把革命进行◎第602页◎到底，力求依靠人民下层来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斗争一类的言论。但是，当你们接受或者赞扬关于“革命的规模”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的思想时，所有这些好的东西就立刻变成可怜的空谈了。先生们，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应当和人民一起去努力实现革命，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完全胜利，而不考虑那个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或者是我们不容许这种“不考虑”，而惟恐资产阶级“退出”，那我们就是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出卖给资产阶级，出卖给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和畏首畏尾的资产阶级。
请不要曲解我的话。请不要叫喊什么有人指责你们自觉地出卖。不，你们向来都是不自觉地爬往泥潭，而且现在已经爬进了泥潭，正像旧时的“经济派”那样沿着“加深”马克思主义的斜坡不可遏止地、不可逆转地滑到专门从事反对革命的、没有灵魂和没有生气的“卖弄聪明”的地步。
先生们，“革命的规模”取决于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我们不谈国外政治即国际配合方面的力量，虽然这种力量现在发展得很有利于我们，但是我们大家都不去考察它们，而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俄国内部力量的问题。请看看这些内部的社会力量吧。反对革命的是专制政府、宫廷、警察、官吏、军队和一小撮显贵人物。人民中的义愤愈深，军队就愈不可靠，官吏中的动摇就愈大。其次，资产阶级现在整个说来是赞成革命的，他们热心地谈论自由，愈来愈频繁地以人民的名义、甚至以革命的名义发表意见。（注：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司徒卢威先生给饶勒斯的公开信。这封信不久以前由饶勒斯刊登在《人道报》[《人道报》(《L’Humanité》)是法国日报，由让·饶勒斯于1904年创办。该报最初是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法国社会党极右翼所掌握，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8年该报由马·加香领导后，反对法国政府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帝国主义政策。在法国社会党分裂和法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从1920年12月起，该报成了法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603。）上，由司徒卢威先生刊登在《解放》杂志第72期上。）但是，我们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从理论中知◎第603页◎道，并且每日每时都从我国的自由派即地方自治人士和解放派的实例中看到，资产阶级赞成革命是不彻底的，是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是畏首畏尾的。只要资产阶级的自私的狭隘利益得到满足，只要它“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而它现在已经在离开彻底的民主主义了！），它就不可避免地会大批转到反革命方面，转到专制制度方面去反对革命，反对人民。剩下的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坚决走到底，因为它要走的路程远远超过民主革命。因此，无产阶级就站在为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它轻蔑地拒绝它所鄙视的那些劝它注意别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愚蠢意见。农民中有大批的半无产者，同时有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使得它也不稳定，因而迫使无产阶级团结成为一个具有严格的阶级性的党。但是农民的不稳定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根本不同，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护私有制，不如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不再成为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能够成为完全而又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只要给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在上述条件下，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因为只有获得了完全胜利的革命才能使农民获得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使农民获得他们所希望、所幻想而且是他们真正必需的一切，这里所说的必需，（并不像“社会革命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是为了从半农奴制的泥潭中，从被压抑、被奴役的黑暗的深渊中跳出来，为了在商品经济可能的限度内尽量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
此外，不仅彻底的土地改革，而且农民的一般的和经常的一切利益，都使农民趋向于革命。农民甚至在和无产阶级作斗争时也需◎第604页◎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制度才能准确地体现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以群众资格，以多数资格取得优势。农民受到的教育愈多（而从对日战争以来，他们迅速地受到教育，其迅速程度是许多惯于只用学校尺度来衡量教育程度的人所想象不到的），他们就会愈彻底、愈坚决地拥护完全的民主革命，因为他们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害怕人民的统治，相反，人民的统治对他们是有利的。农民一开始摆脱幼稚的君主主义，民主共和制就会立刻成为他们的理想，因为惯于做经纪人的资产阶级那种自觉的君主主义（连同参议院等等），对农民来说是要他们照旧处于没有权利、备受压抑和愚昧无知的地位，只不过把这种地位用欧洲宪制的油漆来稍稍涂饰一下而已。
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就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自由主义君主派的保护，而农民群众却自然而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寻求革命共和派的领导。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而农民却能够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帮助农民这样做。
有人会反驳我说：这用不着证明，这是起码的常识，是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非常了解的。不，这是那些居然说革命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规模”的人所不了解的。这样的人重复着我们土地纲领中被他们背得烂熟的话，但是不懂得这些话的含义，否则他们就不会害怕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个必然要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我们的纲领中产生出来的概念了，否则他们就不会用资产阶级的规模来限制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规模了。这样的人是在用自己的具体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革命的决议来推翻自己的抽象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词句。
谁真正了解农民在胜利的俄国革命中的作用，谁就不会说革命的规模会因为资产阶级退出而缩小。因为事实上只有当资产阶◎第605页◎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姿态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开始具有真正的规模；只有那时，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可能有的那种真正最广大的革命规模。我们的民主革命要坚决进行到底，就应当依靠那些能够麻痹资产阶级的必不可免的不彻底性的力量（也就是那些恰恰能够“迫使它退出”的力量，《火星报》的高加索信徒们因为认识肤浅而对此感到害怕）。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
不过不要忘记在谈论革命的“规模”时往往被忽略的一种情况。不要忘记，这里谈的并不是任务方面的困难，而是通过什么道路去求得任务的完成。这里谈的并不是使革命具有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规模是否容易做到，而是应当怎样设法扩大革命的规模。意见分歧所涉及的恰恰是行动的根本性质，是行动的方针。我们着重指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不细心或不诚实的人往往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一个是关于道路的方向的问题，即从两条不同的道路中选择一条的问题；另一个是在选定的道路上目的是否容易达到或是否能很快达到的问题。
我们在上面完全没有涉及这后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没有引起争论和分歧。但是这个问题本身自然是极其重要的，值得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给予极大的注意。忘记不仅吸引工人阶◎第606页◎级群众，而且吸引农民群众加入运动这件事情会遇到种种困难，这是一种不可容许的乐观主义。正是这种困难不止一次地断送了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努力，而使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获得最大的胜利：既“获得”一笔借君主制来抵御人民的“资本”，又“保持了”自由主义……或“解放派”的“清白”。但是有困难并不等于无法实现。重要的是相信道路选择得正确，这种信心能百倍地加强革命毅力和革命热情，有了这样的革命毅力和革命热情就能创造出奇迹来。
至于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在选择道路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严重到什么程度，只要把高加索新火星派的决议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比较一下就马上可以看出来。代表大会的决议说：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一定会竭力把我们手里的革命成果抢走。因此，工人同志们，要更加努力地准备斗争，要武装起来，要把农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我们决不会不经过战斗而把我们的革命成果让给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高加索新火星派的决议说：资产阶级是不彻底的，它可能退出革命。因此，工人同志们，请不要考虑参加临时政府，否则资产阶级一定会退出，革命的规模会因此而缩小！
一些人说：你们要把革命推向前进，进行到底，而不要去考虑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起来反抗或采取消极态度。
另一些人说：你们不要去考虑独立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否则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会退出革命。
这难道不是两条根本相反的道路吗？这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策略，前一种策略是唯一正确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而后一种策略实质上纯粹是解放派的策略，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第607页◎
13.结论。我们敢不敢胜利？
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很肤浅的人，或者不知道我们党内从“经济主义”时期以来的全部斗争历史而从旁判断的人，还往往只是简单地援引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民主运动中都有两种自然而然的、必不可免的、彼此完全可以调和的倾向，来说明现在（特别是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明朗化的策略分歧。据说，一方面是特别强调寻常的、目前的、日常的工作，强调必须展开宣传和鼓动，必须准备力量，加深运动等等；另一方面是强调运动的战斗的、一般政治的、革命的任务，指出武装起义的必要，提出革命民主专政和临时革命政府的口号。无论对哪一方面都不应当夸大，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地方），都不宜走极端，如此等等。
这类议论中无疑含有一些处世（以及带引号的“政治”）秘诀的廉价真理，但是这种真理往往掩盖着人们对党的迫切紧急需要的无知。就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现在的策略分歧来说吧。新火星派谈论策略问题时特别强调日常的普通工作，这件事本身当然还不会造成任何危险，也不会引起策略口号方面的任何分歧。但是，只要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代表会议的决议比较一下，这种分歧就一目了然了。
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就在于：第一，仅仅笼统地、抽象地指出运动中的两个潮流和各走极端的害处，是不够的。必须具体地弄清，当前的运动在当前的时期有什么弱点，对党来说，现在实际的政治危险究竟在哪里。第二，必须弄清，这些或那些策略口号（也许是缺◎第608页◎乏这些或那些口号），对哪些实在的政治力量有利。你们假如听信新火星派的话，就会得出一种结论，以为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危险是抛弃宣传鼓动工作，抛弃经济斗争和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批评，而过分迷恋于军事训练、武装进攻、夺取政权等等。实际上，党所面临的实际危险完全是来自另一方面。凡是稍微熟悉一些运动的情况、仔细地和用心地观察运动的人，都不能不看到新火星派这种恐惧心理的可笑之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部工作已经完全纳入了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这个范围绝对能保证把工作重心集中于宣传和鼓动，集中于飞行集会和群众集会，集中于散发传单和小册子，集中于促进经济斗争和支持经济斗争的口号。没有一个党委员会，没有一个区委员会，没有一个中心会议，没有一个工厂小组不是经常不断地用百分之九十九的心思、力量和时间，去执行所有这些早在90年代后半期就已经确定的职能。只有完全不了解运动情况的人才不知道这一点。只有很幼稚的人或不了解情况的人，才会真正相信新火星派特别郑重其事地重弹的老调。
事实是我们不但没有过分迷恋于起义的任务、一般政治口号、对整个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反而正好是在这方面落后得特别显眼，这是最大的弱点，是能使运动由真正的革命运动蜕化（并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开始蜕化）为口头的革命运动的实际危险。在完成党的工作的成百成千的组织、团体和小组中，没有一个不是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从事于被新《火星报》中的聪明人当作新发现的真理而大谈特谈的那种日常工作。相反，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团体和小组已经认识到武装起义的任务，已经着手执行这些任务，已经明白必须领导整个反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已经明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提出正是这样的而不是别的先进口号。
我们已经令人难于置信地落在先进的和真正革命的任务后◎第609页◎面，在许多场合下，我们甚至还没有认清这些任务，我们往往没有觉察到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落后而加强起来的事实。但是新《火星报》的作家们完全不顾事变的进程和时势的要求，固执地一再重复说：对旧的不要忘记！对新的不要迷恋！这是代表会议所有一切重要决议中的一个始终不变的基调，而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却始终贯穿着这样的思想：确认旧的东西（但是不翻来复去地说它，因为它是已经由出版物、决议和经验解决了和确定了的旧东西），同时又提出新的任务，注意这个新任务，提出新的口号，要求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立刻为实现这个新口号而工作。
社会民主党在策略方面分成两派的问题，事实上就是如此。革命的时代提出了只有十足的瞎子才看不见的新的任务。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坚决承认这些任务，并把这些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武装起义刻不容缓，要立刻努力地准备它，要记住它是彻底胜利所必需的，要提出共和制、临时政府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等口号。另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却往后退缩，踏步不前，不是提出口号而是一味论述引言，不是在确认旧的东西的同时还指出新的东西，而是长篇大论、枯燥无味地翻来复去谈论这种旧东西，制造借口来拒绝新东西，不能确定彻底胜利的条件，不能提出唯一符合于达到完全胜利的愿望的口号。
在我们这里，这种尾巴主义的政治上的结果已经表现出来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和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的流言，始终只是流言而已，因为没有一件政治事实，没有一个权威的“布尔什维克”决议，没有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可以证实这种流言。然而，以《解放》杂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却老早就在欢迎新火星派的“原则”趋向，现在◎第610页◎更直接利用他们的水来推动自己的磨，采纳他们的一切字眼和“思想”来反对“秘密活动”和“骚乱”，反对夸大革命的“技术”方面，反对直接提出武装起义的口号，反对提出极端要求的“革命主义”，如此等等。高加索“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整个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以及新《火星报》编辑部赞同这个决议的事实，对这一切作了一个毫不含糊的政治总结：不要让资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参加革命民主专政而退出啊！这就道破了一切。这就最终确定了把无产阶级变为君主派资产阶级走卒的方针。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了--不是由某一个人的偶然的声明，而是由整个派别特别赞同的决议证明了新火星派尾巴主义的政治意义。
谁要是好好地想想这些事实，他就会懂得社会民主运动有两个方面和两种趋向这一流行说法的真正意义。试以伯恩施坦派为例在更大范围内来研究一下这两种趋向。伯恩施坦派就是一直在一字不改地硬说，只有他们才了解无产阶级的真正需要，了解发展无产阶级力量、加深全部工作、准备新社会的因素以及进行宣传和鼓动等任务。我们要求公开承认现有的东西！--伯恩施坦这样说，因而也就是推崇没有“最终目的”的“运动”，推崇单一的防御策略，鼓吹“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恐惧策略。伯恩施坦派也曾大喊大叫，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推行“雅各宾主义”，说“著作家”不懂“工人的主动性”，如此等等。其实任何人都知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要抛弃日常的细小的工作、准备力量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们仅仅要求清楚地了解最终目的，明确地提出革命任务；他们是想把半无产者阶层和半小资产者阶层提高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上来，而不是想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水平降低为“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这种机会主义的考虑。最突出地表现党内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这一分歧的可以说◎第611页◎是这样一个问题：dürfen wir siegen？“我们敢不敢胜利？”（注：《我们敢不敢胜利？》是卡·考茨基于1899年9月发表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第3章第3节的标题。列宁曾把考茨基的这一著作翻译成俄文。1905年，李沃维奇出版社用《考茨基论文集》为名，出版了它的部分章节，没有署译者的名字。1906年该书再版时标明为列宁译。--612。）我们取得胜利是不是容许的？我们取得胜利有没有危险？我们是不是应该争取胜利？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很奇怪，但是这个问题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必定会提出来，因为机会主义者害怕胜利，恐吓无产阶级，不让它去争取胜利，预言胜利会引起种种不幸，嘲笑直接号召争取胜利的口号。
我们这里也是基本上可以划分为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趋向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趋向，不过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就是我们这里所谈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民主革命。我们这里也提出了这个初看起来似乎很荒谬的问题：“我们敢不敢胜利？”这个问题是马尔丁诺夫在他的《两种专政》中提出的，他在那本书里预言：如果我们很好地准备起义，并且十分顺利地实现起义，那就会遭到种种不幸。这个问题在新火星派的关于临时革命政府问题的一切文献中都提出过，而且他们总是极力企图把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政府和瓦尔兰参加小资产阶级革命政府（注：指法国工人运动和第一国际的著名活动家路易·欧仁·瓦尔兰于1871年参加巴黎公社委员会一事。--612。）混为一谈，虽然这种企图并没有成功。这个问题由主张“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的决议确定下来了。尽管考茨基现在冷嘲热讽，说我们在临时革命政府问题上的争论，就像还没有把熊打死就要分熊皮一样，但是这种讥讽只是表明，如果就道听途说的事情发表意见，甚至聪明的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会陷入窘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不能很快就打死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们关于“敢不敢”打死这只熊的争论已经具有巨大的原则意义和政治实践意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还不能很快就“打死自己的熊”（实现民主革命），但是我们“敢不敢”打死这只熊的问题，对于俄国的整个未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没有我们“敢于”胜利的信心，就根本谈不到努力而成功地去聚集军队，领导军队。◎第612页◎
就拿我们的旧“经济派”来说吧。他们也曾大喊大叫，说他们的论敌是密谋家，是雅各宾派（见《工人事业》，特别是第10期，以及马尔丁诺夫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本版选集第4卷第135页）--468、613、768。）讨论党纲时的发言），说这些人因投身于政治而脱离群众，说这些人忘记了工人运动的基础，无视工人的主动性，等等等等。实际上，这些拥护“工人的主动性”的人，都是些把自己对无产阶级任务的狭隘而庸俗的见解强加于工人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者。实际上，谁都可以从旧《火星报》上看到，反对“经济主义”的人并没有放弃或者轻视社会民主党工作的任何一个方面，丝毫没有忘记经济斗争，同时又善于尽可能广泛地提出当前的紧急的政治任务，反对把工人政党变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经济”附属品。
经济派背熟了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经济斗争。新火星派背熟了民主革命按其经济基础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降低到资产阶级温和立场的水平，降低到不使“资产阶级退出”的限度。“经济派”打着加深工作的幌子，打着工人的主动性和纯粹的阶级政策的幌子，事实上把工人阶级交给了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治家去支配，即把党引上一条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现在新火星派也打着同样的幌子，事实上是要把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利益出卖给资产阶级，即要把党引上一条正是具有这样的客观意义的道路。“经济派”认为领导政治斗争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自由派分内的事情。新火星派认为积极实现民主革命不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事情，而是民主派资产阶级分内的事情，因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起最重要作用的参与会使革命的“规模缩小”。
总而言之，新火星派不仅就他们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第613页◎起源来说是“经济主义”的后裔，而且就他们现在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任务的提法来说也是“经济主义”的后裔。他们也是党内的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在组织方面，他们从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开始，以“破坏-过程”而告终，他们在代表会议所通过的“章程”（注：指1905年孟什维克的日内瓦代表会议通过的《组织章程》。列宁在《倒退的第三步》和《〈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99-308页和第11卷第151-157页）中也批判了这个章程。--614。）中，明文规定了党的出版物脱离党组织的制度，规定了几乎是四级的间接选举制，规定了波拿巴主义（注：波拿巴主义原来是指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第一）于1799年在法国建立的军事专政和法国1848年革命失败后于1851年掌握政权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第三）的专政，后来则泛指依靠军阀和具有反动情绪的落后的农民阶层、在阶级力量均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间随机应变的大资产阶级反革命专政。俄国彼·阿·斯托雷平的统治就含有波拿巴主义的性质。--614。）的全民投票制以代替民主的代表制，最后还规定了部分和整体实行“协商”的原则。在党的策略方面，他们也是沿着同样的斜坡滚下去的。他们在“地方自治运动的计划”中，把在地方自治人士面前发表讲话叫作“高级形式的示威”，认为政治舞台上只有两种积极力量（是在1月9日事件前夜！）即政府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加深了”武装起来的迫切任务，把这个直接的实践的口号换成所谓用自我武装的热望武装起来的号召。对武装起义、临时政府、革命民主专政等任务，他们现在都在自己的正式决议中加以曲解和磨掉锋芒。“不要让资产阶级退出”，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决议的结语，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们那条道路要把党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俄国的民主革命就其社会经济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仅仅重复这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不够的。要善于理解它，要善于把它应用在政治口号上。总的说来，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全部政治自由都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自由这一要求首先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最先提出了这个要求。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到处都以主人的资格来利用所得到的自由，把它局限在温和谨慎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在和平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最精巧的手段配合起来，在风暴时期把它和镇压革命无产阶级的野蛮残暴的手段配合起来。
但是，只有骚乱派-民粹派、无政府主义者和“经济派”才能因◎第614页◎此否定或贬低争取自由的斗争。强迫无产阶级接受这种知识分子庸俗学说的企图，往往只能得逞于一时，而且要遭到无产阶级的反抗。无产阶级总是本能地觉察到，政治自由虽然会直接把资产阶级加强起来和组织起来，然而它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最需要的东西。无产阶级拯救自己的道路不是离开阶级斗争，而是发展阶级斗争，扩大阶级斗争的范围，加强阶级斗争的自觉性、组织性和坚定性。谁贬低政治斗争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代言人变为工联书记。谁贬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谁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由人民革命的领袖变为自由工会的头目。
是的，是人民革命。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滥用人民一语。它要求人们不要利用这个字眼来掩盖自己对人民内部的阶级对抗的无知。它坚决主张无产阶级的党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但是它把“人民”分为各个“阶级”，并不是要先进的阶级闭关自守，把自己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因考虑不让世界的经济主人退出而阉割自己的活动，而是要先进的阶级不沾染中间阶级的不彻底、不稳定和不坚决的毛病，从而能以更大的毅力和更大的热情领导全体人民去为全体人民的事业奋斗。
这就是现在的新火星派常常不理解的道理，他们不是提出民主革命中的积极的政治口号，而只是说教式地重复“阶级的”这个词，把这个词的用法变来变去！
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土地平分或土地与自由的口号，这个在备受压抑、愚昧无知、但渴望光明和幸福的农民群众中流行最广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除了资产阶级自由和资产阶级进步的道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第615页◎其他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不应当忘记，现在除了充分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制，除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手段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作为先进的和唯一革命的阶级的代表，作为毫无保留、毫不犹豫、毫不返顾的革命阶级的代表，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尽可能大胆、尽可能主动地向全体人民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贬低这些任务，就是在理论上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的歪曲，而在政治实践上是让一定会避开彻底实现革命这个任务的资产阶级去支配革命事业。在到达革命完全胜利的道路上，困难是很大的。如果无产阶级的代表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而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因反动势力的抵抗、资产阶级的背叛和群众的愚昧无知而失败，那谁也不能谴责他们。可是，如果社会民主党因害怕胜利，因考虑不让资产阶级退出而削弱民主革命的革命力量，削弱革命热情，那所有的人，首先是觉悟的无产阶级，都是要谴责它的。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这样说过。（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编者注）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但是，在这样的时候，革命政党的领导者也必须更广泛、更大胆地提出任务，使他们的口号始终走在群众的革命主动性的前面，成为他们的灯塔，向他们表明我们的民主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无比宏伟和无比壮丽，向他们指出达到完全的无条件的彻底胜利的最近最直的道路。让“解放派”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因害◎第616页◎怕革命、害怕走直路而去臆造迂回曲折的妥协道路吧。如果我们将被迫沿着这样的道路慢慢地拖着步子走，那我们也能在细小的日常工作中尽自己的责任。但是，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吧。如果我们不利用群众这种盛大节日的活力及其革命热情来为直接而坚决的道路无情地奋不顾身地斗争，我们就会成为背叛革命和出卖革命的人。让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们心惊胆战地去考虑将来的反动吧。工人既不会为反动势力要实行恐怖手段的思想所吓倒，也不会为资产阶级要退出的思想所吓倒。工人并不期待做交易，并不乞求小恩小惠，他们力求无情地粉碎反动势力，即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不用说，在风暴时期，比起自由主义缓慢进步的风平浪静的“航行”时期，即工人阶级忍着痛苦让剥削者们慢慢榨取自己的血汗的时期，我们的党的航船遇到的危险会更多。不用说，革命民主专政的任务要比“持极端反对派态度”和单纯议会斗争的任务困难千倍，复杂千倍。但是，谁要在当前的革命时期故意选择平稳的航行和安全的“反对派”的道路，那最好是请他暂时放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请他去等待革命结束，等待盛大节日过去，等待寻常的生活重新开始，那时，他那种寻常的狭小的尺度就不会显得这样令人作呕地不协调，就不会这样丑恶地歪曲先进阶级的任务。
领导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民来为充分的自由，为彻底的民主革命，为共和制奋斗奋！领导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来为社会主义奋斗！革命无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就应当是这样；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应当用来贯彻和决定每一个策略问题和每一个实际步骤的阶级口号就是这样。◎第617页◎
补充说明再论解放派，
再论新火星派
《解放》杂志第71-72期和《火星报》第102-103号，给我们在本书第8节中所讨论的问题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新材料。我们在这里决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丰富的材料都利用起来，我们只谈谈最主要的：第一，《解放》杂志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哪一种“现实主义”，它为什么要称赞这种“现实主义”；第二，革命和专政这两个概念的相互关系。
一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现实主义者为什么称赞社会民主党内的“现实主义者”？
《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分裂》和《理智的胜利》这两篇文章（《解放》杂志第72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对社会民主党作的判断，这个判断对觉悟的无产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应当向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大力推荐这两篇文章，让他们从头到尾读一遍，并且仔细考虑其中的每一句话（注：手稿上下面的话已被勾掉：“社会民主党人的（所有现代敌人中的）最可恶的、最强大的（在现代社会中）和最机智的敌人作出的判断，是使社会民主党人本身受到政治教育的最宝贵的材料。”--俄文版编者注）。我们先把这两篇文章的主要论点转抄如下：◎第618页◎
“对局外人来说，--《解放》杂志说道，--要弄清使社会民主党分裂为两派的意见分歧的真实政治意义是相当困难的。说’多数派’是更激进的和直线式的，而’少数派’则为了事业的利益容许作某些妥协，这并不完全确切，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全面的评语。至少，少数派也许比列宁派更热心地遵守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传统教条。我们觉得下面这样的评语更加确切。’多数派’的基本政治情绪是抽象的革命主义，骚乱主义，趋向于不择手段地在人民群众中发动起义并以人民群众的名义来立刻夺取政权；这就使’列宁派’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一定程度上接近起来，用俄国全民革命的思想排挤掉他们意识中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列宁派’虽然在实践上屏弃了社会民主党学说中的许多狭隘成分，但是同时又浸透了革命主义的狭隘性，除了准备立刻起义以外，他们拒绝进行任何其他实际工作，原则上蔑视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鼓动工作，蔑视一切实际有益的同其他反对派别的妥协。与此相反，少数派虽然固守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但是同时也保存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现实主义成分。这一派的基本思想是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又能以现实态度清醒地--当然是在社会民主党不可动摇的教条所要求的一定限度内--考虑无产阶级的斗争，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斗争的一切具体条件和任务。两派都不是充分彻底地贯彻自己的基本观点，因为它们在自己的思想政治创作活动中受到社会民主党教义问答的严格公式的拘束，这些公式妨碍’列宁派’成为至少像某些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直线式的骚乱派，同时这些公式又妨碍’火星派’成为工人阶级现实政治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解放》杂志的著作家接着引述了几个主要决议的内容，同时就这些决议发表了几点具体意见来说明他的总的“思想”。他说，和第三次代表大会比较起来，“少数派代表会议是用完全不同的态度对待武装起义的”。“由于对武装起义的态度不同”，关于临时政府的决议也就互不相同。“同样的意见分歧在对工会的态度上也暴露出来了。’列宁派’在他们的决议中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在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和组织工人阶级的这个最重要的出发点。反之，少数派却制定了很郑重的决议。”在对自由派的态度方面，据说两派意见一致，但是第三次代表大会“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根据普列汉诺夫提案通过的关于对自由派的态度的决议，并否决了同一个代表大会根据斯塔罗韦尔提案通过的对自由派比较友善的决议”。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双方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决议虽然大体相同，“但是’多数派’更强调用革命手段没◎第619页◎收地主等人的土地的思想，而’少数派’却想把要求实行国家和行政方面的民主改良当作鼓动工作的基础”。
最后，《解放》杂志从《火星报》第100号上引证了孟什维克的一个决议，其主要条文是：“鉴于现在单靠地下工作已不能保证群众充分地参加党的生活，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使群众和党这个秘密组织对立起来，所以党必须对工人在合法基础上进行的工会斗争加以领导，并且把这个斗争和社会民主主义任务紧紧地联系起来。”《解放》杂志在评论这个决议时喊道：“我们热烈欢迎这个决议，它是理智的胜利，是社会民主党内一部分人有了策略上的省悟的表现。”
现在读者已经看到了《解放》杂志的一切重要判断。如果以为这些判断符合客观真理，那当然是极端错误的。从这些判断中，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不难随时发现错误。如果忘记所有这些判断都浸透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观点，忘记这些判断从头到尾充满了这种性质的偏袒和成见，那就是幼稚。这些判断反映社会民主党的观点，正如凹镜或凸镜反映物体一样。但是，如果忘记，这些资产阶级的歪曲的判断归根到底反映资产阶级的真正利益，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疑能够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哪些趋向对它--资产阶级--有利，和它亲近，和它有血缘关系，为它所喜爱，哪些趋向对它有害，和它疏远，和它不相容，为它所嫌恶，--如果忘记这一点，那就更加错误了。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资产阶级的政论家，永远不能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无论是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还是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多少明白一些事理的政论家，那么他的阶级本能就不会欺骗他，他总是能够从实质上正确了解社会民主党内这个或那个派别对资产阶级的意义，尽管他会作出歪曲的说明。因此，我们的敌人的阶级本能，他所作的阶级判断，在任何时候都值得每一个觉悟的无产者予以极大的注意。◎第620页◎
那么，俄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借解放派之口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呢？
它十分明确地表示它对新火星派的趋向满意，称赞新火星派的现实主义、头脑清醒、理智的胜利、决议的郑重、策略上的省悟、讲求实际等等，同时它又十分明确地表示它对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趋向不满意，斥责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狭隘性、革命主义、骚乱主义、否定实际有益的妥协等等。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恰巧使它觉察到我们的书刊中用最准确的材料再三证明过的事情，即新火星派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而他们的反对者是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自由派不能不同情前者的趋向，也不能不斥责后者的趋向。自由派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他们非常了解，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工人阶级的“讲求实际、头脑清醒和态度郑重”，即事实上把它的活动场所限制在资本主义、改良和工会斗争等等的范围内。对资产阶级危险而可怕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的狭隘性”，是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任务而努力争当俄国全民革命的领导者。
责任编辑：丁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