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是列宁从理论上论证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战略和策略并批判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策略的重要著作。列宁曾在《十二年来》文集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系统地叙述了同孟什维克的基本策略分歧（见本卷第775-776页）。
这部著作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与这个代表大会同时召开的孟什维克代表会议结束后不久，于1905年6-7月在日内瓦写的。书中的《补充说明》部分（见本卷第618-643页）写于6月21日（7月4日）以后，而《序言》的写作时间则不早于7月13日（26日）。在撰写过程中，列宁曾为它拟过这样的标题：《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党人代表会议的决议的看法和评论）》（见《列宁文稿》第12卷第147页）。在刊载于1905年6月20日（7月3日）《无产者报》第6号的《倒退的第三步》一文中，列宁曾预告这本书不久便可与读者见面（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308页）；几个星期以后，7月27日（8月9日）《无产者报》第11号发表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于1905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日内瓦出版后，当年曾在俄国国内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分别翻印。这一著作曾在彼得堡、莫斯科、彼尔姆、喀山、梯弗利斯、巴库等城市秘密流传，许多地下的党小组和工人小组都学习过。1907年2月，沙皇政府的彼得堡出版委员会下令查禁这本书。彼得堡高等法院于同年3月核准了这一禁令，并于12月进一步作出销毁列宁这部著作的决定。
列宁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编入了1907年11月中旬在彼得堡出版的《十二年来》文集，并加了一些新的脚注。《十二年来》文集出版后不久就被沙皇当局没收，但有很大一部分被抢救了出来。
这本书的手稿没有完全保存下来。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11卷中，这一著作是按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版本刊印的，并依据保存下来的部分手稿和《十二年来》文集作了核对。--527。）
你们以代表会议的名义提出的策略口号和“立宪民主”党即君◎第552页◎主派资产阶级政党的口号相吻合，可是你们没有觉察到、没有意识到这种吻合，这样，你们就在实际上成了解放派的尾巴。
我们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名义提出的策略口号和民主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口号相吻合。这样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人民政党（注：“社会革命党”与其说是这样一个政党的萌芽，不如说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知识分子集团，虽然这个集团所进行的活动的客观意义正好是要实现革命共和派资产阶级的任务。）。可是，只有完全不了解俄国现在的实际情况的人，才会怀疑这样一个党的成分已经存在的事实。我们（在伟大的俄国革命胜利进行的情形下）不仅打算领导已由社会民主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而且打算领导这个能够同我们并肩行进的小资产阶级。
代表会议的决议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把自己降低到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却表明代表大会自觉地要把那些能够进行斗争而不会做经纪人的革命民主派分子提高到代表大会的水平。
这种分子在农民中最多。在按政治倾向来划分大的社会集团时，我们可以把革命共和民主派和农民群众看作同一个东西，这是不会有什么大错误的，当然，就像可以把工人阶级同社会民主党看作同一个东西一样，这要加上一些限定语和不言而喻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结论表述如下：代表会议在革命时期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注：我们不谈那些用单独的决议说明的只和农民有关的口号。）政治口号，表明代表会议不自觉地把自己降低到地主群众的水平。党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全国性的政治口号，却表明代表大会要把农民群众提高到革命的水平。如果有人因为我们作出这种结论而责备我们爱发表怪论，那我们就向他挑战，要◎第553页◎他去推翻下面这个论点：如果我们没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如果革命以解放派式的“彻底胜利”，即仅仅以沙皇所召集的、只是在开玩笑时才可以叫作立宪会议的代表会议来结束，那么，这就是一个以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反之，如果我们注定要经历一场真正伟大的革命，如果历史在这一次不容许“流产”，如果我们有力量把革命进行到底，进行到彻底的胜利--不是解放派也不是新火星派所说的那种彻底胜利，那么，这就是一个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假定革命将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就是不相信当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在《火星报》滥用这个概念的情况下，这种看法是很可能产生的。因此，把这个问题拿来分析一下，就完全不是多此一举了。
6.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泛而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社会革命党人不可能了解这个思想，因为他们不懂得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规律的基本常识，他们看不出，即使农民起义完全成◎第554页◎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土地平分”或其他类似办法），也丝毫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社会革命党人不了解这个真理，这就使他们成为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坚持这个真理，对社会民主党说来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政治实践方面都有重大的意义，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目前的“一般民主主义”运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
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不能以既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金融巨头和“开明”地主又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形式来实现。
新火星派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内容和意义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他们的议论中经常透露出一种见解，以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的革命。其实，这种见解是再错误不过的了。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因此，这个革命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这种荒谬想法不是归结为陈旧的民粹主义理论，就是归结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前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者认为无产阶级绝对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政治，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应◎第555页◎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坚决屏弃了他们的这种荒诞言论。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得到十分详细的证明和反复说明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同工人阶级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正是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
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同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码常识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当得出下面的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正是从下面这样一种意义上说这个◎第556页◎原理是无可怀疑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时代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时代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这个思想，社会民主党人时常用稍微不同的说法来表示，这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背叛自己，资产阶级出卖自由事业，资产阶级不能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对“尊贵的”农奴制设施（如君主制度）尽可能谨慎些；要这些改革尽可能少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主动性、首创精神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从一个肩膀移到另一个肩膀”，就是说，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
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条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的腐烂部分慢慢坏死而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感到最大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小的道路，是直接切除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
因此，我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刊物，就不仅仅是由于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不仅仅是由于畏惧当局，才对可能有革命道路感到◎第557页◎悲哀，才害怕革命，拿革命来恐吓沙皇，设法避免革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地乞求实行小得可怜的改良来为改良主义道路打下基础。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不仅有《俄罗斯新闻》、《祖国之子报》、《我们的生活报》、《现代报》（注：《祖国之子报》(《СынОтечества》)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1904年11月18日（12月1日）起在彼得堡出版。为该报经常撰稿的有解放派分子和形形色色的民粹派分子。1905年11月15日（28日）起，该报成为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同年12月2日（15日）被查封。
《我们的生活报》(《НашаЖизнь》)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多数撰稿人属于解放社的左翼。1904年11月6日（19日）-1906年7月11日（24日）断断续续地在彼得堡出版。
《现代报》(《НашиДни》)是俄国自由派的报纸（日报），1904年12月18日（31日）-1905年2月5日（18日）在彼得堡出版。1905年12月7日（20日）曾复刊，但只出了两号。
关于《俄罗斯新闻》，见注205。--558、677。），并且还有秘密的、不受检查的《解放》杂志。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壮大起来的民主进步。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编者注）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在实行民主改革方面愈彻底，这个革命就愈少局限于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要、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拥护参议院、“请求”施行普选制、同时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就残缺不全的宪法和沙皇政府搞交易的君主派地方自治人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拿着武器反对地主和官吏、带着“幼稚的共和主义情绪”提议“驱逐沙皇”（注：见《解放》杂志第71期第337页注2。）的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德国那样的，也有英国那样◎第558页◎的；有奥地利那样的，也有美国或瑞士那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时代竟没有看到民主主义的这种程度上的差别，没有看到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上的区别，却专门“卖弄聪明”，说什么这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可真是了不起。
我们的新火星派正好就是这样一些目光短浅但还以此自诩的聪明人。正是在必须善于区别共和主义革命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和君主主义自由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时候和地方，他们却仅仅局限于谈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至于区别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就更谈不上了。当问题是要在当前的革命中进行民主主义的领导，要强调先进的民主的口号，以区别于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叛卖性的口号，要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真正革命斗争的当前任务，以区别于地主和厂主的自由主义经纪人行为的时候，他们却满足于忧郁地谈论“各对立阶级相互斗争的过程”，--他们好像真的变成了“套中人”（注：套中人是俄国作家安·巴·契诃夫的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别利科夫的绰号，是因循守旧、害怕变革的典型。--559、705、734。）。现在，问题的实质，你们诸位先生所没有看到的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我国的革命是以真正的伟大胜利来结束呢，还是仅仅以一种可怜的交易来结束；是要达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呢，还是“倾注全力”去求得一纸自由派希波夫式的宪法！
初看起来，也许会觉得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离开了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但是仅仅是初看起来才会觉得这样。事实上，这个问题正好就是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和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规定的策略之间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的原则分歧的根源。现在，新火星派在解决对工人政党说来是更复杂、更重要和更迫切得多的问题即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的策略问题的时候，重新犯了“经济主义”的错误，结果就不是退两◎第559页◎步而是退三步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十分用心地分析上面所提出的问题。
在我们所摘录的新火星派的那部分决议中，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在和资产阶级不彻底的政策作斗争时有束缚住自己手脚的危险，指出了社会民主党有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的危险。害怕这种危险发生的思想贯穿在一切典型的新火星派著作中，这个思想就是表现在我们党的分裂中的全部原则立场的真正关键（从这个分裂中的无谓争吵成分完全让位于向“经济主义”转变的成分时起）。我们坦率地承认：这种危险确实存在，而且正是在现在，在俄国革命处于最高潮的时候，这种危险特别严重。我们大家，即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我宁愿这样称呼自己--政论家，担负着一个刻不容缓的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弄清这种危险实际上来自哪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分歧的根源并不是争论有没有这种危险存在，而是争论这种危险是产生于“少数派”的所谓尾巴主义呢，还是产生于“多数派”的所谓革命主义。
为避免曲解和误会起见，我们首先指出，我们所说的危险不在主观方面，而在客观方面，不在社会民主党在斗争中所采取的形式上的立场方面，而在现在的整个革命斗争的物质结局方面。问题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愿意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不在于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溶化，--现在谈不到这个问题。我们不相信有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怀着这种愿望，而且问题决不在于愿望。问题也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能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独特性、不依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自主的地位。他们可以不仅宣布这种“独立”，而且还在形式上保持这种“独立”，可是结局还可能是他们在和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作斗争时被束缚住手脚。革命的政治上的最终结局可能是这◎第560页◎样：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组织上的、即党的完全的独特性，但是它在事实上并不独立，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而且非常软弱，以致总的说来，归根到底，最后，它“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终将成为一个历史事实。
这才是真正危险的所在。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危险会来自哪一方面：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来自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右倾呢，还是如新火星派所想的那样来自以“多数派”、《前进报》等等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左倾。
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行动客观上是怎样配合的。这些力量的性质在理论上已由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现实的分析所确定，而现在在实践上又由各个集团和各个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行动所确定。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很久就作出的全部理论分析，以及对革命事态的发展所进行的一切实际观察，都向我们表明，从客观条件看来，俄国革命可能有两种进程和结局。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改革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排除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这种改革。但是，从实现这种改革的现有各种力量的行动的配合中，可能得出这种改革的两种结果或两种形式。二者必居其一：(1)或者结果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2)或者是要取得彻底胜利力量不够，结果是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中最“不彻底的”、最“自私自利的”分子搞交易。具体的细节和配合情况多种多样，谁也无法预见；但是总的说来，结局不外乎上述两种中的一种。
现在我们把这两种结局考察一下，首先从这两种结局的社会意义方面来考察，其次从社会民主党在前一种结局和后一种结局◎第561页◎中的状况（社会民主党“溶化”或被“束缚住手脚”）来考察。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呢？我们已经看到，新火星派使用这个概念时，连这个概念的最直接的政治意义都不了解。至于这个概念的阶级内容他们就更不了解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像现在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加邦之类）那样，让自己迷恋于“革命”或“俄国大革命”之类的字眼。我们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这是一种完全实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并且能够对它取得“彻底胜利”。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来说的，并且把农村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了这两种力量中去。“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武装群众，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的拼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第562页◎可能打破反革命的企图。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除，奠定大大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把革命烈火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未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
至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决不对此抱盲目乐观的态度，我们决不忘记这个任务的莫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既然去斗争，就应当希望获得胜利，应当善于指出达到这种胜利的真正的道路。能够获得这种胜利的趋势是肯定存在的。的确，我们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还非常非常地不够；农民群众所受到的革命影响还微乎其微；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还非常散漫，非常不开展，非常愚昧无知。但是革命能迅速地把人们团结起来，能迅速地使人们受到启发。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能够唤醒群众，并且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纲领方面来，因为这是唯一能彻底而完全地代表群众真正的切身利益的纲领。
力学的定律告诉我们：作用和反作用相等。在历史上，革命的破坏力量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自由的趋向所受到的压迫如何厉害和如何长久为转移，以过时的“上层建筑”和现代的新◎第563页◎生力量的矛盾如何深刻为转移。国际政治形势也在许多方面变得对俄国革命最为有利。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已经爆发，它是零散的、自发的、软弱的，但是它无可争辩地、毫无疑义地证明存在着能作坚决斗争并能达到彻底胜利的力量。
如果这种力量不够，那么沙皇政府就来得及做成现在已经由布里根先生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们两方面准备着的交易。那时，结果就会是一纸残缺不全的宪法，在最坏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是对宪法的拙劣可笑的模仿。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流产，是早产儿，是发育不全的低能儿罢了。社会民主党不抱任何幻想，它知道资产阶级有变节的天性，它就是在最暗淡无光的日子，即在“希波夫式的”资产阶级宪法行时的日子，也不会灰心丧气，也不会抛弃自己在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方面所做的顽强的耐心的坚定不移的工作。这样的结局就会同19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几乎一切民主革命的结局多少有些相似，那时，我们党就会循着困难、艰苦、漫长、但已为我们所熟悉、已为人们所踏平的道路向前发展。
现在要问：在这两种可能的结局中的哪一种结局下，社会民主党在反对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时会真正被束缚住手脚，会真正“溶化”或者几乎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呢？
这个问题只要明确地提出来，就不难马上给以回答。
如果资产阶级竟能通过与沙皇政府搞交易来破坏俄国革命，那时社会民主党在反对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时就会真正被束缚住手脚，那时社会民主党就会“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将不能对革命刻上自己的显著的标记，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方式，或者如马克思曾经说过的，“用平民方式”来消灭沙皇制度。
如果革命能取得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注：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又称雅各宾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298、493、564-565。）的◎第564页◎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消灭沙皇制度。马克思于1848年在有名的《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马克思遗著》梅林版第3卷第211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1页。--编者注）那些在民主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这种吓人的字眼来吓唬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的人，是否在什么时候思索过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呢？
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注：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又称雅各宾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298、493、564-565。），即新火星派，并没有和解放派打成一片，但是由于他们的口号的性质，他们已经在实际上成了解放派的尾巴。而解放派，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想用柔和的、改良的办法来消灭专制制度：能让步就让步，不得罪贵族和宫廷；小心谨慎，不打碎任何东西；殷勤周到，彬彬有礼，像绅士们一样戴上洁白的手套（如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血腥的尼古拉接见“人民代表”（？）时戴上的那副从刽子手手上脱下来的手套（注：指1905年6月6日（19日）尼古拉二世接见地方自治人士代表团一事。这个代表团是由1905年5月24-25日（6月6-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有贵族代表参加的地方自治局和市杜马的代表会议选出的。代表团向沙皇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召集人民代表会议以便在沙皇的允诺下建立“革新的国家制度”。请愿书既未包括要求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也避而不提保证选举自由。列宁对这件事的评论，见《资产阶级背叛的头几步》和《戴白手套的“革命家”》两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10卷第277-283页和第284-288页）。--565。），见《无产者报》第5号）。
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即布尔什维克、前进派、代表大会派或者无产者派--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想要用自己的口号，把革命共和派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把农民提高到完全保持着自己的阶级独特性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彻底民主主义的水平。他们要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用平民方式”来消灭君主制度和贵族，无情地消灭自由的敌人，用强力镇压敌人的反抗，决不对农奴制度、亚洲式暴政和对人肆意凌辱的万恶余孽作丝毫让步。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仿效1793年的雅各宾派，套用他们的观点、纲领、口号和行动方式。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纲领不是◎第565页◎旧的，而是新的纲领，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我们有新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如果我们达到革命的真正的胜利，我们还会有新的行动方式，同力求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目的相适应的行动方式。我们打这样一个比喻只是想说明，20世纪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即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分成两派（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就像18世纪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分成两派，即分成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一样。
只有在民主革命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才不会被束缚住手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才不致“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而会对整个革命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被束缚住手脚，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新火星派解决得极不妥当的所谓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有被束缚住手脚的危险的问题就是如此。资产阶级永远是不彻底的。企图拟订一些条件或条款（注：斯塔罗韦尔在他那个被第三次代表大会取消了的决议[指亚·尼·波特列索夫（斯塔罗韦尔）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并为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对自由派态度的决议。列宁在《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中也批评过这个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65-174页）。--566。]中就试图这样做；代表会议在同样不妥当的决议中也试图这样做。），以为履行了这些条件或条款，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能被当作并非虚伪的人民之友，那是再幼稚和再白费力气不过的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战士。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第566页◎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力量不够，做不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
于是我们就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结论，即新火星派的策略客观上正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效劳的。鼓吹组织界限模糊，以至于主张实行“全民投票制”，实行协商的原则，使党的出版物脱离党；贬低武装起义的任务；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和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混淆起来；曲解“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条件，--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正好构成了革命时期的尾巴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不指出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不仅不把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共和派分子吸引到无产阶级口号下面来，反而把无产阶级引入迷途，瓦解它的队伍，扰乱它的意识，贬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为了证实我们在分析决议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个结论，我们再从其他方面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不大聪明但说话坦率的孟什维克是如何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解释新火星派的策略的。其次，我们再看看事实上究竟是谁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利用新《火星报》的口号。
7.“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
我们在上面提到过的孟什维克梯弗利斯“委员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号）上的那篇论文，叫作《国民代表会议和我们◎第567页◎的策略》。该文作者还没有完全忘记我们的纲领，他提出了共和制的口号，但是他谈到策略问题时却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共和制），可以指出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毫不理会政府所召集的国民代表会议，拿着武器去打倒政府，组织革命政府，召集立宪会议；另一条道路是宣布国民代表会议为我们活动的中心，拿着武器来影响它的成分和它的活动，并用强力迫使它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或通过它来召集立宪会议。这两种策略是极不相同的。现在我们来看看，究竟哪一种策略对我们更有利。”
看吧，俄国的新火星派分子就是这样叙述后来体现在我们所分析过的那个决议中的思想的。请注意，这是在对马事件（注：指日俄战争期间于1905年5月14-15日（27-28日）在对马岛附近进行的一次大海战。这次海战的结果是俄国第2和第3太平洋舰队被歼灭，俄国在整个战争中的失败完全成为定局。--568。）以前写的，当时布里根“草案”还根本没有出世。当时，甚至连自由派都已失去耐心，并且在合法的刊物上表示不信任的态度，但这位社会民主党新火星派分子却比自由派表现得更为轻信。他宣布国民代表会议“正在召集”，并且非常相信沙皇，竟主张把这个还不存在的国民代表会议（也许是“国家杜马”或“立法咨议会”吧？）当作我们活动的中心。我们的这位梯弗利斯人比代表会议上通过的那个决议的起草人坦白直率，他不是把（他叙述得无比幼稚的）两种“策略”等量齐观，而是宣布第二种策略“更有利”。请听吧：
“第一种策略。大家知道，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就是说，它的目标是要把现存制度改变得不仅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且有利于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一切阶级，甚至连资本家自己，都对政府持反对态度。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和战斗着的资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一起行进，一起从不同的方面攻击专制制度的。政府在这里已经完全孤立，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因此，要消灭（注：列宁在手稿上加在”消灭“一词后面的”（？？）“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它是很容易的。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还不高，因而还不◎第568页◎能单独实现革命。如果它能够这样做，它就不会去实现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去实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所以，我们的利益就是要使政府找不到同盟者，使它不能把反对派分开，不能把资产阶级拉过去而使无产阶级陷于孤立地位……”
总之，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要使沙皇政府不能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开！这个格鲁吉亚机关报竟然不叫作《解放》而叫作《社会民主党人报》，这莫非是弄错了？看吧，这简直是民主革命的举世无双的哲学！在这里我们难道不是亲眼看到这位可怜的梯弗利斯人已被“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说教式的尾巴主义解释彻底弄糊涂了吗？他讨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可能陷于孤立的问题，可是忘记了……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忘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的可能的同盟者中间，他知道并且看中了地方自治人士-地主，却不知道有农民。而这是在高加索啊！那么，我们说新《火星报》的议论表明它不是把革命的农民提高到自己的同盟者的地位，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水平，--这难道说得不对吗？
“……否则无产阶级的失败和政府的胜利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专制政府努力争取的。它在国民代表会议中毫无疑问会把贵族、地方自治机关、城市和大学等等资产阶级设施（注：手稿上接着有一段已被勾掉的列宁的话：”贵族、大学等等资产阶级设施！应当再来读读《工人思想报》，好看到这样幼稚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俄文版编者注）的代表们拉过去。它会设法用一些微小的让步来笼络他们，从而使他们和自己和解。它用这样的手段把自己巩固起来之后，就会把它的全部力量用来打击已经陷于孤立的工人大众。我们的责任就是要防止这种不幸的结局。但是，难道这是通过第一条道路可以做到的吗？假定我们丝毫不理会国民代表会议而独自着手准备起义，并且有那么一天拿起武器跑到街上去斗争。那时，我们碰到的敌人就会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政府和国◎第569页◎民代表会议。当我们还在作准备的时候，它们已经协商好了（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好个雅各宾主义！竟’准备’起义！“--俄文版编者注），彼此达成了协议，制定了有利于它们的宪法，并且把政权瓜分掉了。这是直接有利于政府的策略，我们应当最坚决地拒绝……”
说得多么坦白啊！必须坚决拒绝准备起义的“策略”，因为政府会“在这个时候”和资产阶级做交易！恐怕就是在最顽固的“经济主义”的旧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近似于这种玷污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的论调的东西。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发生的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和风潮已经是事实。国民代表会议只是布里根的诺言。而梯弗利斯市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却下定决心拒绝准备起义的策略，等候着“影响的中心”，即国民代表会议……
“……反之，第二种策略是要把国民代表会议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不让它按自己的意志行动（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哎呀！真是太太太革命了！“--俄文版编者注），不让它和政府妥协（注：用什么办法去剥夺国民代表会议成员们的意志呢？是用特制的石蕊试纸[石蕊试纸是用石蕊溶液浸过的纸条，可以根据它置入某种溶液后颜色的改变来鉴定该溶液的酸碱性。列宁在这里指的是亚·尼·波特列索夫（斯塔罗韦尔）的所谓石蕊试纸理论。波特列索夫在发表于1904年11月20日（12月3日）《火星报》第78号的《我们的厄运》一文中把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权比喻为石蕊试纸，认为可以用它来鉴定某个反对派集团是否属于无产阶级应予支持的民主派。列宁对它的这一观点多次进行了批评。列宁在《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文中说：”司徒卢威先生大笔一挥，在’解放社’的纲领中写上普选权，就使斯塔罗韦尔的有效试剂失了效。就是这位司徒卢威已经不止一次在实际上向我们证明，这些纲领对于自由派只不过是一张纸，不是石蕊试纸，而是一张普通的纸，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可以毫不在乎地今天这样写，明天那样写。“（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172页）列宁指出：”这种理论幼稚已极，只会在无产阶级中间造成混乱，腐蚀无产阶级。“（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1卷第195页）]吗？）。
我们支持国民代表会议，是因为它和专制政府作斗争，而当它和专制政府和解的时候，我们就和它作斗争。我们要用强硬的干涉和强力把代表们彼此分开（注：天啊！这是多么”深奥的“策略！没有力量在街上斗争，却可以”用强力“”把代表们分开“。梯弗利斯的同志，请你听着，胡扯也要有个限度……），把激进派拉过来（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可怜的司徒卢威！他可是一个有名的激进派！什么样的命运啊--竟被用强力拉入新火星派……“--俄文版编者注），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从而使整个（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请听啊！请听啊！“--俄文版编者注）国民代表会议走上革命的道路。由于采用这样一种策略，政府就会经常陷于孤立，反对派（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不包括’遭到排斥的’保守派吗？“--俄文版编者注）就会强大，这样，民主制度就容易建立起来。”
好了，好了！现在让人们去说我们夸大新火星派转向最庸◎第570页◎俗的“经济主义”方面的事实吧。这和驰名的杀蝇药粉简直毫无二致：先把苍蝇捉住，然后把药粉撒在它身上，于是苍蝇就杀死了。用强力把国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分开，“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于是整个国民代表会议就会走上革命的道路……根本用不着“雅各宾式的”武装起义，而只要随随便便地、温文尔雅地、用近乎议会的方式来“影响”国民代表会议的成员就行了。
可怜的俄国啊！人们说它总是戴着欧洲早已抛弃了的旧式帽子。我们这里还没有议会，甚至布里根也没有答应设立议会，但议会迷（注：“议会迷”是列宁著作中多次出现过的一个词。列宁用它来形容那种认为议会制度是万能的、议会活动在任何条件下都是政治斗争的唯一的主要的形式的机会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已使用过这个词。例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写道：“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样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5页）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里写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样一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充满了一种庄严的信念，似乎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这个很荣幸地得到他们作为议员的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同上，第578页）。--571、722。）却已经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这种干涉应当怎样实现呢？首先，我们要求国民代表会议按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召集。在公布（注：是在《火星报》上公布吗？）这种选举手续时，必须以法律规定（注：是由尼古拉来规定吗？）竞选鼓动的充分自由，即集会、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规定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不受侵犯，规定释放一切政治犯。选举日期应当尽可能规定得晚一些，好使我们有充分时间来让人民了解情况和进行准备。既然关于召集国民代表会议的条例是委托内务大臣布里根的委员会去制定，我们就应当去影响这个委员会和它的委员（注：”把保守派排斥于政府之外“的策略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如果布里根委员会拒绝满足我们的要求（注：我们既有如此正确而深奥的策略，是决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而只赋予有产者以代表选举权，我们就应当干涉这种选举，用革命的手段强迫选举人选举先进的候选人，并且在国民代表会议中要求召集立宪会议（注：据《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编者注：在列宁的手稿上，下面还有一句被勾掉的话：”’强迫选举’--’用革命手段’！竟有这样的革命的列彼季洛夫精神！“
列彼季洛夫精神意为空口说白话。列彼季洛夫是俄国作家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一个丑角。他经常胡说八道，夸夸其谈，尽说些不着边际的空话。--571。）。最后，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如示威、罢工以及在必要时举行起义，迫使国民代表会议召集立宪会议或者宣布自己为立宪会议。立宪会议的保卫者应当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而它们二者是会一同（注：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被排斥于政府之外的“保守派吗？）走向民主共和制的。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只有这个策略才能保证我们获得胜利。”◎第571页◎
读者不要以为这一大篇不可思议的谬论只是某个不重要的和没有威望的新火星派分子的习作。不是的，这是在新火星派的一个委员会即梯弗利斯委员会的机关报上说出来的。不仅如此，这篇谬论还受到《火星报》的直接称赞，《火星报》第100号对这个《社会民主党人报》有如下一段评论：
“第1号编得生动而有才气。显然可以看出编者兼作家很有经验和才能……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报纸一定会出色地完成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是呀！如果这个任务是要向一切人具体表明新火星派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腐化，那么这个任务真是“出色地”完成了。谁也不能更加“生动、有才气和有才能地”表现出新火星派已经堕落到自由派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地步。
8.解放派和新火星派
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具体证实新火星派的政治作用的事实。
司徒卢威先生在《怎样认识自己的使命》这篇卓越的、超群出众的、极有教益的论文（《解放》杂志第71期）中，猛烈地攻击我国各极端党派的“纲领的革命主义”。司徒卢威先生对我个人更是特别不满。（注：“和列宁先生及其各位同志先生的革命主义比较起来，倍倍尔以至考茨基的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革命主义就成为机会主义了，但是就连这个已经变得温和了的革命主义的基础也已经受到历史冲刷并被彻底摧毁了。”好厉害的攻击。不过司徒卢威先生以为可以把我当作死人来随便诬赖，是徒劳无益的。我只要向司徒卢威先生提出下面这个挑战就够了，这个挑战是他永远不能接受的。试问：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把“倍倍尔和考茨基的革命主义”叫作机会主义的？我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企图在国际社会民主运动中创立任何一种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的派别不相同的特别派别呢？究竟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曾经暴露过我同倍倍尔和考茨基两人间的意见分歧，即使是就严重性来说和倍倍尔同考茨基例如在布雷斯劳代表大会上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歧（指1895年10月6-12日在布雷斯劳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讨论该党土地纲领草案时发生的意见分歧。土地纲领草案存在着严重的错误，特别是其中有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全民党”的倾向。除机会主义分子外，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也拥护这个草案。在代表大会上，土地纲领草案受到卡·考茨基、克·蔡特金和其他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的严厉批判。代表大会以158票对63票否决了委员会提出的土地纲领草案。--573。）稍微有点近似的分歧呢？让司徒卢威先生试着来回答这三个问题吧。
而我们要告诉读者：自由派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在运用的手法就是说服他们的本国同道者相信本国的社会民主党人最缺乏理性，而邻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是“好孩子”。德国资产阶级曾经几百次地把法国社会党人说成“好孩子”以训诫倍倍尔们和考茨基们。法国资产阶级在不久以前也把倍倍尔说成“好孩子”以训诫法国社会党人。司徒卢威先生，这是老一套的手法！只有小孩和不学无术的人才会上你的圈套。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在一切重大的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上的完全一致，是绝对无可争辩的事实。）至于我自己，那我对司徒卢威先生是再满意不过了，因◎第572页◎为在我同新火星派中日渐复活的“经济主义”和“社会革命党人”那种毫无原则的立场进行斗争时，司徒卢威先生是我的最好的同盟者。司徒卢威先生和《解放》杂志怎样在实际上证明了社会革命党人纲领草案中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种种“修正”的全部反动性，我们下次有机会时再说。关于司徒卢威先生每次在原则上称赞新火星派总是给我一种诚实、可靠和真正的帮助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多次，（注：请读者回想一下，《不该这么办》这篇论文（《火星报》第52号）曾受到《解放》杂志的十分热闹的欢迎，被认为是向机会主义者让步的一个“重大的转变”。新火星派的原则趋向，《解放》杂志在一篇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裂问题的短评中特别加以赞扬。关于托洛茨基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解放》杂志指出，该书作者的思想同工人事业派分子克里切夫斯基、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曾经写过和说过的东西是一致的（见《前进报》出版的传单《一个热心效劳的自由派》。《列宁全集》第2版第9卷第55-58页。--编者注）。马尔丁诺夫论两种专政的小册子受到了《解放》杂志的欢迎（见《前进报》第9号的短评。同上，第289-290页。--编者注）。最后，斯塔罗韦尔事后对旧《火星报》的旧口号“先划清界限，然后统一”的抱怨得到了《解放》杂志的特别的同情。）而现在我们还要再说一次。
司徒卢威先生的这篇论文中有许多极有趣的声明，我们在这◎第573页◎里只能顺便指出一下。他打算“不依靠阶级斗争而依靠阶级合作来创立一个俄国民主党”，而“处于社会特权地位的知识界”（如司徒卢威先生用真正上流社会的……奴仆的必恭必敬姿态加以恭维的“文化贵族”之类）就会把“自己的社会地位的重量”（钱包的重量）带到这个“非阶级的”党里面来。司徒卢威先生表示愿意让青年知道，“资产阶级惊慌起来而叛卖了无产阶级和自由事业这种激进主义的滥调”是毫无价值的。（我们衷心欢迎这种愿望。司徒卢威先生攻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滥调”，只会再好不过地证实这个“滥调”的正确。司徒卢威先生，请不要把你这个出色的计划束之高阁吧！）
我们认为，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来说，重要的是指出这个政治上很敏感的和极其善于随机应变的俄国资产阶级代表目前所攻击的究竟是哪些实践口号。第一，是共和主义的口号。司徒卢威先生坚信，这个口号“对人民群众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和格格不入的”（他忘记补充一句：对资产阶级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它是不利的！）。我们很想看看，司徒卢威先生从那些参加我们的小组和我们的群众大会的工人方面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或许工人不算人民？那农民呢？用司徒卢威先生的话说，农民有一种“幼稚的共和主义”思想（“驱逐沙皇”），但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相信，将来代替幼稚的共和主义的不是自觉的共和主义，而是自觉的君主主义！司徒卢威先生，这要看情况，这还要以情况为转移。无论沙皇政府还是资产阶级，都不能不反对用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来根本改善农民状况，而工人阶级却不能不在这方面帮助农民。
第二，司徒卢威先生断言，“在国内战争中，进攻的一方总是没有道理的”。这种思想和上面所指出的新火星派的倾向非常相近。我们当然不会说，在国内战争中进攻总是有利的；不，有时候防御◎第574页◎的策略暂时也是必要的。但是，把司徒卢威先生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论点应用于1905年的俄国，恰好就证实了那一点儿“激进主义的滥调”（“资产阶级惊慌起来而叛卖自由事业”）。现在，谁不愿向专制制度、向反动势力进攻，不准备这种进攻，不宣传这种进攻，他就是徒具革命拥护者的虚名。
司徒卢威先生斥责“秘密活动”和“骚乱”（说这是“小型的起义”）这两个口号。司徒卢威先生对前后两者都表示鄙弃--是从“接近群众”的观点来加以鄙弃的！我们倒要问问司徒卢威先生，他能不能在他认为是一个极端革命主义者的人所写的例如《怎么办？》（注：参看本卷第290-458页。--编者注）这样的著作中指出鼓吹骚乱的言论来？至于说到“秘密活动”，那么像我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之间的区别难道是很大的吗？我们双方不是都办着“不合法的”报纸，并且“秘密地”运到俄国去供给“解放社”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团体吗？我们的工人群众集会经常是“秘密”举行的，--确实是这样。而解放派先生们的会议又是怎样的呢？司徒卢威先生，你在这种可鄙的秘密活动的可鄙的拥护者面前有什么可骄傲自大的呢？
当然，运送武器给工人是需要严守秘密的。司徒卢威先生在这里已经说得比较直率了。请听吧：“至于武装起义或者革命的技术问题（注：手稿上列宁的下面的话已被勾掉：”开始抄袭新《火星报》了。“--俄文版编者注），那只有广泛宣传民主纲领，才能造成全面武装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这样，甚至从我不赞同的观点，即武装起义是当前解放斗争必不可免的结局这样一个观点看来，把民主改革的思想灌输给群众，也是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第575页◎
司徒卢威先生力图回避问题。他说起义必不可免，而不说起义对保证革命的胜利是必要的。无准备的、自发的、零散的起义已经开始了。谁也不能绝对担保它会发展为统一而完整的人民武装起义，因为这取决于革命力量的情况（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完全衡量出来），取决于政府和资产阶级的行为，以及其他许多无法准确估计的情况。关于必不可免的问题，即司徒卢威先生避开正题而加以赘述的绝对相信具体事变必然到来的问题，根本用不着去谈论。如果你愿意成为革命的拥护者，那就应当谈谈起义是否为保证革命胜利所必需，是否必须积极提出起义，进行宣传，并且立刻大力加以准备。司徒卢威先生不会不了解这种区别，例如，他并不用在当前革命过程中必不可免地会获得普选制的问题来掩盖必须实行普选制的问题，前者在政治家看来是一个可以争论但并不迫切的问题，后者在民主派看来却是个无可争论的问题。司徒卢威先生避开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这就表明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的真相。第一，资产阶级宁愿和专制政府搞交易，而不愿把它粉碎；资产阶级无论如何都想把武装斗争的重担推给工人（这是第二）。这就是司徒卢威先生采取回避问题的态度的真实意义。这就是他从必须举行起义的问题倒退到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的问题，倒退到预先“宣传”的问题上的原因。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里的资产阶级空谈家在必须给政府的武装力量以反击的时候，在运动使武装斗争“已成为必要”的时候，在纯粹口头说服的办法（在准备时期万分需要的办法）已经变成卑鄙的资产阶级的怠工和怯懦表现的时候，竟埋头于起草决议、宣言和决定，埋头于“广泛的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同样，现在司徒卢威先生也是用空话做护身符来回避起义问题。司徒卢威先生向我们具体表明了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顽固地闭眼不看的事实，即革命时期和历史上普通的寻常的准备◎第576页◎时期不同的地方，就在于群众的情绪、激愤和信念应当表现于行动，而且确实表现于行动。
庸俗的革命主义不了解言也是行的道理。这个道理肯定地可以用于一般的历史时代或者没有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的历史时代，而群众的这种发动不是任何盲动所能替代的，也不是能够人为地造成的。革命家的尾巴主义不了解：当革命的时期已经开始，旧的“上层建筑”已经到处都是裂缝，替自己创造着新的上层建筑的阶级和群众的公开政治发动已经成为事实，国内战争已经爆发的时候，照旧局限于“言”而不提出“行”的直接口号，借口“心理条件”和一般“宣传”而不肯行动起来，就是毫无生机，就是死气沉沉，就是说教，或者说，就是出卖革命和背叛革命。法兰克福的民主派资产阶级空谈家，就是这种背叛行为或这种愚蠢说教的遗臭万年的历史实例。
你们要我们根据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历史来说明庸俗的革命主义和革命家的尾巴主义之间的这个区别吗？我们就来向你们作这样的说明吧。请你们回忆一下1901-1902年这个刚刚过去不久但现在对我们来说似乎已成为一种遥远传说的年代吧。游行示威开始了。庸俗的革命主义叫喊“冲锋”（《工人事业》（注：列宁在这里说的“庸俗的革命主义者叫喊’冲锋’”是指1901年6月《〈工人事业〉附刊》第6期上刊登的《历史性的转变》一文。
关于《工人事业》杂志，见注142。--577。）），分发“血的传单”（我记得仿佛是从柏林发出的），攻击主张通过报纸来进行全俄鼓动的思想，说它是“文人清谈”和书生习气（纳杰日丁）（注：指1901年出版的尔·纳杰日丁（叶·奥·捷连斯基的笔名）的小册子《革命前夜。理论和策略问题不定期评论》。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这本小册子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见本卷第431-432、434、437-455页）。--577。）。反之，革命家的尾巴主义当时却鼓吹“经济斗争是政治鼓动的最好的手段”。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抱什么态度呢？它抨击了这两个流派。它斥责了轻举妄动的行为和冲锋的喊叫，因为当时大家都清楚地看到或者应当看到，公开的群众发动还是明天的事情。它斥责了尾巴主义，并直接提出了甚至全民武装起义的口号，但不是作为直接的号召（司徒卢威先生当时从我们的言论中是找不到关于“骚乱”◎第577页◎的号召的），而是作为一种必要的结论，作为一种“宣传”（关于这种“宣传”，司徒卢威先生只是在现在才想起来，--我们的可敬的司徒卢威先生，他总是要迟误几年），是为了准备那些由惊慌失措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正“愁眉苦脸地和不合时宜地”叨念着的“社会心理条件”。当时，宣传和鼓动，鼓动和宣传，确实是由客观情况提到了首要地位。当时，可以提出（而且已经在《怎么办？》里面提出来了）出版全俄政治报纸作为起义的准备工作的试金石，而这种报纸每周出版一次也是很理想的。当时，不要实行直接的武装发动，而要进行群众性的鼓动，不要轻举妄动，而要准备起义的社会心理条件等口号，是革命社会民主派唯一正确的口号。现在，这些口号已经落在事变后面，运动已经前进了，这些口号已成为废物，成为只适于掩盖解放派的伪善和新火星派的尾巴主义的破衣烂衫了！
也许是我弄错了？也许革命还没有开始？各个阶级的公开的政治发动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国内战争还没有发生，因而武器的批判还不应当立刻成为批判的武器的必需的和责无旁贷的后继者、继承者、遗志执行者、未竟事业的完成者？
向自己的周围看看，把头伸出书房向街上看看，就能回答这些问题。难道政府自己不是正在到处大批枪杀手无寸铁的和平公民，从而已经开始了国内战争吗？难道全副武装的黑帮不是作为专制制度的“凭据”而活动的么？难道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不是已感觉到有成立民兵的必要吗？难道司徒卢威先生，这位极其温和谨慎的司徒卢威先生，不是在说（唉，不过是为了推托而说说罢了！）“革命行动的公开性质〈看我们现在怎么样！〉现在是对人民群众产生教育作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吗？
一个有眼可看的人，他就不会不相信革命的拥护者现在应当◎第578页◎提出武装起义的问题。请看那些对群众多少有点影响的自由报刊所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三种提法吧。
第一种提法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注：下面是这个决议的全文：
“鉴于：
(1)无产阶级，就其本身的地位而言，是最先进和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因而担负着在俄国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使命，
(2)目前这个运动已经发展到必须举行武装起义，
(3)无产阶级必然会最积极地参加这一起义，这将决定俄国革命的命运，
(4)社会民主工党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实践中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团结成统一的和独立的政治力量，才能在这个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5)只有实现这一作用，才能保证无产阶级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俄国的有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因此代表大会责成各级党组织：
（一）通过宣传和鼓动给无产阶级不仅讲清楚即将来临的武装起义的政治意义，而且讲清楚这一起义的组织实践方面的问题；
（二）在宣传鼓动时要说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作用，这种罢工在起义开始时和起义进程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要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以及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计划，必要时应设立由党的工作者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项工作。”（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中的提法。它认定并且大声宣称一般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已使武装起义成为必要。组织无产阶级举行起义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成为党的极重要的、主要的和必要的任务之一。要求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和保证有可能直接领导起义。
第二种提法是“俄国立宪党人的领袖”（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纸《法兰克福报》（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514、579。）不久前给予司徒卢威先生的称号）或俄国进步资产阶级的领袖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原◎第579页◎则性的论文中的提法。他不赞同起义必不可免的意见。秘密活动和骚乱是缺乏理性的革命主义的特殊手段。共和主义是用来吓唬人的。武装起义其实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最基本、最必需的事情”是广泛宣传和准备社会心理条件。
第三种提法是新火星派代表会议的决议中的提法。我们的任务是准备起义。举行有计划的起义是不可能的，起义的有利条件，是由政府的紊乱、我们的鼓动、我们的组织工作造成的。只有在那时，“技术上的战斗准备工作才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就只是这样吗？就只是这样。无产阶级的新火星派领导者还不知道起义是否已成为必要，他们还不清楚组织无产阶级去进行直接斗争的任务是否已经刻不容缓。没有必要号召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更重要得多的（在1905年，而不是在1902年），是大体上说清楚这些措施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新火星派的同志们，你们现在是否知道你们向马尔丁诺夫主义的转变已把你们引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是否明白你们的政治哲学原来是解放派哲学的旧调重弹？你们是否明白你们已经成了（尽管你们不愿意，尽管你们没有意识到）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尾巴？你们现在是否清楚，当你们重弹旧调和提高说教水平的时候，你们竟没有看到--用彼得·司徒卢威那篇令人难忘的论文中的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来说--“革命行动的公开性质现在是对人民群众产生教育作用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这样一个事实？
责任编辑：丁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