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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另一引证，即关于“雅各宾派”（注：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又称雅各宾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298、493、564-565。）的引证，是更有教益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早已--并且不仅在俄国--使人有了运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历史比拟”的借口。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大概不会不知道，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注：山岳派和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两个政治派别。山岳派又称雅各宾派，是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左翼民主主义集团，以其席位在会场的最高处而得名。该派主张铲除专制制度和封建主义，是当时的革命阶级--资产阶级的最坚决的代表，其领袖是马·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路·安·圣茹斯特等。吉伦特派代表共和派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主要是外省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起了这个名称。吉伦特派的领袖是雅·皮·布里索、皮·维·韦尼奥、罗兰夫妇、让·安·孔多塞等。吉伦特派动摇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走同王党勾结的道路，最终变成了反革命力量。列宁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为山岳派，即无产阶级的雅各宾派，而把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后，列宁经常强调指出，孟什维克是工人运动中的吉伦特派。--298、493、564-565。）随时随地都在用“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注：布朗基主义是19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冒险主义的思潮，以路·奥·布朗基为代表。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马克思和列宁高度评价布朗基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同时坚决批判他们的密谋策略，指出：布朗基主义企图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是完全错误的。--151、268、493、653、692、704、735。）之类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对手。我们不会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那样害怕真相，且让我们来翻阅一下我们代表大会的记录，看看这些记录究竟有没有什么材料可供我们分析和检查现在我们所考察的这些倾向和我们所剖析的这种比拟。
第一个例子。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争论。阿基莫夫同志（他“完全赞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声明：“关于夺取政权〈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段条文写得跟所有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不同，这种写法有可能被解释成领导组织的作用一定会把受它领导的阶级推到后面去，并使前者同后者隔离开，而且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我们的政治任务也就表述得完全和'民意党'的一样。”（记录第124页）普列汉诺夫同志和其他火星派分子反驳了阿基莫夫同志，指责他这是一种机会主义观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向我们表明了（是用事实，而不是用想象的历史捉弄）社会民主党内现代雅各宾派和现代吉伦特派的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谈起雅各宾派来，不正是因为他（由于他所犯的错误）已经与社会民主党内的吉伦特派为伍◎第493页◎了吗？
第二个例子。波萨多夫斯基同志认为在“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这个“基本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第169页）。他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否认民主原则的绝对价值。“中派”或泥潭派首领（叶戈罗夫）和反火星派首领（戈尔德布拉特）坚决反对这种看法，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在“仿效资产阶级的策略”（第170页），--这正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关于正统派同资产阶级倾向的联系的看法，所不同的只是阿克雪里罗得没有把这种看法具体地说出来，而戈尔德布拉特则把它同一定的辩论联系了起来，我们不妨再问一次：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难道看不出这次争论也向我们具体地（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表明了现代社会民主党内有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相对抗吗？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以高喊反对雅各宾派，不正是因为他已经与吉伦特派为伍了吗？
第三个例子。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究竟是谁在捍卫“我们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谁在强调说明工人不怕组织，无产者不同情无政府状态，无产者重视“组织起来！”的号召，谁在提醒人们防范那些浸透机会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是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究竟是谁在把激进知识分子拉到党里来，谁在念念不忘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单干人物和激进青年呢？是吉伦特派分子阿克雪里罗得伙同吉伦特派分子李伯尔。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为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公开散播的那个加给“劳动解放社”（注：指劳动解放社。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由格·瓦·普列汉诺夫和维·伊·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瓦·尼·伊格纳托夫于1883年8月在日内瓦建立。劳动解放社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到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当时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著作有力地批判了民粹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俄国社会的现实和俄国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起草的劳动解放社的两个纲领草案--1883年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纲领》和1885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后一个纲领草案的理论部分包含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纲领的基本成分。劳动解放社在团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它还积极参加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活动，和德、法、英等国的社会民主党都有接触。劳动解放社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择伯恩施坦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反对俄国的经济派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恩格斯曾给予劳动解放社的活动以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01页）。列宁认为劳动解放社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从理论上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向着工人运动迈出了第一步；劳动解放社的主要缺点是：它没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它的成员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缺乏具体分析，对建立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政党的特殊任务缺乏认识等。劳动解放社于1903年8月在俄国社会民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解散。--59、148、262、283、494、761。）多数人的“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进行辩护，可是他辩护得多么笨拙啊！他不过是重弹伯恩施坦派（注：伯恩施坦主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爱·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一书是对伯恩施坦主义的全面阐述。伯恩施坦主义在哲学上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竭力掩盖帝国主义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和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传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伯恩施坦主义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和第二国际其他一些政党的支持。在俄国，追随伯恩施坦主义的有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派等。--266、284、294、494、582、654、717、762。）的一些关于雅各宾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陈词滥调，从而证实这个罪名有根有据罢了！他高喊什么激进知识分子的危险，无非是为了掩饰他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那些念念不忘这种知识分子的◎第494页◎言论。
使用雅各宾主义等等这些“吓人的字眼”，只是暴露出自己有机会主义思想罢了。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就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留恋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害怕无产阶级专政，迷恋民主要求的绝对价值的吉伦特派分子，就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把政治斗争缩小为密谋活动的思想已经在出版物上被驳斥过几千次了，它早就被实际生活驳倒和排挤掉了，群众性的政治鼓动的根本重要意义已经被阐明和反复地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机会主义者还会认为密谋组织是危险的东西。人们害怕密谋主义即布朗基主义的实际原因，并不是实际运动显露出来的某种特征（像伯恩施坦之流早就枉费心机地力图证明的那样），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在现代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常常暴露出来的吉伦特派的怯懦心理。最滑稽不过的就是新《火星报》拼命想说出一种新意见（其实这种意见早已有人说过几百次了），即要人们防范40年代和60年代法国革命密谋家的策略（第62号上的社论）（注：列宁指尔·马尔托夫在《火星报》第62号上发表的《我们能这样去准备吗？》一文。该文与拥护多数派的三个乌拉尔委员会论战，反对它们坚持的必须建立严格保守秘密的组织以准备全俄武装起义的观点，认为这是空想和搞密谋活动，是19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法国革命家的策略。--495。）。在即将出版的一号《火星报》上，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大概会给我们举出这样一批40年代的法国密谋家，对这些人来说，在工人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作用，工人报纸作为党用来影响阶级的基本工具的作用，早已成了背得烂熟的起码常识。
可是，新《火星报》力图在发表新意见的幌子下重提旧事和反复咀嚼起码的常识，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已经陷到我党机会主义派中去的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所处的地位的必然结果。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就得讲什么样的话。所以他们只好重复机会主义词句，只好向后退，以便从遥远的过去找到一点什么理由来替自己的立场辩护，但从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来看，从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党内◎第495页◎各种不同的色彩和派别划分来看，这个立场是无法辩护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除了谈一些阿基莫夫式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深奥思想，还发了一些阿基莫夫式的怨言，说不仅“经济派”而且“政治派”也有“片面性”、过分“迷恋”的毛病等等。当你在妄自尊大、自以为比有上述一切片面性和迷恋毛病的人高明的新《火星报》上读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高谈阔论时，你就会惶惑莫解地自问道：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注：他们在描画什么人的肖像？他们从哪里听过这种对话？出自俄国诗人米·尤·莱蒙托夫的对话体诗《编辑、读者与作家》。诗人通过读者对编辑的批评，表达了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的不满。列宁借用这句话来嘲讽新《火星报》。--496。）谁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的时期早已过去了呢？你们看看党代表大会以前一两年的《火星报》就会知道，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还在1902年就平息下去了，完全停止了；就会知道，例如，在1903年7月（第43号），人们就认为“经济主义时代”“已经完全过去了”，经济主义“已经被彻底埋葬了”，认为政治派的迷恋是一种明显的返祖现象。《火星报》新编辑部究竟根据什么理由重新提起这个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划分呢？难道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是因为他们两年以前在《工人事业》上犯的那些错误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成了十足的白痴了。可是，谁都知道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同阿基莫夫们进行斗争，不是因为他们在《工人事业》上所犯的旧的、已经被彻底埋葬了的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表决时犯了新的错误。我们并不是根据他们在《工人事业》上的立场，而是根据他们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来判断究竟哪些错误已经真正消除，哪些错误仍然存在，因而有争论的必要。到举行代表大会时，经济派和政治派这种旧的划分已不存在，但是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仍然存在，这些倾向曾经在讨论和表决许多问题时表现了出来，并且终于造成党的“多数派”和“少数派”的新划分。问题的全部实质在于，《火星报》新编辑部由于某些很明显的原因力图掩盖这种新的划分◎第496页◎同我们党内当前机会主义的联系，因此也就不得不从新的划分退到旧的划分上去。既然不能说明新的划分的政治起源（或者说，为了表明肯于让步而想掩盖（注：见《火星报》第53号上普列汉诺夫关于“经济主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副题上，大概印错了几个字。“关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的几点公开意见”显然应该是“关于同盟代表大会”，也许是“关于增补”。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个人的要求作些让步，然而决不容许--不是从庸人观点而是从党的观点来看--把党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混淆起来，不能把已经开始由正统派方面转到机会主义方面去的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所犯的新错误问题，偷换为今天在纲领和策略的许多问题上也许愿意由机会主义方面转到正统派方面来的马尔丁诺夫们和阿基莫夫们所犯的旧错误（即现在只有新《火星报》才会想起的错误）问题。）这种起源），那就只好去反复咀嚼早已过时的旧划分。尽人皆知，新划分的根据是组织问题上的分歧，这种分歧是由组织原则（党章第1条）的争论开始，而且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干得出来的“实践”作为结束。经济派和政治派之间的旧划分的根据主要是策略问题上的分歧。
这种从党内生活的真正是当前迫切的更为复杂的问题退回到早已解决而现在又故意翻腾出来的问题上去的行为，新《火星报》正在竭力用一种只能称为尾巴主义的可笑的深奥思想加以辩护。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那个贯穿在新《火星报》一切言论中的深奥“思想”，就是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纲领和策略比组织重要，认为“组织的生命力同它所灌输给运动的那种内容的范围和意义成正比”，认为集中制不是“独立自在的东西”，不是“万应灵丹”等等等等。这是多么深奥而伟大的真理啊！纲领的确比策略重要，策略比组织重要。识字课本比词法重要，词法比句法重要，--可是，对于那些在考试句法时没有及格而现在居然因留级而骄傲和自夸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组织原则问题上的议论◎第497页◎像一个机会主义者（党章第1条），而在组织中的行动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而现在，他又在加深社会民主主义了--他说：葡萄是酸的！（注：葡萄是酸的！一语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和葡萄》。狐狸想吃葡萄够不着，就宽慰自己说：“这葡萄看上去挺好，其实都没熟，全是酸的！”--498。）其实，什么是组织呢？它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什么是集中制呢？它并不是万应灵丹；什么是句法呢？它并不像词法那样重要，它不过是把各个单词联结起来的一种形式罢了……《火星报》新编辑部得意地问道：“如果我们说，代表大会制定党纲要比它通过一个无论怎样完善的党章更能促进党的工作的集中化，难道亚历山德罗夫同志会不同意我们的说法？”（第56号的附刊）可以设想，这个经典性的名言将要博得的广泛而持久的历史名声，不会亚于克里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那句名言：社会民主党也和人类一样，永远只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新《火星报》的这个深奥思想真是与此如出一辙。为什么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的这句话遭到讥笑呢？这是因为他用了一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他们不能正确地提出政治任务辩护。同样，新《火星报》也是用一种所谓党纲比党章重要、党纲问题比组织问题重要的庸俗议论，来替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在组织问题上的错误辩护，替某些同志的那种导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辩护！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这难道不是因留级而自夸吗？
通过党纲要比通过党章更能促进工作的集中化。这种冒充哲学的庸俗议论散发着多么浓厚的激进知识分子的气味，这种知识分子对资产阶级颓废思想比对社会民主主义要亲近得多！要知道，集中化这个词在这句名言里完全是从象征的意义上理解的。如果说这句话的人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思索，那么他们至少也应当回忆一下这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和崩得分子共同通过党纲，不仅没有使我们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没有使我们避免分裂。在党纲问题◎第498页◎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天啊！在今天一切概念都弄得混淆不清的时候，一个多么浅显的道理也要人翻来覆去地讲！）。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在纲领和策略的基本问题上还没有一致时，我们曾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处在一个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我们曾直截了当地声明，在统一之前必须划清界限，我们当时还没有说到共同组织的形式，只是谈到在纲领和策略方面同机会主义斗争的那些新问题（这在当时确实是些新问题）。现在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斗争已经保证了表述在党纲和党关于策略的决议中的充分的一致；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下一个步骤，于是我们就在我们大家的同意下采取了这个步骤：我们制定了把一切小组融为一体的统一组织的形式。现在却有人把这些形式破坏了一半，把我们拉向后退，退到无政府主义的行为，退到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退到恢复小组来代替党的编辑部，而现在又用什么识字课本比句法更能促使文理通顺来替这种倒退辩护！
三年前在策略问题上盛行一时的尾巴主义哲学，现在又在组织问题上复活了。我们不妨看看新编辑部发表的这样一段议论。亚历山德罗夫同志说：“战斗的社会民主主义方针，在党内应当不单单通过思想斗争，而且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实行。”编辑部教训我们说：“把思想斗争和组织形式这样相提并论，的确不坏。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在第56号的附刊第4版第1栏下面确实就是这样说的！〉，这些形式应当包着一种流动的、发展着的内容，即发展着的党的实际工作。”这种说法和那种◎第499页◎说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注：铁弹是铁弹，炸弹是炸弹出自俄国说书艺人伊·费·哥尔布诺夫讲的故事《在大炮旁》。故事说，两个士兵在大炮旁边议论炮弹。士兵甲认为这门大炮要是装上铁弹就好了，士兵乙却认为要是装上炸弹就更好。两人争论起来，但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得他们谈论的东西。--500。）的笑话毫无二致。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包着内容的形式！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斗争是由较高级的形式，即对大家都有约束力的党组织的形式包着呢，还是由过去的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的形式包着。人们把我们从较高级的形式拉回到较原始的形式上去，并且还为此辩护，说什么思想斗争是一种过程，而形式不过是形式。这和克里切夫斯基同志很久以前把我们从策略-计划拉回到策略-过程上去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不妨看一看新《火星报》为了反对那些似乎只顾形式却忽略了内容的人而说的这些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的大话（第58号的社论）。难道这不是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吗？头号阿基莫夫主义常拿“无产阶级斗争”的更“深刻”内容，拿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策略任务的提法上的落后辩护。第二号阿基莫夫主义，现在也用组织不过是形式而整个实质在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这种同样深奥的理由，来替社会民主党内某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组织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落后辩护。替小兄弟操心的先生们，无产阶级是不怕组织和纪律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去操心让那些不愿加入组织的大学教授先生和中学生先生因为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工作，就被承认为党员的。无产阶级由它的全部生活养成的组织性，要比许多知识分子彻底得多。对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已经有所认识的无产阶级，是不会用形式不如内容重要的口实来替组织上的落后辩护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我们党内某些知识分子，在组织和纪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在敌视和鄙视无政府主义空话方面缺乏自我教育。正如头号阿基莫夫们从前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进行政治斗争的地步一样，现在第二号阿基莫夫们也在诬蔑无产阶级，说它还没有成熟到组织起来的地步。已经成为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感到自己是◎第500页◎党的一员的无产者，也一定会像他从前用十分鄙视的态度斥责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斥责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最后，请看一看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的深奥思想吧。他说：“建立一个能将革命家的活动〈用黑体是为了加深意思〉统一集中起来的'战斗的'集中组织的思想，即使被人正确理解，也只有在有了这种活动的时候才会自然实现〈真是既新颖又聪明〉；组织本身作为一种形式〈注意，听着！〉，只能随着〈这里以及这段引文里其他各处的黑体，都是原作者用的〉构成其内容的革命工作的开展而成长起来。”（第57号）这岂不又一次使我们想起民间故事里的那个看到人家送葬时高喊“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的人物吗？（注：“但愿你们拉也拉不完！”这句话出自俄罗斯民间故事《十足的傻瓜》。傻瓜伊万努什卡经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因此而挨揍。一次，他看到农民在脱粒，叫喊道：“你们脱三天，只能脱三粒！”为此他挨了一顿打。傻瓜回家向母亲哭诉，母亲告诉他：“你应该说，但愿你们打也打不完，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第二天，傻瓜看到人家送葬，就叫喊道：“但愿你们运也运不完，拉也拉不完！”结果又挨了一顿打。--311、501、583。）大概，我们党内没有哪一个实际工作者（不带引号的）不了解：我们活动的形式（即组织）老早就落在内容的后面了，并且落后得太远了；只有党内的伊万努什卡才会向落在后面的人们喊：齐步前进！不要抢先！不妨拿我们党和崩得比较一下。毫无疑义，我们党的工作内容（注：且不必说，我们党的工作内容在代表大会上是按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确定的（在纲领等等中），这只是用斗争的代价换来的，是我们同那些反火星派分子以及在“少数派”内占大多数的泥潭派分子斗争的结果。关于“内容”问题，如把旧《火星报》所出版的6号（第46-51号）同新《火星报》所出版的12号（第52-63号）比较一下，那也是很有趣的。但这只好另外有机会再说了。）要比崩得的工作内容丰富、多样、广泛、深入得多。理论规模更巨大，纲领更成熟，对工人群众（不仅对有组织的手工业者）的影响更广泛更深刻，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样，在先进分子和普通分子那里的政治工作的脉搏更活跃，在游行示威和总罢工时开展的人民运动更壮阔，在非无产者阶层中进行的活动更有力。可是“形式”怎样呢？我们工作的“形式”同崩得工作的形式比起来竟落后到不能容忍的地步，落后得使每一个对自己党内事务不“袖手◎第501页◎旁观”的人都感到痛心和羞愧。工作的组织比工作的内容落后，是我们的一个弱点，并且远在召开代表大会以前，远在组委会成立以前，就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了。由于形式不成熟、不牢固，我们无法采取继续前进的重大步骤来发展内容，因而造成了可耻的停滞，力量的浪费，言行的不一。大家都为这种言行不一而大伤脑筋，可是阿克雪里罗得们和新《火星报》的“实际工作者们”，却在这时来鼓吹他们的深奥思想：形式只应当随着内容自然地成长起来！
请看，如果有人想加深谬论并从哲学上替机会主义词句找根据，那么在组织问题（党章第1条）上所犯的小错误就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吧。要慢慢地走，要小心翼翼地曲折前进！（注：这些话引自尔·马尔托夫的一首讽刺诗《现代俄国社会党人之歌》。该诗用纳尔苏修斯·土波雷洛夫（意为骄矜的蠢猪）这一笔名发表于1901年4月《曙光》杂志第1期。诗中嘲笑了经济派的观点及其对自发性的盲目崇拜。--337、502、785。）--从前我们就听见有人在策略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现在我们又听见有人在组织问题上唱这个调子。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心理的自然的和必然的产物，只要他开始把自己的（起初也许是偶然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上升为观点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特别的原则意见分歧，就会是这种情况。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我们看见了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开端；在新《火星报》上，我们又看见有人企图把它上升为观点的体系。这种企图十分明显地证实了我们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表示过的意见：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跟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者的观点是不同的。例如，新《火星报》的那位“实际工作者”（他的深奥思想我们已经领教过了）揭发我，说我把党想象成一个“大工厂”，厂长就是中央委员会（第57号的附刊）。这位“实际工作者”根本没有料到，他提出来的这个吓人的字眼一下子就暴露出既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实际工作又不了解无产阶级组织的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工厂在某些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其实工厂是资本主义协作的最高形式，它把无产阶级联合了起来，使它纪律化，教它◎第502页◎学会组织，使它成为其余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首脑。马克思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训练出来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正是马克思主义一贯教导那些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把工厂的剥削作用（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和工厂的组织作用（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区别开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产生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叫作Edelanarchismus的无政府主义，即“贵族式的”无政府主义，我说也可以把它称作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在俄国虚无主义者身上是特别突出的。党的组织在他们看来是可怕的“工厂”；部分服从整体和少数服从多数在他们看来是“农奴制”（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他们一听见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工，就发出可悲又可笑的号叫，反对把人们变成“小轮子和小螺丝钉”（在这方面他们认为特别可怕的，就是把编辑变成撰稿人），他们一听见别人提起党的组织章程，就作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轻蔑地说（对“形式主义者”），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这是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马尔托夫同志在《火星报》第58号上就是这样教训我的，并且为了更加使人信服，还从《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引了我本人的话。举一些涣散时代的例子，小组时代的例子，来替在党性时代保持和赞美小组习气、无政府状态辩护，这难道不是“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尾巴主义吗？
为什么从前我们不需要章程呢？因为当时党是由一些彼此没有任何组织联系的单个小组组成的。当时由这一小组转到另一小组，只是个人“自愿”的事情，并没有任何正式规定的整体意志作为◎第503页◎他的行动的准绳。各个小组内部的争论问题不是按照章程，“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来解决，正如我在《给一位同志的信》（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8页。--编者注）里根据许多小组特别是我们六人编辑小组的经验所说的那样。在小组时代，这种现象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要赞美它，没有认为它是理想的；大家都埋怨过这种涣散状态，大家都为此感到苦恼，渴望把各个零星小组融为一个正式的党组织。现在，这种融合实现了，却有人把我们拉向后退，用冒充最高组织观点的无政府主义的空话来款待我们！在那些过惯了穿着宽大睡衣、趿拉着拖鞋的奥勃洛摩夫（注：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伊·伊·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摩夫》的主人公，他是一个怠惰成性、害怕变动、终日耽于幻想、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地主。--255、504、664。）式的家庭式小组生活的人们看来，正式章程是太狭隘、太狭窄、太累赘、太低级了，太官僚主义化、太农奴制度化了，太约束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了。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不了解，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用广泛的党的联系来代替狭隘的小组联系。一个小组内部或各个小组之间的联系，在过去是不需要规定的，也是无法规定的，因为这种联系是靠朋友关系或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信任”来维持的。党的联系不能而且也不应当靠这两种东西来维持。党的联系一定要以正式的，即所谓“用官僚主义态度”（在自由散漫的知识分子看来）制定的章程为基础，也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章程，才能保证我们摆脱小组的刚愎自用，摆脱小组的任意胡闹，摆脱美其名为思想斗争的自由“过程”的小组争吵。
新《火星报》编辑部打出的一张反对亚历山德罗夫的王牌，就是用教训的口吻指出：“信任是一种微妙的东西，决不能把它钉到人心和脑袋里去。”（第56号的附刊）编辑部不了解，正是提出信任--单纯的信任--这一范畴本身，再一次把它那种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组织上的尾巴主义暴露了出来。当我还只是一个小组◎第504页◎--无论《火星报》六人编辑小组或《火星报》组织--的成员时，譬如我为了说明我不愿意同某某人在一起工作，我有权拿那种盲目的、没有根据的不信任当作唯一的借口。当我成了一个党员时，我就没有权利只凭感情来表示不信任了，因为我这样做，便给以前小组习气盛行时代的一切任意胡闹和刚愎自用的现象大开方便之门；我有责任用正式的理由，即根据我们的纲领、我们的策略、我们党章中某一项正式规定的原则来说明我为什么“信任”或“不信任”；我就不能只限于盲目的“信任”或“不信任”，而必须承认我自己的决定以及党内任何一部分的一切决定都要对全党负责；我必须遵照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自己的“不信任”，来实现根据这种不信任所得出的观点和愿望。我们已经从盲目“信任”的小组观点，提高到党的观点。党的观点要求我们按照受监督的和正式规定的手续，来表示和检查信任，可是编辑部却把我们拉向后退，并把自己的尾巴主义叫作新的组织观点！
请看，我们的所谓党的编辑部是怎样议论那些可能要求派代表参加编辑部的著作家小组的。时时处处都藐视纪律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训我们说：“我们不会发怒，我们不会叫起纪律来。”假如提出这种要求的是一个明白事理的集团，我们就同它“达成协议”（原文如此！）；不然我们就对它的要求置之一笑。
你看，这该是一种多么高贵的与庸俗的“工厂式的”形式主义针锋相对的态度呀！其实，这只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的、充满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残余。这种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会产生无政府主义的深奥思想，这种深奥思想把涣散状态推崇为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原则，同时在口头上又伪善地把这种涣散状态说成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由上下各级党机关构成的体系，因为在◎第505页◎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看来，这种体系不过是办公室里拟制的司厅科股等等的玩意（见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根本不需要什么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根本不需要对党的“达成协议”或划清界限的办法作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规定，还是让人们去空谈“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方法，崇尚旧时的小组争吵吧。
正是在这方面，受过“工厂”训练的无产者可以而且应当来教训无政府个人主义。觉悟的工人早已脱离了害怕同知识分子打交道的幼稚状态。觉悟的工人善于尊重他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发现的比较丰富的知识、比较广阔的政治视野。可是，随着我们真正的政党的形成，觉悟的工人应当学会辨别无产阶级军队的战士的心理和爱说无政府主义空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应当学会不仅要求普通党员，而且要求“上层人物”履行党员的义务，应当学会像他很久以前蔑视策略问题上的尾巴主义那样，来蔑视组织问题上的尾巴主义！
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立场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同吉伦特主义（注：吉伦特主义即自治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在国家体制问题上主张各省自治，成立联邦。--506。）和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关于官僚主义和专制的号叫，关于“非火星派分子〈在代表大会上维护自治制的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的惋惜，关于有人要求别人“唯命是从”的滑稽喊叫，关于“庞巴杜尔作风”的伤心抱怨等等，正是含有这样的原则的意思（如果有的话（注：这里我也和在本节其他地方一样，把这些号叫的“增补”的意思撇开不谈。））。任何一个党的机会主义派总是维护任何一种落后表现，为它辩护，无论在纲领方面、策略方面或组织方面都是如此。新《火星报》维护组织方面的落后表现（尾巴主义），是同维护自治制密切联系着的。诚然，一般说来，经过旧《火星报》三年来的宣传揭露，自◎第506页◎治制已经名声很坏了，因此新《火星报》公开维护自治制未免还有些害羞；它还硬要我们相信它喜欢集中制，不过它用来证明这一点的，只是集中制这个词用了黑体罢了。其实，只要稍微考察一下新《火星报》的“真正社会民主主义的”（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吗？）所谓集中制的“原则”，处处都会发现自治制的观点。难道现在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看到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在组织问题上已经转到阿基莫夫那里去了吗？难道他们自己不是用所谓“非火星派分子受到不应有的忽视”这句名言郑重地承认了这一点吗？难道阿基莫夫和他的朋友们在我们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不是自治制吗？
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维护的正是自治制（如果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话），当时他们令人可笑地竭力证明：部分不应当服从整体，部分在决定自己对整体的关系时可以有自治权，确定这种关系的国外同盟章程可以在违反党内多数的意志、违反党中央机关的意志的情况下生效。现在马尔托夫同志在新《火星报》（第60号）上说到中央委员会指定地方委员会委员问题时公开维护的也正是自治制（注：指1904年2月25日《火星报》第60号上刊载的尔·马尔托夫的文章《当务之急》。他在这篇文章中鼓吹党的地方委员会在决定自己的人选的问题上对中央委员会保持“独立性”，并且攻击莫斯科委员会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通过的决议：该委员会根据党章第9条服从中央委员会一切命令。--507。）。我不来谈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和现在在新《火星报》上用来维护自治制的那些幼稚的诡辩（注：马尔托夫同志列举党章各项条文时，恰巧遗漏了说明整体对部分的关系的一条：中央委员会“分配全党人力”（第6条）。如果不能把工作人员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一个委员会，那还怎么分配人力呢？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还需要加以说明，真叫人感到难为情。），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他有维护自治制、反对集中制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是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所固有的根本特征。
在新《火星报》（第53号）上拿“形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原则”（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和“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原则”相对照，要算是分析官僚主义这个概念的唯一尝试了。这种对照（可惜，这种◎第507页◎对照也像提到非火星派分子时那样没有加以发挥，没有加以阐明），也多少有些道理。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部分的权利和权限。在涣散状态和小组习气盛行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革命社会民主党力求在组织上由它出发）必然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我们这里就是《火星报》组织）。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尽可能把各个积极组织的所有代表团结起来，任命中央机关（它的成分往往使党内的先进分子而不是落后分子比较满意，让党内的革命派而不是机会主义派比较喜欢），使它们成为党的最高机关，直到召开下届代表大会为止。至少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情况是如此，而且这种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深恶痛绝的惯例在亚洲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虽然流行得很慢，不免要遇到困难，不免要遇到斗争，不免要遇到无谓争吵。
非常值得指出的是，我在上面所谈到的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的这些根本特征（自治制、老爷式的或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尾巴主义和吉伦特主义），在世界各国社会民主党内，凡是划分为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试问在什么地方没有这种划分呢？），都可以看到，只是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mutandis)罢了。这种情形最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暴露得特别明显，因为第20号萨克森选区◎第508页◎竞选的失败[所谓格雷事件（注：格雷1903年6月16日曾在第15号萨克森选区里被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德累斯顿代表大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于1903年9月13-20日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策略和同修正主义作斗争的问题。大会批评了爱·伯恩施坦、保·格雷、爱·大卫、沃·海涅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并以压倒多数票（288票对11票）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者力图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老策略的决议。但是代表大会没有把修正主义分子开除出党，他们在大会后继续宣传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509。）以后辞去了议员职务。第20号选区在议员罗森诺死后出现空缺，该区选民又想推举格雷为候选人。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萨克森中央鼓动委员会对此表示反对，虽然它们没有权利正式禁止推举格雷为候选人，但是它们终于使格雷放弃了候选人的资格。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遭到了失败。）]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日程上来了。由这一事件引起了原则问题，这主要是德国机会主义者推波助澜的结果。格雷（他从前是一个牧师，又是一本不无名气的书《当工厂工人的三个月》的作者，是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的“主角”之一）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机会主义者，于是彻底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社会主义月刊》（注：《社会主义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1897-1933年在柏林出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509。）就立刻来为他“鸣不平”。
纲领上的机会主义，自然是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和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相联系的。当时出面陈述“新”观点的是沃尔弗冈·海涅同志。为了向读者说明这个参加社会民主党并带来机会主义思想习气的典型知识分子的面目，只要指出沃尔弗冈·海涅同志是一个比德国的阿基莫夫同志小一点而比德国的叶戈罗夫同志大一点的人物就够了。
沃尔弗冈·海涅同志在《社会主义月刊》上，也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那样大举进攻。单是文章的标题《对格雷事件的几点民主意见》（《社会主义月刊》4月第4期），就已经很了不起。内容也同样非比寻常。沃·海涅同志反对“侵犯选区自治权”，捍卫“民主原则”，抗议“委任的上司”（即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干涉人民自由选举议员。沃·海涅同志教训我们说，问题并不在于一次偶然事件，而在于一种总的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对这种倾向，据说过去人们就有所觉察，◎第509页◎但是现在变得特别危险了。必须“在原则上承认：党的地方机关是党的生活的体现者”（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所写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这本小册子中抄来的）。不要“习惯于让一切重要政治决定都出自一个中央机关”，党要防备“脱离实际生活的教条政策”（这是从马尔托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大谈“实际生活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那篇发言中借用来的）。沃·海涅同志加深自己的论据说：“如果细心观察事物的根源，如果把这次也和任何时候一样起过不小作用的种种个人冲突撇开不谈，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种激烈反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大概是暗示”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对修正主义者的斗争“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吧〉，主要是党内的官方人士对'局外人'〈沃·海涅显然还没有读过那本论反对戒严状态的小册子，因此只好借用一个英国习惯用语：Outsidertum〉不信任，传统对一切异乎寻常的现象不信任，没有个性的机关对一切有个性的东西不信任〈见阿克雪里罗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关于反对压制个人主动性的决议案〉，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明的那种倾向，即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
“纪律”这个概念在沃·海涅同志的心里所引起的高尚愤怒，并不亚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写道：“有人指责修正主义者缺乏纪律，是因为他们给《社会主义月刊》写过文章，有人甚至不愿承认这个刊物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它不受党的监督。单是这种试图缩小'社会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做法，单是这种让人们在应当普遍实行绝对自由的思想生产方面遵守纪律的要求〈请回忆一下所谓思想斗争是一个过程，而组织形式不过是形式的说法〉，就足以证明官僚主义和压制个性的倾向了。”接着沃·海涅又滔滔不绝地百般攻击这种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尽量集中化的巨大组织，一◎第510页◎个策略，一个理论”的可恨倾向，攻击“绝对服从”、“盲目服从”的要求，攻击“简单化的集中制”等等，真是一字不差地“模仿阿克雪里罗得”。
沃·海涅所挑起的争论激烈起来了，因为在德国党内这个争论没有掺杂什么由增补问题引起的无谓争吵，因为德国的阿基莫夫们不仅在代表大会上而且经常在专门的机关刊物上暴露自己的面目，所以这次争论很快就变成了对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的分析。以革命派（它当然也和我们这里一样被人加上“独裁”和“宗教裁判”等等的可怕罪名）代表之一的资格出面说话的，是卡·考茨基（《新时代》（注：《新时代》杂志(《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费·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325、461、511、699、709。）1904年第28期的《选区和党》--《Wahlkreis und Partei》一文）。他说，沃·海涅的论文“表明整个修正主义派的思想进程”。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在意大利，机会主义者都在竭力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瓦解组织，导向把“民主原则”歪曲为无政府主义。卡·考茨基教训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说：“民主并不是没有权力，民主并不是无政府状态，民主是群众对他们委任的代表的统治，它不同于冒充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人民统治者的其他权力形式。”卡·考茨基在详细考察了各国机会主义的自治制所起的瓦解组织的作用后指出，正是由于“大批资产阶级分子”（注：卡·考茨基把饶勒斯拿来做例子。这种人愈是倾向于机会主义，他们也就“必然觉得党的纪律对于他们的自由个性是一种不可容许的约束”。）参加社会民主党，才使机会主义、自治制和违反纪律的倾向严重起来，并且一再提醒说，“组织是无产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组织是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阶级斗争的◎第511页◎武器”。
德国的机会主义比法意两国的弱些，所以德国的“自治制倾向，暂时还只表现为唱一些反对独裁者和大宗教裁判者，反对开除教籍（注：德语Bastrahl（开除教籍）这个词，可以说是俄语的”戒严状态“和”非常法“的同义语。这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吓人的字眼”。）和追究异端的相当动听的高调，表现为无休止的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而对这种吹毛求疵和无谓争吵加以分析，又只会引起无休止的口角”。
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比德国的更弱，所以俄国的自治制倾向所产生的东西，其思想成分更少，“动听的高调”和无谓争吵的成分更多，这原是不足为奇的。
难怪考茨基要作出结论说：“也许，世界各国修正主义在任何其他问题上，都不像在组织问题上表现得那样性质一致，虽然其形态各不相同，色彩互有差异。”在谈到正统思想和修正主义在这方面的基本倾向时，卡·考茨基也用了“吓人的字眼”：官僚主义对(Versus)民主主义。卡·考茨基写道：据说，给党的执行委员会一种权利，让它对各地方选区选择候选人（国会议员候选人）施加影响，就是“无耻地侵犯民主原则，因为民主原则要求全部政治活动自下而上地由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用官僚主义的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说有什么真正民主的原则，那它就是多数应比少数占优势，而不是相反……”任何一个选区选举国会议员都是关系全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党至少应当经过党所信任的人(Vertrauensmer)对指定候选人施加影响。“如果谁觉得这太官僚主义化或太集中化，他不妨提出由全体党员(Smtliche Parteigenossen)来直接表决候选人。既然这办不到，那就不必抱怨说，这项职能也同其他许多有关全党的职能一样由党◎第512页◎的一个或几个机关来执行，就是缺乏民主精神。”按照德国党的“习惯法”，从前各个选区也是就提出某某人为候选人的问题同党的执行委员会进行“同志式的商议”的。“可是党现在已经太大了，这个不言而喻的习惯法已经不够了。当人们不再承认习惯法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时，当这个习惯法规定的内容以及这个习惯法本身的存在都引起争议时，那它就不成其为法了。因而绝对需要精确地规定这个法，把它明文规定下来……”作更加“精确的章程性的规定(statutarische Festlegung)（注：把卡·考茨基这些关于用正式规定的章程性法规代替不言而喻的习惯法的意见，拿来和我们党尤其是编辑部从党代表大会以来所经历的全部”变更“对照一下，是很有教益的。参看维·伊·查苏利奇的发言（在同盟代表大会上，见第66页及以下各页），她未必能领会现在发生的这种变更的全部意义。（指维·伊·查苏利奇在1903年10月28日同盟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发言。在谈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问题时，她认为，即使编辑部内部有分歧，由党的代表大会来改变编辑部的组成也是不必要的。）），从而加强组织的严格性(grβere Staffheit)”。
这样你们就看到：在另一个环境中也有同样的斗争，即党内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在组织问题上的斗争，有同样的冲突，即自治制同集中制的冲突，民主主义同“官僚主义”的冲突，削弱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同加强组织和纪律严格性的倾向的冲突，不坚定的知识分子的心理同坚定的无产者的心理的冲突，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的冲突。试问，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捉弄人的历史仅仅私下里许诺有朝一日会指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看的那个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实实在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它在德国也有一些聪明敏锐的代表人物，并不亚于我国的解放派（注：解放派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因其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自由派人士于1902年6月创办《解放》杂志而得名。解放派以《解放》杂志为基础，于1904年1月在彼得堡成立解放社，领导人是伊·伊·彼特龙凯维奇和尼·费·安年斯基。解放社的纲领包括实行立宪君主制和普选制，保护“劳动群众利益”和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1905年革命开始后，它又要求将一部分土地强制转让并分给少地农民、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解放社主张参加布里根杜马选举。1905年10月立宪民主党成立以后，解放社停止活动。解放社的左翼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另外组成了伯恩施坦主义的无题派。--513、531。）先生们，--当时是怎样对待这种冲突的呢？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马上起来对这个新的争论作出反应，并且也和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也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一样，竭力◎第513页◎支持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德国交易所资本家的著名的《法兰克福报》（注：《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Zeitung》)是德国交易所经纪人的报纸，1856-194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514、579。）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1904年4月7日《法兰克福报》第97号晚上版），它表明肆无忌惮地抄袭阿克雪里罗得的言论简直已经成了德国报刊的一种流行病。法兰克福交易所的威风凛凛的民主派分子大肆攻击社会民主党内的“专制”、“党内独裁”、“党内首长的专制统治”，攻击打算用来“惩罚整个修正主义”（请回忆一下“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这句话）的“开除教籍”的作法，攻击“盲目服从”、遵守“死板纪律”的要求，攻击“唯命是从”、把党员变成“政治僵尸”（这比讲小螺丝钉和小轮子厉害得多！）的要求。交易所的骑士们看到了社会民主党内的反民主的制度，不禁愤愤不平地说：“请看，任何个人特性，任何个性都要加以取缔，因为它们有产生法国那样的情况，即产生饶勒斯主义和米勒兰主义的危险，辛德曼〈在萨克森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上〉叙述这个问题时就直截了当地这样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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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果说新《火星报》关于组织问题的新字眼有什么原则含义，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机会主义的含义。证实这个结论的，既有对我们那次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党代表大会的全部分析，又有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例，在这些社会民主党内，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也是用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责难表现出来的，并且往往用的是同样的字眼。当然，各国党的民族特点和各国政治条件的不同都会发生相当的影响，因而使得德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机会主义，法国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意大利机会主义，意大利机会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机会主义。但是，虽然有上述种种条件的差别，所有这些党内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基本划分显然是相同的，机会主义在组织问题上的思想过程和倾向显然是◎第514页◎相同的。（注：现在谁也不会怀疑，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过去在策略问题上分成经济派和政治派，同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分为机会主义派和革命派是一样的，尽管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同志同冯·福尔马尔和冯·埃尔姆同志，或同饶勒斯和米勒兰有很大的区别。同样，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划分也毫无疑义是相同的，尽管没有政治权利的国家和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条件大不相同。极其值得注意的是，讲原则的新《火星报》编辑部稍稍涉及了一下考茨基和海涅的争论（第64号），便畏缩地避开了一切机会主义派和一切正统派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倾向问题。）由于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我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许多激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所以由这种知识分子心理产生的机会主义不论过去或现在都必然在各个不同的方面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曾经在我们世界观的基本问题上，即在纲领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目的方面的根本分歧不可避免地使那些把我国合法马克思主义（注：合法马克思主义即司徒卢威主义，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在俄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政治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彼·伯·司徒卢威。合法马克思主义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能为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个别论点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作论证。在批判小生产的维护者民粹派的同时，司徒卢威赞美资本主义，号召人们“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而抹杀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列宁敏锐地看出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国际修正主义的萌芽，它必然要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主义。--303、515、547、703、761。）弄得声名狼藉的自由派同社会民主党人完全分道扬镳。后来我们在策略问题上同机会主义进行了斗争，我们同克里切夫斯基和阿基莫夫两位同志在这个比较次要问题上的分歧自然只是暂时的，并没有弄到各自成立政党的地步。现在我们应当克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这些问题同纲领问题和策略问题相比当然更少具有根本意义，但是它们在目前却出现在我们党的生活的前台。
谈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可捉摸。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谋求不偏不倚，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蜿蜒爬行，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正、怀疑、天真善良的愿望等等。纲领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爱德·伯恩施坦同志是“同意”党的革命纲领的，虽然他本来◎第515页◎显然想“根本改良”这个纲领，但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合时宜的，是不适当的，还不如阐明“批判”的“一般原则”（主要是用无批判的态度抄袭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原则和字眼）来得重要。策略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冯·福尔马尔同志也是同意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老的策略的，也是多半只限于唱唱高调，提出小小的修正，讲几句风凉话，而根本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内阁主义的”策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者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是直到现在并没有提出什么可以“用章程确定下来的”明确的原则论点，尽管人们一再公开提醒他们这样做；他们本来也愿意，非常愿意“根本改良”我们的组织章程（《火星报》第58号第2版第3栏），但是他们宁愿先来讲“一般组织问题”（因为如果按新《火星报》精神把我们这个不管第1条如何但毕竟是集中制的章程实行一番真正根本的改良，那就必然会导致自治制，可是马尔托夫同志当然甚至在自己面前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原则上是倾向自治制的）。因此，他们在组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也就来得五花八门：多半是唱一些所谓专制和官僚主义、所谓盲目服从、小螺丝钉和小轮子等等幼稚的动听的高调，--这种高调是如此幼稚，以致使人很难确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真正是原则的意思，哪些真正是增补问题的意思。可是他们愈陷愈深：他们企图对他们所仇恨的“官僚主义”加以分析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不可避免地要导向自治制；他们企图“加深”和论证自己的观点，就不可避免地要为落后现象辩护，走向尾巴主义，陷入吉伦特主义的空谈。最后，就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原则，它是作为唯一的、真正明确的、因而在实践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的（实践总是走在理论前面的）原则表现出来的。藐视纪律--自治制--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我们那个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时而爬上时而爬下的梯子，它从一个梯级跳到另一个梯级，巧妙地回避明确说出自己的原◎第516页◎则。（注：现在，回想一下党章第1条的争论，就会清楚地看到，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错误的发展和加深，必然导向组织上的机会主义。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思想，即自行列名入党，正是虚伪的“民主主义”，是自下而上建立党的思想。相反，我的思想所以是“官僚主义化的”，就是因为我主张自上而下，由党代表大会到各个党组织来建立党。无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好，无论是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也好，无论是机会主义的、尾巴主义的深奥思想也好，都是在对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就显露了出来。马尔托夫同志在《戒严状态》这本小册子（第20页）中说新《火星报》上“开始了思想工作”。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他和阿克雪里罗得确实是从党章第1条开始把思想按新方向推进的。只是不幸这个新方向是机会主义的方向。他们愈顺着这个方向“工作”下去，他们的这种工作愈脱离增补问题的无谓争吵，他们也就愈陷到泥潭里去。普列汉诺夫同志在党代表大会上已经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并且他在《不该这么办》一文中又再次警告他们说：我甚至情愿把你们增补进来，只是希望你们不要顺着这条只会走到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去的道路走下去。--但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人并没有接受这个忠告，他们说：怎么？不顺着这条路走？要赞同列宁所说增补不过是一种无谓争吵的意见吗？绝对不行！我们要向他表明我们是些讲原则的人！--果然表明了。他们已经向大家具体地表明了，如果说他们有什么新的原则，那就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在纲领和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阶梯：藐视“正统思想”、虔诚信仰、狭隘死板--修正主义的“批评”和内阁主义--资产阶级民主。
在一切现代机会主义者尤其是我国少数派的一切著作中发出的那种绵延不断的委屈声调，都是同仇恨纪律的心理有密切联系的。据说，有人在迫害他们，排挤他们，驱逐他们，围困他们，驱策他们。在这些字眼里流露出来的真实心理和政治真相，大概要比编造被驱策者和驱策者（注：指尔·马尔托夫攻击多数派的诙谐性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简明宪法（“坚定派”最高章程）》。这个《宪法》作为他的《当务之急》一文的附录发表于1904年1月25日《火星报》第58号。马尔托夫在这个《宪法》中歪曲多数派的组织原则，说什么“党分为驱策者和被驱策者”；“为了利于集中制，驱策者有不同的信任级别，而被驱策者的权利都是平等的”等等。--517。）这种诙谐而动听的笑话的人自己所预料的多得多。的确，拿我们党代表大会的记录来看，就可以看到少数派都是一些在某个时候和因为某件事情在革命社会民主党那儿受到委屈的人。这中间有崩得分子和工人事业派分子，我们让他们“委◎第517页◎屈”得退出了代表大会；这中间有南方工人派分子，他们因为一切组织尤其是他们自己的组织被取消而受到极大的委屈；这中间有马霍夫同志，他每次发言的时候都受到了委屈（因为他每次总要出丑）；最后，这中间还有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他们受到的委屈，就是他们因为党章第1条而被加上了“莫须有的机会主义罪名”，就是他们在选举中遭到了失败。所有这些令人伤心的委屈，都不像许多庸人至今想象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人说了不可容许的挖苦话，作了激烈的攻讦，进行了狂热的论战，由于什么人粗野地甩门，什么人挥舞拳头进行威胁等等偶然引起的结果，而是由于《火星报》整个三年思想工作必然产生的政治结果。既然我们在这三年中不是光耍耍嘴皮子，而是表示了一种应该转变成行动的信念，所以，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也就不能不对反火星派和“泥潭派”进行斗争。在我们同站在前列勇敢地进行过斗争的马尔托夫同志一起把这样一大堆人再三地委屈过以后，我们只是稍微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托夫同志委屈一下，他们就受不了了。量转变成了质。发生了否定的否定。所有受到委屈的人忘记了相互间的嫌隙，痛哭流涕地彼此拥抱在一起，并扯起了旗帜，举行“反对列宁主义的起义”（注：这种惊人之语是马尔托夫同志创造的（《戒严状态》第68页）。马尔托夫同志一直想等到他那方面凑够五个人时举行“起义”来反对我一个人。马尔托夫同志所采用的论战手法并不高明，他想用拼命恭维对手的办法来消灭对手。）。
当先进分子起义反对反动分子时，起义是一件大好事。革命派举行起义反对机会主义派，这是很好的。机会主义派举行起义反对革命派，那就是坏事了。
普列汉诺夫同志只得以可以说是战俘的身分参加到这种坏事◎第518页◎中去。他抓住起草支持“多数派”的某些决议的人的个别不恰当的词句，竭力“泄愤出气”，并高声叹息道：“穷得可怜的列宁同志啊！他的正统派拥护者们真是太妙了！”（《火星报》第63号的附刊）
可是，普列汉诺夫同志，如果说我穷得可怜，那么，新《火星报》编辑部就应该是十足的叫花子了。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落到如此绝对贫困的地步，以致只好闭起眼来不看党代表大会，而到某些地方委员会委员的决议中找材料来锻炼自己的机智。无论我怎样穷，我总比某些人富千百倍，他们的拥护者不是偶而说出一两句不恰当的话，而是在一切问题上，不论在组织问题上也好，在策略问题或纲领问题上也好，都死死抓住同革命社会民主党原则相反的原则不放。无论我怎样穷，我总还没有穷到只好把这样一些拥护者赠给我的颂词向公众隐瞒起来的地步。可是新《火星报》编辑部却不得不这样做。
读者们，你们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沃罗涅日委员会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吗？如果你们不知道，可以读一读党代表大会的记录。你们从那里可以看出，这个委员会的方向完全由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两同志表现了出来，这两位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党的革命派进行过全面的斗争，并且多次被大家--从普列汉诺夫同志起到波波夫同志止--列为机会主义者。正是这个沃罗涅日委员会在它的一月份的传单（1904年1月第12号）上声明说：◎第519页◎
“去年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党内，发生了一件对于党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由党的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大会。召集党代表大会本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而在君主制的条件下更是一件很冒险很困难的事情，因此难怪召集这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做得很不完善；代表大会本身虽然完全顺利地举行过了，可是并没有满足党对它提出的一切要求。受1902年代表会议委托负责召开代表大会的那些同志被逮捕了，召开代表大会的工作只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一个派别--火星派--指派的人担任的。许多不属于火星派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都没有被吸收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和党章的任务执行得极不完善，连参加代表大会的人自己也承认，党章里含有'可能引起危险的误解'的重大缺陷。在代表大会上，火星派本身分裂了，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许多从前似乎完全接受《火星报》的行动纲领的重要人物，也都意识到该报许多主要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两人所主张的观点不切合实际。虽然他们两个人在代表大会上也占过上风，可是实际生活的力量，实际工作（一切非火星派分子也参加了的实际工作）的要求，很快就纠正了理论家的错误，并且在代表大会以后就作了重大的修正。《火星报》大大地改变了，并且答应细心听取社会民主党一切活动家的要求。这样，虽然代表大会的工作应当由下届代表大会加以审查，而且这些工作连代表大会参加者也认为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也就不能作为不可改变的决议要党接受，可是代表大会澄清了党内状况，对于党今后的理论工作和组织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因而对全党的工作来说也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经验。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党章，将受到一切组织的注意，但是由于它们具有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许多组织都反对只以它们为指南。
沃罗涅日委员会充分理解全党工作的重要性，对有关组织代表大会的一切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它充分意识到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性，欢迎已经成了中央机关报（主要机关报）的《火星报》所发生的转变。
虽然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的状况还不能令我们满意，但是我们相信，困难的建党工作经过共同的努力是会日益改进的。鉴于有许多谣传，沃罗涅日委员会特向同志们声明，根本不存在沃罗涅日委员会退党的问题。沃罗涅日委员会十分了解，像沃罗涅日委员会这样一个工人组织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先例，会多么有损于党的声誉，这对那些可能仿效这种先例的工人组织是多么的不利。我们不应当制造新的分裂，而应当坚决努力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统一成一个党。何况第二次代表大会是一个例行的大会，而不是一个成立大会。开除出党只能根据党的裁◎第520页◎决来进行，任何一个组织，甚至连中央委员会也没有权利把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开除出党。况且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第8条已经规定，任何一个组织都在本地的事务方面享有自治权（自主权），因此沃罗涅日委员会有充分的权利把自己的组织观点贯彻到实际生活中去，贯彻到党内来。”
新《火星报》编辑部在第61号上引证这个传单时，转载了上面这一大段文字的后一部分，即用大号字排印的这一部分；至于前一部分，即用小号字排印的那一部分，编辑部宁愿删去不要。
大概是有些不好意思吧。
（十八）稍微谈谈辩证法。两个变革
只要大体上看一看我们党内危机的发展经过，我们就不难看出，斗争双方的基本成分，除了小小的例外，始终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党内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可是，这个斗争经过了各种不同的阶段，而每个想透彻了解在这方面堆积如山的大量文字材料的人，每个想透彻了解那许许多多片断的例证、孤立的引文、个别的责难等等的人，都必须对每个斗争阶段的特点有一确切的认识。
我们可以把彼此显然不同的一些主要阶段列举如下：(1)关于党章第1条问题的争论。这是关于基本组织原则问题的纯思想斗争。我和普列汉诺夫处在少数地位。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提出机会主义条文，投到机会主义者怀抱中去。(2)《火星报》组织由于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问题--是佛敏还是瓦西里耶夫参加五◎第521页◎人小组，是托洛茨基还是特拉温斯基参加三人小组--发生了分裂。我和普列汉诺夫争得了多数（9票对7票），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章第1条的问题上占少数。马尔托夫同机会主义者的联盟，用事实证明了组委会事件使我产生的种种担心。(3)继续就党章细节进行争论。机会主义者又来援救马尔托夫。我们又处于少数地位，并为少数在中央机关内的权利而斗争。(4)七个极端机会主义者退出代表大会。我们成了多数并在选举中战胜了联盟（火星派少数派、“泥潭派”以及反火星派的联盟）。马尔托夫和波波夫拒绝接受我们所提出的两个三人小组中的席位。(5)代表大会闭会以后因增补问题而发生无谓争吵。无政府主义行为和无政府主义词句猖獗。“少数派”中最不彻底和最不坚定的分子占上风。(6)普列汉诺夫为了避免分裂而采取了“用温和的手段杀死”的政策。“少数派”占领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总委员会，并且竭力攻击中央委员会。无谓争吵继续充斥一切。(7)对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攻击被打退。无谓争吵似乎开始稍微平息下来，这样便有可能比较心平气和地讨论两个纯系思想性质而又使全党极为关心的问题：（一）我们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分成“多数派”和“少数派”从而代替了一切旧的划分这个事实的政治意义和原因何在？（二）新《火星报》在组织问题上的新立场的原则意义何在？每个阶段都有其完全独特的斗争情势和直接的攻击目标；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一个总的战役中的一次战斗。不研究每次战斗的具体情况，就丝毫不能了解我们的斗争。研究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显地看出，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各方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思想斗争的出发点（党章第1条）“被否定”，让位给充斥一切的无◎第522页◎谓争吵（注：如何把无谓急吵和原则分歧区分开来这个难题，现在已经自行解决：凡是涉及增补问题的都是无谓争吵；凡是涉及分析代表大会上的斗争，涉及党章第1条问题以及关于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转变问题的争论的都是原则分歧。），但以后就开始“否定的否定”，我们在各占一个中央机关的情况下勉强同上帝赐予的妻子“和睦相处”，又回到纯思想斗争的出发点上来，但是这个“正题”已由“反题”的一切成果所充实，变成了高一级的合题，这时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的孤立的偶然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为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所谓体系，这时这种现象同我们党的分成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这种根本划分的联系已经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的，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
可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为某些从我党革命派滚向机会主义派的政治活动家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的庸俗手法混为一谈，不应当把它同那种将各种特定的声明，将同一过程中不同阶段发展的各种特定的因素搅成一团的庸俗态度混为一谈。真正的辩证法并不为个人错误辩护，而是研究不可避免的转变，根据对发展过程的全部具体情况的详尽研究来证明这种转变的不可避免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同时也不应当把这个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同那种可以用“脑袋钻不进，就把尾巴塞进去”(mettere la coda dovenonva il capo)这句意大利谚语来形容的庸俗的处世秘诀混为一谈。
我们党内斗争的辩证发展总起来说可归结为两个变革。党代表大会是一个真正的变革，如马尔托夫同志在他的《又一次处在少◎第523页◎数地位》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少数派里爱说俏皮话的人也说得对，他们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次革命！他们在代表大会以后确实进行了一次革命；一般来讲，说世界是由革命推动的，这也是正确的。可是，每次具体革命的具体意义，还不能用这句一般的名言来断定，如果把令人难忘的马霍夫同志的令人难忘的说法换个样子，那么可以说：有的革命类似反动。为了断定一次具体的革命究竟是向前还是向后推动了“世界”（我们党），就必须知道实行变革的实际力量究竟是党内的革命派还是机会主义派，就必须知道鼓舞战士的究竟是革命原则还是机会主义原则。
我们的党代表大会在全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空前未有的。秘密的革命党第一次从黑暗的地下状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向大家表明了我们党内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表明了我们党以及它的每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在纲领、策略和组织问题上的全部面貌。我们第一次摆脱了小组自由散漫和革命庸俗观念的传统，把几十个极不相同的集团结合在一起，这些集团过去往往是彼此极端敌对，彼此只是由思想力量联系起来的，它们准备（在原则上准备）为了我们第一次实际创立起来的伟大整体--党而牺牲所有一切集团的特点和集团的独立性。可是，在政治上，牺牲并不是轻易作出的，而是经过战斗作出的。由于取消组织而引起的战斗，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常残酷的战斗。公开的自由斗争的清风变成了狂风。这阵狂风扫除了--扫除得太好了！--所有一切小组的利益、情感和传统的残余，第一次创立了真正党的领导机构。
然而，称呼什么是一回事，而实际上是什么又是一回事。在原则上为了党牺牲小组习气是一回事，而放弃自己的小组又是一回事。清风对那些习惯于腐败的庸俗观念的人，还是太新鲜了。“党没有经得住它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考验”，像马尔托夫同志在◎第524页◎他的《又一次处在少数地位》中正确地（偶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为组织被取消而感到的委屈实在太大了。狂风使我们党的巨流底下的全部渣滓重新泛起，这些渣滓为过去的失败进行报复。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党内被击溃的机会主义派，由于偶然得到阿基莫夫这一猎获物而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又对革命派占了--当然是暂时的--优势。
结果就产生了新《火星报》，这个新《火星报》不得不发展和加深它的编辑们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所犯的错误。旧《火星报》曾教人学会革命斗争的真理。新《火星报》却教人去学处世秘诀：忍让与和睦相处。旧《火星报》是战斗的正统派的机关报。新《火星报》却使机会主义死灰复燃--主要是在组织问题上。旧《火星报》光荣地遭到了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的憎恶。新《火星报》“变聪明了”，它很快就会不再以极端机会主义者对它的赞扬为耻了。旧《火星报》一往直前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言行一致。新《火星报》，它的立场的内在的虚伪性，必然产生--甚至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政治上的伪善。它大骂小组习气，是为了掩护小组习气对党性的胜利。它假惺惺地斥责分裂，似乎除了少数服从多数，可以设想用什么其他手段来防止一个多少有组织的、多少名副其实的党发生分裂。它声明必须考虑革命舆论，同时却隐瞒阿基莫夫们的赞扬，并制造一些卑鄙的谣言来诬蔑我们党内革命派的委员会（注：为了进行这项可爱的事业，甚至已经制定了一种固定不变的格式：据我们的某某通讯员报告，多数派的某某委员会虐待少数派的某某同志。）。这是多么可耻啊！他们把我们的旧《火星报》糟蹋到了何等地步啊！
进一步，退两步……在个人的生活中，在民族的历史上，在◎第525页◎政党的发展中，都有这种现象。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原则，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党的纪律，必定获得完全的胜利，怀疑这一点，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一种行同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奋斗，不因遭到挫折而灰心丧气；我们应当坚持斗争，鄙弃那些庸俗的小组争吵的方法，尽一切可能来保卫用极大精力建立起来的全俄一切社会民主党人的统一的党内联系，力求通过顽强而有步骤的工作使全体党员特别是工人充分地自觉地了解党员义务，了解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斗争，了解我们的分歧的一切原因和演变，了解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性：机会主义在组织工作方面也像在我们的纲领和我们的策略方面一样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资产阶级心理，一样不加批判地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一样削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武器。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世界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无政府竞争所分散，被那种为资本的强迫劳动所压抑，总是被抛到赤贫、粗野和退化的“底层”，它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一致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这个组织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一支工人阶级的大军。在这支大军面前，无论是已经衰败的俄国专制政权还是正在衰败的国际资本政权，都是支持不住的。不管有什么曲折和退步，不管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吉伦特派讲些什么机会主义的空话，不管人们怎样得意地赞美落后的小组习气，不管他们怎样炫耀和喧嚷知识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这支大军一定会把自己的队伍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
1904年在日内瓦印成单行本
选自《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47-272、379-415页◎第526页◎
责任编辑：丁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