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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内的危机）（节选）（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一书于1904年5月在日内瓦出版。它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一次详尽地批判了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制定了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组织原则。为了写这本书，列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详细地研究了1904年1月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和决议、每个代表的发言、大会上所形成的各政治派别、党中央委员会和总委员会的各种文件。从《〈进一步，退两步〉一书材料》（《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477-496页）中可以看到，列宁写作此书的准备工作是做得非常细致、扎实的。
这本书一出版，就受到孟什维克的恶毒攻击。格·瓦·普列汉诺夫要求中央委员会同列宁的书划清界限。中央委员会里的调和派也曾试图阻止它的印刷和发行。尽管如此，列宁的这部著作仍在俄国先进工人中得到广泛传播。--468。）
（1904年2-5月）
（九）党章第1条
我们已经列举了在代表大会（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17日（30日）-8月10日（23日）召开。7月24日（8月6日）前，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了13次会议。后因比利时警察将一些代表驱逐出境，代表大会移至伦敦继续开了24次会议。
代表大会是《火星报》筹备的。列宁为代表大会起草了一系列文件，并详细拟订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和议事规程。
出席代表大会的有4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26个组织（劳动解放社、《火星报》组织、崩得国外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20个地方委员会和联合会），共有51票（有些代表有两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发言权的代表共14名。代表大会的成分不一，其中有《火星报》的拥护者，也有《火星报》的反对者以及不坚定的动摇分子。
列宁被选入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了多次会议，几乎就所有问题发了言。他还是纲领委员会、章程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
代表大会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批准党纲、党章以及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列宁及其拥护者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作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机会主义分子要按照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的精神来修改《火星报》编辑部制定的纲领草案的一切企图。大会先逐条讨论和通过党纲草案，然后由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整个纲领（有1票弃权）。在讨论党章时，会上就建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由于得到反火星派和“泥潭派”（中派）的支持，尔·马尔托夫提出的为不坚定分子入党大开方便之门的党章第1条条文，以微弱的多数票为大会所通过。但是代表大会还是基本上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党章。）
（注：大会票数的划分起初是：火星派33票，“泥潭派”（中派）10票，反火星派8票（3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在彻底的火星派（列宁派）和“温和的”火星派（马尔托夫派）之间发生分裂后，彻底的火星派暂时处于少数地位。但是，8月5日（18日）7名反火星派分子（2名工人事业派分子和5名崩得分子）因不同意代表大会的决议而退出了大会。在选举中央机关时，得到反火星派分子和“泥潭派”的支持的马尔托夫派（共7人）成为少数派，共有20票（马尔托夫派9票，“泥潭派”10票，反火星派1票），而团结在列宁周围的20名彻底的火星派分子成为多数派，共有24票。列宁及其拥护者在选举中得到了胜利。代表大会选举列宁、马尔托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为中央机关报《火星报》编辑部成员，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弗·威·林格尼克和弗·亚·诺斯科夫为中央委员会委员，普列汉诺夫为党总委员会委员。从此，列宁及其拥护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俄语多数派一词的音译），而机会主义分子则被称为孟什维克（俄语少数派一词的音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列宁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见本版选集第4卷第135页）--468、613、768。）上引起热烈的有意义的争论的不同条文。这种争论几乎占了两次会议的时间，并且是以两次记名投票结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整个代表大会期间只举行过八次记名投票，这种记名投票花费时间太多，所以只在特别重要的情况下才采用）。当时涉及的问题无疑是原则问题。代表大会对于争论的兴趣是很大的。所有代表都参加了表决--这是我们代表大会（正如任何一个大的代表大会一样）少有的现象，这也证明，所有参加争论的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试问，所争论的问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我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说过，后来又不止一次地重复过：“我决不认为我们的意见分歧（关于党章第1条）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分歧。我们还决不至于因为党章有一条不好的条文而灭亡！”（第25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这种意见分歧，虽然暴露出原则上的不同色彩，它本身无论如何也不会引起代表大会以后所形成的那种分离（其实，如果老实不客气地说，这◎第468页◎是分裂）。但是，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有人坚持它，如果把它提到首位，如果硬要去寻找这种分歧的全部来龙去脉，那它就会变成大的意见分歧。任何一种小的意见分歧，如果成为转向某些错误见解的出发点，如果这些错误见解又由于新增加的分歧而同使党分裂的无政府主义行动结合起来，那么这种意见分歧就会有重大的意义了。
这一次也正是这样。党章第1条引起的比较不大的意见分歧，现在竟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正是这种意见分歧成了少数派（特别是在同盟（注：指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
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是根据列宁的倡议由《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组织同“社会民主党人”组织于1901年10月在瑞士合并组成的。根据章程，同盟是《火星报》组织的国外部，其任务是协助《火星报》和《曙光》杂志的出版和传播，在国外宣传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帮助俄国各社会民主党组织培养积极的活动家，向政治流亡者介绍俄国革命进程等。在1903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被承认为享有党的地方委员会权利的唯一国外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孟什维克的势力在同盟内增强，他们于1903年10月召开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及其拥护者曾退出代表大会。孟什维克把持的同盟通过了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相抵触的新章程。从此同盟就成为孟什维主义在国外的主要堡垒，直至1905年同盟撤销为止。--435、469。）代表大会上以及后来在新《火星报》（注：《火星报》(《Искра》)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各号的出版地点是慕尼黑、伦敦（1902年7月起）和日内瓦（1903年春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编辑部的秘书起初是因·格·斯米多维奇-列曼，1901年4月起由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担任。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他在《火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阐述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评论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注：《火星报》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往俄国翻印和传播。《火星报》成了团结党的力量、聚集和培养党的干部的中心。在俄国许多城市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列宁火星派的小组和委员会。1902年1月在萨马拉举行了火星派代表大会，建立了《火星派》俄国组织常设局。
《火星报》在建立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列宁的倡议和亲自参加下，《火星报》编辑部制定了党纲草案，筹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宣布《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火星报》编辑部改由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三人组成。但是马尔托夫坚持保留原来的六人编辑部，拒绝参加新的编辑部，因此《火星报》第46-51号是由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二人编辑的。后来普列汉诺夫转到了孟什维主义的立场上，要求把原来的编辑都吸收进编辑部，列宁不同意这样做，于1903年10月19日（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第52号是由普列汉诺夫一人编辑的。1903年11月13日（26日），普列汉诺夫把原来的编辑全部增补进编辑部以后，《火星报》由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编辑。因此，从第52号起，《火星报》变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人们将第52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而把孟什维克的《火星报》称为新《火星报》。
1905年5月第100号以后，普列汉诺夫退出了编辑部。《火星报》于1905年10月停刊，最后一号是第112号。--290、469、529、684、764。）上）走向机会主义的深奥思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空谈的转折点。正是这种意见分歧奠定了火星派少数派同反火星派以及泥潭派（注：泥潭派原来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人们给国民公会里的中派集团取的绰号，又译沼泽派，也称平原派，因他们的席位处在会场中较低的地方，故有此称。泥潭派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者的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纲领，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依违于左派和右派之间，而总是站到当时力量较强者的一边。泥潭派一词后来成了那些动摇不定、企图回避斗争的派别的通称。--469、621。）结成联盟的基础，这个联盟到选举时已经有了确定的形式，不了解这个联盟，就不能了解在中央机关人选问题上发生的主要的根本的分歧。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党章第1条问题上所犯的小错误，原是我们的罐子上的一个小裂缝（正如我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这个罐子本来可以用绳子打个死结（而不是用绞索，就像在同盟代表大会期间几乎陷于歇斯底里状态的马尔托夫所听错的那样）把它捆紧。也可以竭尽全力扩大裂缝，使它完全破裂。由于热心的马尔托夫分子采取了抵制等等无政府主义的手段，结果出现了后一种情况。关于党章第1条的意见分歧在中央机关选举问题上起了不小的作用，而马尔托夫在这个问题上遭到失败，也就使他走向用粗暴机械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的（在俄国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手段进行“原则斗争”。
现在，经过这一切事件以后，党章第1条问题就有了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确切地认识到代表大会在表决这一条时形成◎第469页◎的派别划分的性质，同时更重要的是，应当确切地认识到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就已经显现或者开始显现出来的那些观点的色彩的真实性质。现在，在读者熟悉的各种事件发生以后，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究竟是得到阿克雪里罗得拥护的马尔托夫的条文，像我在党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第333页），反映了他的（或者他们的）不坚定性、动摇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或像普列汉诺夫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同盟记录第102页及其他各页），反映了他（或者他们）倾向于饶勒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得到普列汉诺夫拥护的我的条文，反映了我在集中制问题上有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庞巴杜尔（注：庞巴杜尔出自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庞巴杜尔先生和庞巴杜尔女士们》。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借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庞巴杜尔这个名字塑造了俄国官僚阶层的群像。“庞巴杜尔”一词后来成了沙皇政府昏庸横暴、刚愎自用的官吏的通称。--71、470。）式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呢？是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呢，还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现在，当小的分歧变成大的分歧时，问题的提法已经是这样了。在从实质上讨论那些赞成和反对我的条文的理由时，我们应当注意的正是事态的发展强加给我们大家的，甚至可以说（如果不是有点夸张的话）是由历史进程形成的这种问题的提法。
让我们从分析代表大会的讨论来开始剖析这些理由吧。第一个发言，即叶戈罗夫同志的发言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明白，我还不明白，我还不知道真理在哪里）很可以说明当时还难以认清这个确实是新的、相当复杂而细致的问题的许多代表的态度。第二个发言，即阿克雪里罗得的发言，立刻从原则上提出问题。这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第一个原则性的发言，其实这就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第一次发言，而且很难说他这个谈到有名的“大学教授”的发言是特别成功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我认为，我们必须分清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而这里有人把这两个概念混淆了。这种混淆是危险的。”这就是用来反对我的条文的第一个理由。请◎第470页◎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理由吧。如果我说，党应当是组织（注：“组织”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即广义的和狭义的。狭义的是指人类集体中的，至少是有最低限度确定形式的人类集体中的单个细胞。广义的是指结合成一个整体的这种细胞的总和。例如，海军、陆军和国家，既是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的总和，同时又是一种社会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教育主管机关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它又是由许多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同样，党也是一个组织，而且应当是一个组织（从该词的广义来说）；同时党又应当是由许多不同的组织（从该词的狭义来说）组成的。所以，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谈论划分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时，第一，他没有注意到组织一词的广义和狭义的这个区别，第二，他没有发现他自己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混淆起来了。）的总和（并且不是什么简单的算术式的总和，而是一个整体），那么，这是不是说我把党和组织这两个概念“混淆了”呢？当然不是。我只是以此来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愿望，自己的要求，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使党只吸收至少能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反之，我的论敌却把有组织的分子和无组织的分子，接受领导的分子和不接受领导的分子，先进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落后分子--因为还可救药的落后分子是能够加入组织的--混淆在党内。这样的混淆才真正是危险的。随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援引“从前那些十分秘密的集中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注：土地自由派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土地和自由社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革命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成立，起初称为北方革命民粹主义小组、民粹派协会，1878年底改称土地和自由社（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俄国革命组织也叫土地和自由社）。该社著名活动家有：马·安·和奥·亚·纳坦松夫妇、亚·德·米哈伊洛夫、阿·费·米哈伊洛夫、阿·德·奥博列舍夫、格·瓦·普列汉诺夫、奥·瓦·阿普捷克曼、德·亚·克列缅茨、尼·亚·莫罗佐夫、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可以走非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道路，其基础就是农民村社。他们的纲领提出全部土地归“农村劳动等级”并加以“平均”分配、村社完全自治、“按地方意愿”把帝国分为几个部分等等。土地自由派认为俄国的主要革命力量是农民。他们在坦波夫、沃罗涅日等省进行革命工作，企图发动农民起义来反对沙皇政府。他们还出版和传播革命书刊，参加70年代末彼得堡的一些罢工和游行示威。他们的组织原则是遵守纪律、同志之间互相监督、集中制和保守秘密。由于对农村中革命运动日益感到失望，以及政府迫害的加剧，在土地和自由社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把恐怖活动作为同沙皇政府进行斗争的主要手段的一派。另一派主张继续采取原来的策略。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最终分裂，前者成立了民意党，后者组织了土地平分社。
土地平分派指土地平分社的成员，他们坚持过去的土地和自由社的纲领和策略。主要代表人物有普列汉诺夫、米·罗·波波夫、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雅·瓦·斯特凡诺维奇、维·伊·查苏利奇、奥·瓦·阿普捷克曼、瓦·尼·伊格纳托夫、阿·彼·布拉诺夫等。土地平分派出版了《土地平分》杂志和《种子报》。土地平分社的一部分成员--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于1883年成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另一部分成员则加入了民意党。到1881年底，土地平分社作为组织不再存在。--414、471、726。）和“民意党”（注：民意主义指民意党的学说和主张。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义，并且认为俄国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段。他们在1881年3月1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毁下，民意党在1881年以后就瓦解了。--64、139、271、284、294、471、726、764。））做例子，说这些组织周围“聚集了许多虽然没有加入组织，却以某种方式帮助它，并被认为是党员的人。……这个原则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内更严格地实行”。于是我们就接触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原则”，即许可那些不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而只是“以某种方式帮助它”的人自称为党员的原则，真的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吗？普列汉诺夫对这个问题作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他说：“阿克雪里罗得援引70年代的情况做例子是不正确的。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第471页◎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这一混乱状态中的分子虽然也自称为党员，对于事业却并没有好处，反而造成了损失。我们不应当仿效70年代的无政府状态，而要避免这种状态。”可见，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想要冒充为社会民主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其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谁要想推翻这个结论，就必须证明在组织以外有可能实现监督、领导和纪律，就必须证明有必要授予“混乱状态中的分子”以党员称号。拥护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的人，对于以上两点都没有加以证明，而且也无法加以证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拿了“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声明这一点的大学教授”做例子。要把这个例子所包含的思想贯彻到底，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就应当进一步说明：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本身是否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既然没有提出这个更进一步的问题，那他就是中途抛弃了自己的论据。的确，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承认我们所谈的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他们为什么又不把他编到某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里面呢？只有把他编进去，这位大学教授的“声明”才会同他的行动相符合，才不致成为空话（大学教授们的声明往往是空话）；或者是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不承认这位大学教授是社会民主党人，那么给这位大学教授以享有光荣而又责任重大的党员称号的权利，就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所以，归结起来说，问题正在于是彻底实行组织原则，还是崇尚涣散状态和无政府状态。我们究竟是以已经形成的、已经团结起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譬如说，已经召开党代表大会并且将扩大和增设各种党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核心--为出发点来建设党呢，还是满足于一切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种聊以自慰的空话？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接着又说：“我们采纳列宁的条文，就会把虽然不能直接吸收到组织◎第472页◎中，但终究还是党员的那一部分人抛弃掉。”在这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本人十分明显地犯了他想归罪于我的那种混淆概念的错误：他竟把所有帮助党的人都是党员这一点当作既成事实，其实正是这一点引起了争论，而我的论敌还应当来证明这种解释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所谓“抛弃”这样一个初看起来似乎可怕的词，究竟有什么内容呢？如果说只有被承认为党组织的那些组织中的成员才能称为党员，那么不能“直接”加入任何一个党组织的人，也还是能在靠近党的非党组织中工作的。因此，所谓抛弃，如果是指取消工作机会，取消参加运动的机会，那是根本谈不上的。相反，我们容纳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党组织愈坚强，党内的动摇性和不坚定性愈少，党对于在它周围的、受它领导的工人群众的影响也就会愈加广泛、全面、巨大和有效。把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显然是绝对不行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当然我们要建立的首先是党的最积极的分子的组织，革命家的组织，但是我们既然是阶级的党，就应当想法不把那些也许并不十分积极然而却自觉靠近这个党的人抛在党外。”他这样说，正是犯了上述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的错误（这种错误是我们的整个机会主义经济派（注：经济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经济主义的拥护者。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夫）等。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见本卷第262-272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见本卷第290-458页）从思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284、291、473、542、762、785。）的特点）。第一，列为社会民主工党积极部分的，决不单是革命家组织，还有许多被承认为党组织的工人组织。第二，究竟有什么理由，按照什么逻辑，可以根据我们是阶级的党这一事实，就作出结论说不必把加入党的人和靠近党的人区分开来呢？恰恰相反：正因为人们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须区别他们同党的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而在战争时期，在国内战争年代，甚至是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都应当尽量紧密地靠近我们党，但是，如果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在什么时候，几乎整个阶级或者整个阶级都能◎第473页◎把自己的觉悟程度和积极程度提高到自己的先进部队即自己的社会民主党的水平，那就是马尼洛夫精神（注：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讲究虚伪客套。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的马尼洛夫精神一语即由此而来。--226、474。）和“尾巴主义”。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职业的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积极的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正是这种无视和遗忘的表现。
拿我们是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限模糊辩护，为把有组织和无组织现象混淆起来的观点辩护，就是重复纳杰日丁的错误，因为纳杰日丁“把运动在'深处'的'根子'这一哲学的和社会历史的问题，同……组织技术问题混淆起来了”（《怎么办？》第91页）（注：见本卷第401页。--编者注）。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首创的这种混淆，后来被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发言人重复了几十次。“党员称号散布得愈广泛愈好”--马尔托夫这样说，但是他没有说明这种名不副实的称号散布得广泛究竟有什么好处。对不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实行监督不过是一句空话，这能否定得了吗？空话如果广泛散布，那是有害而无益的。“如果每一个罢工者，每一个示威者，在对自己行动负责的情况下，都能宣布自己是党员，那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第239页）真的吗？每一个罢工者都应当有权宣布自己是党员吗？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论点一下子就把他的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重蹈阿基莫夫们的覆辙。如果社会◎第474页◎民主党能够领导每一次罢工，我们只会对此表示高兴，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直接的和责无旁贷的义务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一切表现形式的阶级斗争。而罢工就是这种斗争最深刻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初步的、按实质来说不过是工联主义的斗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那么我们就会是尾巴主义者了。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么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硬说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非熟练工人的极广大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备受压迫、愚昧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党员，那么我们就是沉湎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一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宣布每一个罢工者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这是就我们在事实上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整个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来说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们才能由此作出结论说，我们在提法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同起来。
马尔托夫同志在同一次发言中说，“我不怕密谋组织”，但是，他补充说，“在我看来，密谋组织，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工党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第239页）。为了说得确切些，应当说，只有当它由广泛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围绕着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如果马尔托夫同志的论点是以这种形式表达的，那就不仅是不容争辩，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定论了。我所以要讲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以后发言的人把马尔托夫同志的这个不言自明的定论变成非常流行和非常庸俗的论据。说什么列宁想“使党员总数以密谋◎第475页◎者人数为限”。当时作出这个只能令人好笑的结论的有波萨多夫斯基同志以及波波夫同志，而当马尔丁诺夫和阿基莫夫发言附和这个结论时，这个结论的真正性质，即机会主义词句的性质，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目前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新《火星报》上又发挥了这个论据，想使读者们了解新编辑部的新的组织观点。还在代表大会讨论党章第1条问题的第1次会议上，我就发现我的论敌想要利用这种廉价的武器，所以我在发言中告诫说：“不要以为党的组织只应当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我们需要有不同形式、类别和色彩的极其多种多样的组织，从极狭小极秘密的组织直到非常广泛自由的组织（松散的组织）。”（第240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这本来是有目共睹、不言自明的真理，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不必多谈的。但是，在目前时期，有人在很多很多方面把我们拉向后退，这就使人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也“重提旧事”。因此我要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摘录几段话：
“……像阿列克谢耶夫和梅什金、哈尔图林和热里雅鲍夫这样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却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所以能够胜任，正是并且只是因为他们的热烈的宣传能够获得自发觉醒起来的群众的响应，因为他们的沸腾的毅力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毅力的响应和支持。”（注：见本卷第388页。--编者注）要成为社会民主党，就必须得到本阶级的支持。不是像马尔托夫同志所想象的那样，党应当去围绕密谋组织，而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应当围绕既包括密谋组织又包括非密谋组织的党。
“……为进行经济斗争而建立的工人组织应当是职业的组织。每个工人社会民主党人都应当尽量帮助这种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第476页◎作……但是要求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能成为行业工会会员，那就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了，因为这会缩小我们影响群众的范围。让每一个了解必须联合起来同厂主和政府作斗争的工人，都来参加行业工会吧。行业工会如果不把一切只要懂得这种起码道理的人都联合起来，如果它们不是一种很广泛的组织，就不能达到行业工会的目的。这种组织愈广泛，我们对它们的影响也就会愈广泛，但这种影响的发生不仅是由于经济斗争的'自发的'发展，而且是由于参加工会的社会党人对同事给以直接的和自觉的推动。”（第86页）（注：见本卷第395页。--编者注）顺便说一下，对于评价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工会的例子是特别值得注意的。说工会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这在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不会产生异议的。但是根据这一点就给工会全体会员以“宣布自己”为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权利，那就是十分荒谬的了，而且势必有两个害处：一方面是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会运动基础上的团结，另一方面，这会把模糊不清和动摇不定的现象带进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发生了有名的汉堡泥瓦工做包工活事件（注：这一事件发生在1900年。汉堡的122名泥瓦工组织了“泥瓦工自由工会”，在罢工期间违反泥瓦工工会中央联合会的禁令做包工活。泥瓦工工会汉堡分会向当地社会民主党组织提出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破坏罢工行为的问题。地方党组织把这一问题转交给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处理。中央委员会指定党的仲裁法庭审理此案。仲裁法庭斥责了“泥瓦工自由工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行为，但否决了把他们开除出党的建议。--477。）的具体情况下曾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社会民主党毫不迟疑地认为工贼行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齿的无耻行为，即认为领导罢工和支援罢工是自己的切身事业，但是同时它又十分坚决地否定了把党的利益和行业工会的利益等同起来、要党对个别工会所采取的个别步骤承担责任的要求。党应当并且将力求把自己的思想灌输到行业工会中去，使工会接受自己的影响，但是，正是为了这种影响，党应当把这些工会中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加入社会民主党的）人和那些不十分自觉和政治上不十分积极的人区别开◎第477页◎来，而不是像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希望的那样，把他们混为一谈。
“……革命家组织把最秘密的职能集中起来，这决不会削弱而只会扩大其他许许多多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内容，这些组织既然要把广大群众包括在内，就应当是一些形式尽量不固定、秘密性尽量少的组织，如工会、工人自学小组、秘密书刊阅读小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阶层中的社会主义小组和民主主义小组等等。这样的小组、工会和团体必须遍布各地，履行各种不同的职能；但是，如果把这些组织同革命家的组织混为一谈，抹杀这两者之间的界限……那就是荒唐和有害的了。”（第96页）（注：见本卷第405-406页。--编者注）从这种引证中可以看出，马尔托夫同志是多么不合时宜地对我提醒说，革命家组织应当由广泛的工人组织围绕起来。我在《怎么办？》中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而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更具体地发挥了这个思想。我在这封信中写道，工厂小组“对我们特别重要：运动的全部主要力量就在于各大工厂工人的组织性，因为大工厂里集中的那一部分工人，不但数量上在工人阶级中占优势，而且在影响、觉悟程度和斗争能力方面更占优势。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工厂分委员会应当力求通过各种小组（或代办员）网掌握整个工厂，吸收尽量多的工人参加工作……所有的小组和分委员会等，都应当是委员会的附属机构或分部。其中一些人将直接申请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经委员会批准就成为党员，（受委员会委托或经委员会同意）担负一定的工作，保证服从党机关的指示，享有党员的权利，可以成为委员会委员的直接候选人，等等。另一些人将不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是由党员建立的那些小组的成员，或者是与某个◎第478页◎党小组接近的那些小组的成员，等等”（第17-18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0页和第12-13页。--编者注）。从我加上着重标记的地方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的第1条条文的思想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已经充分表明了。那里直接指出了入党的条件：(1)一定程度的组织性；(2)由党委员会批准。在下一页，我又大致指出什么样的团体和组织，根据什么理由应当（或者不应当）吸收入党：“书刊投递员小组成员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应该认识一定数量的党员和党的负责人。研究职工劳动条件和拟订职工各种要求的小组，其成员不一定必须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员。大学生自学小组、军官自学小组和职员自学小组都有一两个党员参加，有时甚至根本不该让人知道他们是党员，等等。”（第18-19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10页和第13-14页。--编者注）
请看这又是一种可以说明“光明正大”问题的材料！马尔托夫同志的草案上的条文甚至完全没有讲到党对于各组织的关系，而我几乎在代表大会一年以前就已经指出，一些组织应该包括在党内，另一些组织不应该包括在党内。在《给一位同志的信》里已经很明确地提出我在代表大会上所辩护的那个思想。这一点可以具体表述如下。一般按照组织程度，尤其是按照秘密程度来说，各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革命家组织；(2)尽量广泛和多种多样的工人组织（我只说到工人阶级，当然，在一定条件下，这里也包括其他阶级中的某些分子）。这两种组织就构成为党。其次，(3)靠近党的工人组织；(4)不靠近党，但是事实上服从党的监督和领导的工人组织；(5)工人阶级中没有参加组织的分子，其中一部分--至少在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中--也是服从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按照我的看法，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相反，按照马尔托夫同志的◎第479页◎看法，党的界限是极不明确的，因为“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试问，这种界限模糊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使“称号”广泛散布。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
为了说明我们所提出的一般原理，我们还要粗略地看一看代表大会继续讨论党章第1条的情况。布鲁凯尔同志发言（这一点使马尔托夫同志感到满意）赞成我的条文，但是他和我的联盟是跟阿基莫夫同志和马尔托夫的联盟不同的，这只是出于误会。布鲁凯尔同志“不同意整个党章和它的整个精神”（第239页），而他拥护我的条文，是因为他把我的条文看成是《工人事业》（注：《工人事业》杂志(《РабочееДело》)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机关刊物，于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12期（9册）。该杂志的编辑部设在巴黎，担任编辑的有波·尼·克里切夫斯基、帕·费·捷普洛夫、弗·巴·伊万申和亚·马尔丁诺夫。该杂志支持所谓“批语自由”这一伯恩施坦主义口号，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和组织问题上持机会主义的立场。工人事业派宣扬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应服从经济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他们还反对列宁关于建立严格集中和秘密的组织的思想，维护所谓“广泛民主”的原则。《工人事业》杂志支持露骨的经济派报纸《工人思想报》；该杂志的编辑之一伊万申参加了这个报纸的编辑工作。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工人事业派是党内机会主义极右派的代表。--291、480。）的拥护者所希望的那种民主制的基础。布鲁凯尔同志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在政治斗争中有时不得不选择害处较少的办法；布鲁凯尔同志没有觉察到，在我们这样的代表大会上为民主制辩护，是徒劳无益的。阿基莫夫同志就比较精明了。他完全正确地提出问题，认为“马尔托夫同志和列宁同志争论的是哪一种〈条文〉更能达到他们的共同目的”（第252页）。他继续说：“我和布鲁凯尔，想挑选一个比较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条文。于是我就挑选了马尔托夫的条文。”阿基莫夫同志又坦率地解释说，他认为“他们的目的〈即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我三个人的目的--建立一个起领导作用的革命家组织〉是实现不了的，而且是有害的”；他像马尔托夫同志（注：不过，马尔丁诺夫同志想同阿基莫夫同志区别开来，他想证明，密谋似乎不等于秘密，在这两个词的差别的后面掩盖着概念上的差别。究竟是什么差别，无论马尔丁诺夫同志或者现在跟着他走的阿克雪里罗得同志都没有加以说明。马尔丁诺夫同志“装出一副样子”，使人感到，似乎我，例如在《怎么办？》中，没有坚决（如在《任务》（见本卷第139-159页。--编者注）中那样）反对“把政治斗争缩小成密谋”。马尔丁诺夫同志想使听众忘记一件事实，就是我当时所反对的那些人认为不需要革命家组织，正如阿基莫夫同志现在认为不需要这种组织一样。）一样，拥护◎第480页◎经济派所谓不必有“革命家组织”的思想。他“完全相信，实际生活终究会闯进我们党组织中来，不管你们是用马尔托夫的条文还是用列宁的条文阻挡它的去路”。本来，这种“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是不值一提的，如果我们没有在马尔托夫同志那里也看到这种观点的话。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次发言（第245页）一般讲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值得详细分析一番。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一个理由是说：党组织对于不加入组织的党员的监督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委员会既然委托某人担负某种职务，就有可能考察它”（第245页）。这个论点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可以说是“道破了”马尔托夫的条文究竟是谁需要的，事实上是为谁效劳的：是为知识分子个人效劳呢，还是为工人团体和工人群众效劳。原来，马尔托夫的条文有可能作两种解释：(1)凡是在党的某一个组织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有权“宣布自己”（这是马尔托夫同志本人的话）是党员；(2)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权承认凡是在它的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是党员。只有第一种解释才真正有可能使“每一个罢工者”自称为党员，所以也只有这种解释才立刻得到了李伯尔们、阿基莫夫们以及马尔丁诺夫们的衷心拥护。但是，这种解释显然是一句空话，因为这样就会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包括进去，从而抹杀党和阶级之间的区别；所谓监督和领导“每一个罢工者”，那只能是“象征性地”谈一谈。正因为如此，马尔托夫同志在第二次发言时立刻就倒向第二种解释（不过，顺便说一下，这种解释被代表大会直接否决了，因为代表大会否决了科斯季奇的决议案（注：科斯季奇（米·索·兹博罗夫斯基）决议案所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可以作为该组织的党员。”（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59年俄文版第281页）--481。），第255页），即认为委员会将委托人们担负各种职务并考察其执行情况。这种专门职务当然从来不会委托给工人群众，不会委托给数以千计的无产者（即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所说的那些无产者），而恰恰是常常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第481页◎同志所提起的大学教授，委托给李伯尔同志和波波夫同志所关心的中学生（第241页），委托给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第二次发言中所提到的革命青年（第242页）。总之，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要么是一纸空文和空洞的辞藻，要么就多半是而且几乎完全是有利于那些“浸透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不愿意加入组织的“知识分子”。马尔托夫的条文在口头上是维护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利益的，但是事实上却是为那些害怕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效劳。谁也不敢否认，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阶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一般和整个说来，正是个人主义和不能接受纪律和组织（可以参看一下考茨基论述知识分子的一些著名论文）；这也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不如无产阶级的地方；这就是使无产阶级常常感觉到的知识分子意志消沉、动摇不定的一个原因；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性是同他们通常的生活条件，同他们在很多方面接近于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谋生条件（单独工作或者在很小的集体里工作等等）有密切联系的。最后，拥护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那些人恰恰必须拿大学教授和中学生做例子，也不是偶然的！在关于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并不像马尔丁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两位同志所想的那样，是坚决主张广泛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人反对坚决主张搞激进密谋组织的人，而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
波波夫同志说：“在彼得堡，也像在尼古拉耶夫或敖德萨一样，据这些城市的代表说，到处都有数以十计的散发书刊和进行口头鼓动的工人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可以把他们编到组织里面，但是不能看作组织中的成员。”（第241页）为什么他们不能成为组织中的成员呢？这始终是波波夫同志的一个秘密。上面我引了《给一位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说明把所有这些工人（是数以百计，◎第482页◎而不是数以十计）编到组织里面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其中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组织能够而且应当包括在党内。
马尔托夫同志的第二个理由是说：“列宁认为党内除了党组织以外，再也不能有其他什么组织……”完全对啊！……“反之，我却认为这样的组织应当存在。实际生活在十分迅速地建立和繁殖这些组织，以致我们来不及把它们一一纳入我们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的体系……”这个说法在两方面都是不正确的：(1)“实际生活”繁殖真正干练的革命家组织，要比我们所需要的，要比工人运动所要求的少得多；(2)我们党应当是一个不仅包括革命家组织而且包括许许多多工人组织在内的体系……“列宁认为中央委员会只会批准那些在原则方面完全可靠的组织为党的组织。可是，布鲁凯尔同志清楚地了解，实际生活〈原文如此！〉一定会显示自己的力量，中央委员会为了不致把许多组织抛在党外，就会不管它们是不是完全可靠而一概批准；因此，布鲁凯尔同志也就附和了列宁的意见……”请看，这真是尾巴主义的“实际生活”观点！当然，如果中央委员会一定要由一些不是按照自己的意见而是按照别人的意见行事的人（见组委会（注：即组织委员会。
组织委员会是在1902年11月2-3日（15-16日）举行的普斯科夫会议上成立的，负责召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2年3月，经济派和崩得分子发起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的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曾选出由《火星报》的费·伊·唐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南方各委员会和组织联合会的奥·阿·叶尔曼斯基、崩得中央委员会的К.Я.波尔特诺伊组成的组织委员会。但是代表会议结束不久，它的两名委员就被捕了，因此这个组织委员会事实上并未着手工作。
1902年春天和夏天，列宁在给《火星报》国内组织的成员--彼得堡的伊·伊·拉德琴柯和萨马拉的弗·威·林格尼克的信中，提出了成立新的组织委员会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4卷第220、222、237-240页）。列宁认为，火星派应在组织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为保持同比亚韦斯托克代表会议的继承关系，在制止崩得代表企图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党事务的条件下，吸收崩得代表加入组织委员会也是必要的。1902年8月2日（15日），由列宁主持，在伦敦召开了一次火星派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弗·潘·克拉斯努哈、彼·阿·克拉西科夫和弗·亚·诺斯科夫。这次会议建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核心。会议决定邀请崩得和当时向《火星报》靠拢的南方工人社派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同时给了组织委员会以增补新的委员的权利。
11月2-3日（15-16日），在普斯科夫举行了社会民主党各组织的代表会议，成立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的克拉斯努哈、《火星报》国内组织的伊·伊·拉德琴柯和南方工人社的叶·雅·列文组成的组织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还增补了《火星报》国内组织的克拉西科夫、弗·威·林格尼克、潘·尼·勒柏辛斯基、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北方协会的亚·米·斯托帕尼为委员（拉德琴柯、克拉斯努哈和勒柏辛斯基于会议后次日被捕）。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该《通告》于1902年12月在俄国印成单页出版。）
（注：崩得没有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在《火星报》发表《关于“组织委员会”成立的通告》后不久，崩得在自己的报纸《最新消息》上发表声明攻击组织委员会。列宁在《论崩得的声明》（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80-86页）一文中，尖锐地批判了崩得的立场。
1903年2月初，在奥廖尔举行了组织委员会的第2次会议。会议决定吸收《火星报》国内组织的罗·萨·哈尔贝施塔特和叶·米·亚历山德罗娃、南方工人社代表В.Н.罗扎诺夫、崩得代表波尔特诺伊参加组织委员会，并批评火星派分子波·伊·戈尔德曼、А.П.多利沃-多布罗沃尔斯基、罗·萨·捷姆利亚奇卡和崩得分子伊·李·艾森施塔特为组织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制定并通过了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和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的名单。代表大会章程草案发给各地方委员会进行讨论。结果，在组织委员会列入有权参加代表大会组织名单的16个组织中，表决通过章程草案的全部条文的占三分之二以上；这样，代表大会的章程就得到了各地方组织的通过和批准。组织委员会根据这一章程进一步开展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书中谈到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时写道：“组委会主要是一个负责召集代表大会的委员会，是一个有意吸收各种色彩的代表（直到崩得为止）组成的委员会；而实际建立党的组织统一工作，则完全由《火星报》组织来负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8卷第274页）。--483。）事件）组成，那“实际生活”就真正会“显示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党内最落后的分子就会占上风（现在由于党内存在着由落后分子组成的“少数派”，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理由能迫使一个干练的中央委员会把那些“不可靠的”分子吸收到党内来。马尔托夫同志拿“实际生活”“繁殖”不可靠的分子作借口，正好十分明显地暴露了他的组织计划的机会主义性质！……他继续说：“而我认为，如果这样的组织〈不完全可靠的组织〉同意接受党纲，接受党的监督，我们可以把它吸收入党，但并不因此就把它变成党的组织。例如，如果某个'独立派'协会决定接受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和党纲，并加入党，那我就会◎第483页◎认为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重大胜利，然而这还不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协会编入党组织中了……”请看，马尔托夫的条文竟混乱到什么程度：加入党的非党组织！请看一看他的公式吧：党＝(1)革命家组织，＋(2)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3)没有被承认是党组织的工人组织（多半是“独立派”组织），＋(4)执行各种任务的个人，如大学教授、中学生等等，＋(5)“每一个罢工者”。可以同这个出色的计划相媲美的只有李伯尔同志的下面一段话：“我们的任务不只是要建立一个组织〈！！〉，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立一个党。”（第241页）是的，当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到这一点，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建立一些组织”的废话，而是向党员直接提出要求，要他们切实地从事建立组织的工作。说是“建立一个党”，而又拥护用“党”这个词来掩盖一切无组织性和一切涣散状态，那就是说空话。
马尔托夫同志说：“我们的条文是表示一种想使革命家组织和群众之间有一系列组织的意图。”恰恰不是这样。马尔托夫的条文恰恰不是表示这种真正必要的意图，因为它并不是促使大家组织起来，不是要求大家组织起来，不是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区分开来。它只是给大家一个称号（注：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又提出一个令人好笑的论据来为自己的条文辩护。他说：“我们可以指出，列宁的条文按字面意义来了解，是把中央代办员置于党外，因为这些代办员并不组成一个组织。”（第59页）这个论据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曾受到嘲笑，这一点从记录上可以看出来。马尔托夫同志以为他所指出的“困难”，只有中央代办员加入“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才能够解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马尔托夫同志所引用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他完全不了解党章第1条的思想，表明那种纯粹咬文嚼字的批评方式确实值得嘲笑。从形式上说，只要成立一个“中央代办员组织”，起草一个把这个组织编到党内来的决议，那个使马尔托夫同志大伤脑筋的“困难”就会立刻消失。而我提出的党章第1条条文的思想是要促使大家“组织起来！”，是要保证实在的监督和领导。从实质上看，中央代办员应不应当包括在党内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对他们的实在的监督，由于他们被任命为代办员，由于他们被留在代办员的职位上，已经有了完全的和绝对的保证。所以，这里根本谈不上把有组织的东西和无组织的东西混为一谈（而这正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错误的根源）。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所以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使每一个人，使每一个机会主义者，每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每一个“大学教授”和每一个“中学生”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这就是马尔托夫同志条文的阿基里斯之踵（阿基里斯之踵意为致命弱点，出典于希腊神话。阿基里斯是希腊英雄珀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所生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使他和神一样永生不死，在他出生后曾捏着他的脚后跟把他放进冥河的圣水里浸过。他的脚后跟因为没有沾上圣水就成了他唯一可能受到伤害的部位。后来阿基里斯果然被暗箭射中脚后跟而死。--485。），而马尔托夫同志却枉费心机地企图掩饰这个致命弱点，举了一些根本谈不上什么自封为党员、自行宣布为党员的例子。）。说到这里，不能不回想起◎第484页◎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过的一段话：“无论用什么命令都不能禁止它们〈革命青年小组等等〉以及个别人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十足的真理！〉，甚至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这就大错特错了！禁止人家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词直接表示的只是一种信念体系，而不是一定的组织关系。当个别小组和个别人危害党的事业，败坏和瓦解党的组织时，禁止这些小组和个人“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是可以而且应该的。如果党竟不能“用命令禁止”小组“自认为是”整体的“一部分”，那么说党是个整体，是个政治单位，就太可笑了！如果这样，那又何必规定开除党籍的手续和条件呢？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显然已经把马尔托夫同志的基本错误弄到了荒谬的地步；他甚至把这个错误发挥成机会主义理论，因为他补充说：“按照列宁的条文，党章第1条是直接同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的实质〈！！〉及其任务根本矛盾的。”（第243页）这恰恰等于说：对党提出的要求高于对阶级的要求，是同无产阶级任务的实质根本矛盾的。怪不得阿基莫夫要竭力拥护这样的理论。
必须公正地指出，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现在想把这个显然有机会主义倾向的错误条文变成新观点的种子，但是他当时在代表大◎第485页◎会上倒是表示愿意“磋商”，他说：“但是我发觉，我原来敲的是敞开的大门”（我在新《火星报》上也发觉了这一点），“因为列宁同志及其被认为是党的一部分的外层小组表示赞同我的要求。”（不仅外层小组，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工人联合会：参看记录第242页斯特拉霍夫同志的发言，以及上面从《怎么办？》和《给一位同志的信》里摘录的一些话）“剩下的还有个别人。但是在这里也是可以磋商的。”我当时回答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说，一般说来，我并不反对磋商（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7卷第269页。--编者注），但是我现在应当解释一下，这句话究竟是指什么而言。正是关于个别人，关于所有这些大学教授和中学生等等，我是最不同意作什么让步的。但是，如果引起怀疑的是工人组织问题，那我就会同意（虽然上面我已经证明，这种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给我的第1条条文加上这样一个附注：“凡是接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和党章的工人组织，应当尽量列入党组织。”当然，严格说来，党章应当以法律式的定义为限，这种愿望不适于在党章中规定，而只适于在解释性的注解中、在小册子中加以说明（我已经指出，还在党章制定之前很久，我就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作过这样的解释了）；但是，这样的附注至少丝毫不会有什么可能导致瓦解组织的错误思想，丝毫不会有马尔托夫条文中显然包含的机会主义的论断（注：在企图论证马尔托夫的条文时必然涌现出来的这些论断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托洛茨基同志的一段话（第248页和第346页），他说：“机会主义是由一些比党章某一条文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或者说：由更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它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二者的相对发展水平引起的……”但是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因此，以机会主义有“深刻的原因”作理由来为向机会主义敞开大门的条文辩护，那就是十足的尾巴主义。当托洛茨基同志还在反对李伯尔同志时，他了解党章是整体对部分、先进部队对落后部队所表示的“有组织的不信任”；而当托洛茨基同志站到李伯尔同志方面时，他却忘记了这一点，甚至用“复杂的原因”、“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等等，为我们在组织这种不信任（对机会主义的不信任）方面所表现的软弱和动摇辩护了。）（注：托洛茨基同志的另一个论据是说：“已有某种组织的青年知识分子，是更容易自行列入〈黑体是我用的〉党员名单的。”正是这样。所以，有知识分子模糊不清的毛病的，正是那个甚至容许无组织的分子自行宣布为党员的条文，而不是我的绝对不许人们“自行列入”名单的条文。托洛茨基同志说，中央委员会“不承认”机会主义者的组织，只是因为注意到这些人的性质，但是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政治面貌，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危险，因为可以用全党抵制的办法把他们驱逐出去。这一点只有在必须把某人驱逐出党的情况下才是对的（而且只是对了一半，因为有组织的党不是用抵制的办法而是用表决的办法实行驱逐的）。这一点在很多日常情况下，即在只需要实行监督而绝对不能实行驱逐时，是完全不正确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实行监督，可以有意把某一个虽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组织在一定条件下接纳到党内来，以便考验它，试图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领导来克服它的局部的偏向，等等。如果根本不允许“自行列入”党员名单，那么这样的接纳是没有危险的。为了能使人公开地和负责地，即在有监督的条件下表达（并讨论）其错误观点和错误策略，这样的接纳往往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说法律式的定义应当适合事实上的关系，那么列宁同志的条文就应当被否决。”--托洛茨基同志这样说，但这又是机会主义者的说法。事实上的关系并不是死的，而是有生气的和不断发展的。法律式的定义能适合这些关系的进步发展，但是也能（如果这些定义是坏定义的话）“适合”退化或停滞。后一种情况也就是马尔托夫同志的“情况”。）和◎第486页◎“无政府主义的观念”。
我加了引号的最后一个说法，是巴甫洛维奇同志的。他当时很公正地把承认“不负责任的和自行列名入党的分子”是党员的主张看作无政府主义。巴甫洛维奇同志向李伯尔同志解释我的条文时说，“如果翻译成普通话”，--这个条文就是说：“既然你想做一个党员，就应当也承认组织关系，而且不只是抽象地承认。”这种“翻译”虽然很简单，但是它不仅对于那些各种各样可疑的大学教授和中学生，而且对于最真实的党员，对于上层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正如代表大会以后的事件证明的那样）……巴甫洛维奇同志同样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是同马尔托夫同志引证得很不◎第487页◎恰当的那个不容争辩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相抵触的。“我们党是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表现者。”正是如此。并且正因为如此，要“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称为党员是不正确的，因为假使“每次罢工”都不只是强大的阶级本能和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自发表现，而是这个过程的自觉表现，那么……那么，总罢工就不会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那么我们的党就会立刻一下子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因而也就会一下子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消灭掉。为了真正成为自觉的表现者，党应当善于造成一种能保证有相当的觉悟水平并不断提高这个水平的组织关系。巴甫洛维奇同志说：“按照马尔托夫的道路走去，首先就要删掉关于承认党纲的条文，因为要接受党纲，就必须领会和了解这个党纲……承认党纲是要有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水平才能做到的。”我们从来不容许用任何要求（领会、了解等等）来人为地限制人们支持社会民主党以及参加它所领导的斗争，因为单是参加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能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本能，但是，既然我们结成一个党，以便进行有计划的工作，那我们就应当设法保证这种计划性。
巴甫洛维奇同志关于党纲问题的警告看来不是多余的，这在同一次会议过程中就立即显示出来了。保证马尔托夫同志的条文得以通过（注：投票赞成这个条文的有28票，反对的有22票。八个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的帮忙，马尔托夫同志就不能使自己的机会主义条文通过。（马尔托夫同志在同盟代表大会上毫无成效地企图驳倒这件不成问题的事实，不知为什么只指出崩得分子的票数，而把阿基莫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忘记了，确切些说，只有在这一点可以作为攻击我的证据--布鲁凯尔同志同意我的条文--时，才想起这些人。））的阿基莫夫同志和李伯尔同志立刻就暴露出自己的真正本性，他们要求（第254-255页）对于党纲也只要（为了取得“党◎第488页◎员资格”）抽象地加以承认，即只承认它的“基本原理”就行了。巴甫洛维奇同志指出：“阿基莫夫同志的提议，从马尔托夫同志的观点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惜，我们从记录中看不出究竟有多少票赞成阿基莫夫的这个提议，--大概不少于七票（五个崩得分子，再加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所以原先在讨论党章第1条时形成的“紧密的多数派”（反火星派分子、“中派”和马尔托夫分子）结果变成了紧密的少数派！正因为七个代表退出了代表大会，主张批准旧编辑部的提议才遭到了失败，《火星报》办报的“继承性”才受到这种似乎惊人的破坏！这奇异的七个人竟是《火星报》的“继承性”的唯一救星和保证，而这七个人就是崩得分子（注：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1897年9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从1901年起，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917年二月革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1918-1920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1921年3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
崩得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01年4月通过了关于政治斗争手段的决议，其引言部分有如下的论点：“经济斗争是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运动的最好的手段，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应当开展政治鼓动，使之超出经济斗争的范围，但是没有任何必要从一开始就只在经济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鼓动。”（见《工人事业》杂志第10期第123页）--345、467、489。）以及阿基莫夫和布鲁凯尔，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对承认《火星报》为中央机关报的理由投过反对票的代表，而他们的机会主义立场曾经由代表大会肯定地指出过几十次了，并且是由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两人在讨论关于缓和第一条有关党纲的提法问题时就肯定地指出过的。反火星派分子捍卫《火星报》的“继承性”！--这就是代表大会以后展开的一出悲喜剧的开端。
表决党章第1条条文时形成的派别划分，也跟语言平等事件暴露的情况完全相同：由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有四分之一（大概数目）的票数脱离出去，结果就使“中派”所追随的反火星派有可能取得胜利。当然，这里也有个别的票数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在像我们代表大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会议上，必然有一部分“野”票偶然地有时跑到这方有时跑到那方，尤其是在讨论党章第1条这样的问题时情况是这样，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的实质还刚刚显露出来，许多人简直还来不及把问题弄清楚（因为这个问◎第489页◎题预先没有在书刊上探讨过）。从火星派多数派方面跑出去五票（各有两票表决权的鲁索夫和卡尔斯基以及有一票表决权的连斯基）；同时，又有一个反火星派分子（布鲁凯尔）和三个中派分子（梅德维捷夫、叶戈罗夫和察廖夫）归附到火星派多数派方面；结果多数派共有23票(24-5+4)，比后来进行选举时最终形成的派别划分少一票。反火星派分子使马尔托夫取得了多数，反火星派分子中有七个人赞成马尔托夫，有一个人赞成我（“中派”方面也有七票赞成马尔托夫，三票赞成我）。火星派少数派和反火星派以及“中派”的联盟--即在代表大会快结束时和在代表大会以后组成的紧密的少数派的那个联盟--开始形成起来。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在提出党章第1条条文时，特别是在为这个条文辩护时所犯的无疑是向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迈进了一步的政治错误，由于有代表大会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开的舞台，立刻和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具体表现就是，最不坚定的和最不坚持原则的分子马上发动了他们的全部力量来扩大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中出现的裂缝，或者说缺口。在组织方面公开追求不同目的（见阿基莫夫的发言）的人们共同参加代表大会的事实，立刻就推动了在原则上反对我们的组织计划和反对我们的章程的人去支持马尔托夫同志和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也仍然忠实于社会民主党革命派观点的火星派分子竟成了少数。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因为谁如果没有弄清楚这件事实，谁就根本无法了解由于争论党章的细节问题而发生的斗争，也无法了解由于争论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而发生的斗争。◎第490页◎
（十七）新《火星报》。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
在剖析新《火星报》的原则立场时，无疑应当把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两篇小品文（注：这两篇小品文已收入《〈火星报〉的两年》文集第2册第122页及以下各页（1906年圣彼得堡版）。（这是作者为1907年版加的注释。--编者注））当作基本材料。关于他爱用的那一套字眼的具体意义，我们在上面已经详细地指出来了，因此现在应当竭力撇开这种具体意义，来仔细考察一下迫使“少数派”（根据某种细小的琐碎的论据）得出正是这些而不是什么别的口号的思考过程，探讨一下这些口号的原则意义，而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不管“增补”问题如何。目前我们正处在让步空气浓厚的时候，那就让我们对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让一下步，“认真地谈谈”他的“理论”吧。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一个基本论点（《火星报》第57号）是，“我们的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两种倾向的互相对抗，不能不随着运动本身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不能不影响这个运动”。这就是说：“在原则上，运动的无产阶级目的〈在俄国〉同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目的是一样的。”可是，我们这里影响工人群众的却是“对他们说来是异己的社会成分”，即激进知识分子。总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认定，我们党内存在着无产阶级倾向和激进知识分子倾向之间的对抗。
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这种对抗是确实存在的（并且不仅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一个党内）。而且，大家都知◎第491页◎道，正是这种对抗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现代社会民主党已经划分成革命的（或正统的）和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内阁主义（注：内阁派，或内阁主义、米勒兰主义是主张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反动政府的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亚·艾·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瓦尔德克-卢梭的资产阶级政府而得名。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是一种修正主义和叛卖行为，社会改良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必定会充当资本家的傀儡，成为这个政府欺骗群众的工具。--294、492、538。）、改良主义的）两派，而这种划分也在我们俄国近十年来的运动中充分地显露了出来。同时大家又知道，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所代表的正是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倾向，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所代表的则是民主知识分子倾向。
可是，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多少触及这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时，便胆怯地向后退缩了。他没有作任何尝试来认真分析一下，上述这种划分一般在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尤其是在我们党代表大会上究竟是怎样表现出来的，虽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所写的正是有关代表大会的问题！阿克雪里罗得同志也同新《火星报》整个编辑部一样，对这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怕得要死。我们了解前面说过的一切之后不会对此表示惊奇，但是，这对一个仿佛在研究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理论家”却是一件害怕真相的奇事。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由于自己的这种特性，避开了关于我们运动中各种倾向的最新最精确的材料，而求救于惬意的幻想。他说：“既然合法马克思主义或半马克思主义给我国自由派提供了一个文坛上的领袖，为什么捉弄人的历史就不能从正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中提供一个领袖给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呢？”（注：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的这些话出自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统一及其任务》一文，其中自由派的文坛领袖是指彼·伯·司徒卢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是暗指列宁。--492。）关于阿克雪里罗得同志的这种惬意的幻想，我们只能说，如果历史有时是在捉弄人，那么，这并不能替一个分析这种历史的人的捉弄人的思想作辩护。当那位半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显露出是一个自由派分子时，那些愿意（和善于）探讨他的“倾向”的人所引证的并不是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而是这位领袖数十种甚至数百种心理和逻辑的表现，是他全部著作的面貌特征，这些特征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注：这里说的是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彼·伯·司徒卢威。1894年秋，列宁在彼得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代表参加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著作中的反映》的报告，批判了司徒卢威同其他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这篇报告后来成为他1894年底至1895年初撰写的《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7-465页）的基础。--492。）。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在分析“我们运动中的一般革命◎第492页◎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时，丝毫--确实是丝毫--不能证明并指出他所痛恨的党内正统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某些倾向，那他只不过是郑重地证明自己思想贫乏罢了。既然阿克雪里罗得同志只能引证什么可能有的历史捉弄，那么他的事情想必已经是十分不妙了！
责任编辑：丁冬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