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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工业国内市场形成的过程）》一书写于1895年底-1899年1月，这正是列宁因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案件在彼得堡被捕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舒申斯克村的时期。为了撰写这一著作，列宁查考了有关俄国经济的全部重要文献，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书刊，包括卷帙浩繁的各种统计资料，仅他在本书中提到和引用的著作就有近600种。这些书籍和资料是列宁在被监禁和流放的困难条件下通过各种渠道、首先是通过亲友的协作收集到的。列宁于1898年8月9日（21日）写完这本书的初稿，然后又进一步加工，于1899年1月30日（2月11日）完成全书的定稿。在撰写过程中，每一章的手稿都经当时流放在米努辛斯克专区的社会民主党人阅读和讨论过。本书的出版事务，列宁委托给当时住在莫斯科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叶利扎罗娃。为争取时间，列宁决定采取分批付排的办法。对书的开本、字号和书中统计表的排版等，列宁都从方便读者的角度作了仔细的考虑。他尤其关心校对工作。本书的书名是在出版时确定的。列宁同意把自己原拟的书名作为副标题，同时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个题目太大，曾建议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作书名。1899年3月底，本书在彼得堡出版，署名：弗拉基米尔·伊林。初版印了2400册，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它主要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同时也通过痹诠と诵∽橹写ァ?908年，本书经列宁校阅和补充后出了第2版。本卷翻译所依据的《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卷以第2版为底本，同时考虑了作者对第1版的所有意见。列宁为第2版所写的序言同第1版序言一起收进了本卷。--160。）

　　七国民收入论

　　我们在阐明马克思的实现论的基本原理后，还应当简略地指◎第184页◎出这个实现论在国民“消费”、国民“分配”和国民“收入”等理论中的重大意义。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至今还是经济学家的真正绊脚石。他们对这个问题谈论和写作得愈多，由亚·斯密的基本错误所产生的糊涂观念也就愈多。我们在这里举几个这种糊涂观念的例子。

　　例如，值得指出的是，蒲鲁东在实质上重复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把旧理论作了略为不同的表述。他说：

　　“甲（指一切私有主，即企业主和资本家）用一万法郎开办企业，预先把它付给工人，工人则必须为此而生产产品。甲这样把自己的货币变成商品之后，他必须在生产终了时，例如一年以后，重新把商品变成货币。他把自己的商品卖给谁呢？当然是卖给工人，因为社会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企业主，另一个是工人。这些工人用提供自己的劳动产品而获得了满足其生活必需的工资一万法郎，而现在却必须偿付一万多法郎，即还必须偿付甲在年初就指望以利息和其他利润形式取得的附加额。工人只能靠借款来清偿这一万法郎，因此他就陷入日益沉重的债务和贫困之中。于是一定会发生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或者工人生产十而只能消费九；或者工人只把自己的工资付还企业主，但是这样，企业主本身就陷入破产和苦难的境地，因为企业主得不到资本的利息，这种利息终究不得不由他自己来偿付。”（迪尔《蒲鲁东传》第2卷第200页，转引自《工业》文集--《政治学辞典》条目选，1896年莫斯科版第101页）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还是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穷于应付的那个困难，即如何实现额外价值。蒲鲁东只不过用略为特殊的形式表述了这个困难。他这种特殊的表述更使我国的民粹派同他接近，因为民粹派正和蒲鲁东一样，认为实现的“困难”正在于实现额外价值（按蒲鲁东的术语是利息或利润），他们没有认识到◎第185页◎自己从旧经济学家那里承袭来的糊涂观念不仅妨碍着阐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妨碍着阐明不变资本的实现，就是说，他们的“困难”在于不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整个实现过程。

　　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个“理论”讽刺地说：

　　“蒲鲁东提出下面这个狭隘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这个公式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79页，俄译本第698页，有错误）（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4页。--编者注）

　　马克思引了一个名叫福尔卡德的庸俗经济学家反驳蒲鲁东的一段话，这位福尔卡德“正确地概括了蒲鲁东只是从狭隘的角度提出的那个困难”，他说道，商品价格不仅包含超过工资的余额即利润，而且也包含补偿不变资本的部分。福尔卡德在反驳蒲鲁东时得出结论说：可见，资本家也不能用他的利润买回商品（福尔卡德自己不仅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也没有理解这个问题）。

　　同样，洛贝尔图斯对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什么。洛贝尔图斯虽然特别强调“地租、资本的利润和工资是收入”（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社会问题的研究》1875年柏林版第72页及以下各页。）这一论点，但他自己根本没有弄清“收入”这个概念。他在陈述如果政治经济学遵循“正确的方法”（上引书第26页）其任务将会如何时，也讲到了国民产品的分配：“它〈即真正的”国民经济科学“，--黑体是洛贝尔图斯用的〉应当指出，国民总产品中的一部分如何经常用来补偿生产上使用的或损耗的资本，而另一部分作为国民收入如何用来满足社会及其成员的直接需要。”（同上，第27页）虽然真正的科学应当◎第186页◎指出这一点，可是洛贝尔图斯的“科学”却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一点。读者看到，洛贝尔图斯只是逐字逐句重复亚当·斯密的话，看来他甚至没有觉察到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的。什么样的工人“补偿”国民资本？他们的产品怎样实现？关于这些，他只字不提。他把他的理论（这个由我提出来与以往理论相对立的新理论，第32页）概括成几个论点，首先这样开始谈到国民产品的分配：“就产品是收入来说，租〈大家知道，洛贝尔图斯所用的这个术语就是通常说的额外价值〉和工资是产品分解成的部分。”（第33页）这个十分重要的附带条件本来应当使他接触到最本质的问题，因为他刚刚说过，所谓收入是指用来“满足直接需要”的产品。可见，还有不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该怎样实现呢？但是，洛贝尔图斯在这里没有觉察到这种含糊的地方，并且很快忘记了这个附带条件就径直地谈论“产品分为三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第49-50页及其他各页）。这样一来，洛贝尔图斯实质上是重复了亚当·斯密的学说及其基本错误，丝毫也没有阐明收入问题。说要提出关于国民产品分配的完整而卓越的新理论的诺言（注：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社会问题的研究》1875年柏林版第32页：“……我不得不给这个关于卓越方法的概述，加上一个与这种卓越方法相适应的至少是关于国民产品分配的完整理论。”）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事实上，洛贝尔图斯并没有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向前推进一步；他在给冯·基尔希曼的第4封社会问题书简（《资本》1884年柏林版）中长篇大论地谈什么货币是否应当列入国民收入，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这表明他对“收入”的概念是何等的自相矛盾。恩格斯形容这种议论说：它是“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注：因此卡·迪尔说洛贝尔图斯提供了“分配收入的新理论”（《政治学辞典》，《洛贝尔图斯》条，第5卷第448页）是完全错误的。）（《资本论》◎第187页◎第2卷序言第XXI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3页。--编者注）。

　　关于国民收入的这种十分糊涂的概念，至今还在经济学家中占着完全的统治地位。例如，赫克纳在《政治学辞典》《危机》一条中（上述文集第81页）讲到资本主义社会产品的实现（第5节《分配》）时，认为卡·亨·劳的论断是“中肯的”，而劳只是重复亚·斯密的错误，把社会总产品分为几种收入。罗·迈耶尔在他写的《收入》一条（同上，第283页及以下各页）中引了阿·瓦格纳（瓦格纳也是重复着亚·斯密的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定义，并且坦白地承认“把收入和资本区分开来是困难的”，而“最困难的是区分收益(Ertrag)和收入(Einkommen)”。

　　由此我们看到，过去和现在都在大谈其古典学派（以及马克思）对“分配”和“消费”注意不够的经济学家，丝毫也不能阐明“分配”和“消费”的最主要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懂得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社会产品各个组成部分补偿的过程，就不可能谈“消费”。这个例子再一次证实，把“分配”和“消费”作为同经济生活中某些独立过程和现象相应的某些独立的科学部门划分出来，是多么荒谬。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结构。这些社会关系一经彻底阐明和彻底分析，各个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也就明确了，因而，他们获得的国民消费份额也就明确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解决而各种各样研究“分配”和“消费”的专家也丝毫没有向前推进一步的问题，由正是直接继承古典学派并对单个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生产作了彻底分析的那个理论解决了。

　　单独提出“国民收入”和“国民消费”的问题是绝对得不到解决◎第188页◎的，这只能滋长一些经院式的论断、释义和分类，只有分析了社会总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个问题才能完全得到解决。并且，阐明了国民消费对国民产品的关系和如何实现这种产品的每个单独部分以后，这个问题也就不再单独存在。剩下的只是给这些单独部分冠以名称。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Rohertrag)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

　　总收入是总产品(BruttoproduktsoderRohprodukts)扣除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要重新转化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持有资本主义的观点，认为只有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才是纯收入。”（第3卷第2部分第375-376页，俄译本第695-696页）（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0-951页。--编者注）

　　由此看来，阐明了实现过程，也就弄清了收入问题，解决了阻碍了解这个问题的主要困难：为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5页。--编者注）？为什么由个人消费品构成的并◎第189页◎完全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产品还能包括从来不能成为收入的资本的不变部分？《资本论》第2卷第3篇对实现的分析完全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马克思在阐述“收入”问题的《资本论》第3卷最末一篇中，只是给了社会产品各个单独部分以名称和引用了第2卷中的这个分析（注：见《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7篇《收入》第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俄译本第688-706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1-963页。--编者注）。马克思在这里也指出了阻碍以前的经济学家了解这个过程的一些情况（第379-382页，俄译本第698-70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3-956页。--编者注））。）。

　　八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

　　对上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理论，可能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理论是否和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没有国外市场的原理相矛盾？

　　必须记住：上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实现的分析是从没有对外贸易这个假定出发的，这个假定已在上面指出，其必要性也在进行这种分析时说明了。显然，产品的输入和输出只会把事情搅乱，对阐明问题丝毫没有帮助。瓦·沃·先生和尼·-逊先生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国外市场扯来说明额外价值的实现：这样来谈国外市场根本没有说明什么问题，只是掩盖他们的理论错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使他们能够用这些错误“理论”支吾搪塞，而无须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发展的事实（注：布尔加柯夫先生在上引书中非常正确地指出：“直到现在，依靠农民市场的棉纺织业，还在不断发展，因此，这种国民消费的绝对缩减……”（这正是尼·-逊先生所说的）“……只是在理论上可以想象”。（第214-215页））。对他们来说，“国外◎第190页◎市场”不过是抹杀国内资本主义（因而也抹杀市场）发展的一种遁词，而且是更为方便的遁词，因为它还使他们可以不必去考察那些证明俄国资本主义争夺国外市场的事实（注：沃尔金《沃龙佐夫先生著作中对民粹主义的论证》1896年圣彼得堡版第71-76页。）。

　　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有国外市场，决不取决于社会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规律，而取决于下面几点：第一，资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因此，没有对外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

　　正如读者所看到的，这个原因是有历史特性的。民粹派未必能用“资本家不可能消费掉额外价值”的几句陈词滥调来把这个原因支吾过去。这里必须考察--如果他们真想提出国外市场的问题--对外贸易发展史，商品流通发展史。考察了这个历史，当然就不会把资本主义描述成偶然离开道路的现象了。

　　第二，社会生产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按价值和按实物形式），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必须有的假定，并且事实上只是从一系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为不知道的市场而生产的各个生产者的孤立性，这种相适应经常遭到破坏。彼此互为“市场”的各种生产部门，不是平衡发展，而是互相超越，因此较为发达的生产部门就寻求国外市场。这决不像民粹派喜欢一本正经地断定的那样，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现额外价值”。这只是说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不成比例。在国民资本另一种分配的情况下，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能够在国内实现。但是，要使资本离开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去，这个部门就必须经过危机，因此有什么原因能够阻止受到这种危机威胁的资本家◎第191页◎不去寻求国外市场，不去寻求促进输出的补助费和奖金等等呢？

　　第三，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原有技术基础上的重复。地主的徭役经济、农民的自然经济和手工业者的手艺生产就是如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各个经济单位能存在好几世纪，无论在性质上或者在规模上都没有变化，不超出地主的世袭领地、农民的村庄或农村手艺人和小工业者（所谓手工业者）的附近小市场的界限。相反，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以至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破坏，所以每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必须“寻求国外市场”。

　　因此，必须寻求国外市场，决不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所爱描述的那样，是证明资本主义无力维持下去。完全相反。这种需要明显地表明资本主义进步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

　　我们从这里看到，必须有国外市场的后两个原因也还是历史性的原因。要弄清这些原因，就必须考察各个单独的生产部门，它在国内的发展，它向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转化，--一句话，必须研究资本主义在国内发展的事实，而民粹派拿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都“不可能”这种毫无价值的（和毫无内容的）空话作掩护，乘机回避这些事实，是不足为怪的。

　　九第一章的结论

　　现在我们把上面分析的那些与国内市场问题直接有关的理论◎第192页◎原理总括一下。

　　(1)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这一分工就是：各种原料加工（以及这一加工的各种工序）都一个个同农业分离，用自己的产品（现在已经是商品）交换农产品的各个独立的生产部门日渐形成。这样，农业本身也变成工业（即商品生产），其内部也发生同样的专业化过程。

　　(2)从上述原理直接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正在发展的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工业（即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快，它使愈来愈多的人口脱离农业而转到加工工业中来。

　　(3)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即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标志着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而且是这一过渡的必要条件），建立了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的这种建立过程是从两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小生产者从中“游离”出来的生产资料转化为新占有者手中的资本，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这样，甚至是这些生产资料的简单再生产现在也需要购买这些生产资料了（以前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是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部分是在家庭中制造的），就是说提供了生产资料的市场。其次，现在用这些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变成了商品。另一方面，这种小生产者的生活资料变成了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即变成了企业主（无论是土地占有者、承包人、木材业者、厂主等都一样）雇用工人所花费的货币额的物质要素。这样，这些生活资料现在也变成了商品，即建立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

　　(4)如果不弄清楚下面两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产品的实现（因而也包括额外价值的实现）是无法说明的：(1)社会产品，如同个别产品一样，按价值分解为三部分而不是分解为两部分（分解为◎第193页◎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额外价值，而不像亚当·斯密和继他之后而在马克思以前的一切政治经济学所教导的那样，只分解为可变资本＋额外价值）；(2)社会产品按其实物形式应当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上消费）和消费品（个人消费）。马克思确立了这些基本理论原理，就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产品，特别是额外价值的实现过程，指出把国外市场扯到实现问题上来是完全错误的。

　　(5)马克思的实现论又阐明了国民消费和国民收入的问题。

　　由上述各点自然可以看出，国内市场问题，作为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问题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马克思的理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独提出这个问题的。国内市场是在商品经济出现的时候出现的；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建立的，而社会分工的精细程度决定了它的发展水平；国内市场随着商品经济从产品转到劳动力而日益扩展，而且只有随着劳动力变成商品，资本主义才囊括国家全部生产，主要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着愈来愈重要地位的生产资料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发展着的资本主义本身建立的，因为这个资本主义加深了社会分工，并把直接生产者分化为资本家和工人。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限度问题（像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

　　因此，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如何形成的问题，就归结为下面的问题：俄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如何发展，并朝什么方向发展？这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何？

　　以下各章就是要考察答复这些问题的资料。◎第194页◎

　　第八章国内市场的形成

　　现在我们把前几章中考察过的资料作一总结，并想说明一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其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相互依存关系。

　　一商品流通的增长

　　大家都知道，商品流通先于商品生产，并且是商品生产产生的条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在本书中，我们把自己的任务只限于分析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资料，因此不打算详细分析商品流通在改革后的俄国的增长这个重要问题。为了使人对国内市场的增长速度有一个总的认识，只要简短地指出下面这些情况就够了。

　　俄国的铁路网从1865年的3819公里增长到1890年的29063公里（注：上引《世界经济概述》。在1904年，欧俄（波兰王国、高加索与芬兰也在内）有54878公里，亚俄有8351公里。（第2版注释）），即增加6倍多。英国迈出这样的一步用了较长的时间（1845年为4082公里，1875年为26819公里，增加了5倍），德国则用了较短的时间（1845年为2143公里，1875年为27981公里，增加了11倍）。每年敷设的铁路俄里数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变动很大：例如，在1868-1872年这5年中敷设了8806俄里，而在◎第195页◎1878-1882年这5年中只敷设了2221俄里。（注：瓦·米海洛夫斯基《俄国铁路网的发展》，1898年《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帝国自由经济学会学报》(《Труды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ВольногоЭкономичекогоОбщества》)是俄国帝国自由经济学会的定期刊物，1765-1915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登载学会的研究结果以及各部门的报告和讨论的速记记录。--196。]第2期。）根据这种变动的幅度，可以判断资本主义需要多么庞大的失业工人后备军，因为资本主义时而扩大对工人的需求，时而又缩小对工人的需求。在俄国铁路建设的发展中，曾经有两个大高涨时期：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及90年代后半期。从1865年到1875年，俄国铁路网平均每年增加1500公里，而从1893年到1897年，平均每年增加大约2500公里。

　　铁路货运量如下：1868年为43900万普特；1873年为111700万普特；1881年为253200万普特；1893年为484600万普特；1896年为614500万普特；1904年为1107200万普特。客运增长的速度也很快：1868年为1040万人；1873年为2270万人；1881年为3440万人；1893年为4940万人；1896年为6550万人；1904年为12360万人。（注：《军事统计汇编》第511页。尼·-逊先生《论文集》附录。《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67页。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财政与工商业通报》杂志(《ВестникХинансов,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иТорговли)是沙皇俄国财政部的刊物（周刊），1883年11月-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85年1月前称《财政部政府命令一览》。该杂志刊登政府命令、经济方面的文章和评论、官方统计资料等。--196。）第43期。1905年的《俄罗斯年鉴》1906年圣彼得堡版。）

　　水路运输的发展如下（全俄的资料）（注：《军事统计汇编》第445页。《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42页。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44期。）： 　

　　附图：◎第196页◎

　　欧俄内河货运量，1881年为89970万普特；1893年为118150万普特；1896年为155300万普特。运费在以上各年为18650万卢布、25720万卢布、29000万卢布。

　　俄国的商船队在1868年有汽船51艘，装载量为14300拉斯特（注：拉斯特是俄国在20世纪初以前使用的商船容量单位，等于5.663立方米，重量约为两吨。--编者注），又有帆船700艘，装载量为41800拉斯特，而在1896年则有汽船522艘，装载量为161600拉斯特（注：《军事统计汇编》第758页和《财政部年鉴》第1编第363页。《俄国的生产力》第17编第30页。）。

　　外海各港口商轮航运业的发展如下：在1856-1860年这5年间，出入的船舶数目平均每年为18901艘，装载量为3783000吨；在1886-1890年，平均每年为23201艘（增加23％），装载量为13845000吨（增加266％）。因此，装载量增加4/3倍。在39年间（从1856年到1894年），装载量增加了4.5倍；如果把俄国船舶和外国船舶区别开来，那么俄国船舶数目在这39年间增加了2.4倍（从823艘增加到2789艘），装载量增加了11.1倍（从112800吨增加到1368000吨），而外国船舶数目增加了16％（从18284艘增加到21160艘），装载量增加了4.3倍（从3448000吨增加到18267000吨）。（注：《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56页及以下各页。）我们指出，出入船舶的装载量在各个年份也有很大的变动（例如，1878年为1300万吨，1881年为860万吨），根据这种变动部分地可以判断对小工、码头工人等等的需求的变动。资本主义在这里也需要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他们始终需要工作，准备一有召唤就着手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多么的不固定。◎第197页◎

　　对外贸易的发展，从下面的资料可以看出来（注：《俄国的生产力》，俄国对外贸易，第17页。1904年的《俄罗斯年鉴》1905年圣彼得堡版。）：

　　俄国居民数目进出口总值人均对外

　　年代(芬兰除外,(单位百万贸易额

　　单位百万)纸卢布)(单位卢布)

　　1856-186069.0314.04.55

　　1861-186573.8347.04.70

　　1866-187079.4554.27.00

　　1871-187586.0831.19.66

　　1876-188093.41054.811.29

　　1881-1885100.61107.111.00

　　1886-1890108.91090.310.02

　　1897-1901130.61322.410.11

　　下面的资料使人对银行周转和资本积累的数额有一个总的认识。国家银行的放款总额，从1860-1863年的11300万卢布（1864-1868年是17000万卢布）增加到1884-1888年的62000万卢布，而活期存款总额则从1864-1868年的33500万卢布增加到1884-1888年的149500万卢布。（注：《俄国资料汇集》1890年版第109表。）信贷社和信贷所（农业的与工业的）周转额，从1872年的275万卢布（1875年是2180万卢布）增加到1892年的8260万卢布，1903年的18960万卢布。（注：《俄国资料汇集》1896年版第127表。）土地抵押贷款从1889年到1894年增加的数额如下：抵押土地的估价额从139500万卢布增加到182700万卢布，而贷款数额则从79100万卢布增加到104400万卢布。（注：《俄国资料汇集》1896年版第127表。）储金局的业务在80年代与90年代特别发展。1880年，这类储金局有75家，1897年则有4315家（其中有3454家是邮电储金局）。存款，1880年为440万卢布，1897年为27660万卢布。年底存款额，1880年◎第198页◎为900万卢布，1897年为49430万卢布。就资本的年增长额来看，特别显著的是1891年与1892年这两个荒年（5290万卢布与5050万卢布）以及最近两年（1896年为5160万卢布，1897年为6550万卢布）。（注：1898年《财政与工商业通报》第26期。）

　　最近的资料表明储金局有了更大的发展。在1904年，全俄共有储金局6557家，存户为510万，存款总额为110550万卢布。附带说一句，在我国，不论是老民粹派，还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机会主义者，都不止一次地发表很天真的言论（说得客气些），说什么储金局的增加是“人民”富裕的标志。因此，把俄国（1904年）与法国（1900年-1901年《劳动局公报》第10号的资料）的这些储金局的存款划分状况作一比较，也许不是多余的。

　　俄国

　　存款数目存款数目百分比存款总额百分比

　　(单位千)(单位百万卢布)

　　25卢布以下者1870.438.711.21.2

　　25-100卢布者967.720.052.85.4

　　100-500卢布者1380.728.6308.031.5

　　超过500卢布者615.512.7605.461.9

　　共计4834.3100977.4100

　　法国

　　存款数目存款数目百分比存款总额百分比

　　(单位千)(单位百万法郎)

　　100法郎以下者5273.550.1143.63.3

　　100-500法郎者2197.420.8493.811.4

　　500-1000法郎者1113.810.6720.416.6

　　超过1000法郎者1948.318.52979.368.7

　　共计10533.01004337.1100

　　这里有多少材料可以用来为民粹派、修正主义者、立宪民主党人辩护啊！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存款也是根据存户的12类行业◎第199页◎和职业划分的。我们看到，存款最多的是从事农业与乡村手工业的人，达22850万卢布，这些存款增加得特别迅速。乡村正在开化，靠农夫破产去办工业日益变得有利。

　　还是回到我们眼前的题目吧。我们看到，这些资料证明了商品流通与资本积累的巨大增长。至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投资场所怎样形成，商业资本如何转变为产业资本，即商业资本如何用于生产并在生产参加者之间造成资本主义关系，--这些在上面已经谈过了。

　　二工商业人口的增长

　　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工业人口因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是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现象。工业如何循序渐进地同农业分离开来，这也已经考察过了，现在只须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

　　(1)城市的增加

　　我们所考察的这一过程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城市的增加。改革后时代欧俄（50个省）城市增加的资料如下（注：1863年的数字，引自《俄罗斯帝国统计年鉴》（1866年版第1卷）和《军事统计汇编》。奥伦堡省与乌法省城市人口的数字，是依据城市表改正过的。因此，我国城市人口总计为6105100人，而不是《军事统计汇编》所说的6087100人。1885年的资料，引自《1884-1885年度俄国资料汇集》。1897年的数字，引自1897年1月28日的人口调查（中央统计委员会出版的《1897年俄罗斯帝国第一次人口普查》1897年和1898年圣彼得堡版第1编和第2编）。根据1897年的人口调查，城市的常住人口为11830500人，即12.55％。我们采取的是城市现有人口。应该指出：不能担保1863、1885、1897各年资料是完全同类的和可比的。因此，我们只限于比较最一般的关系并把大城市的资料划分出来。）：◎第200页◎ 　

　　附图：

　　由此可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不断地增长，这就是说，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在不断地进行着。（注：“具有农业性质的城市居民点的数目极少，而这些地方的居民数目，与市民总数比起来是非常小的。”（格里戈里耶夫先生的话，见《收成和粮价对俄国国民经济某些方面的影响》第2卷第126页））城市人口比其他人口增长快1倍：从1863年到1897年，全部人口增加了53.3％，农村人口增加了48.5％，而城市人口则增加了97％。在11年（1885-1897年）中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最低数目”，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计算是250万人（注：1897年6月《新言论》第113页。），这就是说，每年有20万人以上。

　　大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人口的增加，比整个城市人口的增加要快得多。居民在5万人以上的城市数目，从1863年到1897年，增加了两倍以上（从13个到44个）。在1863年，市民总数之中只有约27％（610万中的170万）集中于这种大中心；在1885年，则约有41％（990万中的410万）（注：格里戈里耶夫先生开列了一个表（上引书第140页），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在1885年，85.6％的城市，其居民皆不到20000人，这些城市的市民占市民总数的38％；12.4％的城市（660个当中的82个），其居民皆不到2000人，这些城市的市民只占市民总数的1.1％（9962000人当中的110000人）。），而在1897年，则已经有一半以上，大约53％（1200万中的640万）。因此，在60年代，城市人口的性质主要是由不很大的城市的人口决定的，而在19世纪90年代，大◎第201页◎城市却取得了完全的优势。14个在1863年是最大的城市的人口，从170万人增加到430万，即增加了153％，而全部城市人口只增加了97％。可见，大工业中心的巨大增长和许多新的中心的形成，是改革后时代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2)国内移民的意义

　　我们在上面（第1章第2节）已经指出，理论上得出工业人口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长这一规律，是根据以下的事实：在工业中，可变资本绝对地增加（可变资本的增加，就是工业工人人数和全部工商业人口的增加），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马克思补充说：“因此，在农业中，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718页。--编者注）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当我们面前的地区已经住满了人而且全部土地都已被人占用的时候，才能看到纯粹形态的工业人口增加的现象。这个地区的被资本主义从农业中排挤出来的人口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迁移到工业中心去，或者迁移到其他地域去。但是，如果我们面前的那个地区尚未全部土地被人占用，尚未完全住满人，那么，情况就根本不同了。这个地区的人口，从人烟稠密的地方的农业中被排挤出来以后，可以转移到这个地区的人烟稀少的那部分地区去“耕种新的土地”。于是有农业人口的增长，这种增长（在某一时期内）并不比工业人口的增长慢，如果不是更快的话。在这种场合下，我们看见两种不同的过程：(1)资本主义在旧的人烟稠密的地域或这一地域的一部分地区的发展；(2)资本主义在“新的土地”上的发展。第一种过程表现了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关◎第202页◎系的进一步发展，第二种过程表现了新地区中新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第一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深度的发展，第二种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广度的发展。显然，把这两种过程混淆起来，就必然会得出关于人口离开农业转向工商业过程的错误认识。

　　改革后的俄国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两种过程的同时出现。在改革后时代初期，即在60年代，欧俄南部与东部边疆地区是人烟相当稀少的地区，因而俄国中部农业区域的人口就像巨流般地向这里移来。新的土地上新的农业人口的形成，在某种程度内也掩盖了与之平行进行的人口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为了根据城市人口的资料来清楚地说明俄国的这种特点，必须把欧俄的50个省分成几个类别。我们举出1863年和1897年欧俄9个地区的城市人口的资料。（注：见本卷第205页。--编者注）

　　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下面3个地区的资料：(1)非农业的工业地区（前两类的11个省，其中有两个首都省）（注：把我们所举出的非农业省同两个首都省列为一类是正确的，两个首都的人口主要由这些省的移民来补充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根据1890年12月15日圣彼得堡人口调查，该地共有726000农民与小市民；其中有544000（即3/4）是我们列为第一个地区的11个省的农民与小市民。）。这是人口向其他地区迁移很少的地区。(2)中部农业地区（第3类的13个省）。人口从这个地区移出的非常多，部分是移到前一地区，主要是移到下一地区。(3)农业边疆地区（第4类的9个省）--这是改革后时代的移民地区。从表中可以看到，所有这33个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同整个欧俄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比较起来，相差甚小。

　　在第一个地区，即非农业的或工业的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第203页◎百分比增长得特别迅速：从14.1％增长到21.1％。农村人口的增长在这里则很慢，--差不多比整个俄国慢一半。相反，城市人口的增长则大大超过平均数（105％与97％之比）。如果拿俄国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像我们常常做的那样），那就必须只拿这一地区同西欧工业国家比较，因为只有这一地区是同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大体相同的。

　　在第二个地区，即中部农业地区，我们看到另一种情景。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在这里很低，增长得比平均速度慢些。从1863年到1897年，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的增加在这里都比俄国平均增加数低得多。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移民像巨流般地从这一地区去到边疆地区。根据瓦·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计算，从1885年到1897年，从这里移出约300万人，即人口总数的1/10强。（注：上引著作第109页。“在西欧现代史中，这个运动是无与伦比的。”（第110-111页））在第三个地区，即边疆地区，我们看到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稍微低于平均增加数（从11.2％增加到13.3％，即100与118之比，而平均增加数则是从9.94％增加到12.76％，即100与128之比）。然而城市人口的增长在这里不仅不比平均数低些，而且比平均数高得多（130％与97％之比）。可见，人口异常急剧地离开农业而转向工业，不过这一点却被农业人口因有移民而大量增加的现象掩盖了：在这一地区内，农村人口增加了87％，而俄国的平均增加数则为48.5％。就个别省份看来，这种人口工业化过程被掩盖的现象还更加明显。例如，在塔夫利达省，1897年城市人口的百分比仍然与1863年一样(19.6%)，而在赫尔松省，这种百分比甚至降低了（从25.9％降到25.4％），虽然这两省城市的增长比首都的增长稍微◎第204页◎

　　附图：

　　各类所包括的省份：(I)圣彼得堡与莫斯科；(II)弗拉基米尔、卡卢加、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与雅罗斯拉夫尔；(III)沃罗涅日、喀山、库尔斯克、奥廖尔、奔萨、波尔塔瓦、梁赞、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坦波夫、图拉、哈尔科夫与切尔尼戈夫；(IV)阿斯特拉罕、比萨拉比亚、顿河、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奥伦堡、萨马拉、塔夫利达、赫尔松与乌法；(V)库尔兰、里夫兰与爱斯兰；(VI)维尔纳、维捷布斯克、格罗德诺、科夫诺、明斯克与莫吉廖夫；(VII)沃伦、波多利斯克与基辅；(VIII)维亚特卡与彼尔姆；(IX)阿尔汉格尔斯克、沃洛格达与奥洛涅茨。◎第205页◎慢一些（增加131％与135％，而两个首都省则增加141％）。因此，新的土地上新农业人口的形成，又引起非农业人口的更大的增长。 (3)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的增长

　　除了城市以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第一是城市近郊，它们并非总与城市算在一起，它们包括日益扩大的大城市周围地区；第二是工厂村镇。这种工业中心（注：见上面第7章第8节和有关第7章的附录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475-482页和第557-562页。--编者注））在城市人口百分比极小的工业省内特别多。（注：关于科尔萨克早就指出的这种情况的意义，可参看沃尔金先生正确的评论。（上引书第215-216页））上面所举的各个地区城市人口资料表表明，在9个工业省中，城市人口百分比在1863年为7.3％，在1897年为8.6％。问题在于，这些省的工商业人口，主要并非集中于城市，而是集中于工业村。在弗拉基米尔、科斯特罗马、下诺夫哥罗德及其他各省的“城市”中间，有不少城市的居民人数是不到3000、2000、甚至1000的，而许多“村庄”单是工厂工人就有2000、3000或5000。《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的编者说得对（第2编第191页），在改革后时代，“城市开始更加迅速地增长，同时还有一种新类型的居民点在增长，这是一种介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间类型的居民点，即工厂中心”。上面已经举出了关于这些中心的巨大增长以及它们所集中的工厂工人人数的资料。我们看到，这种中心在整个俄国是不少的，不仅在各工业省，而且在南俄都是这样。在乌拉尔，城市人口的百分比最低，在维亚特卡与彼尔姆两省，1863年为3.2％，1897年为4.7％，但是请看下面“城市”人口和工业人口相应数量的例子。在彼尔姆省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县，城市人口为◎第206页◎6400人（1897年），但是根据1888-1891年地方自治局（注：地方自治机关是沙皇政府为使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于1864年颁布条例逐步设立的。按照这个条例，县地方自治会议议员由县地主、城市选民、村社代表三个选民团分别选举，以保证地主在地方自治机关中占优势。省地方自治会议的议员由县地方自治会议选举。地方自治会议的主席由贵族代表担任。地方自治局由地方自治会议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地方自治机关在内务大臣和省长监督之下进行活动，他们有权停止它的任何一项决议的执行。沙皇政府只授权地方自治局管理当地经济事务。地方自治局的经费来源于对土地、房屋及工商企业征收的不动产税。从19世纪90年代起，由于供职的知识分子（其中有自由派、民粹派以至社会民主党人）影响增大，地方自治局的活动趋于活跃。地方自治局在发展教育和卫生事业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地方自治局的经济措施--举办农业展览、设立农事试验站、发展农业信贷等，有利于地主和富农经济的巩固，对贫苦农民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地方自治局所组织的统计工作对研究改革后的俄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到19世纪70年代，设立地方自治机关的行政单位有欧俄34个省和顿河军屯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则有欧俄43省。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扩大了地方自治机关的权限，并在乡一级设立了地方自治机关，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在地方上的支柱。十月革命后，地方自治机关被撤销。--108、207、251、369、632。）人口调查，该县工厂地带的居民为84700人，其中有56000人完全不从事农业，只有5600人主要靠土地取得生活资料。在叶卡捷琳堡县，根据地方自治局人口调查，65000人是无土地的，81000人则只有割草场。这就是说，单是这两个县的城市以外的工业人口，就比全省的城市人口还要多（1897年为195600人！）。

　　最后，除了工厂村之外，具有工业中心性质的还有工商业村，它们或者居于大手工业地区的首位，或者因为地处河岸或铁路车站附近等等而在改革后时代迅速发展起来。这种村庄的例子，在第6章第2节已经举出了一些，而且我们在那里已经看到，这种村庄和城市一样，把人口从乡村吸引过来，它们的特征就是居民的识字率通常比较高。（注：在俄国，成为很大居民中心的村庄之多，可以根据《军事统计汇编》下列（虽然是陈旧的）资料看出来：欧俄25个省在60年代居民超过2000的村有1334个。其中有108个村，其居民为5000-10000人，有6个村，其居民为10000-15000人；有1个村，其居民为15000-20000人；有1个村，其居民超过20000人。（第169页）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一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引起了未被正式列为城市的新工业中心的形成。“城市与乡村间的差别正在消失：在日益成长的工业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工业企业与工人住宅移到了市郊和城市附近；在日益衰落的小城市近旁发生这个现象，是因为这些小城市与周围村庄的日益接近，也因为大工业村的发展……城市居民区与农村居民区的差别，由于很多过渡区域的形成而正在消灭。统计学早已承认了这点，抛开了关于城市的历史法律概念，而代之以只根据居民人数来区分居民区的统计概念。”（毕歇尔《国民经济的发生》1893年蒂宾根版第296-297页和第303-304页）俄国的统计在这方面也大大落后于欧洲的统计。在德国和法国（《政治家年鉴》第536页和第474页），列入城市的是居民超过2000的居民点；在英国，是城市类型的卫生区域，即也包括工厂村等等。因此，俄国的“城市”人口资料，完全不能和欧洲的相比。）我们再举沃罗涅日省的资料作例子，以便表明把城市的与非城市的工商业居民区加以比较的意义。沃罗涅日省的《汇集》提供了关于该省8个县村庄分类的综合表。这些县里的城市为8个，人口为56149人（1897年）。而在村庄中，有4个村庄◎第207页◎很突出，它们共有9376户，居民达53732人，即比城市大得多。在这些村庄中有商店240家，工业企业404个。总户数中有60％完全不种地，有21％雇人或按对分制种地，有71％既无役畜又无农具，有63％全年购买粮食，有86％从事手工业。把这些中心的全部人口列入工商业人口之内，我们不但没有夸大甚至还减少了工商业人口的数量，因为在这8个县中，共有21956户完全不种地。反正，在我们所举出的农业省份中，城市以外的工商业人口并不比城市中的少。

　　(4)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

　　但是，把工厂村镇和工商业村镇同城市加在一起，也还远没有把俄国全部工业人口包括无遗。流动自由的缺乏，农民村社的等级闭塞状态，完全说明了俄国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俄国，不小的一部分农村人口应当列入工业人口之内，这一部分农村人口靠在工业中心做工而取得生活资料，每年要在这些工业中心度过一部分时光。我们说的是所谓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从官方的观点看来，这些“手工业者”是仅仅赚取“辅助工资”的种地的农民，大多数民粹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个观点。了解上述一切情况以后，这个观点的站不住脚，就不需要再详细地证明了。不管对于这个现象有怎样不同的看法，然而毫无疑问，这个现象反映了人口离开农业而转向工商业。（注：尼·-逊先生完全没有看出俄国人口工业化的过程！瓦·沃·先生看出了这一点并承认道：外出做零工的现象的增长反映了人口的离开农业（《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第149页）；然而他不但没有把这个过程添入他对于“资本主义的命运”的认识总和中去，而且极力用以下的埋怨来掩盖这个过程，说什么“有些人认为这一切是很自然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吗？而瓦·沃·先生能想象没有这种现象的资本主义吗？〉，而且差不多是合乎心愿的”（同上）。是合乎心愿的，而且不须加什么“差不多”，瓦·沃·先生！）城市所提供的◎第208页◎关于工业人口人数的概念，由于这个事实而改变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出来。在卡卢加省，城市人口的百分比大大低于俄国的平均百分比（8.3％和12.8％之比）。但是，该省1896年的《统计概述》，根据身分证资料，算出了外出工人出外做工的月数。我们看到，总共为1491600个月；以12来除，得出外出人口为124300人，即“约占总人口的11％”（上引书第46页）！把这些人口加到城市人口（1897年为97900人）上去，工业人口的百分比就很大了。

　　当然，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有一部分登记在城市现有人口人数之内，或包括在上述非城市工业中心的人口之内。但只是一部分而已，因为这种人口具有流动性质，各个中心的人口调查很难把他们计算进去；其次，人口普查一般在冬季进行，而大部分手工业工人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下面就是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一些主要省份的这方面的资料（注：《1880年和1885年发给莫斯科省农民人口的居民证》。《1897年特维尔省统计年鉴》。日班科夫《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1896年斯摩棱斯克版。日班科夫《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1887年科斯特罗马版。《普斯科夫省农民的副业》1898年普斯科夫版。莫斯科省百分比的错误，未能加以改正，因为没有绝对数字。科斯特罗马省只有各县的资料，而且只是百分比，因此我们不得不取各县的平均数，于是我们也就把科斯特罗马省的资料单独列出来。根据计算，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外出工业者中间，全年离家的有68.7％；秋冬两季离家的有12.6％；春夏两季离家的有18.7％。必须指出，雅罗斯拉夫尔省的资料（《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是不能与前面的资料比较的，因为它们是根据神父等等的陈述，而不是根据关于身分证的资料。）：

　　附图：◎第209页◎

　　各地都是春季发出的身分证最多。因此，暂时离家的工人，大部分未列入城市人口调查之内。（注：大家知道，例如，在圣彼得堡近郊，夏季人口增加极多。）但是，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把这些临时的市民列为城市人口，而不列为农村人口：“全年或一年大部分时间都依赖在城里做工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家庭，有更多的根据认为它们的定居点是城市而不是乡村，因为城市保证它们的生存，而乡村只不过有亲属与赋税的联系。”（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1897年卡卢加版第2篇第18页。）这些赋税的联系直到现在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从外出做零工的科斯特罗马人那里，“业主很少能从它〈土地〉身上取得很小一部分赋税，他们出租土地，常常只是为了让租地人在土地周围筑起篱笆来，而一切赋税则由业主自己缴纳”（德·日班科夫《农妇国》1891年科斯特罗马版第21页）。我们看到，《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1896年雅罗斯拉夫尔版第2编）一再指出外出的手工业工人这种必须为他们离开农村和放弃份地而偿付赎金（注：赎金指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为赎取份地每年交纳的款项。按照改革的法令，农民的宅地可以随时赎取，而份地则须经地主与农民自愿协议或地主单方面要求始可赎取。份地的赎价是将每年代役租按6％的年利率加以资本化得出的，例如，每年代役租为6卢布，赎价就是100卢布。所以农民所赎取的在名义上是土地，实际上也包括人身自由在内，赎价远远超过了份地的实际价格。在赎取份地时，农民先付赎价的20-25％（如果地主单方面要求赎地，则农民不付这笔费用），其余75-80％由政府以债券形式付给地主，然后由农民在49年内加利息分年偿还政府。因此赎金实际上成了前地主农民交纳的一种沉重的直接税。由于农民赎取份地的最后限期为1883年，赎金的交纳要到1932年才最后结束。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沙皇政府慑于农民运动的威力，从1907年1月起废除了赎金。--70、210、348。）的情形。（第28、48、149、150、166页及其他各页）（注：“外出做零工……是把城市的不断发展过程掩盖起来的一种形式……村社土地占有制，以及俄国财政与行政生活的各种特点，不容许农民像西欧那样容易地转变为市民……法律的线索维持着他〈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与乡村的联系，但就其职业、习惯和趣味讲来，他实质上完全属于城市了，并且往往把这种联系看作一种负担。”{1896年《俄国思想》[《俄国思想》杂志(《РусскаяКысль》)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80-1918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派的刊物。1905年革命成为立宪民主党的刊物，由彼·伯·司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53、211。]第11期第227页]这说得很对，但是对于一个政论家来说还不够。为什么作者不坚决主张流动的完全自由，主张农民离开村社的自由呢？我国自由派还怕我国民粹派。他们是用不着怕的。

　　为了比较，请看一看同情民粹派的日班科夫先生的议论：“到城市去做零工，可以说是防止我们的首都与大城市的剧烈增长以及防止城市与无土地的无产阶级增长的避雷针〈原文如此！〉。不论在卫生方面或社会经济方面，外出谋生的这种影响都应当认为是有益的：只要人民大众没有完全脱离作为外出做零工的工人某种保证〈他们要用金钱才能赎买这种”保证“啊！〉的土地，这些工人就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工具，同时建立工农业村社的希望也依然保存着”[1890年《法学通报》（《法学通报》杂志(《ЮридическийВестник》)是俄国莫斯科法学会的机关刊物（月刊），1867-1892年在莫斯科出版。先后参加编辑工作的有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和谢·安·穆罗姆采夫等。为杂志撰稿的主要是莫斯科大学的自由派教授，在政治上主张进行温和的改革。--211。]第9期第145页}。保存小资产阶级的希望，事实上难道不是有益的吗？至于说到“盲目工具”，那么欧洲的经验以及在俄国所看到的一切事实都表明，这种评语对于与土地和宗法式关系仍然保持着联系的工人，比对于断绝了这种联系的工人，更加适用得多。同一个日班科夫先生的数字与资料表明，外出“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在某些“森林”县份定居的科斯特罗马人更有知识，更有文化，更开展。）◎第210页◎

　　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外出做各种零工的工人人数不下500-600万。实际上，在1884年，欧俄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达467万张（注：列·韦辛《外出做零工在俄国农民生活中的意义》。《事业》[《事业》杂志(《Дело》)是俄国学术性文艺月刊，1866-1888年在彼得堡出版。该杂志继承《俄罗斯言论》月刊的进步传统，关注社会问题，反对农奴制残余；在文学艺术上提倡现实主义，反对“纯艺术”论。由于沙皇政府和书刊检查制度的压制，1884年起转为温和的自由派杂志。--211。]1886年第7期和1887年第2期。），而身分证收入从1884年到1894年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由330万卢布增加到450万卢布）。在1897年，整个俄国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9495700张（其中欧俄50个省占9333200张）。在1898年，为8259900张（欧俄占7809600张）。（注：《1897-1898年缴纳消费税的各种行业和印花税票统计》1900年圣彼得堡版，无定额税管理总署出版。）欧俄过剩的（同当地的需求比较）工人人数，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为630万人。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第3章第9节第174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9页。--编者注），11个农业省所发出的身分证数目超过谢·柯罗连科先生的计算（200万对170万）。现在我们可以添◎第211页◎上6个非农业省的资料：柯罗连科先生计算这些省的过剩工人为1287800人，而发出的身分证数目则为1298600张。（注：这6个省份是：莫斯科（1885年的旧资料）、特维尔（1896年）、科斯特罗马（1892年）、斯摩棱斯克（1895年）、卡卢加（1895年）与普斯科夫（1896年）。材料来源如上述。是关于各种外出许可证（男女合计）的资料。）这样，在欧俄17个省（11个黑土地带省和6个非黑土地带省）中，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有300万过剩的（对当地的需求而言）工人。而在90年代，这17个省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为330万张。在1891年，这17个省提供了身分证总收入的52.2％。因此，外出工人人数大概超过了600万。最后，地方自治局统计资料（大部分是陈旧的）使乌瓦罗夫先生作出这样的结论，谢·柯罗连科先生的数字与真实情况相近，而500万外出工人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能的”。（注：1896年7月《公共卫生、法医学和实用医学通报》。米·乌瓦罗夫《论外出做零工对俄国卫生状况的影响》。乌瓦罗夫先生汇总了20个省126个县的资料。）

　　现在试问：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与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究竟有多少呢？尼·-逊先生很大胆和完全错误地断言：“绝大多数的农民外出做零工正是做农业零工。”（《论文集》第16页）尼·-逊先生所引证的查斯拉夫斯基，讲话就谨慎得多，他没有举出任何资料，只限于一般地推测各种工人外出的地区的大小。而尼·-逊先生的铁路客运资料却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非农业工人主要也是在春季离开家庭，他们乘火车的要比农业工人多得多。（注：参看上面第174页（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9-210页。--编者注）脚注。）相反，我们认为，多数（虽然不是“绝大多数”）外出工人大概是非农业工人。这种看法，第一是根据身分证收入分布资料，第二是根据韦辛先生的资料。弗列罗夫斯基根据1862-1863年度“各◎第213页◎种捐税”收入分布（身分证收入占三分之一强）资料，早就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农民外出谋生的最大的运动出自首都省与非农业省。（注：《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第400页及以下各页。）如果我们拿11个非农业省来看，--我们在前面（这一节的第2点）已经把这些省份合为一个地区，从这些省份外出做零工的绝大多数是非农业工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省份的人口在1885年仅占整个欧俄人口的18.7％（1897年占18.3％），而身分证收入在1885年却占42.9％（1891年占40.7％）。（注：身分证收入的数字，引自1884-1885年度和1896年的《俄国资料汇集》。在1885年，身分证收入在欧俄每1000居民为37卢布，而在11个非农业省份每1000居民则为86卢布。）另外还有许多省也有非农业工人外出，所以我们应该认为，农业工人占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半数以下。韦辛先生根据各种外出做零工占优势的情况把欧俄38个省（占各种外出许可证总数的90％）加以分类，得出下面的资料（注：本表最后两栏是我们加上的。列入第一类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弗拉基米尔、沃洛格达、维亚特卡、卡卢加、科斯特罗马、莫斯科、诺夫哥罗德、彼尔姆、圣彼得堡、特维尔与雅罗斯拉夫尔等省；列入第二类的是喀山、下诺夫哥罗德、梁赞、图拉与斯摩棱斯克等省；列入第三类的是比萨拉比亚、沃伦、沃罗涅日、叶卡捷琳诺斯拉夫、顿河、基辅、库尔斯克、奥伦堡、奥廖尔、奔萨、波多利斯克、波尔塔瓦、萨马拉、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塔夫利达、坦波夫、乌法、哈尔科夫、赫尔松与切尔尼戈夫等省。应该指出：这种分类有不正确的地方，把外出做农业零工的意义夸大了。斯摩棱斯克、下诺夫哥罗德与图拉3省，应当列入第一类（参看《1896年下诺夫哥罗德省的农业概况》第11章。《1895年图拉省省志》第6篇第10页：外出做零工者人数为188000人，--而谢·柯罗连科先生计算只有50000剩余工人！--其中北部6个非黑土地带县份有107000外出做零工者）。库尔斯克省应列入第二类（上引谢·柯罗连科的书：7县的外出者大部分是去做手工业零工，其余8个县的只是去做农业零工）。可惜韦辛先生没有提供各省的外出许可证数目资料。）。◎第213页◎
　　
　　附图

　　“这些数字表明，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发展得厉害些……其次，从所引用的数字可以看出，随着所属的类别的不同，外出谋生的期间也各异。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的地方，外出的期间就长得多。”（1886年《事业》第7期第134页）

　　最后，上述对缴纳消费税等等的各种行业的统计，使我们能够把发出的居民证数目，按欧俄全部50个省区别开来。对韦辛先生的分类作上述修正，并将1884年未列入的12个省也按这三类区别开来（奥洛涅茨省与普斯科夫省列为第一类；波罗的海沿岸与西北部各省，共9省，列为第二类；阿斯特拉罕省列为第三类），我们就可看到这样的情景：

　　发出的居民证的总数

　　省别1897年1898年（注：顺便讲一讲，这些资料概述的作者（上引书第6章第639页）说明，1898年身分证发出数目减少的原因，是由于歉收和农业机器的推广使夏季工人外出到南部各省的人数减少了。这个说明根本讲不通，因为发出的居民证数目减得最少的是第三类，减得最多的是第一类。1897年与1898年的登记方法可以相比吗？（第2版注释））

　　一、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占优势

　　的17个省…………………44373923369597

　　二、过渡性质的12个省………18867331674231

　　三、外出做农业零工占优势的

　　21个省……………………30090702765762

　　50个省总计93331957809590◎第214页◎

　　根据这些数字，外出做零工在第一类中比在第三类中要多得多。

　　因此，毫无疑问，人口的流动性在俄国非农业地带要比在农业地带大得多。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应当比外出做农业零工的工人人数多，他们至少有300万人。

　　一切材料都证明，外出做零工的情况有巨大的与日益加剧的增长。身分证收入从1868年的210万卢布（1866年为175万卢布），增加到1893-1894年度的450万卢布，即增加1倍多。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数目，在莫斯科省从1877年至1885年增加了20％（男的）与53％（女的）；在特维尔省从1893年至1896年增加了5.6％；在卡卢加省从1885年至1895年增加了23％（而外出的月数增加了26％）；在斯摩棱斯克省从1875年的100000增加到1885年的117000，1895年增加到140000；在普斯科夫省从1865-1875年的11716增加到1876年的14944，1896年增加到43765（男的）。在科斯特罗马省，1868年所发出的身分证和临时身分证，每100男子中占23.8，每100妇女中占0.85，而在1880年则占33.1与2.2，等等，等等。

　　与居民离开农业而转向城市一样，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注：日班科夫《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36页及以下各页。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县份识字男子的百分比为55.9％；在工厂县份为34.9％；在定居（森林）县份为25.8％；识字妇女分别为3.5％，2.0％，1.3％；学生分别为1.44％，1.43％，1.07％。外出零工县份中儿童也有在圣彼得堡读书的。）及觉悟（注：“识字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确更好地和更自觉地求医治病”（同上，第34页），因此传染病在他们中间不像在“文化很低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乡中那样厉害。），使他◎第215页◎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注：“就生活设备来说，外出零工县份大大超过农业地区和森林地区……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衣服清洁、美观、卫生得多……儿童们比较清洁，所以他们中间很少看到疥疮和其他皮肤病。”（同上，第39页。参看《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8页）“外出零工乡村与定居乡村截然不同：住宅、衣服、一切习惯、娱乐，与其说像农民生活，不如说像市民生活。”（《1892-1895年斯摩棱斯克省的外出零工》第3页）在科斯特罗马省外出零工乡里，“你在半数人家中可以看到纸、墨水、铅笔与钢笔”（《农妇国》第67-68页）。）。“头等的动因”，即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风度与浮华，吸引农民外出；他们寻找“更好的地方”。“彼得堡的工作与生活被认为比乡村的轻松。”（注：《农妇国》第26-27页和第15页。）“一切乡村居民都被叫作乡下佬；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毫不认为这个称号是对自己的侮辱，他们自己也这样称呼自己，埋怨父母不把他送到圣彼得堡去读书。不过要附带说明，这些土里土气的乡村居民远不如纯农业地区的乡村居民那样土里土气：他们不自觉地模仿到彼得堡谋生的人的外表与习惯，首都的光辉间接地也投射在他们身上。”（注：《农妇国》第27页。）在雅罗斯拉夫尔省（除了发财的例子），“还有其他原因驱使每个人离开家庭。这就是舆论，那些没有在彼得堡或其他地方居住过而只是从事农业或做某种手艺的人，一辈子都被人称为牧人，这种人很难找到老婆”（《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2编第118页）。外出到城市去，可以提高农民的公民身分，使他们跳出乡村根深蒂固的宗法式的与人身的依附关系及等级关系的深渊（注：例如，使科斯特罗马农民登记为市民的原因之一，就是“可能的体罚，这种体罚对于衣著华丽的到彼得堡谋生的人比对于土里土气的村民更为可怕”（《农妇国》第58页）。）……“人民中间个人的自我意识的增长，是助长外出的首要因素。从农奴制依附下的解放，最精干的一部分农村人口早已与城市生活的接触，老早就在雅罗◎第216页◎斯拉夫尔省的农民中间唤起了一种愿望：保卫自己的’我’，从乡村生活条件所注定的贫困与依附状况中解脱出来，过富足的、独立的与受人尊敬的生活……靠外出做零工生活的农民感到自己自由些，同其他等级的人平等些，因而农村青年日益强烈地渴望到城市去。”（《雅罗斯拉夫尔省概述》第2编第189-190页）

　　外出到城市，削弱了旧的父权制家庭，使妇女处于比较独立的、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与定居的地区比较起来，索利加利奇与楚赫洛马的家庭”（科斯特罗马省外出做零工之风最盛的两个县），“不仅在家长的宗法权力方面，而且在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方面都薄弱得多。对于12岁就被送到彼得堡去的儿子，当然不能希望他们如何热爱父母，如何依恋父母的家庭；他们不自觉地变成世界主义者了：’哪里好，哪里就是祖国’”。（注：《农妇国》第88页。）“过惯了不受丈夫支配与帮助的生活的索利加利奇妇女，与农业地带受践踏的农妇完全不同：她们是独立自主的……殴打虐待老婆在这里是罕见的事情……男女平等差不多在一切地方与一切方面都反映出来。”（注：1890年《法学通报》第9期第142页。）

　　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不仅提高了外出雇佣工人的工资，而且也提高了留在当地的工人的工资。

　　这个事实的最突出表现，是下面这样一个普遍现象：非农业省份比农业省份的工资高，吸引了农业省份的农业工人。（注：参看第4章第4节（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38-239页。--编者注）。）下面是卡◎第217页◎卢加省的有趣资料：

　　县别外出男性工人每月的工资(单位卢布)

　　(以外出做零工的对全体男性外出工农村年工

　　人数为标准)人口的百分比业者

　　一、38.79.05.9

　　二、36.38.85.3

　　三、32.78.44.9

　　“这些数字完全说明了……下列现象：(1)外出做零工对农业生产中工资的提高有影响，(2)外出做零工吸引走了人口中的优秀力量。”（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2篇第48页。）不仅货币工资提高了，而且实际工资也提高了。在100名工人中有60人以上外出做零工的县份内，一个全年雇农的平均工资为69卢布或123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占40-60％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64卢布或125普特黑麦；在外出做零工的工人不到40％的县份内，平均工资为59卢布或116普特黑麦。（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1篇第27页。）在这几类县份中，诉说缺乏工人的通讯的百分比是依次降低的：58％-42％-35％。加工工业中的工资高于农业中的工资，“根据很多通讯员先生的评述，手工业促进了农民中间新的需求的发展（茶、印花布、靴、钟表等等），提高了需求的一般水平，于是对工资的提高产生影响”（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1篇第41页。）。下面就是一位通讯员的典型评述：工人“始终很缺少，其原因是城市附近的居民被娇养惯了，他们都在铁路工厂做工或在那里做事。卡卢加附近及其市场，经常聚集着四周的居民，他们出卖鸡蛋、牛奶等等，然后在酒馆中狂饮；其原因是所有的人都想多拿钱不干事。当农业工人，被认为是可耻的事情，大家都想到城市去，在那里当无产阶级和游民；乡村则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注：《1896年卡卢加省统计概述》第1篇第40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这种对外出做零工的评价，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第218页◎称之为民粹派的评价。例如，日班科夫先生指出，外出的工人不是过剩的工人，而是由外来的农民所代替的“必要的”工人，他认为，“很明显”，“这种相互代替是很不利的”。（注：《农妇国》第39页和第8页。“这些真正的〈外来的〉农民，是否会以其富裕的生活状况，给与那些不是视土地而是视外出谋生为其生活基础的本地居民以清醒的影响呢？”（第40页）作者叹息道：“然而我们在上面已经举出了相反影响的例子。”这个例子如下。沃洛格达人买了土地，生活过得“很富裕”。“我曾经问过其中的一个人，既然他家里很富裕，为什么还把儿子送到圣彼得堡去？我得到的回答是：’事情是这样，我们并不穷，但是我们这里很土气，他学别人的样，自己也想去受教育，其实他在我们家里已经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了。’”（第25页）可怜的民粹派呵！甚至富裕的购买土地的农夫-庄稼汉的例子，也不能使那个青年“清醒过来”，他竟要去“受教育”，以逃开“保证其生活的份地”，这怎能不令人伤心呢！）日班科夫先生，对谁很不利呢？“京都的生活使人们养成许多低级的文明习惯，尚奢侈和浮华，白白地〈原文如此！！〉耗费许多金钱”（注：《1866-1883年的资料说明外出谋生对科斯特罗马省人口迁徙的影响》第33页。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在这种奢侈等等上的支出大部分是“白费的”（！！）（注：1890年《法学通报》第9期第138页。）。赫尔岑施坦先生直率地悲叹“表面的文明”、“恣意的放荡”、“纵情的欢宴”、“野蛮的酗酒与廉价的荒淫”等等。（注：1887年《俄国思想》不是《俄罗斯通报》（《俄罗斯通报》杂志(《РусскийВестник》)是俄国文学和政治刊物，1856年由米·尼·卡特柯夫在莫斯科创办，起初为双周刊，1861年起改为月刊。该杂志初期持温和自由派立场，期待自上而下的改革，1862年起变成了反动势力的喉舌。1887年卡特柯夫死后，该杂志曾迁到彼得堡出版，1906年停刊。--219。），而是《俄国思想》第9期第163页。）莫斯科统计学家们从大批外出做零工的事实直接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采取办法以减少外出谋生的需要”。（注：《1880年和1885年发给莫斯科省农业人口的居民证》第7页。）卡雷舍夫先生谈到外出做零工的问题时说道：“只要把农民土地使用面积增加到足以满足其家庭最主要的〈！〉需要，就可以解决我国国民经济中这个最严重的问题。”（注：1896年《俄国财富》2第7期第18页。这样，“最主要的”需要应由份地去满足，而其余的需要，显然应由从“感到缺乏有能力的健康的工人”的“乡村”中所得到的“当地工资”来满足！）◎第219页◎

　　这些好心肠的先生们，谁也没有想到，在谈论“解决最严重的问题”之前，必须关心农民流动的完全自由，即放弃土地和退出村社的自由，在国内任何城市公社或村社随意居住（不缴纳“赎”金）的自由！

　　----

　　总之，居民离开农业，在俄国表现在城市的发展（这一点部分地被国内移民掩盖了）以及城市近郊、工厂村镇与工商业村镇的发展上，并且也表现在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现象上。所有这些在改革后时代已经和正在向纵深和宽广两方面迅速发展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旧的生活方式比起来，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三雇佣劳动使用的增长

　　在资本主义发展问题上，雇佣劳动的普遍程度差不多具有最大的意义。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劳动力也变成了商品。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劳动力，只有经过企业主的买卖后，才能应用于生产。这个趋势在改革后的俄国是怎样表现的，我们在上面已经尽力详细地考察过了，现在应当把这个问题作一总结。首先把前几章所引证的劳动力出卖者人数的资料计算在一起，然后（在下一节）再叙述劳动力购买者的总数。

　　全国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劳动人口，是劳动力出卖者。据计算，这种人口约有1550万成年男工。（注：《欧俄农村居民经济状况统计资料汇编》（1894年大臣委员会办公厅出版）的数字，为15546618人。这个数字是这样得到的：假设城市人口等于不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人口；成年男性农民人口减少了7％（4.5％服兵役，2.5％在村社中服务）。）第2章中曾经指出，下等◎第220页◎农户无非是农村无产阶级；同时曾经指出（第122页脚注（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150页。--编者注）），这种无产阶级出卖劳动力的形式将在下面加以考察。现在把前面列举的各类雇佣工人作一总计：(1)农业雇佣工人，其数目约为350万人（欧俄）。(2)工厂工人、矿业工人和铁路工人，约为150万人。总计职业雇佣工人共500万人。其次，(3)建筑工人，约为100万人。(4)从事木材业（伐木、木材初步加工、运木等等）、挖土、修筑铁路、装卸货物以及工业中心的各种“粗”活的工人。这些工人约为200万人。（注：我们在上面看见，单是木材工人就有200万。从事上述后两种工作的工人人数，应当大于外出做非农业零工的工人总数，因为一部分建筑工人、小工、特别是木材工人，是本地工人，而不是外来工人。我们看见，外出做非农业零工工人人数不下300万人。）(5)被资本家所雇用在家中工作的以及在未列入“工厂工业”的加工工业中做雇佣工作的工人，其人数约为200万。

　　总计--约有1000万雇佣工人。除去其中大约1/4的女工与童工（注：我们看见，在工厂工业中，妇女与儿童占工人总数1/4强。在采矿工业、建筑业与木材业等等中，妇女与儿童是很少的。相反，在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中，妇女与儿童大概比男子多些。），还有750万成年男性雇佣工人，即参加物质财富生产的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左右。（注：为了避免误解起见，我们附带说明一下：我们决不奢望这些数字得到统计上的确切证明。我们只想大概表明一下雇佣劳动形式的多样化和雇佣劳动者人数的众多。）在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中，有一部分已完全与土地断绝关系，专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里包括绝大多数的工厂工人（无疑也包括绝大多数的矿业工人与铁路工人），其次包括一部分建筑工人、船舶工人与小工；最后，还包括不小一部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工人以及为资本家进行家庭劳动的非农业中心的居民。另外很大一部分雇佣工人尚未与土地断绝关系，他们◎第221页◎的支出一部分是以他们在很小一块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来抵补，因而他们形成了我们在第2章中极力详述过的那一类有份地的雇佣工人。前面的叙述已经指出，所有这一大批雇佣工人主要是在改革后的时代出现的，现在还继续迅速地增长着。

　　重要的是指出我们的结论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相对人口过剩（或失业工人后备军人员）问题上的意义。国民经济各部门中雇佣工人总数的资料，特别明显地暴露了民粹派经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错误。正如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评论集》第38-42页（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卷第146-151页。--编者注））已经指出的，这种错误在于民粹派经济学家（瓦·沃·先生、尼·-逊先生及其他人）大谈资本主义使工人“游离出来”，但不想研究一下俄国资本主义人口过剩的具体形式；其次，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大批后备工人对我国资本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他们凭着对“工厂”工人人数发表几句抱怨的话和进行一些奇怪的算法（注：我们回忆一下尼·-逊先生关于“一小撮”工人的议论以及瓦·沃·先生下面这种真正古典的算法（《理论经济学概论》第131页）。在欧俄50个省中，计有属于农民等级的成年男工15547000人，其中“被资本所联合起来的”为1020000人（工厂工业中的863000人及铁路工人160000人），其余的是“农业人口”。在“加工工业完全资本主义化”之下，“资本主义工厂工业”雇用了两倍的人手（不是7.6％，而是13.3％；其余的86.7％的人口“则依然耕种土地，将在半年内没有工作”）。看来，注解只能削弱经济科学与经济统计的这个出色例子给人造成的印象。），就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变成了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能、错误、无根据等等的论据。事实上，如果对小生产者的剥夺没有造成千百万的雇佣工人群众，使他们随时准备一有号召就去满足企业主在农业、木材业与建筑业、商业、加工工业、采矿工业、运输工业等等中最大限度的需求，那么，俄国资本主义永远也不能发◎第222页◎展到目前的高度，而且连一年也不能存在。我们说最大限度的需求，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能是跳跃式地发展，因而需要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人数，应当始终高于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平均需求。我们刚才计算了各类雇佣工人的总数，但是我们这样做决不是想说资本主义能够经常雇用这全部工人。不管我们拿哪类雇佣工人来看，这种经常的雇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没有的，而且也是不可能有的。在千百万流动的与定居的工人中间，有一部分经常留在失业后备军内，这种后备军在危机年代，或在某一区域某种工业衰落的情况下，或在排挤工人的机器生产特别迅速地扩展的情况下，达到很大的数量；有时候则降到最低限度，甚至往往引起个别年份国内个别区域的个别工业部门的企业主抱怨工人“缺乏”。由于完全没有比较可靠的统计资料，即使大致算出通常年份的失业人数，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疑问，这个数目应当是很大的，不论是上面多次指出的资本主义工业、商业与农业的巨大波动，或者是地方自治局统计所肯定的下等农户家庭收支中的通常亏空，都证明了这一点。被驱入工业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农民人数的增加，以及对雇佣劳动的需求的增加，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至于谈到雇佣劳动形式，那么它们在各方面都还被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和设施所缠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忽视这种多样性，将是重大的错误。谁要像瓦·沃·先生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给自己划定了一个容纳100万-150万工人的角落而不超出这个角落”（注：1896年《新言论》(《新言论》杂志(《НовоеСлово》)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刊），1894-1897年在彼得堡出版。最初是自由主义民粹派刊物。1897年春起，在亚·米·卡尔梅柯娃的参加下，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彼·伯·司徒卢威等出版。撰稿人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维·伊·查办利奇和马·高尔基等。杂志刊载过恩格斯的《资本论》第3卷增补和列宁的《评经济浪漫主义》、《论报纸上的一篇短文》等著作。1897年12月被查封。)第6期第21页。），他就会陷入这种错误。这里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而只是大机器工业。但是，在这里把这150万工人圈定在一个特别的似乎与雇佣劳动其他领域没有任何联系的“角落”里，这是多么随◎第223页◎心所欲和多么不合情理呵！事实上，这种联系是很密切的，为了说明这种联系，只须举出现代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特点就够了。第一，货币经济是这种制度的基础。“货币权力”充分表现在工业中与农业中，城市中与乡村中，但是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它才得到充分发展，完全排挤了宗法式经济的残余，集中于少数大机关（银行），直接与社会大生产发生联系。第二，劳动力的买卖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即使拿农业中或工业中的最小的生产者来看，你就会看到，那种既不受人雇又不雇人的生产者是例外的情况。但是，这些关系也只有在大机器工业中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与以前的经济形式完全分离。因此，某一位民粹派认为极小的“角落”，实际上体现着现代社会关系的精髓，而这个“角落”的人口即无产阶级，才真正是全部被剥削劳动群众唯一的前卫和先锋。（注：如果作相应的改变，那就可以说，大机器工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其余的雇佣工人的关系，就像维伯夫妇所说的英国工联主义者与非工联主义者的关系一样。“工联主义者约占全部人口4％……据工联计算，在自己队伍中以体力劳动为生的成年男工占20％左右。”但是“工联的成员……照例总是每一部门的一批最优秀的工人。因此，他们对其余工人群众的道德和精神的影响，是同他们的人数完全不能相比的。”（悉·维伯和比·维伯《不列颠工联主义运动史》1895年斯图加特狄茨版第363、365、381页））因此，只有从这个“角落”中所形成的关系的角度去考察整个现代经济制度，才有可能认识清楚各种生产参加者集团之间的基本相互关系，从而考察这种制度的基本发展方向。相反，谁要撇开这一“角落”而从宗法式小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经济现象，那么历史进程就会把他或者变为天真的梦想家，或者变为小资产阶级的和大地主的思想家。

　　四劳动力国内市场的形成

　　为了总括上面叙述中关于这个问题所引证的资料，我们只谈◎第224页◎欧俄工人流动的情况。以业主陈述为基础的农业司出版物（注：《根据业主方面的材料所编的农业统计资料，第5编，从欧俄工农业统计经济概述看地主农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和工人的流动》，谢·亚·柯罗连科编，1892年圣彼得堡农业和农村工业司出版。），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情况。工人流动的情况，使人对劳动力国内市场如何形成有一个总的认识；我们在利用这一出版物的材料时，只是力求把农业工人的流动与非农业工人的流动加以区别，虽然该出版物所附的表明工人流动的地图上并未作出这种区别。

　　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1)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南部和东部边疆地区。(2)从北部黑土地带省份移到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同时从南部黑土地带省份又有工人移到边疆地区（参看第3章第9节和第10节）（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07页和212页。--编者注）。(3)从中部农业省份移到工业省份（参看第4章第4节）（注：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卷第238-239页。--编者注）。(4)从中部与西南部农业省份移到甜菜种植区域（甚至有一部分加里西亚工人也移到这里）。

　　非农业工人最主要的流动情况如下：(1)主要从非农业省份、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从农业省份移到首都与大城市。(2)从上述地区移到弗拉基米尔省、雅罗斯拉夫尔省及其他各省工业地区的工厂中。(3)移到新工业中心或新工业部门，以及非工厂的工业中心和其他区域。这里是指移动到下列各处：(a)西南各省甜菜制糖厂；(b)南部矿业地区；(c)码头工作地区（敖德萨、顿河畔罗斯托夫、里加等等）；(d)弗拉基米尔省及其他各省的泥炭采掘业地区；(e)乌拉尔矿业区；(f)渔业地区（阿斯特拉罕、黑海与亚速海等等）；(g)造船业、航运业、伐木及流送木材等等部门；(h)铁路工作等等部门。◎第225页◎

　　工人的主要流动情况就是如此，雇主通讯员指出这些流动对于各地工人的雇用条件发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这些流动的意义，我们拿工人移出和移入的各个地区的工资资料与之作一对比。我们只举出欧俄28个省，根据工人流动的性质把它们分为6类，于是得到下面的资料（注：其余各省均略去不计，以便不让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不能提供任何新东西的资料使叙述复杂起来；况且，这些省份不是与工人主要的、大批的流动无关（乌拉尔、北部），便是有民族学上的和行政法律上的特点（波罗的海沿岸各省、特许犹太居住区各省、白俄罗斯各省等等）。资料取自上面引证过的出版物。工资数字系各省的平均数；夏季日工工资是播种、割草、收获三个时期的平均数。这些区域（第1类--第6类）包括下列各省：(1)塔夫利达、比萨拉比亚与顿河；(2)赫尔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萨马拉、萨拉托夫与奥伦堡；(3)辛比尔斯克、沃罗涅日与哈尔科夫；(4)喀山、奔萨、坦波夫、梁赞、图拉、奥廖尔与库尔斯克；(5)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卡卢加、科斯特罗马、特维尔与下诺夫哥罗德；(6)圣彼得堡、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与弗拉基米尔。）：

责任编辑：丁冬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