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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该报<《莱茵报》>自问世以来就坚持一种应受谴责的方针……”指令说：“该报一贯明显地企图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阐述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恶意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挑动国内的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些等级，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并怂恿人们对友好国家采取极端敌对的态度。该报在针对行政当局的所谓缺点发表意见时，不是用严肃的、心平气和的、庄重的口气，而是对国家及其政体和机关报刊进行恶毒攻击；这里姑且不说那些意见往往是无凭无据地提出来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缺乏认真的态度和对实情的了解。”
显然，一种方针不会仅仅因为政府宣布它应受谴责就应受谴责。连哥白尼的宇宙系统也不仅被当时的最高权威认为应受谴责，而且实际上也遭到了谴责。其次，到处都有这么一个规矩：原告应当提出证据。最后，《莱茵报》被诬怀有采取那些强加给它的罪恶行动的“明显企图”。但是，一种企图只有在付诸行动以后，才能被人了解，也才会进一步变得明显起来。
然而，即使我们暂且承认部颁指令的全部指摘都是有根据的(不过，我们坚决否认这一点)，也仍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指摘在现在这种含糊不清、可作多种解释的措辞下，对于查封任何一家报纸的行动来说，都既可以用来作为理由，又不能用来作为理由；同样，（P424）对于查封《莱茵报》的行动来说，也是如此。
首先，据说《莱茵报》怀有“攻击国家制度的基础”的“明显企图”。但是，众所周知，对普鲁士的制度及其基础的看法，明显地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有些人否认这个基础有其制度，有些人则否认这个制度有其基础。
施泰因、哈登堡、雪恩持一种观点，罗霍、阿尔宁、艾希霍恩则持另一种观点。黑格尔在世时认为，他在自己的法哲学中已奠定了普鲁士制度的基础，而且政府和德国公众也都这样认为。政府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官方来传播他的著作；而公众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方式则是谴责他充当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这可以在旧莱比锡百科辞典（注180）中读到。黑格尔当时所想的正是施塔尔今日所想的。黑格尔于1831年根据政府的一项特别命令讲授过法哲学课。（注181）
1830年，《国家报》①宣称普鲁士是一个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现在，这家报纸宣称普鲁士是一个设有基督教机构的君主国。
既然对普鲁士的制度及其基础的看法存在如此重大的分歧，那么《莱茵报》也有自己的观点看来是很自然的。当然，这个观点可能背离政府现时的观点，但是尽管如此，这个观点却不仅能从普鲁士历史，而且能从现代国家生活的许多因素，最后还能从一些高级权威那里得到印证。
因此，《莱茵报》根本就没有企图攻击普鲁士制度的基础，恰恰相反，它确信，它攻击的只是偏离这个基础的动向。
①《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编者注 （P425）
《柯尼斯堡总汇报》上的一篇官方文章①在谈到查封《莱茵报》一事时，把普鲁士说成是享有“自由主权”的国家。这是一个在普鲁士邦法（注74）中没有出现过的、可以作各种解释的定义。
“自由主权”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说自由纯粹是国王的个人的思想方式，因而也就是他的个人特性；另一种是说自由是主权的精神，因而已经或者至少是应当通过自由的机构和法律获得实现。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碰到的是开明的专制，人们把君主个人同作为没有思想的、不自由的质料的国家整体相对立。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不是把君主限制在他个人的范围之内，而是把整个国家看作他的躯体，于是，各种机构是他赖以生存和活动的器官，而法律是他用来观察事物的眼睛——这就是《莱茵报》的观点。
其次，指令说，《莱茵报》企图“阐述旨在动摇君主制原则的理论”。
这里再次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君主制原则”?例如，《莱茵报》断言，等级差别的存在、片面的官僚制度、书报检查等等是同君主制原则相抵触的，而且，《莱茵报》不断努力证明自己的论断，它没有把这些论断仅仅当作心血来潮的想法。但是，总的说来，《莱茵报》从来没有偏爱某一特殊的国家形式。它所关心的是一个合乎伦理和理性的共同体；它认为，这样一种共同体的要求应该而且可以在任何国家形式下实现。因此，它不是把君主制原则看作一个特殊的原则，而是把君主制看作一般国家原则的实现。如果这是错误的话，那么，错误不在于估计不足，而在于估计过头。
①指1842年2月4日《柯尼斯堡总汇报》第30号上刊登的《普鲁士读者来信》。——编者注 （P426）
此外，《莱茵报》从来没有企图恶意煽动舆论怀疑政府的所作所为。相反，它总是出于善良的意愿，试图对政府本身的那些违反人民精神的措施提出怀疑。其次，它从来没有抽象地把政府同人民对立起来，而是相反，把国家的缺点看成既是政府的，也是人民的缺点。
至于说到《莱茵报》的认真的态度和对实情的了解以及口气的问题，那么，至少在德国，没有任何一家报纸表明比它态度更认真、对实情更了解。至于它的口气，如果同奴颜婢膝的(保守的)①报纸的嚎叫相比，它是真正严肃的、心平气和的和庄重的。在这方面，指摘《莱茵报》不通俗化、过分讲究学术形式倒是不无道理的，而这同各部的指摘正好相反。
《莱茵报》也没有企图挑动国内的一些等级去反对另一些等级，相反，它倒是试图唤起每个等级去反对自身的利己主义和局限性，它处处都把公民的理性同等级的非理性，把人类的爱同等级的仇恨对立起来。如果说它在这方面也犯了什么罪，那么，它只是犯了莱茵省的法律和风俗准许犯的罪。
对于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的指摘，在这样一种含糊不清的措辞下，甚至算不上一种指摘。
政府也企图挑起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例如，对旧普鲁士婚姻法的不满。（注182）法律的每一项改革和修订，每一个进步都是建立在这类不满上面的。
因为合法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法律的发展，因为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
①在手稿中“保守的”一词写在“奴颜婢膝的”一词的上面，未加括号。——编者注 （P427）
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
指摘《莱茵报》对忠顺的机关报刊进行卑劣的嘲讽——这个指摘显然是针对报纸上的论战，——这根本不能作为查封报纸的理由。《莱茵报》备受各方告密之苦，它受到污蔑和攻击。它的责任是自·卫。更何况并不存在任何官方报刊。
《莱茵报》并没有侮辱外国，它只是谴责了外国对德国的侮辱。（注183）在这方面，它只遵循民族政策。至于谈到德意志联邦[46]的各邦，那么，《莱茵报》在这个问题上只不过反映了这些邦的大多数人民代表的观点罢了。
最后，在对待宗教方面，《莱茵报》是遵照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行事的，即它反对把宗教真理狂热地搬到政治中去，并反对由此而引起的概念混乱。
二
如果《莱茵报》真想系统地反对政府，那么，它必然会采取完全相反的策略。
它就会迎合莱茵省的偏见，而不是反对它。它就会首先尊崇宗教偏见，并且像教皇至上派(注184）那样利用北德意志文化和南德意志文化之间的矛盾，而不是将北德意志文化引入莱茵省。
它就会依靠法国的理论，而不是德国的理论。
它就会把具有特殊局限性的地方精神同统一的国家观念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它就会像哥雷斯那样，首先去维护省议会。（注185） （P428）
它就会像通常的自由主义那样，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等级会议这边，而一切丑恶的东西都在政府那边。它就不会采取同莱茵省的许多自由主义者相反的做法，在批评莱茵省等级会议时针对各等级的私人利己主义，强调政府的普遍的英明了。①最后，它就会参加其他报纸的大合唱，要求扩大各委员会的权利，而不会把这种要求说成是违背国家利益的。②
三
最后，把报纸的整个倾向说成是恶意的，这是极度夸大，因为这样一来，下述种种也都会成为恶意的了：
(1)维护关税同盟（注186）；
(2)在同俄国签订协定的事件上维护普鲁士（注187）；
(3)维护普鲁士的领导权（注188）；
(4)经常指出普鲁士是一个进步中的国家；
(5)赞扬普鲁士的人民机构，如军队、行政当局等。
《莱茵报》也没有片面地反对官僚制度，相反，它承认它所发挥的作用：
(1)反对毕洛夫-库梅洛夫；
(2)反对浪漫主义思潮。
相反，它是唯一既承认官僚制度的好的一面，也承认旧普鲁士立法的好的一面的自由主义报纸。
①见本卷第136—202、240—290页。——编者注
②见本卷第329—345页。——编者注 （P429）
例如，《莱茵报》几乎和其他所有报纸相反，独自一家维护了新离婚法的基本原则。①
最后，它是第一家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一家欢迎关于更正事实的内阁指令②的报纸，认为这个指令是一个进步。
我们列举这些例子，只是为了证明《莱茵报》没有进行任何系统的、抽象的反对活动，它从来都只维护自己深信合乎理性的东西，而不管这些东西来自何方。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2月
4—7日之间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关于
1830—1850年政治运动史的
莱茵通信文件集》1919年埃森
版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卷翻译
①见本卷第315—317、346—350页。——编者注
②见本卷第318—319页。——编者注 （P430）
责任编辑：程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