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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组织所涉及的只是那些别人能够替我们做的工作，例如屠宰牲畜、耕种土地等等；其他都是利己主义的工作，因为，譬如说，没有一个人能替你作你的曲子，没有一个人能完成你画的草图等等。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拉斐尔（P455）从事他的创作。这些都是唯一者的工作，它们只有这个唯一者才能完成，而前一类的工作应当叫作人的工作〈在第356页上人的工作是和“公益的”工作混为一谈的〉，因为自有的东西在这里的作用微不足道，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学会做这个工作。”（第355页）　

　　“为了使人的工作不至于像在竞争中那样占去我们全部时间，耗尽我们全部精力，就人的工作进行协商，对我们说来总是有益的……但是，应当为谁赢得时间呢？人需要比恢复已经消耗的劳动力所需的时间还要多的时间来干什么呢？关于这些问题，共产主义没有作出答复。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在作为一个人做完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再作为一个唯一者享受欢乐。”（第356、357页）　

　　“通过劳动我可以执行总统、大臣等等的职务。执行这些职务所需要的只是一般的教育，也就是人人都能受到的教育……虽然每一个人都能担任这些职务，但是只有个别人所特有的唯一的能力才会给予这些职务以所谓的生气和意义。如果某一个人不是以一个普通的人来执行他的职务，而是把他的唯一性的能力贯彻于这些职务中，但得到的报酬却仅仅是一个官员或大臣的报酬，那末我们就不能认为他已得到报酬。如果他值得受到你们的感谢，如果你们想为自己保留住这种值得感谢的唯一者的力量，那末你们就不应当仅仅把他当作只做了某种人的工作的人付给报酬，应当把他当作完成了某种唯一者的工作的人付给报酬。”（第362、363页）　

　　“如果你能够给千百万人快乐，那末千百万人就将为此给你报酬；可是，做不做这工作，取决于你，因此他们要你做这工作，就得付给你报酬。”（第351页）

　　“对我的唯一性不能像对我作为一个人所完成的那些工作一样，规定一个一般行市。只有对后一类工作才能规定行市。所以，一方面要给人的工作规定一个一般行市，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使你的唯一性得不到按其功绩所应该得到的报酬。”（第363页）　　

　　上面已经提到的公共面包坊，在第365页上又作为联盟中劳动组织的例子举出。在上述的那种野蛮的土地小块经营的条件下，应当说这些公共机构是真正的奇迹。（P456）　　

　　首先必须组织人的劳动，从而减少人的劳动，以便我们的职工兄弟在及早地做完自己的工作之后，能够“作为一个唯一者享受欢乐”（第357页）；但是在第363页上，唯一者的“享受欢乐”已经变成唯一者的额外报酬了。在第363页上，唯一者的生气已经不是在最后，不是在人的工作做完以后表现出来。这里是说，就是人的工作也可以当作唯一者的工作来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给这种工作以额外报酬。否则，这个根本不是关心自己的唯一性而是关心更高报酬的唯一者，一定会把他的唯一性束之高阁，故意只起普通人的作用来和社会为难，因而也就给自己开了一个愚蠢的玩笑。
　　
　　按照第356页说的，人的工作也就是公益的工作，但是按照第351页和第363页说的，唯一者的工作正表现于：它要作为公益的工作或者至少是对许多人有益的工作来得到额外的报酬。　　

　　因此联盟内的劳动组织就在于：把人的工作和唯一者的工作分开；为人的工作规定行市；为唯一者的工作哀求额外报酬。而这种额外报酬又是双重的：第一是因为唯一地完成了人的工作；第二是因为唯一地完成了唯一者的工作。这就需要有特别复杂的簿记，因为昨天是唯一者的工作（例如纺200支棉纱），今天会变成人的工作，因为唯一地来进行人的工作，需要经常对自身的利益进行自我监视以及对社会利益进行普遍监视。由此可见，这一整套伟大的组织计划归根到底完全是对供求规律的小资产阶级的理解，这一规律现在还存在着并曾为所有的经济学家们解释过。关于那个决定桑乔所认为的唯一者的劳动（例如舞蹈家、著名医生或律师的劳动）的价格的规律，桑乔可以从亚当·斯密那里找到解释，从美国人库伯那里找到数量方面的表述。现代经济学家根据这一规律来解释他们所谓的travail improductif〔非生产劳动〕所得的高额工（P457）资和从事农业的短工所得的微薄报酬，以及工资方面的一切不平等现象。这样我们靠上帝的保佑重新回到了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却是如此不景气，以至桑乔能够推荐14、15世纪曾经有过的法定行市和法定工资标准。　

　　还应当提一下，桑乔在这里提出的这种思想，同样作为一种全新的东西出现在救世主先生——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那里。　

　　这里桑乔所谓的人的工作，除去他的一些官僚主义的幻想之外，也就是通常人们所了解的机器劳动以及随着工业的发展逐渐改用机器的那些工作。当然，在“联盟”内，在存在着上文所描绘的那种地产组织的条件下，使用机器是不可能的，因此，自我一致的徭役农民宁愿就这些工作彼此进行协商。至于对“总统”和“大臣”，桑乔（用欧文的话来说，thispoor localized being〔这个孤陋寡闻的生物〕）只是根据他直接所处的环境来判断的。
　　
　　这里，也像其他一切地方一样，桑乔在举实际例子时并不走运。例如，他以为，“没有一个人能替你作你的曲子，没有一个人能完成你画的草图。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拉斐尔从事他的创作”。但是，桑乔一定会知道：莫扎特的“安魂曲”大部分不是莫扎特自己作的，而是其他作曲家作的和完成的；而拉斐尔本人“完成”的壁画却只占他的壁画中的一小部分。　　

　　他以为，所谓的劳动组织（注109）者希望把每一个人的全部活动都组织起来，其实，正是他们把应当组织起来的直接生产劳动和间接生产劳动区别开来了。至于讲到这两种劳动时，劳动组织者根本没有像桑乔所想像的那样认为每个人应当完成拉斐尔的作品，他们只是认为，每一个有拉斐尔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地发展（P458）的可能。桑乔以为，拉斐尔的绘画跟罗马当时的分工无关。如果桑乔把拉斐尔同列奥纳多·达·芬奇和提戚安诺比较一下，他就会发现，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形成的罗马繁荣有关，而列奥纳多的作品则受到佛罗伦萨的环境的影响很深，提戚安诺的作品则受到全然不同的威尼斯的发展情况的影响很深。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
　　
　　施蒂纳宣布了科学劳动和艺术劳动的唯一性，但在这里他远远落后于资产阶级。把这种“唯一者的”活动组织起来，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必需的了。如果奥拉斯·韦尔内把他的画看作“只有这种唯一者才能完成”的工作，那末他连创作他的画的十分之一的时间也都没有。巴黎对通俗喜剧和小说的极大喜好，促使从事这些创作的劳动组织出现了，而这种组织贡献出来的作品比德国的同这种组织竞争的“唯一者”所写的作品无论如何要好一些。在天文学方面，阿拉戈、赫舍尔、恩克和贝塞耳都认为必须组织起来共同观测，并且也只是从组织起来之后才获得了一些较好的成绩。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唯一者”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的，而在这方面，法国人也由于有了劳动组织，早就超过了其他国家。但是很明显，所有这些以现代分工为基础的劳动组织所获得的成果还是极其有限的，它们只是同迄今尚存的狭隘的单干比较起来，才算是前进了一步。
　　
　　此外，还必须特别提醒注意：桑乔把劳动组织同共产主义混为（P459）一谈，甚至对于为什么“共产主义”不就他对这种组织的怀疑作解答感到惊奇。正像加斯科尼的农家孩子对阿拉戈不能告诉他上帝是在哪一颗星星上盖了他的宫殿而表示惊奇一样。　　

　　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即使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色的画家，但是这决不排斥每一个人也成为独创的画家的可能性，因此，“人的”和“唯一者的”劳动的区别在这里也毫无意义了。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中，完全由分工造成的艺术家屈从于地方局限性和民族局限性的现象无论如何会消失掉，个人局限于某一艺术领域，仅仅当一个画家、雕刻家等等，因而只用他的活动的一种称呼就足以表明他的职业发展的局限性和他对分工的依赖这一现象，也会消失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　

　　桑乔所谓的劳动组织清楚地表明，所有这些讲“实体”的哲学骑士们只满足于一些词句。他们竭力宣扬“实体”对“主体”的依赖，并且把支配“主体”的“实体”贬低为只不过是这种主体的“偶性”，这一切实际上是“空洞的废话”[注：手稿中删去了以下这一段话：“如果桑乔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言词，他就应该去考察分工。但是，他虽然毫不犹豫地采纳了现存的分工，并把它应用到自己的‘联盟’里，却回避去考察它。如果他比较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一对象，他当然会发现，分工不会因为某个人‘把它从头脑里挤出去’而消灭。哲学家们反对‘实体’，他们完全轻视分工，即产生实体怪影的物质基础，这只是证明这些英雄们仅仅想消灭言词，而根本不想改变那些一定会产生这些言词的关系。”——编者注]。因此，他们的行动非常慎重，不愿多讲分工，不愿多讲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而个人对一定关系和一定活动方式的依赖恰恰是由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决定的。他们（P460）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编造新的词句来解释现存的世界。这些人越是自命为高出世界之上，越是把自己同世界对立起来，这些词句就越来越明确地带有滑稽可笑的自我吹嘘的性质。而桑乔就是这种现象的可悲例子。（P461）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