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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旧的神圣的世界的批判是以对社会的批判而告终的。通过暴动，我们一跃而进入了新的利己主义的世界。　　

　　暴动究竟是什么，我们已经在“逻辑”一节中看到：这就是撤销对圣物的尊重。但是在这里，除此之外，暴动还具有特殊的实践的性质。

　　革命＝神圣的暴动。

　　暴动＝利己主义的或世俗的革命。

　　革命＝现存条件的变革。

　　暴动＝我的变革。

　　革命＝政治的或社会的行为。

　　暴动＝我的利己主义的行为。

　　革命＝现存东西的推翻。

　　暴动＝推翻的存在。　　

　　如此等等。第422页及以下各页。人们到现在为止曾经用来推翻他们所生存过的世界的那种方法，自然也不能不说成是神圣（P437）的，并且不能不把破坏现存世界的“独自的”方法和它对立起来。　　

　　革命“是现存条件、现存情况或status〔状况〕的变革，是国家或社会的变革，因此它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行为”。至于说到暴动，那末“虽然现存条件的改变是它的必不可免的结果，但它不是从这种改变，而是从人们对本身的不满出发的”。“它就是单个的人的反抗，就是不考虑将因而出现怎样的安排的一种奋起。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安排，暴动的目的则是使我们不再受别人的安排，而由我们自己安排自己。暴动不是反对现存东西的斗争，因为如果它发展起来，现存的东西就会自行灭亡；它仅仅是使我从现存东西的统治下解脱出来的一种行动。如果我不去过问现存的东西而听其自便，那末它就是僵死的，就会腐朽。但是，由于我的目的不是推翻存在的东西，而是我奋起凌驾于它之上，所以我的目的和我的行为丝毫没有政治的或社会的性质：它们只是针对着我和我的独自性的，所以它们是利己的。”（第421、422页）

　　Les beaux esprits se rencontrent〔智者所见略同〕。荒漠中的说教者的喊声所宣告的现在已经实现了。不信神的浸礼教徒“施蒂纳”，在“霍尔施坦的库尔曼博士”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神圣的救世主。你们听：　

　　“你们不应当摧毁和消灭在你们的道路上的障碍，而应当绕过它，离开它。而当你们绕过它和离开它以后，它就会自行消失，因为它再也找不到养料了。”（“精神王国”1845年日内瓦版第116页）　　

　　革命和施蒂纳式的暴动之间的区别并不像施蒂纳所想的，在于前者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行为，后者是利己主义的行为，而在于前者是行为，后者不是行为。施蒂纳提出的这种对立完全是胡说，一看下述情况就可以一目了然：他把“革命”说成是一个法人，这个法人要和“现存的东西”——即另一个法人进行斗争。如果圣桑乔曾经研究过各种不同的现实的革命和革命的尝试，那末也许他就会在其中发现他在创造他的思想上的“暴动”时所模糊地感到的那些形式；例如，他也许会在科西嘉岛人、爱尔兰人、俄国农奴和一般不（P438）文明的民族中发现它们。其次，如果他曾经关心过现实的、“存在”于任何革命中的个人以及他们的关系，而不是满足于纯粹的我和“现存的东西”即实体（这是空话，要驳倒这种空话，完全不需要革命，只要有像圣布鲁诺这样的游侠骑士就够了），那末，也许他就会懂得：每一种革命和革命的结果都是由这些关系决定的，是由需要决定的，就会懂得：“政治的或社会的行为”决不是“利己主义的行为”的对立面。　　

　　关于圣桑乔对“革命”理解的深度可以用他以下的名言来说明：“虽然现存条件的改变也是暴动的结果，但它不是从这种改变出发的。”反过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革命是从“现存条件的改变”出发的，那就是说革命是从革命出发的。相反，暴动则是“从人们对本身的不满出发的”。这种“对本身的不满”是同关于独自性和“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旧调非常相称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总是可以走“他自己的道路”，总是对自己满意，而且每一瞬间他都是他能成为的那个东西。对本身的不满如果不是在整个个性都赖以决定的一定状况下对本身的不满，例如工人对本身状况的不满，那末就是道德上的不满。因此，第一种情况同时是而且主要是对现存关系的不满；第二种情况就是这种关系本身在思想上的反映，这种反映决不越出这种关系的范围之外，而是完全属于这种关系的。在桑乔看来，第一种情况会导致革命；因此暴动只能是第二种情况——对本身的道德上的不满引起的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现存的东西”就是“圣物”；因此，“对本身的不满”可以归结为对作为圣者，即作为圣物信仰者、现存的东西的信仰者的本身的道德上的不满。只有心怀不满的教书匠才会想到把他关于革命和暴动的推论建立在满意和不满的基础上，即（P439）建立在完全属于小资产阶层的情绪上，我们常常看到，圣桑乔就是从这个阶层吸取自己的灵感的。　　

　　我们已经知道，“走出现存东西的范围”具有什么意思。这是陈旧的空想：一旦国家的全体成员退出国家，国家就会自行崩溃；如果全体工人拒绝接受货币，货币就会失去它的效用。在这个命题的假设形式中，已经暴露出虔诚的愿望的空想和无力。这是陈旧的幻想：改变现存的关系仅仅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意志，现存的关系就是一些观念。哲学家们那样当作职业，也就是当作行业来从事的那种与现存关系脱节了的意识的变化，其本身就是现存条件的产物，是和现存条件不可分离的。这种在观念上的超出世界而奋起的情形就是哲学家们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他们的思想上的吹牛每天都被实践所揭穿。　　

　　无论如何，当桑乔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他决没有对他自己的糊涂状况“掀起暴动”。在他看来，一方面是“现存条件的改变”，而另一方面是“人们”，这两方面是毫不相干的。桑乔绝没有想到：自古以来“条件”就是这些人们的条件；如果人们不改变自身，而且如果人们即使要改变自身而在旧的条件中又没有“对本身的不满”，那末这些条件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他相信，如果他说，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的安排，而暴动则是要使我们不再受别人的安排，而使我们自己安排自己，那末他就给革命以致命的打击了。但是从“我们”自己安排“自己”、“我们”就是暴动者这两点就已经可以说：尽管有桑乔的一切“反抗意志”，而单个的人不得不“同意”“我们”“安排”他了，因而革命和暴动的区别只是：在革命的情况下人们知道这一点，而在暴动的情况下人们则迷恋于幻想。其次，在桑乔那里还有暴动能否“发展起来”这样一个问题。暴动为什么会不“发展起来”，（P440）这是无法预见的，而暴动为什么会发展起来，这更是无法预见的，因为每一个暴动者都只是走自己的道路。要暴动发展起来，必须有世俗的关系牵涉进来，这些关系向暴动者指明共同行动的必然性，而这行为就会是“政治的或社会的”行为，而不管这种行为是否出自利己主义的动机都一样。另一个又是建立在糊涂之上的“细微的区别”，就是桑乔在现存的东西的“推翻”和超出现存的东西而“奋起”之间所作的区别，仿佛他在推翻现存的东西时没有超出现存的东西而奋起似的，仿佛他在超出现存的东西而奋起时没有推翻现存的东西似的，虽然这种区别只是在他身上存在时才有的。可是，无论单纯的“推翻”、无论单纯的“自我奋起”，都没有说明任何东西；在革命中也会发生“自我奋起”，桑乔从法国革命中《Levons-Nous！》〔“站起来吧！”〕（注107）这个号召曾是一个通俗的口号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了。　

　　“建立机构，这就是革命的命令〈！〉；起来反抗，这就是暴动的要求。革命的天才人物从事于国家制度的选择，整个政治时期始终是围绕着国家制度和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斗争，就像社会天才在社会的机构方面（法伦斯泰尔之类）有非凡的发明一样。暴动者力图不受国家制度约束。”（第422页）　

　　法国革命以后建立了许多机构，这是事实；Empörung〔暴动〕是由empor〔向上〕这个词派生出来的，这是事实；在革命时和革命以后都是为建立国家制度而斗争，也是事实；提出过社会制度的各种方案，也是事实；蒲鲁东曾经谈论过无政府状态，也一点不错。桑乔用这五个事实巧妙地拼凑了以上那一段话。　

　　桑乔从法国革命导致了“机构”的产生这一事实得出结论说，这是一切革命的“命令”。桑乔忠实于他的历史经纪人，他从政治革命就是社会变革在其中同时被正式表达为争取国家制度的斗争（P441）的政治革命这一点得出结论说，革命就是争取最好的国家制度的斗争。他利用“就像”便顺便把各种社会制度提出来跟这种发现连在一起。在资产阶级时代，人们研究国家制度的问题，“就像”现在人们制定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一样。这就是上面引用的命题中的各种思想的联系。

　　从以上我们对费尔巴哈的反驳中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说，过去的在分工条件中进行的一切革命，都不能不导致新的政治机构的产生；从那里也可以得出结论说，消灭分工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会消除政治机构；最后，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和“社会天才的发明才干所创造的那些社会机构”相适应，而是和生产力相适应的。

　　但是“暴动者力图不受国家制度约束！”他这个自始就摆脱一切的“天生的自由者”，最终所渴望的就是摆脱国家制度。　

　　还必须指出，促使桑乔式的“暴动”产生的还有我们这位乡下佬过去的各种幻觉，例如他相信：那些进行革命的个人都是由一根观念的带子联结在一起的，他们“举起盾牌”只是为了吹嘘新的概念、固定观念、怪影、幽灵这样一些“圣物”。桑乔叫他们从头脑中挤出这根观念的带子，因而在他的想法中，革命者就变成了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就只能进行“暴动”了。此外他还听说过竞争乃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于是这句话同他的没有神圣性的革命混合起来就构成了他的“暴动”的主要因素。　　

　　“我为了说得更清楚而寻找一个对比，但与期望相反，却想起了基督教的建立。”（第423页）在这里我们听说：“基督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起来反抗的暴动者。因此对他来说也只有一点是重要的：‘要灵巧像蛇’。”（同上）

　　为了充分满足桑乔的“期望”和证实他的“只有”，刚才引用的（P442）福音书中格言的后半句，即“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就不应该存在。基督在这里不得不第二次作为历史人物出现，以便扮演上述蒙古人和黑人所扮演的角色。然而我们又不明白，是应该用基督说明暴动呢，还是应该用暴动说明基督呢？我们这位圣者的基督教日耳曼式的轻信态度集中地表现在这句话上：基督“使整个异教徒世界的生活泉源干涸了，如果只有异教徒世界的生活泉源，那末现存的国家没有问题〈应该说：没有他〉就一定会凋谢”（第424页）。教坛的凋谢之花啊！请看前面的论“古代人”一节吧！但是，credo ut intelligam〔我相信，因而我理解〕，或者说因而这一切都是使我“为了说得更清楚”而寻找“一个对比”。　　

　　我们已经从无数这样的例子中看到：在任何地方我们这位圣者随时随地所想到的只是神圣的历史，同时正是在这些地方，神圣的历史仅仅是与读者的“期望相反”，而不是与施蒂纳的“期望相反”。甚至在“评注”中，他又“与期望相反”地想到神圣的历史，桑乔在那里，即在第154页上强迫古耶路撒冷的“犹太教评论家”——与基督教的定义“上帝就是爱”相反——大声叫喊：“你们看，基督徒所宣传的是异教的神；因为，如果上帝就是爱，那末他就是Amor神，爱神！”但是“与期望相反”，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基督教的定义”的原文是：ｏδεòζ àγáлη εστìν〔神就是爱〕（“约翰一书”第4章第16节），而“Amor神，爱神”却叫’éρωζ。因此桑乔还应当说明，这“犹太教评论家”怎样完成了由àγáлη到’ερωζ的转变。在“评注”中的这个地方，基督——还是“为了说得更清楚”——好比是桑乔，而且必须承认，他俩一模一样，他俩都是“有形体的存在物”，至少，快乐的继承人相信，他们俩都存在着并且都是唯一的。桑乔是现代的基督，这个“固定观念”就是他的整个历史（P443）虚构的“中心目标”。　　

　　上文以很坏的对偶式和教坛的凋谢之花的形式向我们宣传的这种暴动的哲学，归根到底就是对暴发户（暴发户就是钻营到上层去的新贵、暴动者[注：双关语：Emporkömmling——“暴发户”；Empörer——“暴动者”。——编者注]）的吹捧。每一个暴动者在自己的“利己主义的行为”中都面对着一个特殊的现实，他总企图凌驾于它之上，却不考虑一般的关系。他之所以力图摆脱现存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是他的障碍，相反，在其他方面，他却力图尽快地把它攫为己有。一个纺织工人由于“暴发”为工厂主就摆脱了他的织布机，离开了它，而在其他方面一切都正常进行，我们这位“走运的”暴动者向别人提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伪善的道德要求：成为像他自己那样的暴发户[注：手稿中删去了以下这一段话：“小资产者的旧道德认为，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做尽可能多的事，而丝毫不关心事物的一般进程，那末世界将是无限美好的。”——编者注]。因此，施蒂纳的一切威武的豪言壮语最终都归结为格累尔特寓言中的道德教训，以及对市民贫困的思辨解释。　　

　　到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暴动什么都是，但只不是行为。在第342页上，我们读到，“攫取的方法完全不应受到蔑视，它表现出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纯粹的行为”。其实这句话应该这样说：彼此一致的利己主义者们的纯粹的行为，因为，不然的话攫取就会流为窃贼的不文明“方法”或资产者的文明“方法”，在前一种情况下，它不会有成效，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完全不是“暴动”。必须指出，在这里，只有那种无所事事的个人才能有的“纯粹的”行为，是同游手好闲的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相适应的。（P444）　

　　我们顺便还听说了，是什么东西创造了庶民，我们还可以预先知道，创造了庶民的又是“教义”和对这种教义的信仰、对圣物的信仰，这种信仰在这里换了花样而以罪恶意识的形式出现：

　　“只有相信攫取是罪恶、罪行的这种教义才创造了庶民……只有这种旧的罪恶意识才负这个罪责。”（第342页）

　　意识对一切都要负责这一信仰，就是他的教义，这种教义使他变成暴动者，使庶民变成罪人。

　　与这种罪恶意识相反，利己主义者用以下的方式鼓励自己和庶民去攫取：　　

　　“我对我自己说：我的权力所及的东西，就是我的财产，我要求把我觉得我有足够的力量取得的一切变成我的财产……”（第340页）　　

　　总之，圣桑乔对自己说，他想对自己说些什么，要求自己去占有他所占有的东西，并把自己的现实的关系说成是权力的关系。这就是一种义释，这个义释就是他的一切豪言壮语的秘密（参看“逻辑”一节）。然后他——每一瞬间都是他所能成为的东西，因此也有他所能有的东西的这个他——把已写在他的资本账上的已实现的现实的财产跟他的可能得到的财产、即他的没有实现的“力的感觉”（他把这种力的感觉记在盈亏账上）区别开来。这就是对非通常理解的财产的簿记学的真正贡献。

　　这种庄严的“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桑乔在已经引用的一段话中不打自招了：

　　“如果我对我自己说……那末这其实也是空谈。”

　　在那里他继续说道：　　

　　“利己主义”对“没有财产的庶民”说：为了“消灭”没有财产的庶民，“你需要什么，你就去攫取什么吧！”（第341页）（P445）

　　从下面的这个例子中马上就可以看出这种“废话”是多么“空洞”：　　

　　“我并不认为银行家的财富是什么异物，就像拿破仑并不认为那些国王的领土是什么异物一样。我们〈“我”突然变成“我们”〉丝毫不怕占有这种财富，并且也为此而寻找必要的手段。我们正从这种财富身上抹掉曾引起我们恐惧的那种异己的精神。”（第369页）　　

　　从他向庶民提出的要用攫取手段去“占有”这种财富的善意的建议中立刻可以看出，桑乔并没有从银行家的财富身上“抹掉异己的精神”。“让他去攫取，请他看一看留在他手中的是什么吧！”在他手中的不是银行家的财富，而是没用的废纸，是这种财富的“尸体”，财富的尸体不是财富，正像“死狗已经不是狗”一样。银行家的财富只有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范围以内才是财富，这种财富只有在这些关系的条件下并用适于这些条件的手段才可能被“占有”。如果桑乔想去考察一下财富的其他形式，那末他就会发现，那里的情况并不更好一些。由此可见，“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的纯粹的行为”最后会归结为非常肮脏的误解。“这就是”圣物的“怪影所引导的去处”。

　　　　桑乔在对自己说了想对自己说的话以后，又让进行暴动的庶民说他已先向庶民说过的话。事情是这样，桑乔制作了附有用法说明的传单以备暴动之用，这种传单都须在所有农村小饭馆里张贴，在农村居民中散发。这种传单要求在《Der hinkende Bote》（注108）拿骚公爵领地的农历中登载出来。只要桑乔的tendances incen-diaires〔煽动的努力〕暂时还只限于农村，只限于对雇农和牧妇进行宣传，但绝不涉及城市，这又一次说明他怎样成功地从大工业身上“抹掉了异己的精神。”但是无论如何，在这里我们要尽量详细（P446）地引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不许丢失的文件，以便“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促进受之无愧的荣誉的传播”（“维干德”第191页）。

　　传单刊印在第358页和以后各页上，它开头是这样说的：　

　　“你们这些有特权的人啊，究竟是靠什么东西来保证你们的财产呢？是靠我们放弃进攻，也就是靠我们的保卫……是靠你们对我们施暴力来保证的。”

　　最初是靠我们放弃进攻，就是说，靠我们对我们自己施暴力，然后是靠你们对我们施暴力。Cela va à merveille！〔真妙极了！〕再往下看吧：

　　“如果你们想受到我们的尊敬，那末你们就要用我们认为合适的价格来买它……我们只要求价钱公道。”　　

　　最初“暴动者”想用“他们认为合适的”价格出卖他们的尊敬，然后他们把“价钱公道”作为价格的标准。最初是任意的价格，然后是由不取决于任意的商业规律决定的、由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　　

　　“我们同意给你们留下你们的财产，只要你们适当地抵偿这种留下的东西……一旦我们伸出手去，你们就叫喊暴力……如果没有暴力，我们就不会得到它们〈也就是特权的人用来取乐的牡蛎〉……我们决不打算从你们那里拿走任何东西。”　　

　　最初我们给你们“留下”这个，然后我们从你们那里拿走这个，而且必须采用“暴力”，而最后我们又宁可从你们那里什么也不拿。当你们自己放弃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给你们留下这个；在一个清醒的瞬间，在我们所有的唯一的瞬间，我们当然明白，这种“留下”就是“伸出手去”和采用“暴力”，而最后还是不能责备我们，说我们从你们那里“拿”什么东西。事情就此结束。（P447）

　　“我们满头大汗地劳动十二小时，而你们只给我们几文钱。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也要拿同等的工资……没有任何平等！”

　　“进行暴动的”雇农表明自己是真正的施蒂纳式的“创造物”。　　

　　“你们不喜欢这个吗？你们觉得，我们所得到的工资足够了，而你们的报酬却需要好几千？但是，如果你们不把你们的工作估计这样高，同时付给我们的工资优厚一些，那末在必要时我们会做出比你们挣几千塔勒所做出的更为重要的东西；如果你们得到像我们那样的工资，那末你们马上就会更勤奋些，以求挣到更多的钱。但是，如果你们做出一件在我们看来比我们自己的工作要有价值十倍甚至百倍的什么事情，——啊〈啊，你这个顺从的和忠实的奴才啊〉！那时你们也应为此而多得一百倍的钱，而从我们方面看，我们也想着为你们生产将值得你们付给我们比通常的日工资还多的钱的东西。”　

　　最初暴动者抱怨他们的劳动报酬太少，可是到了最后，他们许下了诺言：只有付给更高的日工资，他们才去完成“值得付给比通常的日工资还多的钱”的工作。其次，他们想像，他们只要能得到更多的工资就可作非普通的事情，而他们同时却期望资本家在把资本家自己的“工资”降低到他们的工资水平的情况下也做出非普通的事情。最后，在他们玩弄了一套把利润（即资本的必然形式，没有它，他们就会和资本家同归于尽）变成工资的经济学把戏以后，他们就完成了奇迹，得到“比他们自己的工作所得”“要多一百倍”的报酬，也就是说，比他们挣的钱要多一百倍。如果施蒂纳真正“想想他说过的话有什么意思”，那末以上引用的一段话的“意思就是如此”。但是，如果这仅仅是他的文章的笔误，如果他的原意是要让暴动者作为整体向资本家提供出比他们当中每一个人所挣的多一百倍的东西，那末他只是让暴动者们向资本家提供每一个资本家现在已经到手的东西。和资本家的资本结合在一起的资本家的劳动所值要比单个的普通工人的劳动所得多十倍或一（P448）百倍，这是很明显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像通常一样，桑乔总是要让一切照旧。

　　“只要我们对今后谁也用不着赠送给谁什么这一点取得一致的话，我们就会相安无事。那时我们也许甚至能做到给残废的人、老人和病人适当的补助，使他们不致死于饥饿和穷困，因为如果我们希望他们活下去，那末我们为实现我们这个愿望而付钱也是合情合理的。我所说的付钱，我的意思并不是指怜悯的施舍。”　　

　　关于残废的人等等的这段多情的插话应该证明：桑乔的进行暴动的雇农已经“奋起”达到资产阶级意识的那种高度了，在这种高度上他们不希望赠送什么和白白得到什么，在这种高度上他们相信有关双方的关系一旦变成了买卖的关系，它们的尊严和利益就得到了保证。　　

　　在桑乔的想像中起来暴动的人民的怒吼的传单出现以后，接着出现的就是用地主和他的雇农对话的形式写成的用法说明，而这一次，主人把自己扮作施里加，而雇农则把自己扮作施蒂纳。在这种用法说明中，英国的罢工和法国的工人同盟是被apriori [注：先验地；这里的意思是事先。——编者注]按照柏林的方式构成的。

　　雇农的代言人：“你有什么？”　

　　地主：“我有一个一千摩尔根[注：摩尔根（Morgen）是旧时德国计算田亩面积的单位，约合四分之一公顷。——译者注]的庄园。”

　　代言人：“我是你的雇农，从今以后要日工资一个塔勒才去为你耕地。”

　　地主：“那末我就去雇别人好了。”　　

　　代言人：“你谁也雇不到，因为我们雇农今后不是这个条件就不干了，如果谁同意少拿一些而被雇佣，那末就让他提防我们吧！现在女仆也是要求这（P449）样多，如果价钱再少，你就谁也雇不到了。”

　　地主：“那末我就完啦！”　　

　　雇农齐声说：“不要着急！我们有多少，你大概就会有多少。如果不是这样，那末我们可以让一些出来，使你能够像我们那样生活。——没有任何平等！”

　　地主：“但是我习惯于生活得更好些呀！”　　

　　雇农：“我们丝毫不反对这一点，但这不是我们的事；如果你能余存得更多一些，那就请吧！难道我们应当为较低的工资被雇佣，而让你养尊处优吗？”

　　地主：“但是你们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不需要这样多呀！”

　　雇农：“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拿得多一些，以便能够受到或许对我们也有好处的教育。”

　　地主：“但是如果你们使富人破了产，那末将来谁去支持艺术和科学呢？”　　

　　雇农：“呃，大众必须做到这一点。我们成长起来，就是一大批的人。你们富人现在总是只买一些最庸俗的书、哭哭啼啼的圣母像或者是芭蕾舞演员的一双灵巧的小腿。”

　　地主：“啊，该死的平等！”
　　
　　雇农：“不，敬爱的老爷，没有任何平等！我们只是要求值多少就得多少，如果你们值得多一些，那末你们也就得多一些吧。我们只是要求价钱公道，只是想表明我们对你们所给的价钱是受之无愧的。”　

　　在这段戏剧杰作的结尾处，桑乔承认，在这里当然“需要雇农的一致”。怎样达到这种一致，还是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雇农无意对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作任何改变，只希望强迫地主把地主的花费多于雇农的花费的那笔钱交给他们。这一点点用剩下的钱分配给全体无产者大众，每一个人所得到的真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因而丝毫不会改善他们的情况，这却是我们这位好心肠的乡下佬所漠不关心的。至于这些英勇的雇农属于农业发展的哪一个阶段，我们在戏剧结尾处，即他们变成了“家奴”处立刻就可以看出来了。原来他们是在父权制下生活的，当时分工还很不发达，地主（P450）只消把他们的代言人带到库房去，给他几顿毒打，他们的全部密谋就不得不“达到它的最终目的”了；而在文明国家里，资本家处理这种事情的办法却是：把自己的企业关门一个时期，让工人去“闲逛”。桑乔在他艺术作品的整个结构中究竟有多少实际的意义，他是多么严格地在概然性的范围内行事，从他想举行雇农罢工的异常幼稚的思想中、特别是从他关于“女仆”的同盟的思想中就可以看出。他认为，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将取决于这些后波美拉尼亚的雇农所提出的较高工资的要求，而不取决于供求关系，这种想法多么天真！雇农对于新的文学、最近的艺术展览和漂亮的芭蕾舞演员所作的惊人的离题的谈话真正值得喝采；这种谈话甚至是在地主提出关于艺术和科学的意外问题以后谈出来的。这些人变成完全融洽无间的了，他们竟来谈论这个文学的题目了，而陷于困境的地主甚至暂时忘掉了威胁着他的破产，要对艺术和科学显示他的dévo?ment〔自我牺牲精神〕。最后，暴动者们向地主保证他们是安分守己的，并向他作了使他安心的声明说：指导他们行动的不是卑鄙的利益，不是破坏性的意图，而是最纯洁的道德的动机。他们要求的只是价钱公道，并用自己的人格和良心保证：要做到对较高的工资是受之无愧的。全部事情的目的只是要保证每个人得到自己的东西、自己真正的和应得的工资、“真正挣来的享受”。当然，不能要求这些安分守己的人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工资是由劳动市场的状况来决定，而不是由某些有文学修养的雇农的道义上的愤怒来决定的。　　

　　这些后波美拉尼亚的暴动者是这样的谦逊，尽管他们的“团结一致”使他们有力量做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事情，但他们宁愿依旧当奴才，而且“日工资一个塔勒”就是他们心中的最高希望。（P451）因此很自然，不是他们教训在他们摆布之下的地主，而是地主教训他们。　

　　他和他的同伴们所用的“坚定的”和“有力的”语言也表露出“坚定的勇气”和“有力的家奴自觉”。“或许——呃——大众必须做到这一点——一大批的人——敬爱的老爷——那就请吧”。我们已经在前面传单中谈到：“在必要时——啊——我们想着生产——也许——有好处，等等”。可以想像到，连雇农也跨上克拉味仑诺这匹名马了[注：手稿中删去了以下这一段话：‘在法国生产的东西比后波美拉尼亚要多。根据米歇尔·舍伐利埃的估计，在法国，如果将全年的产品在居民中平均分配，每人应得97法郎，每户就是……’——编者注]。

　　　　由此可见，我们的桑乔大肆喧嚷的“暴动”归根结底就是罢工，不过是非通常理解的罢工，即柏林式的罢工。真正的罢工在文明国家中向来只是工人运动的一个从属部分，因为工人的更普遍的联合会导致其他形式的运动，而桑乔却企图把他对罢工所作的小资产阶级讽刺画看作是全世界历史性斗争的最新的和最高的形式。　　

　　暴动的浪头现在把我们抛到天国的岸上了，那里是流奶与蜜之地，每一个笃敬宗教的犹太人在自己的无花果树下安坐，“协议的”千福年的朝霞映现如火。（P452）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