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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了一切旧的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为现存制度只不过是个人之间迄今所存在的交往的产物。这样，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过去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作无机的条件。然而他们并不以为，给他们提供资料是过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说来是无机的。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仅是逻辑的差别，而且是历史的事（P79）实。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等级在18世纪对于个人说来就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家庭plus ou moins〔或多或少地〕也是如此。这种差别不是我们为一切时代划定的，而是每个时代本身在它所发现的各种不同现成因素之间划定的，而且不是根据概念而是在物质生活冲突的影响下划定的。在一切对于后来时代（和先前时代相反的时代）说来是偶然的东西中，也就是在过去时代所停下来的各种因素中，也有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它决定一切其他的活动，如脑力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每次都依赖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这是施蒂纳顽固地提出来adversus hominem〔反对人〕的主要论据），尽管目前形态下的羊或狗无疑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诚然，malgré eux〔不以它们的意愿为转移〕。）在上述矛盾产生以前，个人之间进行交往的条件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应的条件，这些条件对于他们说来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只能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它们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而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创造出来的[注：这里马克思加了一个边注：“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编者注]。这样，在上述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P80）代才存在的。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观点也强加给过去的时代。

　　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本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à son tour〔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为各个新的一代所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由于这种发展是自发地进行的，就是说它不服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因此它是以各个不同的地区、部落、民族和劳动部门等等为出发点的，其中的每一个起初都与别的不发生关系而独立地发展，后来才逐渐与它们发生联系。其次，这种发展是非常缓慢的；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得到完全的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继续存在下去。由此可见，甚至在一个民族内各个个人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发展，即使撇开他们的财产关系不谈，而且较早时期的利益，在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已经为适应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所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表现为与个人隔离的虚幻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这种权力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打倒。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某些带有较大的概括性的问题上，意识有时似乎超过了当代的经验关系，因此人们在后来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指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P81）

　　相反地，在那些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才开始自己发展的国家里，例如北美，这种发展是异常迅速的。在这些国家里，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地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迁移到那里去，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古老国家里现存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因此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古老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古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确立起来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注：个别国家的个人的精力，——德国人和美国人，——已经通过种族杂交而产生的精力，——因此德国人是白痴式的；在法、英等国是异族人民移居在已发达的土地上，在美国是异族人民移居在一块全新的土地上，而在德国，土著居民从来没有移动过。]。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11世纪和12世纪的冰岛可以作为例子。类似的过程在征服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另一种土壤上发展起来的交往形式被现成地搬到被征服国家的话。这种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过去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新的地方就完全能够而且应当毫无阻碍地确立起来，尽管这是为了保证征服者的长期统治（英国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　　

　　再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观念更普通的了。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但是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征服民族此时是否已经像现代民族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它的生产力主要还只是以它的联合和现存的共同体形式为基础。其次，占领的性质是受占领的对象所制约的。如果占领者不依（P82）从于被占领国家的生产和交往的条件，就完全无法占领当地银行家的体现于票据中的财产。对于每个现代工业国家的整个工业资本说来情况也是这样。最后，无论什么地方，占领很快就面临结束之日，那时已经没有东西可供占领了，需要转向生产。从这种很快到来的生产的必要性中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这种形式到底受到生产力的多大程度的制约，这从查理大帝等企图建立以古罗马遗迹为基础的其他形式的失败尝试中已经得到证明。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其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以往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这种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P83）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根据狭隘的观点，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作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更其容易的是，这些革命所由出发的各个个人本身，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而对自己的活动作出了种种幻想。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注：这里恩格斯加了一个边注：“（费尔巴哈：存在和本质）”。——编者注]。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说来，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从上述一切中可以看出，某一阶级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反对另一阶级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社会关系，总是构成这样一种集体，而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集体中，（P84）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集体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在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各个个人对立的，这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不可免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过去的联合只是一种（决不像“社会契约”（注20）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而是必然的）关于这样一些条件的协定（参阅例如北美合众国和南美诸共和国的形成），在这些条件下，个人然后有可能利用偶然性为自己服务。这种在一定条件下无阻碍地享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而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现存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

　　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上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的生存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不难设想，在这些个人中有类或人在发展，或者是这些个人发展了人，也就是说，可以设想出某种奚落历史科学的东西[注：在圣麦克斯那里常见的一个说法是：每个人通过国家才完全成为一个人，这种说法实?上是和资产者只是资产者的类的一个标本这种说法相同的；这里所持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在构成这个阶级的个人尚未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这里马克思加了一个边注：“在哲学家们看来阶级是先存在的”。——编者注）]。在这以后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理解为一个普遍概念的一些类别，理解为类的一些亚种，理解为人的一些发展阶段。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P85）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还没有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正是由于在分工条件下社会关系必然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的，而对他们本身说来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的。）在等级中（尤其是在部落中）这种现象还是隐蔽的：例如，贵族总是贵族，roturier〔平民〕总是roturier，不管他们其他的生活条件如何；这是一种与他们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个自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的。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因此，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个人似乎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的统治。和等级不同的地方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当市民等级、同业公会等等起来反对土地贵族的时候，它们的生存条件，即在其与封建体系割断联系以前就潜在地存在着的动产和手艺，看起来是一种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对立的积极的东西，因此不久以后也具有了一种封建形式。无论如何，逃亡农奴认为他们先前的农奴地位对他们的个性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而在这方面他们所（P86）做的像每一个挣脱了枷锁的阶级所做的一样，而且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解放出来的，而是单独地解放出来的。其次，他们并没有越出等级制度的范围，而只是构成了一个新的等级，在新的环境中保存了他们过去的劳动方式，并且使它摆脱已经和他们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桎梏，从而使它进一步发展[注：注意。不要忘记，单是维持农奴存在的必要性和大经济的不可能性（它要求把allotments〔小块土地〕分给农奴），很快就使农奴对封建主的赋役降低到中等水平的代役租和徭役地租，这样就使农奴有可能积累一些动产，便于从他的领主那里逃跑出来，并使他有可能去当市民，同时还引起了农奴的分化。可见逃亡农奴已经是半资产者了。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获得动产的可能性最大。]。

　　相反地，对于无产者说来，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它是单个的无产者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使他们加以控制的。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存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现在无产者自己已经意识到了，特别是因为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他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

　　由此可见，逃亡农奴仅仅是力求自由地发展和巩固他们现有的生存条件，因而归根结底只是力求达到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和国家这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组成社会的各个个人迄今都表现为某种整体）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作为个性的个人确立下来。（P87）

　　【注释】　　

　　[3]狄亚多希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们。他们在亚历山人大帝死后为争夺政权彼此进行残酷的厮杀。在这场战斗的过程中（公元前4世纪末至3世纪初），亚历山大的君主国，即实行军事管理的这个摇摇欲坠的联盟，分裂为许多单独的国家。——第19页。

　　[4]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Verkehr》（交往）这个术语的含义很广。它包括个人、社会团体、许多国家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乃是任何另一种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这些术语：《Verkehrsform》《Verkehrswise》，《Verkehrsverh?ltnisse》（“交往形式”、“交往方法”、“交往关系”）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概念。——第24页。

　　[5]《Stamm》这个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译作“部落”。这个术语在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科学中的含义比今天还要广。它是指具有共同祖先的人们的集合体，包括近代所谓的“氏族”（Gens）和“部落”（Stamm）的概念。在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这部著作中，第一次给这些概念下了准确的定义，并作了区别。在这位美国著名的人种学家兼历史学家的这部主要著作中，第一次说明了氏族就是原始公社制度的主要细胞，从而为原始社会的全部历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恩格斯总结了摩尔根的研究的结果，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这部著作中，全面地解释了“氏族”和“部落”这两个概念的内容。——第25页。

　　[6]罗马的人民护民官李奇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的土地法，是在公元前367年由于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而通过的。它禁止罗马市民占有500罗马亩（约125公顷）以上的国有地（ager publicus）。——第27页。

　　[7]“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一期双刊号。其中越有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Die heilige Familie，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Gegen Bruno Bauer und Consor-ten》），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3－268页。——第38页。

　　[8]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1847）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时才可能胜利，因而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这个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代来说是正确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列宁根据他所发现的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做出了新的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几个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可能同时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新的结论是在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这篇论文中第一次提出来的。——第40页。

　　[9]“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和“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自1838年1月至1841年6月用小型日报的形式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在莱比锡出版，自1841年7月至1843年1月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该杂志在1847年6月以前由阿·卢格和特·厄赫帖迈耶尔在哈雷编辑，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编辑。——第46页。

　　[10]莱茵河颂歌是民族主义者经常所引用的德国小资产阶级诗人尼·贝克尔的诗“德国的莱茵”。这首诗在1840年写成后被多次谱成歌曲。——第47页。

　　[11]指路·费尔巴哈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发表的“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这篇文章。

　　“维干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杂志，1844—1845年由奥·维干德在莱比锡出版。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布·鲍威尔、麦·施蒂纳和路·费尔巴哈等人。——第47页。

　　[12]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和温特图尔版（《Grunds?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Zürich und winterthur，1843）。——第47页。

　　[13]指布·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见“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第86—146页。——第49页。

　　[14]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见“黑格尔全集”1837年柏林版第9卷（G．W．F．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le der Geschichte》；Werke，Bd．IX，Berlin，1837）。——第55页。

　　[15]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旨在限制甚至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所谓谷物法，是为英国大地主的利益实行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有着自己政治见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在谷物法问题上的斗争，由于1846年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的通过而告结束。——第57页。

　　[16]约·艾金“曼彻斯特市外三十至四十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J．Aikin．《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thirty to forty Miles round Manchester》．London，1795）。——第66页。

　　[17]引自“关于商业竞争的通讯”（《Lettre sur la Jalousie du Com-merce》），见伊·品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Amsterdam，1771）第234、283页。——第66页。

　　[18]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本性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A．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London，1776）。——第67页。

　　[19]“马赛曲”、“卡马尼奥拉”、《?a ira》都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最后一个歌曲的收尾的叠句是：“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把贵族吊死在路灯柱上！”（《Ah！?a ira，?a ira，?a ira．Les aristoctates à la lanterne！）——第79页。

　　[20]让·雅·卢梭“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J．J．Rousseau．《Du Gontrat social，ou，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Amsterdam，1762）。——第85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