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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注：倍克：“穷人之歌”，1846年莱比锡版（K．Beck．《Lieder vom armen Mann》．Leipzig，1846）。--编者注]，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

“穷人之歌”的第一首歌是献给一个富有的家族的。

致路特希尔德家族

　　为了避免误解，诗人称上帝为“HERR”，称路特希尔德家族为“Herr”[注：“Herr”这个字有宗教意义的“主”，也有一般的“老爷”、“主人”、“先生”等意思。--译者注]。　

　　一开始他就表现出他所固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认为黄金是“按照”路特希尔德的“脾气进行统治”的；这种幻想引出了一系列关于路特希尔德家族的势力的荒诞想象。　　

　　诗人并没有威吓说，要消灭路特希尔德的实际势力，消灭作为这一势力的基础的社会关系；他只是希望比较人道地来运用这一势力。他抱怨银行家不是社会主义博爱家，不是幻想家，不是人类的善士，而仅仅是银行家而已。倍克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P223)气。歌颂“穷人”，歌颂pauvre honteux〔耻于乞讨的穷人〕——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倍克对路特希尔德家族大加威吓和责难，尽管作者的意图是好的，但给读者的印象却比一位卡普勤教士的说教[注：卡普勤教派是天主教圣芳济会的一支。“卡普勤教士的说教”充满一本正经的道德教诲。——译者注]还要滑稽可笑。所以会有这样的威吓和责难，是由于对路特希尔德家族的势力抱着幼稚的幻想，完全不了解这一势力和现存各种关系之间的联系，对路特希尔德家族为了成为一种势力并永远保存这种势力而必须使用的那些手段持有非常错误的见解。怯懦和愚蠢、妇人般的多情善感、可鄙的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气，这就是拨动诗人心弦的缪斯[注：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共九个。——译者注]，她们竭力使自己显得威严可怕，然而却徒劳无益，只是显得可笑而已。她们压低嗓子唱出来的男低音经常嘶裂成可笑的尖声怪叫；在她们的戏剧性的描绘下恩泽拉德（注82）的伟大斗争变成了滑稽小丑的翻跟斗。

　　“黄金按照你的脾气统治

　　……………………………

　　啊，但愿你的工作是这样美！但愿

　　你的心象你的权力这样伟大！”（第4页）　　

　　可惜，权力是路特希尔德的，而心却是我们的诗人的。“如果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对世界来说就太多了”（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先生的话）（注83）。

　　第一个和路特希尔德相对立的当然是歌者本人，也就是住在(P224)“高雅而神圣的阁楼”上的德国歌者。

　　“歌人们唱着歌曲弹着琵琶，

　　弹奏着正义、光明和自由，

　　弹奏着三位一体的真正的上帝：

　　注意倾听的人们跟随着

　　这些神灵。”（第5页）　　

　　这位从“莱比锡总汇报”（注84）上的题词中借来的“上帝”，单是由于自己的三位一体性，就不能对犹太人路特希尔德发生任何影响，而对德国青年倒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恢复了元气的青春在召唤

　　………………………………

　　兴奋的富有生机的种子

　　萌芽在千百个壮丽的名字里。”（第6页）

　　路特希尔德对德国诗人的估计则与此不同：

　　“你把神灵们给我们的歌曲，

　　叫作对于荣誉和面包的渴求。”　　

　　虽然青春在召唤并且出现了千百个壮丽的名字（它们的壮丽就在于它们只限于激发热情而已），虽然“战斗的号角声响得那样雄壮”，“心又在夜里跳得如此猛烈。”——

　　“这个愚蠢的心，它感到一种神灵授胎的苦痛。”（第7页）

　　啊，这颗愚蠢的心，这个圣母马利亚！虽然　　

　　“青年人，一个更为阴郁的扫罗[注：扫罗——公元前11世纪时的以色列国王。他的臣仆大卫非常聪明勇敢，屡次战败非力士人。扫罗因妒嫉大卫的才能而变得阴郁冷酷。——译者注]”（见卡尔·倍克“扫罗”，1840年在莱比锡由恩格曼书店出版），(P225)

　　“怨恨上帝，也怨恨自己”。

　　尽管这样，路特希尔德仍然维持着武装起来的和平，而这种和平，在倍克看来，也只是以路特希尔德一个人为凭借。　　

　　报纸上所刊载的关于神圣的教皇领地授予路特希尔德救世主勋章的消息，成了我们的诗人证明路特希尔德不是救世主的理由；同样，这个消息也可以成为证明基督虽是救世主但不是救世主勋章的荣膺者的理由，这一证明也是很有意思的。

　　“你是救世主吗？”（第11页）

　　于是他向路特希尔德证明，说路特希尔德并没有象基督一样在可怕的黑夜里战斗，说他从来没有

　　“为了伟大的神灵委托给你的

　　一个温和的、给人幸福的使命”（第11页），牺牲过骄傲的人世间的势力。　　

　　应该责备伟大的神灵在挑选自己的传教士时没有显示出神灵的伟大力量，并且在号召完成为人们造福的事业时找错了对象。它的伟大仅仅在于字很大而已。　　

　　路特希尔德没有能力充当救世主的角色，这可以用三个例子，即他对七月革命、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行为来对他做详细的证明。

　　“瞧，法兰西英勇的儿女起来了”（第12页），一句话，七月革命爆发了。

　　“你曾否准备？你的黄金曾否象

　　云雀鸣啭一般欢乐而美妙地鸣响

　　迎接那唤醒了大地的春天？

　　春天使深深地沉睡在我们胸中的(P226)

　　所有渴念的愿望

　　又恢复青春，又得到生命。”（第12页）　　

　　唤醒了大地的春天是资产阶级的春天，对资产阶级来说，不言而喻，黄金（路特希尔德和任何其他人的黄金）就象云雀鸣啭一般欢乐而美妙地鸣响。不错，复辟时期的那种不仅沉睡在人们的胸中、而且沉睡在烧炭党人的“温特”（注85）里的希望这时已恢复了青春，得到了生命，然而倍克的穷人却无动于衷。可是，一当路特希尔德确信新政府有牢固的基础时，他自然就毫不犹豫地让他的云雀去为寻常的利息而歌唱。

　　倍克把拉菲特和路特希尔德对立起来，他对拉菲特的崇拜表明，他已经完全沉溺于小市民的幻想中：

　　“一所授予圣者称号的市民住宅

　　紧密地蔓延在你令人羡慕的厅堂”（第13页），　　

　　这就是拉菲特的住宅。这位兴高采烈的小市民引以自豪的是他那路特希尔德的令人羡慕的厅堂相反的简朴的市民住宅。他的理想，即他想象中的拉菲特，当然也应该生活在简朴的市民环境里；拉菲特的大公馆被缩小成德国市民的住宅。拉菲特本人被他看做一位德高望重的家长，心地纯洁的大丈夫；他被拿来和穆西乌斯·赛沃拉（注86）相比，他似乎会牺牲自己的财产来推动人和本世纪（倍克指的不是巴黎的“世纪”（注87）吧？）[注：双关语：一家报纸的名称叫做“世纪报”（《Siècle》）。--编者注]向前迈进。倍克称拉菲特为富于幻想的孩童，最后竟称他为乞丐。他的葬仪被描写得十分动人：

　　“马赛曲在送殡的行列里

　　迈着抑制的步伐前进。”（第14页）(P227)　　

　　和马赛曲并排走着的是王室的车乘，紧跟着的是索泽先生、杜沙特尔先生和众议院里所有的大腹便便和贪得无厌的吸血鬼。　　

　　在七月革命以后，当拉菲特意气洋洋地把自己的“教父”[注：原文是《kompère》，来自法文《compère》，《compère》有两重意思，一是教父，一是阴谋、冒险的参与者。--编者注]奥尔良公爵请进市政厅大厦，同时说出今后将由银行家来统治了这种令人惊讶的话的时候，马赛曲的步伐应该抑制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至于说到波兰人，诗人只限于责备路特希尔德对侨民不够慷慨而已。对路特希尔德的攻击在这里变成了小城市里流行的趣闻，而且在攻击以路特希尔德为代表的金钱势力时所打的幌子也完全丧失了。大家知道，资产者在他们所统治的任何地方对波兰人都是非常客气的，甚至是很热情的。

　　下面就是表明这种呓语的一个例子：有一个波兰人跑来哀求周济，路特希尔德给了他一个银币，波兰人

　　“接过来银币，快乐得发抖，并且为你和你的子孙祝福。”　　

　　巴黎的波兰委员会在此以前已经基本上使波兰人摆脱了这种境况。而我们的诗人写出波兰人的这幅景象来，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的装腔作势寻找借口而已：

　　“但是我把这乞丐的幸福

　　鄙视地抛回你的钱袋里，

　　以被侮辱的人们的名义。”（第16页）　　

　　要能够这样扔到钱袋里去，那就需要有投掷的高度技巧和丰富的经验。最后，万一有人控告倍克犯了侵犯人身的罪，他也可以(P228)化险为夷，因为他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人们的名义行动的。

　　路特希尔德接受了豪华的奥地利首都授予他的公民权利证书，他因这件事还在第9页上就已遭到了责难，

　　“在那里，你的受迫害的教友

　　为他的阳光和他的客气付钱。”

　　倍克甚至以为路特希尔德获得了维也纳的公民权利证书，也就获得了自由人的幸福。

　　现在，在第19页上，他质问他：

　　“你解放了你自己的种族吗，

　　这永久希望着、永久忍受着的种族？”　　

　　这样说来，路特希尔德应该成为犹太人的救星了。但是，他应该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犹太人把他奉为大王，因为他的钱最多。他应该教导他们鄙视金钱，“为了世界的幸福而抛弃它”。（第21页）　　

　　他应该使他们忘记利己主义，忘记欺诈和高利盘剥的手段，一句话，他应当以一个披麻蒙灰劝人行善和忏悔的传教士的姿态出现。我们的诗人的这个大胆的要求无异于要求路易－菲力浦教导那些受七月革命养育的资产者废除私有制。假使路特希尔德和路易－菲力浦竟这样疯癫，那末他们的权力很快就会丧失，但是犹太人决不会不做买卖，资产者也决不会忘记私有制。

　　第24页上倍克责备路特希尔德榨干了资产者的脂膏，好象不应该让资产者的脂膏被榨干似的。

　　第25页上说，路特希尔德带坏了君主们。难道他们不应该被带坏吗？　

　　我们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倍克把多么神奇的势力强加在路特(P229)希尔德的身上。可是下面愈说愈crescendo〔夸大〕。在第26页上他沉溺于这样的幻想中：如果他（倍克）是太阳的所有者，那末他将能做许许多多事情，就是说，还不到太阳没有他做主人时所能做到的事情的百分之一。在这以后，他突然想到，路特希尔德并不是唯一的罪人，除他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富人。但

　　“你能说善辩地坐在讲座上，

　　富人们在你的学校里学习；

　　你必须把他们引入人世，

　　你能够是他们的良心。

　　他们粗狂放纵--你宽容忍受，

　　他们伤风败德--是你的罪孽！”（第27页）　　

　　因此，只要路特希尔德先生稍有良心，他就完全可以阻止商业和工业的发展、竞争、财产的积聚、国债和投机倒把，简言之，即可以阻止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必须真正地具有toute la déso-lante na?veté de la poésie allemande〔德国诗歌的全部令人不能容忍的幼稚性〕，才敢于刊登这样的童话。路特希尔德在这里变成了真正的阿拉丁[注：“一千零一夜”“神灯记”中的主人公，他由于得到了一盏神灯，便能做出许多神奇的事情。——译者注]。

　　倍克并不满足于此，他赋予路特希尔德以

　　“伟大得令人眩晕的使命：

　　……………………………

　　减轻这个世界上全部的苦难。”　　

　　这样的使命就是全世界的资本家合在一起也丝毫不能完成。难道我们的诗人没有看到，他愈想装得高尚和有力，就愈变得可(P230)笑；难道他没有看到，他对路特希尔德的一切责难都变成了最无耻的阿谀奉承，他对路特希尔德的势力的歌颂，甚至连最善于吹拍的人都要甘拜下风。当路特希尔德看到，他这个渺小的人物在德国诗人的头脑中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纸老虎的时候，他也禁不住要为自己鼓掌欢呼。　　

　　在我们的诗人给德国小市民对大资本家的势力所抱的无知而浪漫的幻想和对他的善良愿望的信赖披上诗歌的外衣之后，在他由于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得令人眩晕的使命而令人眩晕地大事吹嘘关于这一势力的幻想之后，他对理想和现实相违背表示了小市民的愤慨，并且是那样慷慨激昂，甚至能把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信徒[注：教友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新教派，17世纪产生于英国，后流行于北美。教友派信徒举止端方，道貌岸然，以沉默寡言著称。——译者注]惹得捧腹大笑：

　　“我真痛苦，在漫漫长夜里（12月21日）[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

　　我用灼热的头脑思索这一切，

　　………………………………

　　于是我的鬈发都竖立起来，

　　我觉得我好象扯动上帝的心，

　　象钟手扯动救火的警钟。”（第28页）　　

　　对这个老头子说来，这确实是给他的棺材钉上最后一个钉子了。他认为，“历史的神灵”在这里授给了他一些绝对不容许泄露出来的思想。于是，最后他绝望地决定在自己的棺材里跳康康舞[注：法国的游艺场里的一种下流舞蹈。——译者注]：

　　“可是总有一天在霉烂的尸布里，

　　我的尸骨将要快乐得发颤，(P231)

　　如果这个消息下降到我（尸骨）[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这里，

　　说供品在祭壇上冒烟。”（第29页）

　　我开始有点怕卡尔这个孩子了。　　

　　路特希尔德家族之歌到这里本来可以结束了。但是按照现代抒情诗人的惯例，下面是一段关于这首歌和诗人在这首歌中所起的作用的押韵的结语。

　　“我知道，你有力的膀臂

　　能够把我打得鲜血淋淋。”（第30页）

　　也就是说会打他五十棍。奥地利人是决不会忘记毒打的。在面临着这种危险的时刻，崇高的感情赋予他以勇气：

　　“正如上帝吩咐，并且毫不迟疑，

　　我坦白地歌唱着我的胸怀。”　　

　　德国诗人总是遵照命令歌唱的。当然，应该负责的是主子，而不是仆人，因此，路特希尔德应该去找上帝而不是找他的仆人倍克算账。下面是现代抒情诗人惯用的方法：

　　（1）把他们似乎由于自己的无害的诗而遭到的危险加以夸大；

　　（2）挨了打以后，就把自己托付给上帝。

　　“致路特希尔德家族”这一支歌的结尾是一些吹嘘这首歌的话，关于这首歌，作者自欺欺人地说：

　　“它自由而骄傲，它可以支配你，

　　可以告诉你说，它发誓相信什么。”（第32页）　　

　　就是说，发誓相信那恰好在这几句结语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完善。但是，我们耽心路特希尔德会去控告倍克的这个虚伪的誓言而不(P232)
去追究他的诗歌。

　　啊，愿您能把黄金的天恩普照世人！

　　诗人号召富人帮助穷人，

　　直到勤劳为你的老婆孩子

　　获得一笔更为安稳的财富。

　　这全都是为了

　　你能够永久善良，

　　永久是一个公民、一个男人，

　　就是说summa summarum〔归根到底〕是个善良的小市民[注：俏皮话：德文中《Bürger》的意思是“公民”《Mann》的意思是“男人”；《Bürgersmann》的意思却是“小市民”。--编者注]。于是倍克便回到自己的理想中去了。

　　男仆和女仆　　

　　诗人歌颂两个使上帝高兴的灵魂，如象诗中极其乏味地描写的那样，他们只是在经过了许多年省吃俭用和循规蹈矩的生活以后，才终于纯洁地爬上了夫妇的卧床。

　　他们接吻？他们羞羞答答！他们调笑？他们小声小气！

　　啊！花朵的确是花朵，可是花朵开在冰里；

　　一个拄着拐杖的舞蹈！一只可怜的、迟暮的飞蛾，

　　一半儿是个神采焕发的儿童，一半儿是个衰颓的老者。　　

　　作者并不以全篇诗中绝无仅有的这一段佳作作为结束，在这以后他还让他们为一份小小的财产，为“在自己的炉灶周围出现了自己的家具”而欢欣若狂，而高兴得发抖。说这句话时并没有带着(P233)讽刺的口吻，而是感激零涕，泪下如雨。但这还没有完：

　　只有上帝是他们的主人，天黑了，他命令星星发光，

　　他用慈祥的目光观看打碎了锁链的奴仆。　　

　　这样一来，任何一点锋芒都幸运地被消除了。胆怯和没有信心经常箝制着倍克，驱使他把每首诗拉长到不可收拾的境地，使他在没有用多情善感证明自己的全部庸俗性以前收不了场。他大概故意选择了克来斯特的六步韵诗体来使读者陷入烦恼不堪的境地，就象一对恋人在长久的实验时期内由于自己的胆怯的道德观念而烦恼不堪一样。

　　犹太旧货商

　　在对犹太旧货商的描写中，可以看到下面这样一些幼稚可笑的地方：

　　这个星期飞逝了，这个星期

　　只把五天供给你的勤劳。

　　你这喘不过气来的人，赶快吧，

　　去挣得你每天的酬报。

　　星期六父亲不愿意工作，

　　星期天儿子不愿意干活。　　

　　但是，在下面倍克便完全陷到自由主义的青年德意志派(注88）关于犹太人的空谈中去了。诗在这里消声匿迹，一无踪影，仿佛听到了患着瘰癧病的萨克森等级院中的患瘰癧病的发言：你不能成为手艺人，不能作“小商贩的头目”，不能当庄稼汉，也不能当教授，但是医学的大门对你敞开着。这用诗表现出来就是这样：

　　他们不准你做手艺活，

　　他们不给你一块田地。(P234)

　　你也不能向青年们讲话

　　从一个教师的高高的靠垫上

　　………………………………

　　你可以在乡间给病人治病。

　　照这样，难道不可以用诗来写普鲁士法典或把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先生的诗谱成歌曲吗？

　　犹太人给他儿子朗诵了下面的诗句：

　　你必须营谋，必须夺取，

　　永久贪求产业和金钱，

　　接着他又安慰他说：

　　可是你永久是正直的。

　　罗累莱[注：德国神话传说中的一个美丽的女神，常在莱茵河滨以其歌声引诱水手使船触礁。——译者注]

　　这个罗累莱无非是黄金罢了。

　　卑鄙以巨大的波浪

　　涌进内心的纯洁，

　　淹死每一个幸福安宁。　　

　　在这个内心纯洁的洪流中，在这个幸福安宁的被淹死中，包含着庸俗和夸大的令人沮丧的混合物。接着就是责骂金钱可耻和不道德的庸俗冗长的臭诗。

　　它（爱）[注：括弧里的话是恩格斯的。——译者注]追求金银，追求宝石，

　　而不追求心和同心的灵魂(P235)

　　以及一间小小的茅屋。　　

　　假如金钱的作用仅限于搞丑德国人对心和同心的灵魂以及席勒式的小小的茅屋（其中有足供一对幸福的恋人居住的地方）的追求，那末早就应当承认它具有革命的作用了。

　　战鼓之歌　　

　　在这首诗中，我们的社会主义诗人又一次表明，他由于已陷入德国小市民的鄙俗风气中，就总是把他给人留下的那点微弱的印象破坏了。　　

　　一团队伍在战鼓声中出发了。人民号召兵士和他们一起参加共同的事业。令人兴奋的是，诗人终于鼓起了勇气。但是很可惜，最后我们才了解到，这里所谈的仅仅是皇帝的命名日和人民的呼唤，而这个呼唤也不过是一个参加典礼的青年（也许是个中学生）偷偷地作下的一首幻想的即兴诗：

　　一个青年这样做梦，火烧着他的心。　　

　　情节大致相同的同样的题材，在海涅的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的极辛辣的讽刺；而在倍克那里仅仅成了对于把自己和无力地沉溺于幻想的青年人看做同一个人的诗人本身的讽刺。在海涅那里，市民的幻想被故意捧到高空，是为了再故意把它们抛到现实的地面。而在倍克那里，诗人自己同这种幻想一起翱翔，自然，当他跌落到现实世界上的时候，同样是要受伤的。前者以自己的大胆激起了市民的愤怒，后者则因自己和市民意气相投而使市民感到慰借。不过，布拉格的起义（注89）使他有机会来描写和这种滑稽剧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东西。(P236)

　　移民

　　我从树干上折下枝条，

　　看林人就走去报告，

　　主人把我捆得紧紧，

　　给我打出来这个伤痕。

　　所缺少的只是看林人的报告没有用这样的诗写出来。

　　假腿　　

　　诗人本想叙述故事，但是却失败得实在悲惨。整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对叙述和描写的完全无能为力，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篇的特征。“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本身模糊不定，不可能把要叙述的事实同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并从而使这些事实中所包含的一切特出的和意味深长的方面显露出来。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自己的散文中也极力避免叙述故事。在他们无法规避的时候，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而他们所有的人，无论是散文家或者是诗人，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这是由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的缘故。

　　马铃薯

　　根据“曙光，曙光！”的曲调写成

　　神圣的面包，

　　你为了我们的苦难，

　　你为了苍天的原故

　　曾经来到人世，解救人民——

　　再见吧，你如今是死了！(P237)

　　在第二段里他把马铃薯称为

　　——这点小小的残余，

　　从伊甸园里遗留给我们的，

　　并且这样来描写马铃薯的病症：

　　瘟疫在天使们中间猖狂！

　　在第三段里倍克劝穷人穿上丧衣：

　　贫穷的人！

　　到那里去，披上丧衣，

　　你现在已经完全定了罪，

　　啊，你最后的东西消灭了，

　　哭吧，假若还能够哭泣！

　　你忧伤的祖国，

　　你的上帝死卧在沙土里，

　　可是让人向你说句安慰的话：

　　没有一个救世主被人打死，

　　他不能又重新复活！　　

　　能哭的和诗人一起放声哭吧。假如诗人不是象他的穷人缺乏好马铃薯那样缺乏精力，他会因为能够喝到去年秋天用马铃薯（这个资产阶级的上帝、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之一）做的饮料而高兴。德国的地主和资产者会允许在教堂中唱这首诗，这对他们是毫无损失的。

　　倍克这样卖力，他理应戴上马铃薯花编的花冠。

        老处女　　

　　我们不来仔细分析这首诗，因为它长得简直没有个完，一共扯(P238)了90页，枯燥无味得简直难以形容。在文明国家里多半只是在名义上还存在的老处女，在德国却是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　　

　　社会主义的扬扬得意的议论的一种司空见惯的手法，就是唱这样的高调：从另一方面来看，只要没有穷人，那就会万事如意了。这种议论可以被应用到任何对象上去。它的真正内容就是在慈善掩饰下的伪善的小市民的庸俗气，它完全同意现存社会的正面，使它悲痛的是，除了正面外，还存在着反面——贫穷；这种庸俗气已和现代社会融为一体，而它的唯一的希望就是现代社会继续存在下去，但是不要它存在的条件。

　　倍克常常以极端庸俗的形式在自己的诗中重复这种议论，例如，关于圣诞节他写道：

　　啊时代，你慈祥地启迪人心，

　　你会更为慈祥，加倍的可亲——

　　如果在那个穷孩子的胸中

　　没有嫉妒用它原始的罪恶

　　疯狂地亵渎神灵，

　　当他无家可归向着阔孩子们的

　　节日盛装的室内观看的时刻！

　　是啊…………………………

　　……在圣诞夜的灯光下

　　孩子们的欢呼我听来更会甜美，

　　如果没有穷人在潮湿的洞穴

　　躺在腐烂的草席上挨冻受罪。

　　不过，在这首无定形的、长得没有个完的诗里，间或也有一些写得好的地方，例如，对流氓无产者的描写：

　　是谁天天地孜孜不息，

　　在传染病疫的阴沟里翻垃圾；(P239)

　　是谁象麻雀一般追求食粮，

　　是谁补锅罐磨剪子磨刀，

　　是谁僵冻着手指浆洗衣裳，

　　是谁喘吁吁推着一车重载，

　　装着些半生不熟的果子，

　　苦苦地喊着：谁买，谁买？

　　是谁为一个铜钱在泥土里打架；

　　是谁天天靠着街角的石壁

　　歌颂他所信仰的上帝，

　　几乎不敢伸出手来，

　　因为行乞不被允许；

　　是谁双耳聋聩忍受饥寒，

　　弹着竖琴，吹着笛箫，

　　在所有的窗前，在每个门旁——

　　一年又一年奏着同一的曲调——

　　引起看管儿童的阿姨舞蹈，

　　这个曲子自己却不能听到；

　　是谁在夜里使大的城市明亮，

　　自己在家里却没有一点灯光；

　　是谁负着重担，是谁劈着木柴，

　　是谁失掉主人，谁受尽主人的虐待；

　　是谁又祈祷、又搓合男女、又偷盗，

　　酗酒把良心的残余消磨尽了。　

　　倍克在这里第一次超出了德国市民的一般道德水平，借一个老乞丐的口诵出了这些诗句。这个老乞丐的女儿请求父亲允许她去赴一个军官的约会。在上面这些诗句里，老乞丐向他的女儿描画出她的孩子将列身于其中的那些阶级的充满痛苦的景象，并且直接以她生存的环境为根据把他自己反对的意思表示出来，不过并没有（这一点是不能不承认的）向她作道德的说教。(P240)

　　不要偷窃　　

　　一个俄国人的道德高尚的仆人（仆人自己把这个俄国人叫做善良的老爷）为了接济他的年迈的父亲，在夜里偷了他那个似乎在打瞌睡的主人的钱。这个俄国人悄悄地跟在他后面，从背后偷看了仆人写给他父亲的信，信的内容如下：

　　你收下这点钱！是我偷来的！

　　父亲，你向救世主祈祷吧，

　　求他将来从他的宝座上

　　对我的罪给以赦免！

　　我要多多工作而且挣钱，

　　从草席上赶走睡眠，

　　直到我能够给我善良的主人

　　补偿上这笔偷盗了的钱。　

　　这个道德高尚的仆人的善良的老爷被这个吓人的自白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仆人的头上，为他祝福。

　　但是这是一个死尸——

　　在恐怖中他的心都裂开了。　　

　　还有谁能写出比这更滑稽可笑的东西来吗？倍克在这里降到了科采布和伊夫兰特的水平以下；这出仆人的悲剧比市侩的悲剧更胜一筹。

　　新的神灵和旧的痛苦　

　　这首诗嘲笑（往往很中肯）的是隆格、“光明之友”（注90）、新一代犹太人、理发师、洗衣妇、抱有温和的自由思想的莱比锡市民。最后，(P241)诗人在庸人面前替自己辩白，因为他们将要因这一点而控告他，虽然他

　　在风暴和黑夜里唱出了

　　这首光明的歌。　　

　　然后他讲述了一篇用社会主义的词句修饰过的、以特殊的自然神论为基础的、关于博爱和实践宗教的教义，从而把自己的敌人的一种性质和他们的另一种性质对立起来。这样一来，倍克就怎么也收不了场，直到他再次断送自己为止，因为他自己已深深地陷到德国的鄙俗风气中，并且过多地考虑自己，考虑沉溺于自己诗中的诗人。我们的诗人在现代抒情诗人眼中又成了一个把自己打扮得奇奇怪怪的、妄自尊大的人物。他不是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创作诗歌的活动着的人，而是一个飘浮在云雾中的“诗人”，但这些云雾不过是德国市民的蒙胧的幻想罢了。倍克经常由极度夸张的高谈阔论转到干巴巴的小市民的散文，从一种向现状开火的小幽默转到和现状实行感伤的和解。他常常忽然发觉他自己原来就是de quo fabula narratur〔所讲到的那个人〕。因此，他的诗歌所起的并不是革命的作用，而是

　　“止血用的

　　三包沸腾散”（第293页）。

　　所以，用下面这样一些表示恭顺的无力的悲叹作为整本书的结尾，是很合适的：

　　什么时候在这世界上，

　　啊上帝，会变得协调？

　　在渴望上我是双重地愉快，

　　在忍耐上我是双重地疲劳。(P242)　　

　　倍克无疑地比德国文壇上的大多数小卒具有更大的才能和更多的天赋的精力。他的唯一的不幸就是德国人的鄙俗气，他那装模做样的哭哭泣泣的社会主义和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是这种鄙俗气在理论上的表现。在社会矛盾还没有因为阶级的明确分化和资产阶级迅速夺取政权而在德国采取较尖锐的形式以前，德国诗人在德国本部是根本没有出路的。一方面，他在德国社会中不可能以革命的姿态出现，因为革命分子本身还太微弱；另一方面，由四面八方包围着他的长期存在的鄙俗气起着使他衰弱无力的作用，他即使能够暂时超越它，摆脱它和嘲笑它，可是过一会却又重新跌进它的陷阱里面去了。对于一切多少有些才能的德国诗人暂时还只能有一个劝告，即搬到文明的国家去住。(P243)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