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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2）

　　

　　蒲鲁东先生一开始就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反对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人们[注：傅立叶主义者。——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无目的的竞赛”是不存在的。“每一热中的对象都必然和热情本身相适应：妇女是求爱者热中的对象，政权是野心家热中的对象，黄金是守财奴热中的对象，月桂冠是诗人热中的对象；同样，利润也必然是工业竞赛的对象。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　

　　竞争就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工业竞赛一定要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即竞争吗？蒲鲁东先生用肯定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蒲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样。

　　如果说求爱者热中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末，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会是生产品，而不是利润。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时候，大家都患了一种不事生产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　　

　　如果你们对14世纪的手工业者说：工业上的全部封建组织和特权即将废除，这一切将由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来代替，那末他一定会回答你们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就是有组织的（P173）竞争。蒲鲁东先生说的“竞赛也就是竞争本身”也正是这个意思。　　

　　“假如颁布一道法令，说从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资都有保障，那末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转变为严重的停滞。”　　

　　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鲁东先生为了证明竞争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专门颁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们以为只须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末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求助于这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一切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蒲鲁东先生会心平气和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们的本性”的假设，并且他有权“把我们排斥于辩论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让我们根据事实来谈吧。法国革命既为了争取工业自由，也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我们要直截了当地说，虽然法国在1789年未曾认识到它要求实现的原理的全部后果，可是它的愿望和期待都没有落空。谁想否认这一点，我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评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承认2500万人的自发性错误的论敌进行辩论……假如竞争不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规、人类灵魂的要求，那末，为什么人们宁愿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废除，却不肯考虑将它们加以修正呢？”　　

　　这样说来，既然18世纪的法国人废除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而不是将它们改头换面，那末19世纪的法国人就应该把竞争改（P174）头换面而不是将它废除。既然竞争在18世纪的法国是作为某些历史需要的结果而形成的，那末它在19世纪的法国就不该由于另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18世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in partibus infidelium〔在真正现实以外的〕[注：原意是：“不信教国家中的”。这是对非基督教国家中徒有其名的天主教主教这一头衔的称呼。——编者注]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17世纪说来是伟大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

　　革命以后就出现了目前这种局面。蒲鲁东先生就从这里猎取一些事实，来说明竞争的永恒性。他证明，象农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由于竞争这一范畴尚未充分发展，目前仍处于落后和衰败状态。　　

　　说什么某些生产部门尚未发展到竞争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水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证明竞争的永恒性。　　

　　蒲鲁东先生的全部逻辑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一种社会关系，现在我们正在这种关系下面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对于这个真理，他并没有在逻辑上加以发展，而往往只是进行过多的表述：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最时髦的方式，是劳动中的义务，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　

　　“竞争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间也没有分歧。竞争必然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见，竞争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可悲的错误，正是在于它把竞争看成社会的倾复。”（P175）　　

　　竞争以共同目标为前提，而这就证明：一方面，竞争是联合，另一方面，竞争不是利己主义。难道利己主义就不是以共同目标为前提的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见，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数据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竞争和联合之间甚至没有一点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社会主义者很清楚，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既然他们自己就打算推翻现代社会，他们怎能责备竞争要推翻现代社会呢？既然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争本身，他们又怎能反而指责竞争要推翻未来的社会呢？

　　往后，蒲鲁东先生又说，竞争是垄断的对立物，因此，竞争不可能同联合对立。　　

　　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可见它并不同当时还不存在的竞争对立。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竞争同封建主义并不对立吗？　　

　　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认为用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怎么能站得住脚呢？蒲鲁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设想，仅仅把竞争理解为联合就可以维护竞争而反对社会主义呢？　　

　　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是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竞争的好的一面。现在我们来谈谈竞争的坏的即否定的一面，谈谈它的有害的结果，它的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有害的属性。

　　蒲鲁东先生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情景是非常阴暗的。　

　　竞争产生贫困，它酿成内战，“改变地带的自然条件”，混淆民（P176）族，制造家庭纠纷，败坏公德，“歪曲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不仅如此，它还破坏诚实而自由的贸易，甚至也不拿综合价值、固定而诚实的价格来代替。竞争使得人人失望，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破坏的地步。　　

　　从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竞争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争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吗？　

　　我们要注意：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影响，将随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具有破坏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某些好处。

　　“从竞争的起源来考察，作为一种经济状态或一个经济阶段的竞争，是……主张减低一般生产费用的理论的必然结果。”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　　

　　“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垄断的这种起源就证明垄断的正当……垄断是竞争的天然对立面……可是，既然竞争不可避免，那末它本身就含有垄断的思想，因为垄断好象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　　

　　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题和反题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谁都知道，现代的垄断就是由竞争产生的。　　

　　一牵涉到内容，蒲鲁东先生就得依靠诗意的形象。竞争曾经把“劳动的每一细小部分”变成“一个好象是独立自主的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表现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垄断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独立自主的领域”至少和“屏障”同样好听。　　

　　蒲鲁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现代垄断。但是，大家（P177）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

　　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

　　反题：竞争。

　　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否定竞争。　　

　　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正当的、合理的垄断。蒲鲁东先生把资产阶级的垄断当做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挛状态的垄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鲁东先生在垄断问题上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罗西先生，大概对资产阶级垄断的综合性质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注68）中举出人为的和自然的垄断之间的区别。他说：封建的垄断是人为的，即专横的；资产阶级的垄断则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鲁东先生推论说：垄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从“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中散发出来的东西。竞争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不过，不好的就是垄断的实际和竞争的实际。更坏的是垄断和竞争的互相蚕食。怎么办呢？设法找到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合题，把它从太古以来所寄居的神的怀抱中拉出来。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P178）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为了辩证地引导出随垄断而来的捐税，蒲鲁东先生向我们讲述社会天才的故事。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　　

　　“……他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踌躇；走到垄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生产品课以赋税，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资本家付给报酬”。　　

　　关于这位饿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散步除了用捐税使资产者们毁灭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而实际上捐税正是资产阶级保持统治阶级地位的手段；关于这种散步，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为使读者约略地了解蒲鲁东先生对待经济细节的方法，只须说明一点就够了：他认为消费税的规定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级。　　

　　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业资本是一种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在它手中消费税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詹姆斯·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前十年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对消费税的这种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写。　　

　　他说：“在君主专制下，君主对财富的增长似乎有些妒忌，所以就向发财致富的人征收捐税，即向生产征税。而在立宪制度下，捐税主要落在日益贫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费身上。因此，君主们向工业征税……比如人头税（P179）和平民财产税是根据纳税人的假定财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相应地纳税。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费课税。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相应地纳税。”（注69）　　

　　至于捐税、贸易差额和信用（在蒲鲁东先生理性中）出现的逻辑顺序，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奥伦治公爵威廉三世时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后，一到它可能自由发展自己的生存条件时，立即建立了新的捐税制度、国家信用和保护关税制度。　

　　对于蒲鲁东先生在警察或捐税，在贸易差额、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问题上所做的深谋远虑的推论，这些短短的说明已经足以使读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观念了。可以保证：任何评论，甚至是最宽容的评论也不会对专讲这些问题的各章进行认真的研究了。（P180）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