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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伦6月7日。柏林议会为了使内阁有机会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证明它过去的活动是正当的，决定向国王呈递奏摺。据说这个奏摺不应当象过去省议会的感恩书那样，甚至也不应当成为请安的文疏：据陛下至尊的“负责任的”各部大臣承认，陛下只是提供了使多数派的原则和内阁的原则“调和”的一个“最方便的”、“最好的”机会。　　

　　既然国王这个人物（我们又要引用首相本人的话了）实际上只是象用来进行交易的货币一样的交换手段，那末就商讨的形式来说，他（这个人物）就远不是无足轻重的了。首先，人民意志的代表因此便要直接同国王打交道了，由此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奏摺问题的辩论本身就是承认“妥协论”（注36），否认人民的主权。其次，同需要特别尊重的国家元首谈话决不能象直接向大臣们说话那样。表示意见要很谨慎，多暗示，少开门见山，此外，还要取决于内阁的决定，看它能不能接受甚至是怯懦的批评，认为这种批评可以和它的继续存在相容。至于矛盾非常尖锐的复杂问题，则尽可能避而不谈，或者只是表面上谈谈。这里很容易引起害怕同国王过早破裂的心理，据说这种破裂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并且很容易用这样的借口来掩饰：不应当操之过急，因为对各个问题还要进行认真的讨论。（P60）　　

　　因此，对君主个人或君主政体的整个原则衷心敬仰，担心操之过急，害怕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一切都会使内阁在讨论奏摺时占很大的便宜，而康普豪森先生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声言，这是造成稳固的多数的“最方便的”、“最好的”机会。　　

　　现在要问，人民代表是不是存心使自己处于这种恭顺的从属地位？制宪议会已大大地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因为它甘愿放弃自己的首要职责，不去要求各部大臣报告他们在临时执政期间的一切活动。据说议会之所以提前召开，是为了要用人民的间接意志来支持政府的措施。实际上，现在在议会召开之后，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它的召开仅仅是为了“同国王协商制定可以指望长期存在的宪法”。　　

　　议会不仅没有用适当的行动一开始就宣布它的真正任务，反而辱没了自己，在各部大臣的压力之下答应同意总结报告。令人惊奇的是没有一个议员反对成立奏摺起草委员会的提案，而要求内阁除了只对它过去的活动负责以外，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出席议院。而这却是反对奏摺的唯一能令人信服的论据；任何其他的论据都是对各部大臣有利的。

　　写于1848年6月7日

　　载于1848年6月8日“新莱茵报”第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P61）

　　注释：　　

　　[36]“妥协论”（《Vereinbarungstheorie》）是以康普豪森和汉泽曼为代表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用来为自己的叛卖行为辩护的论据，它主张普鲁士国民议会应当只限于“在合法的基础上”通过同国王协商的办法来确立立宪制度。——第60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