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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忍辱失败而告终了，而且暂时还使压迫倍增。然而从长远看来，使农民阶级处境更加恶化的还不能说是起义被镇压下去这件事。凡是贵族，诸侯，僧侣们能够年复一年地从农民身上榨取到的东西，在战前就都已榨取到了；当时德国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所能得到的份额，仅限于维持自己生存以及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资料，这一点是和现代无产者相同的。所以一般说来农民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的了。许多富裕中农自然是破产了，大量依附农沦为农奴，整片的公社地产被没收，大批农民由于家宅被毁，田园荒芜，饱经祸乱，流浪四方，或变为城市平民。但是战争和祸乱成为当时的家常便饭，农民阶级痛苦已深，而捐税还在增加，使他们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以后各次宗教战争以及连棉不断毁灭生命财产的三十年战争使农民遭受灾难之惨重远远超过农民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把用于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劳动力消灭了，同时又有许多城市被破坏了，因此，农民、贫民和破产市民都长期陷入最艰苦的爱尔兰的贫困境地。（P478）　　

　　遭受农民战争的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了，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抢劫，不是卖给外国，就是被熔化了，他们的储备物资都耗尽了。在各处都是他们的抵抗力最小，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却是最集中地针对着他们。其他等级，即诸侯，贵族和市民阶级，甚至眼见众怒所指的高级僧侣处境困难而暗中称快。农民战争使教产还俗以利农民成为通俗的想法，世俗诸侯以及一些城市则极力设法使教产还俗按照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而在新教各邦中，高级僧侣的产业很快就转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中。就是僧侣诸侯们的权势也已受到侵害，世俗诸侯们很善于在这方面去利用人民的仇恨。所以我们曾看到富尔德修道院长如何从黑森的菲力浦的采邑领主地位降为他的臣属的情况。所以肯普腾城竟强迫诸侯修道院长将他在此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权廉价地卖给此城了。　　

　　贵族也大受打击。他们的城堡大半被毁，很多最体面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伺候诸侯维持生存。他们在农民面前无能为力已是完全注定了；他们到处都被击败；被迫投降；只有诸侯的军队才挽救了他们。他们日益丧失其帝国直属等级的意义而沦为诸侯的臣属。　　

　　整个看来，城市也没有从农民战争得到什么好处。名门望族的统治几乎到处都重新巩固起来；市民阶级反对派受挫，很久不能重振。旧有的城市贵族的成规惯例继续维持下去，在各方面都阻碍着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拖到法国革命时期。诸侯们还认为市民或平民党派在斗争中是在城市包庇之下才取得暂时的成就的，所以坡市要对此事负责任。从前已经属于诸侯领土的城市，于是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城市特权被剥夺，在诸侯们奴役之下听凭勒索（如（P479）弗兰肯豪森，阿伦施塔特，施马尔卡尔登，维尔茨堡等等），帝国直辖市被并入诸侯领土（例如缪尔豪森），或者至少要受毗邻的诸侯的托管，许多法兰克尼亚的帝国直辖市就是如此。　　

　　在这些情形之下，归根结底从农民战争取得好处的只有诸侯。本文一开头即已谈到德国农工商业的发展很差，使德国人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没有任何可能，只可能有局部的和省区的中央集权化，因而在分裂割据状态之下代表这种局部的中央集权势力的诸侯，形成了从当时社会政治关系的任何变动中都必能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级。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这样低，而同时各省区的情况又这样不同，致使世俗诸侯邦之外，还有独立自主的僧侣辖区，城市共和国以及独立自主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存在；虽然这种发展很缓慢很拖沓，但是是趋向于省区的中央集权化，这就是说，要使其余的帝国等级从属于诸侯统治之下。因此在农民战争结束的时候只有诸侯能够有所得。事实也正是如此。诸侯们不仅由于僧侣，贵族，城市这些竞争者都削弱了而得到相对的利益，他们还由于靠牺牲所有其他等级拿到spolia opima〔主要战利品〕而得到绝对的利益。教产是以最有利于他们的方式还俗了；一部分半破落或全破落的贵族不得不逐渐降伏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向城市和农民搜刮勒索的金钱流入他们的金库，同时由于取消了那么多的城市特权，他们要在财政措施上为所欲为就更加有余地了。

　　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之加甚与加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我们已经见到德国是处于怎样的分崩离析状态之下，不仅分成无数独立而几乎完全互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民族在每一个这样的省区中都分裂为各种复杂的等级与等级集团。诸侯和僧侣（P480）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贵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贵族，市民和平民，全是一些利害即或不相冲突也是彼此悬殊的等级。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见到，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终于经过困难而不完满地，而且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又很不一律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这几派，每一等级还是一反条件所许的民族发展之道而行，都是各行其是地去搞运动，因而不仅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和所有其他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终于不得不一齐垮台。济金根暴动中的贵族是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是这样，全部驯顺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市民也是这样。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地区中也是没有共同行动，而是互相为难。我们也已经见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阶级斗争如此支离破碎，因而使革命运动遭致完全失败，使市民阶级运动半途而废。　　

　　地方和各省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狭隘性和省区狭隘性如何毁坏了整个运动；市民、农民、平民都如何不能采取集中的全民性的行动；例如农民们如何在每一省区都各行其是，向来不肯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因而在各次战役中都被官军各个击破，而官军人数不过是全部起义群众的1/10——所有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得很清楚。某些农军和敌人缔结的各种停战协定和协议恰巧成了背叛共同事业的行动，而历次农军的联合都不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行动一致一些，而只是在同共同的敌人交锋时吃了败仗才来联合，这些情形最鲜明地说明各省区农民互不关切的毛病之深到了什么程度。　　

　　在此又很自然地可以和1848—1850年的运动作一番比较。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之间也是利害冲突，各行其是。资产阶级已充（P481）分发展，不能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存在，而它自己的力量又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各阶级的要求从属于它这个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还过于软弱，不能期望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它在专制制度之下又已经尝够了，而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它自己的解放的看法，又因它本身已经大为发展而不再相信了。本民族的群众，即小资产阶级，小工场主（手工业者），农民，都被他们的暂时还是天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认为已太革命而遗弃，而有时又被无产阶级认为不够先进而遗弃；他们自己之间又不一条心，因而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农民之间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之间的地方狭隘性还更严重些。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也有成百的顺利进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国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呓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到疯人院里去。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16世纪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尽管完全类似，却也大有本质的区别。1848年的革命如果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的话，那末却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P482）　　

　　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地方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如果德国已是分崩离析的话，那末欧洲就更加分崩离析。1848年的革命不是德国地方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窄狭范围之内，甚至不是局限于一个大洲的窄狭范围之内。可以说，曾为此次革命舞台的这些国家，对于此次革命的发生，恰恰起作用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不自觉又无心无意的原料，要在现在全世界都参加的这一次运动的进程中被重新塑造一番。这一次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之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结果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从1848到1850年的革命就不能象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P483）

　　注释：

　　[204]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1850年夏天在伦敦写的，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6期合刊号。恩格斯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所用的材料，主要是引自德国民主主义者历史学家威·齐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史”（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s-sen Bauernkrieges》．Th．1-3，Stuttgart，1841—1843）。　

　　“德国农民战争”在1870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作者还为这一版写了导言，来说明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所起的作用。这部著作由于深受德国工人读者的欢迎，又于1875年再版，恩格斯将导言又作了增补。在80年代恩格斯还打算重新修订“德国农民战争”，补充大量新的德国历史的材料。1884年6月31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上写道：“我打算彻底修订我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将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基础。”“资本论”第2、3卷的出版工作以及其他迫切的事情使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保存下来的只是准备补充“德国农民战争”的未完成的手稿和许多札记草稿。——第383页。　　

　　[205]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汉撒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14世纪的后半期。——第386页。

　　[206]接租费是向小份地所有者征收的一种封建赋税。　　

　　死亡税（Sterbefall，Todfall）是领主根据封建权利对于已死农民的份地和财产所征收的遗产税（在法国称为“死手权”）；在德国封建主一般是向继承人征收好家畜。　　

　　保护金（Schutzgelder）——封建主征收这种税，作为领主对自己的仆从进行所谓的“保护”、法庭“辩护”的报酬。——第390页。

　　[207]“公捐”（《gemeiner Pfennig》）是人头税和财产税合并而成的一种税。这种税主要落在农民的肩上。——第392页。　　

　　[208]上任年贡是被教皇任命担任教会职务（有俸圣职）的人向罗马教廷缴纳的一次贡赋。此项贡赋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于恩赐的职位的一年收益；担任此职务的人则向居民横征暴敛百倍地收回他上任时所缴纳的贡赋。——第393页。　　

　　[209]恩格斯指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意志各邦的国民议会中占居多数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由派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在一些邦（如普鲁士）领导了“立宪政府”，但是后来被官僚和贵族的代表所代替。立宪派力图保留王权，作为抵制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支柱，他们只用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宪法来限制王权。立宪派对反动派所采取的妥协政策以及和他们所干的叛卖勾当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第395页。

　　[210]指查理五世刑律（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1532年由累根斯堡议会通过；这部刑律以处刑极其残酷著称。——第397页。
　　
　　[211]韦尔登派是一个教派，17世纪末产生于法国南部下层城市平民之中。据说，创立者是把所有家产都周济贫民的里昂富商比埃尔·韦尔登。韦尔登派主张放弃私产，谴责天主教教会积累财富的现象，号召恢复基督教早期的习俗。韦尔登派的学说在瑞士西南部和萨伏依山区农民中特别流行，在这里它带有保护原始公社制度和宗法关系的残余的色彩。——第401页。　　

　　[212]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12—13世纪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的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工商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派。经过20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第401页。

　　[213]1251年法国农民起义（所谓的“牧童”起义）的领袖之一，名叫雅科布的牧师。据史实证明他是匈牙利人。——第401页。　　

　　[214]加里克斯廷派是捷克的胡斯派民族解放和改革运动（15世纪上半期）中的一派，这个运动所反对的是德国贵族、德意志帝国和天主教教会。加里克斯廷派（即不仅要求赐与面包而且赐与一杯酒的圣杯派）所依靠的是市民和部分捷克贵族，他们的要求仅限于建立民族的捷克教会，没收教会财产。——第403页。　　

　　[215]塔波尔派（以运动中心塔波尔城而得名）是胡斯运动的第二派。与加里克斯廷派相反，他们是革命民主派。塔波尔派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加里克斯廷派叛卖塔波尔派的行为曾被封建的反动阵营利用来镇压胡斯运动。——第404页。

　　[216]鞭笞派是一个宗教禁欲主义派别，从13世纪到15世纪盛行于欧洲。鞭笞派宣称自我折磨能够赎免罪恶。　　

　　罗拉德派（直译是：“咕咕哝哝的祷告”）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派别（产生于14世纪），极端敌视天主教会。罗拉德派采用了英国宗教改革者威克利夫的学说，从这个学说中作出了更为激进的结论，用神秘的宗教形式来反对封建特权。罗拉德派中许多人（其中大都是人民群众和许多下层教会的代表）曾参加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从14世纪末叶起罗拉德派遭受到残酷的迫害。——第404页。　　

　　[217]锡利亚式的狂想（来自希腊文“锡利亚斯”——一千）是关于耶稣再生和建立公正的、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学说。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劳动人民由于遭受难以忍受的压迫和痛苦而从这种救世的狂想中寻找出路。这种信仰盛行于早期基督教时期，其后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第405页。　　

　　[218]恩格斯引用的这句话是齐美尔曼从路德那里引用来的（见Zimmer-mann，Th．1，Stuttgart，1841，S．364-365）。——第407页。

　　[219]M．Luther．《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Vuittemberg，〔1520〕。恩格斯借用齐美尔曼书中的引文。——第407页。　　

　　[220]奥格斯堡告白是对路德教基础的陈述。1530年新教徒向在奥格斯堡开帝国会议的卡尔五世皇帝提出这个告白。它是以市民的“廉价教会”的理想（废除豪华的仪式，简化教会的等级等等）去适应王公利益的产物。他们宣布以领主王公来代替教皇作为教会首脑。皇帝拒绝接受奥格斯堡告白。同意路德新教改革的王公与皇帝所进行的战争于1555年以奥格斯堡宗教和平协定而告结束。根据这个协定，每个王公有权自行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第407页。

　　[221]这是路德在1525年5月即农民战争最剧烈的时候所发表的《Wyder die mördische unnd reubischenn Rottenn der Paurenn》这篇文章的题目。后面所引的话都是利用齐美尔曼书中的引文。——第409页。　　

　　[222]齐美尔曼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版中写的是这个年代，但根据后来可靠的材料，托马斯·闵采尔是生于1490年左右。——第410页。

　　[223]再洗礼派是那些要求成年时再洗礼的派别的称呼。——第411页。　　

　　[224]“对诸侯讲道。解释先知达尼尔的另一区别，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斯特德宫内对肯干的被爱戴的侯爵们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1524年阿尔斯特德版（《Die Fürstenpredigt．Aus-legung des andern Unterschieds Danielis des Propheten，ge-predigt auf dem Schloβ zu Allstedt vor den tätigen，teuren Herzogen und Vorstehern zu Sachsen durch Thomas Mün-tzer，Diener des Worts Gottes》．Allstedt，1524）。恩格斯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12页。　　

　　[225]恩格斯指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施特劳斯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按他们早期著作，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是个泛神论者。——第413页。　　

　　[226]指1524年在缪尔豪森出版的闵采尔的文章，题目是：“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Ausgebrückte Entbl?ssung des falschen Glaubens der ungetreuen Welt durchs Zeugnis des Evangelions Lucae，vorgetragen der elenden erbärmlichen Christenheit zur Erinnerung ihres Irrsals》）。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15页。

　　[227]见Zimmermann，Th．2，Stuttgart，1842，S．75．——第416页。

　　[228] M．Luther．《Eyn brieff an die Fürsten zu Sachsen von dem auffrurischen geyst》．Wittemberg，1524．——第417页。　　

　　[229]根据后来可靠的材料证明，闵采尔起初是出发到帝国直辖市缪尔豪森，1524年9月他由于参加了城市平民的骚乱又从那里被驱逐出去。闵采尔以后由缪尔豪森到了纽伦堡。——第418页。　　

　　[230]1524年闵采尔致路德的印刷的回信上，标题是：“论据充分的辩护词和对维登堡的过着安逸生活、由于曲解圣经而使不幸的基督教蒙受了最无耻的诬蔑的无神论者的答复”（《Hoch verursachte Schutzrede und Antwort wider das geistlose，sanftlebende Fleisch zu Wittenberg，welches mit verkehrter Weise durch den Dieb-stahl der heiligen Schrift die erbärmliche Christenheit also ganz jämmerlich besudelt hat》）。——第418页。
　　
　　[231]独立派是16世纪下半叶在英国产生的宗教政治派别，是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反对专制政体和英国国教会的派别。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独立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党，在1648年末取得了政权。——第421页。

　　[232]恩格斯采用齐美尔曼引自汉斯·杜达尔的话。——第422页。　　

　　[233]德国西南部帝国直辖市的王公、贵族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士瓦本联盟建立于1488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农民和平民运动。领导这个反动联盟的德国西南部的王公还力图利用它来巩固他们的独裁政权。该联盟有自己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军队。1534年由于内部纠纷而告解散。——第425页。

　　[234]塞克列人是居住在德兰斯瓦尼亚东部山区的匈牙利人。——第432页。　　

　　[235]指西西里岛上的人民为反抗1267年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法国安茹王朝的统治所举行的起义。1282年3月31日晚在巴勒摩起义的人民消灭了数千法国的骑士和士兵。——第433页。　　

　　[236]恩格斯指的是1517年10月31日路德（路德开始自己的宗教生涯时是图林根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一个普通的修士）钉在维登堡一个教堂门上的95信条。信条中对出卖赦罪符和滥用天主教会的事实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信条中，体现平民理想的路德宗教学说也具有了初步轮廓。——第436页。　

　　[237]布尔勒斯加是诙谐讽刺文学的体裁之一，流行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家中间；他们用这种文体来嘲笑宫廷诗歌华丽的风格和封建社会上层的拘泥习俗。——第436页。　　

　　[238]蔷薇战争（1455—1485）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派和郎卡斯特派之间的战争。约克人的徽章上饰有白色蔷薇，郎卡斯特人的徽章上则饰有鲜红色蔷薇。在约克派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派的则有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实行了专制政体。——第438页。　　

　　[239]奥地利边区政府是指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直属藩臣分散在士瓦本北部和黑森林地区的统治机关。——第441页。　　

　　[240]当贵族已经聚集起反革命力量的时候，士瓦本联盟的讨伐军的统帅特鲁赫泽斯向1525年2月15日赫郜起义的农民发出的最后通牒中的一句话，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42页。

　　[241]根据马克西米利安大帝的旨意，地方法庭的法官只能由“高贵的”阶层的代表担任。——第443页。　　

　　[242]南方高原地区按字面讲是高原地区。在这里是指上巴登，即与瑞士接壤的巴登南部山地。16世纪时，这个地区只有一部分属于巴登侯爵，其他部分则属于奥地利的布莱斯郜或是由较小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封建主管辖。——第443页。　　

　　[243]指的是1525年初在纽伦堡出版的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为说明激愤是否正当以及在和政权的关系方面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不应该做些什么这件事，致高等德意志民族和其他许多地区所有义愤填膺举行起义的农民的会议的文告。它是根据上帝的圣书，在编写和阐述时曾得到南方高原地区的同僚们的完全同意”（《An die Versammlung ge-meiner Pawerschaft，so in Hochtentscher Nation und viel anderer Ort，mit empörung und iffruhr entstanden，ob ihr empörung billicher oder unbillicher gestalt geschehn，und was sie der Oberkeit schuldig oder nicht schuldig seind，gegründet aus der heil göttlichen Geschrift，von Oberlendi-schen Mitbrüdern guter mahnung ausgangen und beschri-ben》）。威·齐美尔曼认为这篇文告的作者是托·闵采尔。——第443页。　　

　　[244]鸠迪加礼拜日（是从judex——法官一字而来，直译为“审判的星期日”）是四旬斋的第五个星期日。——第446页。　　

　　[245]这个决议是1525年3月当士瓦本联盟的代表还在和起义者进行谈判的时候在乌尔姆的联合政权会议上通过的。在乌尔姆档案中有一个文件记载有这个决议。齐美尔曼引用了这个文件（见Zimmermann，Th．2，Stuttgart，1842，S．111—112）。——第446页。　　

　　[246]大什一税和小什一税是有利于天主教会的两种不同的税。这种税的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1/10。通常是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税，而粮食作物则征收大什一税。——第446页。　　

　　[247]维尔茨堡教会是管理维尔茨堡教区的宗教委员会，该会主持人维尔茨堡主教同时还有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封号。——第448页。　　

　　[248]条顿骑士团是1190年十字军远征时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许多领地，由骑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或共杜拉）来治理。13世纪时，用征服和消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而取得的东普鲁士由骑士团进行统治。东普鲁士就成了骑士团对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进行侵略的堡垒。1237年骑士团和另一个德国骑士团即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立风骑士团联合了起来。在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吕沃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就一蹶不振，后来只保全了不大的一份领地。——第450页。 　　

　　[249]奥芬堡条约是1525年9月18日布莱斯郜起义者与奥地利政府签订的，条约规定恢复农民过去所负的徭役并施行严格取缔农民团体和“异教徒”的条例，而政府应当赦免普通的运动的参加者的罪刑，只处以较轻的罚金。起义的领袖们则没有受到政府的赦免。可是，当起义者刚放下武器的时候，甚至对这个不利于农民的条约奥地利政府和地方封建主们也马上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并且大批地屠杀了起义者。——第466页。　　

　　[250]根据1525年11月13日与奥地利政府所签订的条约的条件，黑森林农民必须再一次向哈布斯堡王朝保证恢复他们过去所承担过的徭役，并且不得阻碍胜利者在运动的中心瓦尔茨胡特城进行屠杀。但是瓦尔茨胡特城的保卫者又支持了好几个星期，只是由于市民阶级上层分子的叛变该城才落入敌手。——第466页。　　

　　[251]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断定闵采尔在缪尔豪森的“永久议会”中并没有担任正式的职务，但是他出席了这个议会的会议，指导了它的工作，所以他实际上领导了这个新的革命政府。——第468页。　　

　　[252]恩格斯指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亚历山大·马丁），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了1848年2月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见本卷第17—37页）。——第469页。

　　[253]帝国摄政——见注72。——第469页。

　　[254]车垒是以车辆构成的防御工事，在古代和中世纪时曾广为采用。——第472页。　　

　　[255]亚尔萨斯农民的十二条款不仅较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民的“十二条款”（废除农奴制，归还被贵族夺去的公共土地等等）更强烈地表达了反封建的要求，而且在许多点上还超过了这个纲领。它们还反对高利贷（如关于废除高利的条款等），要求不仅取消小什一税，而且取消大什一税，宣布当地人民有权撤换那些引起了人民不满的人们的职务，任用新人。——第473页。
　　
　　[256]这个文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中一个重要关头，即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的时候写的。1850年8月，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得出结论说，1847年的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因而在经济开始普遍繁荣的情况下，新的革命在最近一个时期是不可能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推论说，在新的条件下，首先要注意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维利希和沙佩尔反对这种冷静的分析和依据科学的结论所制定的策略。维利希、沙佩尔和他们的拥护者们用“革命的”词句代替了对客观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企图采用冒险主义的策略和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德国举行新的起义。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这个基础上所发生的分歧，早在8月和9月上半月召开的会议上就明显地暴露出来，而在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上达到了最尖锐的程度，在这次会议上同盟发生了分裂。马克思在会上阐述他跟维利希和沙佩尔决裂的原因时说：
　　
　　“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的关系看成革命的动力，而却仅仅把意志看成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们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培养自己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也许不得不忍受15年，20年，50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但是你们却相反地说：‘我们必须立即夺取政权，不然我们干脆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用最粗劣的方式阿谀民族感情和德国手工业者的等级偏见，当然这种说法是比较受欢迎的。正象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象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高谈阔论代替革命的发展……。”（见卡·马克思“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本版第8卷）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同盟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委托科伦区域委员会组织同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康·施拉姆，享·鲍威尔，埃卡留斯和普芬德等6名中央委员；其余4名中央委员——维利希，沙佩尔，列曼和弗伦克尔表示反对。处于少数地位的4名委员退出了会场，并诉诸伦敦区部的盟员，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多数会员也站在维利希和沙佩尔分裂派的一边，这就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这个协会。——第4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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