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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 mi darà la voce e le parole，

　　E un proferir magnanimo e profondo！

　　Che mai cosa piu fiera sotto il sole

　　Non fu veduta in tutto quanto il mondo；

　　L’altre battaglie fur rose e viole，

　　Al raccontar di questa mi confondo；

　　Perchè il valor，e’l pregio della terra

　　A fronte son condotti in questa guerrａ．

　　（Bojardo．Orlando innam．Canto 27．）

　　谁使这架小小的竖琴发出响声？

　　那是我汲取振奋人心的词汇的泉源，

　　为的是我能够用鲜明的色彩，

　　来描画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斗。

　　同命运注定要我歌唱的这次战斗相比，

　　一切以往的战斗都只是大宴会上的花朵：

　　因为一切有不可“思议的勇敢精神的人，

　　都在这次光荣的战斗中拔剑相斗。[注：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二十七首歌。——编者注]

　　

　　由于这些最后的fashionable arrivals〔新到的名人〕充实了流亡者的队伍，流亡者必须努力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使自己具有一个最终的形式的时刻来到了。可以设想，这种努力将引起新的和激烈的敌对行动。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展开的笔战现在已达到了最高潮。个人之间的争吵，互相倾轧，玩弄诡计，无节制地自吹自（P360）擂，——大人物们的全部力量都投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中去了。但是流亡者却因此获得了一些东西，这就是存在于世界历史之外的自己本身的历史，同公众的政治并存的自己这个小圈子内的政治。从彼此攻击中，流亡者甚至感觉到了彼此的重要性。因为在所有这些追求和奋斗的后面都隐藏着对民主派的资产，对这只圣杯（注236）的盘算，所以先验的竞争，关于红胡子皇帝[注：红胡子是德皇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绰号。——译者注]的胡须的争论立刻就成了小丑们的毫不出色的竞赛。谁要想根据原始材料研究这一塌老鼠与青蛙之战（注237），那他可以在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报”、“德意志总汇报”、“国家报”、巴尔的摩的“通讯员”、“警钟报”及其他美国德文报纸上找到一切必需的文件。但是，这种卖弄虚构的同盟和臆想的阴谋的把戏，这一切流亡者的吵嚷并不是没有引起某些严重的后果。它给了政府以它所希望的借口，使它得以在德国逮捕许多人，在全国各地镇压一切运动，并且利用伦敦的可怜的草人（就像利用吓唬鸦雀的草人一样）来吓唬德国的小市民。这些流亡的英雄们对于现状决没有任何危险，他们热烈希望的只有一件事——使德国国内呈现出一片死寂的沉静，好让他们的声音在这片死寂的沉静中显得更响亮；使公众的觉悟水平极度地降低，好让甚至像他们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伟人。

　　新到的南德的正直人物们同哪一方都没有联系，因而在伦敦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充当各种集团的调停人的角色，同时可以把所有的流亡者像一个合唱队似的集合在一些杰出人物的周围。他们的高度发达的责任感要他们不要放弃这种机会。但是他们同时看到，在这方面同他们完全团结一致的赖德律-洛（P361）兰已经坐上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安乐椅。对于他们这些法国的近邻来说，重要的是得到法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即承认他们是德国的临时统治者。对济格尔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让赖德律保障他的总司令的职位。但是，只有越过阿尔诺德才能走向赖德律。况且，阿尔诺德所戴的坚强性格的假面具那时还使他们敬仰，而且他还应当作为哲学上的北极光照耀他们南德的黄昏。因此，他们首先去向卢格请求援助。

　　站在另一方面的首先是金克尔及其亲密的周围人物——叔尔茨、施特罗特曼、席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等等，然后是以赖辛巴赫为首的前议会议员和议院代表，以及作为文学代表人物的梅因和奥本海姆，最后是维利希和他的义勇军，但后者已成泡影。在这里，角色的分配如下：作为西番莲的金克尔代表全体德国庸人；作为伯爵的赖辛巴赫代表资产阶级；而作为维利希的维利希则代表无产阶级。

　　关于奥古斯特·维利希，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古斯达夫总是因他的尖头盖骨而暗中不信任他，在这种头盖骨里面，自负这个过分发达的凸出部分压倒了其余的一切脑力。有一个德国庸人在伦敦的一家啤酒店里看到前尉官维利希的时候，惊恐地抓起自己的帽子逃跑了，他边跑边喊道：“我的上帝，这个人多么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为了增强这种相似的气氛，维利希在革命前不久，做了一个时期的木匠。后来，在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他当了游击队的领袖。

　　游击队的领袖，这个古意大利佣兵队长的后代，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是在德国，是一种特殊现象。游击队的领袖习惯于独立行动，是反对任何最高总司令的。他的游击队员只服从他，而他也完（P362）全依赖于他们。因此，纪律在志愿部队里有极其特殊的性质：看情况而定，有时它严格到野蛮的程度，有时（而这是经常的）则极端松懈。游击队的领袖不能够总是摆出一副发号施令的面孔，他经常必须迎合他的游击队员，以实惠来讨好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一般的军人品质在这里并没有多大用处，为了使下属服从，必需用其他的品质来巩固勇敢。如果领袖没有高贵的出身，那他必需具有哪怕是高尚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必须补充以阴谋、诡计和隐蔽的卑鄙行为。这样就不仅能博得自己的士兵的好感，而且也能收买居民的心，欺骗敌人，同时还被认为，特别是被敌人认为是个卓越的人物。但是，有了这一切还不足以掌握志愿部队，因为他们大部分或者一开始就是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或者是很快就变得和流氓无产阶级一样了。为了掌握志愿部队，需要有一种最高的观念。因此，志愿部队的领袖必需具有某些固定观念的精华，他必需是有原则的人，经常意识到自己负有解放世界的使命。他应当向队伍传教，在同每一个士兵作个别谈话时经常进行有教徒的宣传，从而把这个最高观念灌输给他的士兵，并使整个部队就此变成自己的精神上的儿女。如果这个最高观念具有思辨的、坚强的性质，并且超过一般的理智的水平，如果它具有某些黑格尔的特色，正如维利森将军企图灌输给普鲁士军队的那种观念（注238）一样，那就更好了。因此，使每一个游击队员具有高尚的意识，整个部队的行动就因此而获得思辨的神通，这使他们高高地超越于一般的缺乏头脑的勇敢之上；而这样的部队所以能获得荣誉，与其说是靠了它的成绩，不如说是靠了它的救世主的使命。如果使每一个战士都宣誓，说他们决心同他们为之而战的事业同归于尽，宁愿高唱着圣歌直到最后一个被杀死在边境上的最后一棵苹果树下，那末部队就能够（P363）更加坚强。这样的部队和这样的领袖如果同普通的世俗的军队交往，自然一定会感到自己受了侮辱，并且一旦有适当的机会就一定要竭力争取脱离军队，或者立刻使自己摆脱无信仰者的团体；他们最痛恨大规模的军事联合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在这时靠最高尚的感悟来支持的阴谋行为，如果忽视军事艺术的一般规则，就会毫无作用。因此，游击队的领袖应当是个道地的十字军骑士：他应当一身兼扮隐士彼得和穷汉瓦尔特两个角色。他应当用自己的德行来对付他的五光十色的部队的放荡的生活方式。谁也不敢把他灌醉，而他自己必须宁可避开众人，偷偷地，哪怕是在晚上躲在被子里抱着酒瓶痛饮。如果他由于人类的弱点，在饱尝了人世的幸福之后，超过规定的时间，到深夜里才回到兵营，那末他就永远不要走大门，而宁肯绕个弯，越墙进去，以便不要把任何人诱入歧途。对于女人的魔力他应当表示冷淡，但是，如果他偶尔让一个裁缝的帮工在自己的床上休息，就像克伦威尔对待自己的下级军官那样，那他就会给人以良好的印象；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决不应当成为过分的禁欲主义者。因为在cavaliere della ventura〔探险的骑士〕的后面站着他的部队的、主要是靠征用和免费住宿勉强度日的cavalieri del dente〔吃饭的骑士〕，而穷汉瓦尔特总是不得不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仅仅由于这一点，隐士彼得就必须经常出面来进行准备好的安慰，说采取这种不愉快的办法，纯粹是为了拯救祖国，因而也是为了受难者本身的利益。

　　游击队的领袖在战时所表现的这一切品质也表现在平时，诚然，这些品质发生了某些不十分好的变化。首先他应后为新的部队保存核心，并经常派出招募新兵的下级军官。这个主要是由志愿部队的残余和平民流亡者组成的核心，在兵营中的生活或者由（P364）政府维持（例如在伯桑松时）（注239），或者用其他的方法维持。兵营中的生活应当用观念来使它神圣化；这要通过兵营共产主义来实现，由于实行兵营共产主义，对一般非军人活动的卑视获得了最崇高的意义。但是，由于这种共产主义兵营已不再受军事条例的约束，而只是服从于精神上的权威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训条，所以偶尔因共同的金库而打架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有时，拳头也会落到精神上的权威的头上。如果哪里附近有手工业者协会，那末这里就可以用来作为替酗酒的部队补招新兵的据点，并且给手工业者描绘将来的放荡生活和游击队冒险活动的远景，以补偿他们现在所做的沉重的劳动。此外，有时可以做到使手工业者协会出钱供养部队，因为这样的兵营对于无产阶级的未来具有高度的原则性的意义。不论在兵营里，或者在协会里，说教和在个人交往中的古老的不拘礼节的作风都不是没有影响的。游击队员就是在平时也不应失去他所绝对必需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而且，正如他在战时在每次失败以后总是预告明天将获得胜利一样，现在他也经常宣告，这至迟再过两星期就“会开始”，这一点在精神上是无疑的，在哲学上是必需的。因为他经常必须面对着敌人，因为高尚的人总有无耻的人反对，所以他在后者中间将发现对自己的明显的敌意，并且确信，无耻的人光是由于痛恨他应得的声望就会打算毒害他或刺死他；因此，他总是在枕头底下放一柄长刀。游击队的领袖在战时如果不想像他被居民奉为偶像，就不可能获得任何胜利，同样，在平时就是在没有实际的政治联系的情况下，他也不断地设想或想像着这些联系，而这有时会造成惊人的骗局。征用和免费住宿方面的才能又以愉快的寄生生活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反之，我们的罗兰的严格的道德上的禁欲主义，像一切高尚的和伟大的行为一样，（P365）在和平时期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博雅多在第二十四首歌中唱道：

　　特平在谈到布拉瓦伯爵时说，

　　他的一生在童贞中度过，

　　谁愿意相信就相信吧，先生们！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布拉瓦伯爵由于美丽的安吉利卡的眼睛而失去了理智，而阿斯托尔弗不得不在月亮上寻找这个理智，就像洛多维科·阿里欧斯托先生令人神往地描写的那样（注240）。但是，我们的现代的罗兰竟把自己同诗人本人混淆起来，诗人在讲到自己时说他也因恋爱而失去了理智，并且用嘴唇和手在他的安吉利卡的胸怀里找回理智，可是发生了这样的事：他所得到的是被赶出了大门。

　　在政治上，游击队的领袖要表现出他在进行小战斗的各种方法上的无与伦比的经验。他按照“游击队员”这个字的本意，从一个派别转到另一个派别[注：双关语：德语中《Parteigänger》有“游击队员”之意，也有“任何一个党派的信徒”之意。——编者注]。小小的阴谋活动、可鄙的规避行为、不时的撒谎、以道义上的愤慨为借口而干出来的阴险的勾当在他那里都表现为高尚意识的自然标志，他对自己的使命及他的言论和行为的最高意义满怀信心，他坚决地宣布：“我从来也不说谎！”固定观念成了伪装起来的背信弃义行为的富丽堂皇的屏障，并且使缺乏任何观念的蠢笨流亡者们认为，他，这个有固定观念的人，不过是个傻瓜而已，——而对这样一个饱经世故的出色人物来说，这正是所需要的。

　　唐·吉诃德和桑科·判札的二位一体，既热爱粮袋又热爱固定观念的、对漫游骑士的免费膳食和他们的光荣同样感到振奋的、（P366）以坚强性格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欺骗行为的、进行小战斗和搞小阴谋活动的英雄，这就是维利希。他的真正的未来是在格兰德河大草原上。

　　关于上述两批流亡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戈克先生在给纽约“德意志快邮报”编辑部的信中作了如下的说明：

　　“他们〈南德人〉决定同其余的派别联合起来，以便恢复奄奄一息的中央委员会的声望。但是，实现这个良好意图的希望很渺小。金克尔继续在搞阴谋活动；他同他的拯救者、他的传记作者和几个普鲁士尉官组成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当秘密行动，逐渐扩大，尽量把民主派的钱弄到手，然后就以强大的金克尔派的身分突然公开出现。这样做既不诚实，又不公平，也不合理。”

　　济格尔先生在给同一家报纸的信中把南德分子在这些联合企图中的“诚实”想法表露如下：

　　“如果说，我们少数几个有正直想法的人也局部地进行了秘密活动，那末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抵御金克尔和他的同谋者的卑鄙的阴谋活动和勒索行为，并且向他们证明，他们并不是为了主宰一切而出生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强使金克尔出席有许多人参加的大会，在那里我们要向他和他的（照他的说法）亲密的政治上的朋友们证明，并不是一切发光的东西都是金子。首先让乐器〈叔尔茨〉，然后是让奏乐者〈金克尔〉去见它的魔吧。”（1851年9月24日“纽约德文周报”）

　　在南德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卢格的“理智”，而在北德分子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金克尔的“感情”，只要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判断，这两个互相咒骂，互相称之为“南德人”和“北德人”的集团的成分是多么奇特了。

　　为了了解下一个伟大的战斗，必须谈一下这两个震动世界的派别的外交手腕。

　　阿尔诺德（以及他的伙伴们）首先关心的是组织“不公开的俱（P367）乐部”，它的公开的表面的目的是“进行革命活动”。他所特别喜爱的“德国事务委员会”应当从这个俱乐部里产生，而卢格本人则应当被推为这个委员会的代表参加欧洲中央委员会。阿尔诺德从1850年夏天起就已经在不断地追求这个目的。他希望在南德人中“找到理想的中国分子，在他们之中他可以毫不客气地作为统治者主宰一切”。因此，成立正式的流亡者组织、组织各种委员会就构成了阿尔诺德及其同盟者的政策中的必要因素。

　　从金克尔及其同伴这方面来说，他们应当竭力设法不让卢格在欧洲中央委员会中篡夺到的地位有合法化的可能。金克尔发表的号召预先签名认购五百英镑的宣言得到了回答，他收到了一份从新奥尔良来的寄钱给他的通知，根据这一点，他就同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赖辛巴赫、泰霍夫、叔尔茨以及其他等人一起组成了秘密的财务委员会。他们这样想：如果我们有了钱，流亡者就会拥护我们；如果流亡者拥护我们，那末我们也将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因此，他们首先必须让流亡者群众忙于参加各种单纯是为了讨论形式问题而召开的会议，但是用一切办法阻挠成立正式的组织，使不超出“未形成的团体”的范围，尤其是不让组织任何委员会，这样就可以妨碍敌对的派别，阻挠他们的活动，而自己则在他们背后耍手腕。

　　这两个派别（即“有名的活动家们”）共同的特点是力图欺哄流亡者群众，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只是把他们当作幌子，然后，一旦目的达到，就把他们抛弃掉。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民主派的马基雅弗利们、达来朗们和梅特涅们是怎样互相攻击的。

　　第一场。1851年7月14日。“同金克尔进行的关于共同出场（P368）的私人协商失败”之后，卢格、戈克、济格尔、菲克勒尔、隆格就邀请所有派别的有名的活动家都来参加7月14日在菲克勒尔处召开的会议。有二十六人出席。菲克勒尔提议组织德国流亡者的“不公开的小组”并且从小组中分出“工人委员会，来协助达到革命的目的”。提案主要是遭到金克尔和他的约六个信徒的反对。经过了许多小时的热烈争论之后，菲克勒尔的提案通过了（十六票对十票）。金克尔和少数派声明，他们再不能参加这个计谋，并且离开了会场。

　　第二场。7月20日。上述的多数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同盟，在新加入者中间有菲克勒尔介绍的陶森瑙。

　　就像隆格是德国民主派的路德，金克尔是它的梅兰希通一样，陶森瑙先生是它的阿伯拉罕-圣克拉。西塞罗的两个肠卜者不可能互相对视而不发笑（注241）。陶森瑙先生也不可能对着镜子中自己的严肃表情而不哈哈大笑。如果说，卢格曾经获得巴登人对他的敬仰，那末命运报复了他，给他派来了一个令他敬仰的奥地利人陶森瑙。

　　根据戈克和陶森瑙的建议，会议延期了，延期的目的是设法再一次同金克尔派达成协议。

　　第三场。7月27日。会议在克朗邦饭店举行。“有名的”流亡者au grand complet〔全都到齐了〕。金克尔派也出席了，但不是为了来参加已经成立的同盟。相反地，他们坚持“组织不包括工人委员会和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公开的辩论俱乐部’”。叔尔茨在这整个议会程序中扮演了年轻的金克尔的导师的角色，他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本团体应以德国流亡者俱乐部为名宣布自己为非公开的政治同盟。新成员应从德国流亡者中，根据同盟成员的建议，由多数票通过吸收之。”（P369）

　　提案一致通过。俱乐部决定每星期五集会一次。

　　“这个提案的通过引起了全场的鼓掌和欢呼：‘德意志共和国万岁！！！’由于全体一致通过，每个人都感到，他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并为革命作了件有益的事情。”（戈克，1851年8月20日“快邮周报”）

　　爱德华·梅因因这个胜利而欣喜若狂，他在自己的石印通告中欢呼道：

　　“现在全体流亡者组成了一支统一的紧密团结的队伍，连布赫尔也参加了，只有怙恶不悛的马克思集团除外。”

　　梅因的这些话也可以在柏林的石印的政府通告[注：“普鲁士石印通讯”。——编者注]中看到。

　　于是，在全体表现了互相谦让的情况下，在为庆祝德意志共和国而发出的“乌拉”欢呼声中，伟大的流亡者俱乐部诞生了，它将举行非常令人振奋的会议，并且将在金克尔赴美几星期以后就皆大欢喜地解了体。不过，这并不妨碍它直到今天仍在美国作为健在的机构而发生作用。

　　第四场。8月1日。在克朗邦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

　　“很遗憾，我现在必须报告：我们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俱乐部的胜利上是犯了错误。”（戈克，8月27日“快邮周报”）

　　金克尔不经多数人预先通过便把六个普鲁士流亡者和六个工业展览会的普鲁士参观者引进了俱乐部。达姆[注：达姆在这里！

　　谁在这里？达姆！

　　谁？

　　达姆，达姆，难道你不知道达姆？]（主席，前巴登制（P370）宪议会主席）对这种等于叛国的破坏章程的行为表示惊奇。金克尔声明说：

　　“俱乐部只是一个公开的松弛的团体，它除了提供人们互相认识和举行任何人都可以来听的座谈的机会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因此，最好是尽量让外面的拜访者参加本团体。”

　　大学生叔尔茨连忙来补救他的教授的愚蠢行为，提出一个关于准许拜访者参加的修正案。修正案通过了。阿伯拉罕·圣克拉—陶森瑙站了起来，并严肃地提出了下面两个严肃的提案：

　　（1）“选举一个委员会〈臭名昭著的委员会〉，它每周要提出关于当前政治、特别是德国的当前政治的准确报告；这些报告应当归入同盟的档案，在必要的时候应当公开发表；（2）选举一个委员会〈臭名昭著的委员会〉，把反动派的奴仆们在过去三年中对民主派的拥护者干出来的以及现在还在干的违法行为和残暴行为的尽可能详细的材料记载到同盟的档案中”。

　　坚决反对这个提案的有

　　赖辛巴赫：“在这两个看样子似乎不错的提案里他看到了可疑的见不得人的用意和想法，这就是想通过选举这些委员会的办法来赋予本团体以他和他的朋友们所不希望的正式的性质。”

　　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叔尔茨：“这样的委员会可以攫取到一种具有秘密性质的职能，因而可以逐渐导致形成正式的委员会。”

　　梅因：“我所希望的是言论，而不是行动。”

　　如戈克所断定的，多数人似乎都倾向于通过这两个提案。于是马基雅弗利—叔尔茨便提议延期表决。阿伯拉罕·圣克拉-陶森瑙由于天真而同意了这个提案。金克尔认为，

　　“表决应当延期，到下一次会议再举行，主要原因是，今天晚上他那一派看来是处于少数地位，因此他和他的朋友们不能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举行的表决是‘结合他们的良心’的。”（P371）

　　问题转到下一次会议讨论。

　　第五场。8月8日。在克朗邦饭店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陶森瑙的提案。金克尔和维利希违反协议，带来了“流亡者下层，le menu peuple〔平民〕，以便在这一次结合自己的良心。”叔尔茨提出一个关于志愿报告当前政治问题的修正案，于是，经过了预先的商议，立刻就有人自愿宣读这些报告：梅因谈普鲁士，叔尔茨谈法国，奥本海姆谈英国，金克尔谈美国和未来（因为他的最近的将来是在美国）。陶森瑙的提案被放到了一边。他令人感动地声明说，他愿意牺牲他的正义的愤怒，把它献给祖国，他愿意留在同盟者的圈子里。但是卢格—菲克勒尔派立刻摆出一副受了骗的美丽的灵魂的愤怒姿态。

　　插曲。金克尔终于从新奥尔良收到了一百六十个英镑，这笔钱，金克尔必须在其他有名人物的参与下，为了革命的利益把它变为能赢利的资本。本来就已经被上一次的表决结果刺痛了的卢格—菲克勒尔派知道了这件事。决不能再浪费一分钟，必须行动起来。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用“鼓动者协会”的名字为自己的停滞的和污浊的存在装璜门面的新的流亡者泥潭。它的成员是陶森瑙、弗兰克、戈克、济格尔、黑尔特勒、隆格、豪格、菲克勒尔、卢格。协会立刻在英国报纸上发表声明，

　　“它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辩论，而主要是为了活动，它将不是致力于words〔言〕，而是致力于works〔行〕，并且首先要建议志同道合的人提供现金。鼓动者协会把执行权托付给陶森瑙，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对外的全权代表和通讯员；同时，它承认卢格在欧洲中央委员会里的地位〈帝国摄政者的地位〉，也承认他过去的活动，承认他代表具有真正德意志精神的德国人民。”

　　在这个新的联合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原始的集团，即卢格（P372）—隆格—豪格集团。这样，阿尔诺德在经过了多年的奋斗和努力之后，终于达到了他所想望的目的：他被承认为民主派中央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并且在自己的背后有了由整整八个人组成的“一部分轮廓鲜明的〈可惜太鲜明了〉人民”。但是连这一点满足也被破坏了，因为就在他被承认的同时也被间接免去了职务，而且他只是在粗汉菲克勒尔提出的条件下被承认的，根据这个条件卢格必须从现在起就停止“写作和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胡话”。粗暴无礼的菲克勒尔认为阿尔诺德的作品中只有那些他本人没有读过也用不着去读的作品，才是“值得注意的”。

　　第六场。8月22日，克朗邦饭店。首先便是叔尔茨的“外交上的杰作”（见戈克）：建议由属于各派的六人组成全体流亡者委员会，并吸收维利希的手工业者协会的已成立的流亡者委员会的五个成员加入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金克尔—维利希派将总是处于多数的地位）。建议通过了。选举也举行了，但是“国家”中由卢格统治的那一部分的成员拒绝参加选举，因此，这个外交上的杰作便破产了。此外，过了四天维利希就退出了早就只在名义上存在的手工业者的流亡者委员会，因为表现出极端不恭的“流亡者下层”的多次叛乱使这个委员会的解体早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可见，关于这个流亡者委员会的事情究竟有多少，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有人对鼓动者协会的公开出场提出质问。有人建议要流亡者俱乐部同鼓动者协会脱离一切关系，并且要公开宣布不同意它的全部活动。在场的“鼓动者”——戈克和小济格尔（也就是老济格尔，见下面[注：见本卷第377—378页。——编者注]）遭到了疯狂的攻击。鲁道夫·施拉姆宣布，他的老朋友卢（P373）格是马志尼的奴仆和“老牌的肮脏的造谣中伤者”。布鲁士斯，你也在内！[注：凯撒被刺后发现他的好友布鲁士斯也是谋刺者之一时，对布鲁士斯说的话。（见“莎士比亚戏剧集”作家出版社版第7集第55页）——译者注]戈克不是以伟大的演说家的身分，而是以一个正直的公民的身分进行反驳，并且无情地攻击两面派的、优柔寡断而阴险的、牧师般地慷慨激昂的金克尔：

　　“不让那些希望工作的人有机会参加工作，这是不可原谅的！但是这些人显然只要求表面上的、无所作为的联合，为的是在这种幌子下使这个集团能够达到某种目的。”

　　当戈克谈到鼓动者协会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的公开声明的时候，金克尔庄严地站了起来，并庄重地说，他

　　“已经控制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并且已经采取措施，要法国新闻界也服从他的影响”。

　　真正的德国派的提案通过了，并且引起“鼓动者”提出了声明，说他们的协会会员再也不能留在流亡者俱乐部里了。

　　于是，流亡者俱乐部和鼓动者协会之间发生了可怕的分裂，在整个现代世界历史上形成了一道裂口。最有趣的是，这两个流亡者的产物实际上只存在到它们之间发生分裂时为止，而现在它们好像只存在于考尔巴赫的异教徒灵魂之战（注242）中，而这场战斗到今天还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以及在各种会议上继续进行着，并且看样子将继续进行到世纪末。

　　不承认任何纪律的施拉姆也攻击起维利希来了，他断定，流亡者俱乐部同这个骑士联合是丢了脸，这件事使整个会议更加骚乱了。主席——这一次是胆怯的梅因——绝望了，已经几次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而在讨论鼓动者协会的问题时，由于它的会员的退（P374）场，混乱已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叫喊、喧嚷、鼓噪、威胁、狂哮声中，这个有教益的会议开到了深夜两点，最后主人熄灭了煤气灯，使愤怒的敌对者陷入一片漆黑，并且以恐怖结束了这场拯救祖国的事业。

　　在8月底侠义的维利希和多情善感的金克尔企图从内部来炸毁鼓动者协会。他们向诚实的菲克勒尔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他，菲克勒尔应当同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密的政治上的朋友们一起组成财务委员会以支配新奥尔良寄来的钱。这个委员会将一直存在到能够召集革命本身的正式的财务委员会时为止；但是，如果接受这个建议，那就是同意解散一切存在到那时的德国的革命团体和鼓动团体。”

　　正直的菲克勒尔被这个“钦定的、秘密的、不负责任的委员会”激怒了，

　　他喊叫道：“仅仅是一个财务委员会怎么能把一切革命政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不论是现在收到的或是过去收到的钱都不能成为要求民主派中各个意见不同的派别牺牲自己的独立的理由。”

　　这样，这个叫人开小差的企图非但没有引起预期的解散，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此，陶森瑙可以宣布，两个强大的派别——“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破裂已成为无可挽救的了。（P375）

　　注释：

　　[236]圣杯——按照中世纪的传说，是一只有奇异力量的宝杯。——第361页。　　

　　[237]指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荷马的叙事诗的摸拟诗，作者不详。——第361页。　　

　　[238]指维利森在“关于1831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1840年柏林版1—3册（《Theorie des großen Krieges angewendet auf den russisch-polnischen Feldzug von 1831》．In zwei Theilen．Berlin，1840）这部书中所叙述的观点。维利森的理论所根据的不是军事艺术史的实际材料，而是抽象的哲学原理。——第363页。　　

　　[239]指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伯桑松（法国）组织的由德国流亡者——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支队伍。队伍的成员从法国政府那里得到津贴，但是在1849年初津贴便停止了。后来该队伍编入了所谓的维利希军团，该军团参加了1849年5—6月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第365页。　　

　　[240]指阿里欧斯托的诗“疯狂的罗兰”中的第三十四首歌。阿里欧斯托把这首诗当作博雅多的诗“恋爱中的罗兰”的续篇。——第366页。

　　[241]这是西塞罗在“论预言”（《De divinatione》）这本书中引用的老卡托的一句话；肠卜者是古罗马的查看祭神牺牲的内藏而卜神意的预言者。——第369页。

　　[242]指“匈奴人之战”——德国艺术家考尔巴赫的一幅名画。画中描绘了许多阵亡战士的灵魂的战斗，这场战斗是在战场的上空进行的。——第374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