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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展览会在流亡者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在整个夏季中德国的庸人们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伦敦；德国庸人在巨大的、喧闹的水晶宫里，以及在更加巨大得多的、各种各样的隆隆声、嘈杂声和喊叫声乱成一片的伦敦感到很不舒服；他们汗流浃背地完成了在必须参观展览会和其他值得观看的东西这方面的一天的繁重劳动之后，便到谢特奈尔的“哈瑙”饭店或到哥林盖尔的“星星”饭店里去休息，在这里那才是杯中乐融融，烟雾腾胯起，一片酒店政治的气氛。在这里，“整个祖国都聚到一起”，何况还可以免费观看德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也坐在这里，有议会议员、议院代表、统帅、1848年到1849年这段美好时期里的俱乐部演说家，他们像一切其他普通人那样吞云吐雾，日复一日地coram publico〔在全体人民面前〕神气十足地议论着祖国的最高利益。在这里，德国小市民，只要不吝惜几瓶极廉价的酒，那就能详细地得知欧洲各国内阁的最秘密的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可以非常准确地得知什么时候“开始冲击”。于是人们便一瓶又一瓶地冲击起来，然后各派意见的拥护者虽然已经摇摇晃晃，站立不稳，但是带着他们已为拯救祖国尽了一份力量这种令人鼓舞的意识纷纷回家去了。流亡者们在有支付能力的庸人大批拥到伦敦的这段时期里比任何时候都喝得多，而花费则比任何时候都少。

　　流亡者的真正的组织就是这个在锡仑-谢特奈尔（注230）的庇护下（P353）设在朗-爱克街上的靠了展览会而极其兴隆的酒店组织。真正的中央委员会经常在这里开会。其他一切委员会、组织、党的小组都纯粹是这个真正德国的寄生性酒馆常客组织的唬人幌子和爱国主义小摆设。

　　这时，流亡者又得到了以新来者梅因、孚赫、济格尔、戈克、菲克勒尔等等先生为代表的增援部队。

　　梅因，这个因错误而生下来就没有刺的小刺猬，早就被歌德用潘辛涅的名字描绘如下：

　　“在文学中，就像在社会上一样，常常能遇到这样一些矮小的、可笑的、长得滚圆的人物，他们天赋某种才能，和人们纠缠不清，因为每一个人都能随便地从高处看他们，所以他们可以让人随便地寻开心。而这些人就从中获得许多好处：他们生活着，活动着，他们的名字被人称道，老是受人们的款待。如果他们遭到失败，他们也不惊惶不安，而是把失败看作个别的情况，并且等待将来获得最大的成功。在法国的文学世界里，潘辛涅便是这样的人物。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无论怎样捉弄他，无论引诱他去做什么，无论怎样欺骗他，甚至他的悲惨的死亡（他在西班牙淹死）也不能减弱他的生命所产生的滑稽可笑的印象，正如焰火筒决不会由于噼噼啪啪响了一阵以后嘣的一声爆炸开来而获得什么意义一样。”（注231）

　　相反地，当代的作家们谈到他时这样说：爱德华·梅因属于那些“坚定的”、代表柏林的智慧的人物，同德国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愚蠢正相反。他同他的朋友缪格、克莱因、察贝尔、布尔等人也在柏林成立了“梅因的甲虫协会”。每一个梅因的甲虫都坐在自己的独特的小叶子上，而爱德华·梅因则坐在曼海姆的一张小晚报上[注：即“曼海姆晚报”。这句话里的“小叶子”和“小报”原文是双关语：德语中Ｂlättchen一字，既有“小叶子”之意，又有“小报”之意。——译者注]，他在这张小叶子上每星期以极大的努力生产绿色的通讯员幼虫。（P354）这个梅因甲虫在1845年甚至行将主编一本月刊；人们从各方面给他寄来了文章，出版者等待着，但是整个事业一下全垮了，因为爱德华在经过了八个月以后，混身冷汗地声明他写不出刊物的广告。因为我们的爱德华对待自己的一切幼稚行为都很认真，所以在柏林三月革命后，他以一个对待运动严肃认真的人而出了名。在伦敦他同孚赫一起参加了由一个二十年前略懂德文的老太婆主编和审查的“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的工作，但是被当作不能胜任工作的人而解除了职务，因为他顽固地非要把自己早在十年前就已在柏林发表过的一篇深奥的关于雕刻的文章排进这本杂志。当金克尔的流亡者们后来任命他为秘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个实际的bomme d’état〔国家活动家〕，并且在石印的通告里宣布他已获得了“稳固的观点”。在他去世之后，在这个梅因甲虫的遗产中将会发现许多为预定的著作写好的标题。

　　梅因在编辑工作和秘书工作中的同事奥本海姆同他有不可分的联系。关于奥本海姆，有人说他好像根本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一个寓言中的人物；即好像是寂寞女神以犹太首饰匠儿子的形象出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伏尔泰写《Tous les genres sont bons excépté le genrc ennuyeux》〔“除了枯燥无味，一切风格都好”〕[注：伏尔泰喜剧“浪子”的序言。——编者注]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已预感到我们的亨利希·伯恩哈特·奥本海姆的出现。我们宁愿把奥本海姆当做作家，而不愿把他看做演说家。你可以不看他的作品，但是要想回避听他的演说，c’est impossible〔那是不可能的〕。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生说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亨利希·伯恩哈特·奥本海姆在前几个世纪中所用的（P355）名字确实无法确定了，因为无论在哪一个世纪里都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以令人厌恶的空谈而出名的。他的生活体现在三个辉煌的时期中，这就是阿尔诺德·卢格的编辑、布伦坦诺的编辑、金克尔的编辑。

　　这一伙人中的第三个是尤利乌斯·孚赫先生。他属于柏林移民区中那些善于以巨大的进取心发挥自己的小小的才能的胡格诺教徒之列。他最初是以自由贸易派别的旗手华斯托（注232）的角色登上社会活动的舞台，而他扮演这个角色是被汉堡商人雇来进行宣传的。在革命风潮时期他们允许他打着气势凶凶的无政府主义招牌鼓吹贸易自由。当这样做已不合时宜的时候，他便被揭开了，于是他同梅因一起开始主编柏林的“晚邮报”。他在国家应当根本消灭并且应当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借口下，在这里避开了反对现存政府的危险立场，而当后来该报由于没有钱交纳保证金而停办的时候，“新普鲁士报”对于民主派中唯一称得上作家的孚赫的命运表示了惋惜。同“新普鲁士报”的这种亲热关系不久便达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以至我们的孚赫竟开始在伦敦为这家报纸写起通讯来了。孚赫参加流亡者的政治活动并不太长久。他对自由贸易的迷恋使他明白，他的使命是从事企业活动，他热切地恢复了这一活动，他在这方面所完成的工作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他根据非常完善的活动标尺制定了他的文章的价目表。由于“布勒斯劳报”的不知分寸，这个文件已为广大公众所知。

　　同这个柏林智慧的三星相对立的是南德永恒信念的三星，即济格尔、菲克勒尔和戈克。

　　弗兰茨·济格尔，如他的朋友戈克所描绘的，是个

　　“个子不大、没有胡须、一切都同拿破仑相似的人”；他，按照同一个戈克（P356）的说法，是个“英雄”，“未来的人”，“首先是个天才的、天赋创造精神的、不倦地忙于新计划的人”。

　　在我们之间有人说，济格尔将军是巴登的一个自信而又野心勃勃的年轻的尉官。他从法国革命的战役史中看到，由一个少尉一跃而成为总司令，这完全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没有胡须的人便下定决心：弗兰茨·济格尔总有一天要成为某个革命军队的总司令。他由于名字的相同而在军队中博得的声望[注：见本卷第377—378页。——编者注]和1849年的巴登起义帮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他在尼喀河畔进行的战斗以及在黑林山没有进行的战斗都出了名，而他的退往瑞士甚至他的敌人也认为是适时的和正确的策略。他的军事计划证明他通晓革命战争的历史。为了忠实于革命的传统，不考虑敌人、也不注意作战线和退却道路以及其他这类小事的英雄济格尔，忠实地从莫罗在当时选择的一个阵地转到另一个阵地，尽管如此，如果说，他没有能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模仿莫罗的进军，如果说，他不是在帕拉迪兹，而是在埃格里绍渡过莱茵河，那末应当说这是由于敌人的眼光短浅，不善于估计这种非常科学的机动行为。济格尔在自己的命令和指令中表现出他是个传教士，他在这些命令和指令中表现出固然比拿破仑更缺乏文采，然而比拿破仑更充满信念。后来，他制定了各兵种的革命军官手册；我们可以从这本手册中举出下面这样一段重要的话：

　　“按照章程，革命军官必须备有：一顶帽子（除便帽外），一把带鞘的军刀，一条黑红黄三色的骆驼绒腰带，两副黑色皮手套，两套军服，一件斗篷，一条呢裤，一条领带，两双皮靴或鞋，一个十二英寸长、十英寸高、四英寸厚的黑皮（P357）旅行袋，六件衬衣，三条衬裤，八双长袜，六块手帕，两条面巾，一副刮脸和洗脸用具，一副文具，一块规定式样的石板，一把刷子，一本野战勤务章程。”

　　约瑟夫·菲克勒尔（按照他的朋友戈克的描绘）是

　　“诚实的、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人民活动家的榜样，这个人曾经把上巴登和湖滨边区的所有的居民都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并由于多年的斗争和苦难而博得了差不多同布伦坦诺一样的声誉。”

　　和一个诚实的、坚定的和不屈不挠的人民活动家的身分很相称，约瑟夫·菲克勒尔有一张胖得滚圆的脸、一根粗胖的脖子和一个同样肥胖的大肚子。关于他过去的生活，人们只知道他是靠十五世纪的一件艺术雕刻品和几件同君士坦士宗教会议（注233）有某种关系的圣物过活的，他让旅行者和外国的艺术爱好者出钱观赏这些珍品，并且把各种“古董”卖给他们，而这些东西，就像菲克勒尔自己洋洋得意地说的那样，都是他“仿照古董的样式”重新制造的。

　　他在革命时期的唯一的功绩是：第一，他在预备议会（注234）的会议结束后被马提下令逮捕，第二，他于1849年6月在施图加特被勒麦下令逮捕。由于这两次被捕，他幸运地避免了给自己丢丑的危险。后来维尔腾堡的民主派为他交纳了一千古尔登的保证金，而菲克勒尔却隐姓埋名地到土尔高去了，他就这样销声匿迹，使保证人感到非常痛心。不可否认，他在“湖滨小报”上成功地用油墨表现了湖滨农民的思想和感情。此外，他看到他的朋友卢格的情况，便抱定这样一种见解：长期的学习会使人变得愚蠢，因此他预先警告他的朋友戈克，不要到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去。

　　阿曼杜斯·戈克，从他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个可爱的人[注：俏皮话：Amandus（阿曼杜斯）一字有“愉快的”“可爱的”意思。——编者注]，他（P358）

　　“的确不是个出色的演说家，然而是个诚实的公民，他的谦逊和高尚的行为使他到处都有朋友”（“西美周刊”）。

　　戈克因行为高尚而成了巴登临时政府的成员，但是他自己承认，在政府里他丝毫也不能反对布伦坦诺，并且由于谦逊而给自己加上一个独裁者先生的称号。谁都不否认，他当财政部长时所取得的成就是很微小的。由于谦逊，他在已经宣布向瑞士总退却的前一天宣布在多瑙埃申根成立“社会民主共和国”。由于谦逊，他后来宣称（在1852年向雅努斯-海因岑（注235）），12月2日巴黎无产阶级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他那种巴登-法兰西的和法兰西式的南德所固有的民主派的洞察力。谁想找到进一步证实戈克的谦逊和“戈克派”的存在的证据，那他可以到他本人所著的“回顾巴登革命……”1850年巴黎版中去找。他谦逊的最高表现要算是他在辛辛那提的公众集会上谈到的下面这件事情：

　　“巴登革命失败后有些可敬的人到苏黎世来看他，并对他说，参加巴登革命的有德国各个种族的人，所以必须把巴登革命看做全德的事件，正如罗马革命是全意大利的革命一样。他是坚持到底的活动家，所以他应当成为德国的马志尼。由于谦逊，他拒绝了。”

　　为什么？一个曾经是“独裁者先生”而且又是“拿破仑”-济格尔的挚友的人，是可以也“成为德国的马志尼”的。

　　由于这些人，以及和他们类似但不如他们那样杰出的活动家们的到来，流亡者就算是au grand complet〔会齐了〕，他们可以开始进行伟大的战斗了，关于这些战斗，读者可以从下面这支歌中看到。（P359）

        注释：

　　[230]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锡仑这个名字称呼谢特奈尔。根据希腊神话，锡仑是酒神狄奥尼苏斯的同伴。——第353页。

　　[231]歌德“评‘拉摩的侄子’对话中提及的人物和主题”（Goethe．《Anmerkungen über Personen und Gegenstnde，deren in dem Dialog：《Rameau’s Neffe》erwähnt wird》）。——第354页。　　

　　[232]毕斯托——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一生”）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个二流子、吹牛家和撒谎者。——第356页。

　　[233]见注90。——第358页。　

　　[234]预备议会是指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国各邦社会人士会议。预备议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预备议会作出了召开全德国民议会的决定，并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的草案，这个草案只是一纸空文，它仅仅在口头上宣布了一些资产阶级自由，但是没有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第358页。　　

　　[235]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雅努斯这个名字称呼海因岑。雅努斯是古罗马的一个神，它被描绘成具有前后两副面孔；雅努斯的转意是两面派的人。海因岑于1851—1852年在美国出版的一份报纸也叫“雅努斯”（《Janus》），他在该报上攻击马克思。——第359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