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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诺德虽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他辛勤劳动的目的。由于马志尼的恩宠，他成了德国的代表，因此他一方面至少应当得到德国流亡者对这一称号的确认，另方面应当把承认他的领导的人们拿出来给中央委员会看。固然，他断定在德国他“背后有一部分轮廓鲜明的人民”，但是，当马志尼和赖德律在卢格脸上只看到前面一部分的时候，这后面的一部分根本无法引起他们的信任。一句话，阿尔诺德必须在流亡者中间给自己制造“轮廓鲜明的”尾巴。

　　这时，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来到了伦敦，和他一起来的，或者不如说紧跟着他来到的还有许多被驱逐的人，一部分来自法国，一部分来自瑞士和比利时，这就是叔尔茨、施特罗特曼、奥本海姆、席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等等。这些新来的人，其中有一部分已在瑞士受过建立临时政府的训练，他们给伦敦流亡者的生活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而对我们的阿尔诺德来说，这真是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同时，海因岑在纽约重新当上了“快邮报”的主编，因此，阿尔诺德现在已有可能除了在不来梅的小报[注：即“不来梅每日纪事”。——编者注]上以外，还在大洋的彼岸实现他的“再次出现”。如果阿尔诺德有一天找到了自己的施特罗特曼的话，那末这个施特罗特曼一定会认为1851年头几个月的（P337）“快邮报”全是不可估价的资料。阿尔诺德在排出他那丰富的文学排泄物时所表现的那种无限庸俗的空谈，那种愚蠢、无耻和纯粹像蚂蚁般的勤勉以及妄自尊大，简直是令人难以想像。海因岑把阿尔诺德描绘得俨然是欧洲的一股强大的力量，阿尔诺德则把他的海因岑看作美国报界的贤哲！他告诉他欧洲外交的秘密，特别是流亡者的世界历史中每天的最新变化；有时，为了向美国公众报道伟大的阿尔诺德的某些《fashionable movements》〔“举世闻名的举动”〕，他以伦敦和巴黎的匿名的通讯者的身分出现。

　　“阿尔诺德·卢格又一次使共产主义者陷入了困境。”——“阿·卢格昨天〈巴黎的来讯，但日期出卖了狡猾的老笨伯〉作了从布莱顿到伦敦的散步。”还有：“阿尔诺德·卢格写信给卡尔·海因岑说：‘亲爱的朋友和编辑……马志尼向你致意……赖德律-洛兰允许你翻译他的论6月13日的文章’”如此等等。

　　关于这一点，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说道：

　　“我在卢格的信中〈在“快邮报”上〉看到，海因岑向卢格〈秘密地〉大肆吹嘘他的报纸在美国的重要性，而卢格对他则以欧洲强国的政府自居。只要卢格给海因岑报道了一个重要的新闻，他总不放过机会附带说，可以让合众国的其他报纸转载这一新闻。好像它们都认为这一消息很有价值，都在等待卢格的允许似的。顺便说说，虽然有卢格先生的话和许诺，但是我还一次也没有看见这些重要新闻在什么地方转载过。”

　　卢格老大爷利用这张小报，就像利用“不来梅每日纪事”一样，也是为了用下面这类阿谀奉承的话来罗致新到的流亡者：现在这里有天才诗人和爱国者金克尔，伟大的作家施特罗特曼，如此可爱、如此勇敢的青年人叔尔茨，此外还有许多杰出的革命统帅等等。

　　同时，为了和马志尼的委员会相对立，成立了平民的欧洲委员会，委员会的拥护者是“流亡者下层”和属于欧洲各民族的全部流（P338）亡的下等人。当布隆采尔城下发生战斗的时候，他们发表了宣言，在宣言上签署的有下面这些杰出的德国人：格贝尔特、迈尔、迪茨、谢特奈尔、沙佩尔、维利希。这个用非常独特的法文写成的文件把下面的消息当做最新的新闻报道说：暴君们的神圣同盟这时（1850年11月10日）已武装了一百三十三万士兵，在他们后面还有七十万武装起来的君主政体的仆役作为后备，“德国的报纸和委员会本身的联系”使它有可能知道华沙代表会议（注217）的旨在屠杀欧洲一切共和党人的秘密计划。因此，宣言最后必不可免地号召武装起来。这个宣言（收到这份宣言的“祖国报”（注218）给它一个外号，把它叫做法农—卡佩隆—古泰宣言）遭到了反革命报刊的残酷无情的嘲笑。“祖国报”称它为

　　“dii minorum gentium〔二流伟人的〕宣言”，写得毫无色彩，毫无风格，只是戴了几朵《serpents》〔“蛇”〕、《sicaires》〔“雇佣的凶手”〕和《égor-gements》〔“血腥的屠杀”〕这类可怜的雄辩之花。

　　“比利时独立报”（注219）报道说，它的起草人都是些《soldats les plus obscurs de la démocratie》〔“民主派中的无名小卒”〕，并且说，虽然该报所持的是保守派方向，但这些可怜虫把宣言送给它在伦敦的记者。他们极其渴望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该报为了给以惩罚，恰巧不想刊载这些签名。这些骑士尽管向反动派讨好，但是仍然无法使人承认他们是阴谋家和危险人物。

　　这一新的竞争机构促使阿尔诺德加强他的活动。因此，他企图和司徒卢威、金克尔、施拉姆、布赫尔等人共同创办一张名叫“人民之友”（《Volksfreund》）的报纸，或者，如果古斯达夫坚持的话，那就叫“德国旁观者”。但是事业遭到了失败，一部分原因是其余的伙伴反对阿尔诺德作保护人，一部分原因是“多情善感的”哥特弗利（P339）德要求稿费付现款，可是阿尔诺德坚持汉泽曼的观点：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感伤派的地位（注220）。阿尔诺德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专门的目的，这就是向读者协会——由工资优厚的工人和小资产者组成的德国钟表工人俱乐部勒索钱财。但是，就连这件事也没有成功。

　　但是，不久又有了阿尔诺德“再次出现”的新机会。赖德律和他的法国流亡者中的追随者，不能白白地放过2月24日（1851年）而不举行庆祝欧洲各民族的“团结友爱纪念会”，不过出席的只有法国人和德国人。马志尼没有来，寄来一封信表示谦意。哥特弗利德出席了纪念会，但是盛怒而回，因为他的无声无息的出现并没有引起预期的奇妙的效果。阿尔诺德的遭遇是惨痛的：他的朋友赖德律装做不认识他；而他走上讲台后，竟惊慌失措到这样一种程度，连得到他的上峰同意的法文演讲稿也没有掏出来，只是用德语含糊地讲了几句话，之后又叫了一句：《À la restauration de la révolution！》〔“为恢复革命而斗争！”〕，便在大家都很不满意的情况下急急忙忙地走开了。

　　同一天，在上述竞争委员会的旗帜下举行了反宴会。路易·勃朗恼恨马志尼—赖德律的委员会一开始没有吸收他参加，因而加入了平民流亡者队伍，并声明“必须也消灭天才的贵族！”流亡者下层全到齐了。宴会由侠义的维利希主持。大厅里挂满了锦旗，墙上赫然排列着伟大的人民活动家的名字：加里波第和科苏特之间是瓦尔德克，布朗基和卡贝之间是雅科比，巴尔贝斯和罗伯斯比尔之间是罗伯特·勃鲁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路易·勃朗尖声尖气地宣读了他的老应声虫，即未来的社会共和国的贵族、1848年在卢森堡宫里开会的代表们（注221）的献词。维利希宣读了来自瑞士的献词，这个献词上的签名有一部分是用虚假的借口骗取到的，由于不知（P340）分寸地公布了这些名字，在献词上签名的人后来大批地遭到了放逐。德国没有寄来献词。然后便是演讲。尽管充满了无限的团结友爱的感情，但是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无聊的神情。

　　这个宴会引出了一件大有教益的丑事，这件丑事就像平民流亡者的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英雄业绩一样，被反革命报纸拿来大肆宣扬。最稀奇的是，在这个宴会上有一个叫做巴特尔米的人当着路易·勃朗的面宣读了对布朗基的夸张的颂词。但是不久真相就大白了。“祖国报”发表了布朗基应特别的请求而从贝尔-耳岛监狱中寄出来的献词（注222）。在献词中布朗基尖锐而公正地抨击了1848年临时政府中的所有的委员，尤其是路易·勃朗先生。“祖国报”故作惊讶地问道，为什么这个献词没有在宴会上宣读。路易·勃朗立刻在“泰晤士报”上声明，布朗基是卑鄙的阴谋家，他根本没有给纪念会筹备委员会寄来这样的献词。委员会方面以勃朗、维利希、朗道夫、沙佩尔、巴特尔米和维迪尔诸先生为代表同时给“祖国报”送去一个声明，说委员会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献词。但是“祖国报”在它向转寄献词原文给它的布朗基的妹夫安都昂先生查明实际情况以前，并没有发表达一声明。它把安都昂先生的回答发表在纪念会筹备委员会的声明下面，安都昂在回答中说，他把献词寄给了声明的签署人之一，即巴特尔米，并收到了他的关于献词已收到的通知。这以后，巴特尔米先生不得不声明，他撒了谎，他确实收到了献词，但是认为献词写得不恰当而把它压下了，并没有将此事通知委员会。但是，不幸还在这以前，声明签署人之一，前法国上尉维迪尔，没有通知巴特尔米便写了一封信给“祖国报”，在信中他声明说，军人的荣誉感和对真理的向往迫使他承认，他和路易·勃朗、维利希及其他在委员（P341）会的第一个声明上签了名的人都撒了谎。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六个而是十三个。他们都看到了布朗基的献词，大家讨论了这个献词，经过了长久的辩论之后，以七票对六票的多数决定不宣读这个献词。维迪尔是投票赞成宣读的六个委员中的一个。

　　当“祖国报”在收到了维迪尔的信之后又收到巴特尔米先生的声明时，它的得意是可想而知的。它发表这一声明时加上了下面的“前言”：

　　“我们常常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容易的）：在蛊惑者的身上什么东西更发达一些，是吹牛还是愚蠢？我们收到的从伦敦来的第四封信，使我们更难回答这个问题了。这些可怜虫在那里有多少呵！他们是这样迫切地渴望写作和看到他们的名字被登载在反动的报纸上，甚至甘心蒙受无穷的耻辱和自卑自贱。公众的嘲笑和愤慨同他们有何相干——只要‘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祖国报’刊载他们的作文练习就行了。为了得到这种幸福，这个世界主义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由于对写作的同情心，我们因此刊载了‘公民’巴特尔米的下面这封信，这封信是一个新的、我们希望也是最后的证据，它证明著名的布朗基献词是真实的。他们起初全都否认这个献词的存在，而现在却为了争着确证这个献词的存在而互相辱骂以至撕打起来了。”（P342）

　　注释：

　　[217]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会议，根据俄国的倡议于1850年10月在华沙举行，目的是对普鲁士施加压力，并迫使它放弃把德国统一在自己的保护下的计划。——第339页。

　　[218]“祖国报”（《La Patri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创刊，1850年该报反映联合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成为他们的选举联盟的机关报。后来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339页。

　　[219]“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是资产阶级的一家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是自由派的机关报。——第339页。

　　[220]引自汉泽曼于1847年6月8日在柏林的联合省议会的会议上的演说。——第340页。　　

　　[221]指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巴黎的卢森堡宫召开。这个所谓卢森堡委员会是资产阶级为了引诱工人群众放弃革命发动而成立的，它没有资金，也没有任何权力。路易·勃朗领导下的这个委员会的实际活动，是在工人和企业主之间起调停作用。1848年5月15日人民群众发动以后（见注30），政府便撤销了委员会。——第340页。　　

　　[222]1851年2月24日在群众大会（所谓“平等者宴会”）的组织者企图隐瞒布朗基的献词，不使社会舆论得知，但是这篇献词的全文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都登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了德文和英文，并加上了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30—632页）。德译文出版的份数很多，并且流传在德国和英国。——第341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