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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1852年的民主派流亡者的伟大戏剧的序幕，还在十八年前就已经揭开了，这个序幕就是1830—1831年的蛊惑民心的流亡者。虽然这样长的时间已经足以把这首批流亡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从舞台上清除出去，然而还是有几个可尊敬的残余人物存留下来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本身活动的结果泰然处之，他们继续操着鼓动家的行业，拟定包罗万象的计划，成立临时政府和向左右散发宣言。显然，这些经验丰富的骗子在通晓事务方面比新的一代不知要高明多少倍。由十八年来玩弄阴谋、勾结、诡计、宣言、欺骗和个人突出的实践经验所获得的这套办事本领，使马志尼先生在掌握了三个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的傀儡之后，有勇气和信心宣布自己就是欧洲民主派的中央委员会。

　　谁也没有像我们的朋友哈罗·哈林那样由于时势而处于成为典型流亡者鼓动家的更有利的地位。而他也的确成了我们的一切流亡中的大人物——所有的阿尔诺德们、古斯达夫们和哥特弗利德们多少是有意识地并且多少是成功地竭力加以摹仿的榜样；他们也许能做到（如果不发生任何对此不利的情况的话）和他平起平坐，但是未必能够高他一筹。

　　哈罗像凯撒一样自己描写了自己的功勋（1852年于伦敦）（注209）。他生于“金弗里亚半岛”[注：即日德兰半岛的古称。——编者注]，属于有先见的北弗里西安人种，这个人（P329）种通过克雷门特博士证明了，世界上一切伟大民族都起源于它。“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力求“用行动来证明他对各族人民的事业的忠诚”，因而于1821年出发前往希腊。显然，从青年时代起，朋友哈罗就认为，他负有前往一切发生了任何骚乱的地方的使命。后来，他

　　“由于奇妙的命运而来到了专制制度的发源地，直接靠近了沙皇，而在波兰的时候，仔细观察了君主立宪的伪善的性质”。

　　因此，还在波兰时哈罗就已经为自由而战了。但是，“华沙陷落后的欧洲历史上的危机使他陷入了深思”，而这次深思却使他产生了关于“国籍民主”的思想：他立刻把这一思想“发表在1832年3月于斯特拉斯堡出版的‘各族人民’这本著作里”。关于这一著作必须指出，人们差点在汉巴赫大典（注210）上引用了它。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他的“共和主义的诗篇：‘血滴’、‘扫罗王的历史，或君主政体’、‘大人物之声。论德国的统一’”，并主编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杂志“德意志”（注211）。所有这些著作，甚至他的一切未来的著作，突然幸运地于1831年11月4日遭到了联邦议会的禁止。这正是光荣的战士所缺少的，现在他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戴上了受难者的花冠。于是，他可以高呼：

　　“我的著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在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深刻的反应。它们大部分是免费奉送的。其中有几部的收入甚至不能抵销出版费的开支。”

　　但是新的荣誉等待着他。还在1831年11月，韦尔凯尔先生就在一封长信里，枉费心机地企图“说服他走向立宪主义的垂直的地平线”。以后，在1832年1月，普鲁士在国外的著名的代理人马尔滕先生到他那里去，建议他为普鲁士服务。两次推崇居然都是来自敌人方面！可以说，马尔滕的建议“无意中”唤起了他的（P330）

　　“两个希望：复活斯堪的那维亚国际这个观念，来对抗这种王朝的背叛行为”，并且“从这时起至少是已被遗忘了一百年的‘斯堪的那维亚’这个词已经复活了”。

　　这样，来自南日德兰半岛的、不清楚自己是德国人还是丹麦人的、我们的北弗里西安人至少得到了一个幻想的国籍，而由此所得到的第一个结果却是：汉巴赫人不想同他打交道了。

　　通过这些事件，哈罗的地位有了保障。争取希腊和波兰自由的老战士，“国籍民主”的发明者，重新发现了“‘斯堪的那维亚’这个词”的人，由于联邦议会的禁令而得到公认的诗人，思想家和新闻工作者，受难者和立宪主义者、专制政体拥护者和共和主义者竞相争夺的、连敌人也尊敬的伟大人物，加上又是一个头脑空虚和糊涂得足以相信自己伟大的伟大人物，——他还有什么不幸呢？但是，随着荣誉的增高，哈罗作为一个严格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也增高了。应当写一部巨著，以引人入胜的和通俗的形式、用艺术的笔调来综合关于自由的伟大学说、国籍民主的思想，以及在他心目中正在觉醒的青年欧洲的一切高尚的爱好自由的愿望。这样的著作只有头等的诗人和思想家才写得出来，而能够成为这样的诗人和思想家的也只有哈罗。于是便出现了“戏剧集‘人民’”的头三部，“而总共则有十二部，其中有一部是用丹麦文写的”，作者为这一著作贡献出自己生命中的整整十年。可惜，这十二部书中有十一部“至今还只是些手稿”。

　　然而，同缪斯的甜蜜的交往维持得并不很久。

　　“1832—1833年冬天，运动在德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在法兰克福的悲剧性的混乱中遭到了失败。当时我受委托在4月6日深夜占领克尔要塞〈？〉。人和武器都已经准备好了。”（P331）

　　可惜，这一切都毫无结果，哈罗也不得不离开，而到法国内地去，在那里他写成了他的“一个人的话”。已经准备好向萨瓦进军的波兰人召唤他从那里到瑞士去。在那里，他成了“他们的司令部的同盟者”，还写了两部戏剧集“人民”，并且在日内瓦认识了马志尼。然后，这一帮由波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冒险家组成的硫黄党（注212）在高贵的拉莫里诺的率领下，向萨瓦进行了有名的侵犯（注213）。在这次进军中，我们的哈罗感到了“自己的生命和毅力的价值”。但是，因为其他自由战士都像哈罗一样感到了“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而对于自己的“毅力”并未抱任何幻想，所以结果很糟，这一伙人回到瑞士的时候，已经土崩瓦解，东逃西散了。

　　为了使这群流亡的骑士充分认识到他们对于暴君是多么可怕，仅仅这一次进军是不够的。当七月革命的回声还在法国、德国或意大利以个别起义的形式显示出来的时候，当还有人拥护我们的流亡的英雄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只是行动起来的全体群众中的一分子，虽然是多多少少享有特权的领导分子，但终归还是一分子。随着这些起义的力量的逐渐消失，随着广大的群众即“懦夫”、“漠不关心的人”、“缺乏信仰的人”日益嫌弃起义的把戏〔Putschs-chwindelei〕，而我们的骑士也感到自己愈来愈孤单，于是他们的妄自尊大也就开始滋长起来了。既然整个欧洲都变得那样怯懦、愚蠢和自私自利，那末，在他们自己看来，忠于事业的人的出现是多么必要！这些人像献身者一样胸怀仇视暴君的神圣火焰，并为未来的更勇敢的下一代保存了伟大时代的美德和对自由的热爱的传统。如果连他们也背叛了事业，那末暴君就要永远得救了。于是，像1848年的民主派一样，他们在每一次的失败中都吸取了新的必胜的信心，并且日益变成生活资料大成问题的游侠唐·吉诃德。采（P332）取了这样的立场，他们就可以创立他们的最伟大的功绩，即成立“青年欧洲”（注214）了，这个同盟的由马志尼拟定的关于团结友爱的宣言，于1834年4月15日在伯尔尼签署。哈罗以下面的身分参加了这个同盟，这就是

　　“中央委员会的发起人，被授予公民权的‘青年德意志’和‘青年意大利’的成员，同时又是斯堪的那维亚支脉的代表”，他“直到今天还代表”这一脉。

　　团结友爱宣言签署的日子，对于我们的哈罗来说，成了伟大世纪的开端：纪年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往前计算和往后倒算的，就像过去一直是从基督降生日开始一样。这个日子标志着他生活中的顶点。他是in partibus〔在异国的〕欧洲几头独裁中的一头，虽然他并没有名闻世界，但总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在他后面，除了他的无数尚未出版的著作、几个在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和一打堕落的政治骗子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断言，各族人民都和他站在一起。这就是一切大人物的特点：当代并不承认他们，而正因为如此，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而这个未来，我们的哈罗已清清楚楚地带在自己的背包里了，这个背包就是团结友爱宣言。

　　可是从这时起，哈罗开始倒霉了。他遭到的第一个打击是：“‘青年德意志’于1836年脱离了‘青年欧洲’”。但是德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也就是由于这一脱离，“1848年春天，德国对于民族运动毫无准备”，所以一切事情的结局都是如此地可悲。

　　但是这时出现的共产主义使我们的哈罗感到更为沉痛。在这里，我们听说，共产主义的发明者不是别人，而是

　　“柏林来的老脸厚皮的约翰奈斯·弥勒，1831年在阿尔坦堡出版的关于（P333）普鲁士政治的非常有趣的小册子的作者”，他到英国去了，在那里他“除了每天早晨在斯密斯菲尔德市场上照料猪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做”。

　　共产主义流行病很快在法国和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中间传播开来，而且它已经成了我们的哈罗的最危险的敌人，因为他的著作的唯一的销售市场因此封闭了。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间接的书报检查”，可怜的哈罗直到现在还遭到这种苦难，而且正如他忧郁地承认的，我在的苦难甚至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沉重，“他的戏剧‘王朝’的命运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种“共产主义者的间接的书报检查”甚至把我们的哈罗赶出了欧洲，他到了里约热内卢（1840年），在那里他曾充当了一个时期的艺术家。他“忠实地遵循着时代的精神”，在那里出版了

　　“斯堪的那维亚之诗’（两千册），这部作品，从这时起由于在水手中流行而成了海洋上的作品”。

　　但是可惜，“由于对‘青年欧洲’的毫不苟且的责任感”，他很快又回到了欧洲，

　　“他连忙到伦敦去看马志尼，并且在那里很快就看出了共产主义对欧洲人民事业的危险性”。

　　新的功勋等待着他。邦迪埃拉兄弟已作好了远征意大利的准备（注215）。为了支援他们的这一事业和向专制制度进攻，哈罗

　　“又回到了南美，预备同加里波第共同为了人民的未来，用暴力协助南美合众国的成立”。

　　然而，专制君主识破了他的意图，于是哈罗便急忙躲了起来。他到纽约去了。

　　“在海洋上航行的时候，我展开了频繁的脑力活动，除了其他作品之外写（P334）成了属于戏剧集‘人民’的‘思想的权力’，这部作品到现在同样地还只是一份手稿。”

　　他随身带着一个臆想的地方组织《Humanidad》〔“人类”〕的委任状从南美到达了纽约。

　　二月革命的消息鼓舞了他，他用法文写了“苏醒了的法国”一书，而在启碇去欧洲的时候

　　“我又一次把自己对祖国的爱永记在诗集‘斯堪的那维亚’中的几首诗里”。

　　他到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在这里，他发现

　　“离开了二十七年后，国际法、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被弄得无比混乱，这些概念就像腐烂的稻草一样乱七八糟地堆在党派的暴怒和民族的仇恨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里”。

　　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

　　“从1831年起，我的政治著作，以及我的一切意愿和活动，在祖国的这些边疆地区便不被人们所知”。

　　奥古斯滕堡党（注216）十八年来一直以conspiration du silence〔沉默的阴谋〕来窒息他。为了摆脱这个不幸，他带了军刀，拿着一支步枪、四支手枪、六把匕首，来号召成立志愿部队；但是这一切都徒劳无益。作了各种冒险之后，他最后在赫尔上了岸。在那里，他急忙公布了两封信，一封是给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的，另一封是给斯堪的那维亚人和德国人的，而且据说也给伦敦的两个共产主义者寄去了一张字条，内容是：

　　“我代表一万五千个挪威工人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

　　虽然发出了这一奇怪的通知，但是由于过去的团结友爱宣言，（P335）他很快又成了欧洲中央委员会的谦逊的伙伴，同时又是

　　“太晤士河畔的格累夫森德的守夜人和佣人，在那里，在我被怀疑弄虚作假之前，我要用九种不同语言为不久前成立的经纪商行寻找商船船长，这至少是哲学家约翰奈斯·弥勒在照料猪的时候所没有遇到过的事”。

　　哈罗把他的充满了丰功伟绩的生活总结如下：

　　“除了诗歌以外，很容易算出，我献给民主运动的德文著作有一万八千册以上（按照汉堡的行市，每册价格从十先令到三马克，总价值约二万五千马克），没有一次收入能抵销出版费的支出，更不用说，我根本就没有从这里面得到任何收入来维持我的生活。”

　　关于我们的来自南日德兰的拉曼彻的蛊惑人心的探险家的冒险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在希腊和巴西，在维斯拉河和拉普拉塔河，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纽约，在伦敦和瑞士，忽然是“青年欧洲”的代表，忽然是南美的《Humanidad》〔“人类”〕的代表，忽然是艺术家，忽然是守夜人和佣人，忽然又是推销自己的著作的书商；今天在西里西亚的波兰人中间，明天在南美人中间，后天又在商船船长中间；他得不到承认，被人一脚踢开，孤独一身，默默无闻，但是又到处都以自由的游侠姿态出现，深深地蔑视一般市民的行业，——我们的英雄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是个以妄自尊大和自命不凡著称的糊涂虫。他不顾整个世界，总是滔滔不绝地说话、写作和发表文章，把自己说成1831年以来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主要车轮。（P336）

        注释：

　　[209]指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H．Harring．《Historisches Fragment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beiter-Vereine und ihren Verfall in Communistische Speculationen》．London，1852）。——第329页。　　

　　[210]汉巴赫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330页。　　

　　[211]指“德意志”（《Deutschland》）（民主派机关报，从1831年12月到1832年3月在斯特拉斯堡出版，主编是哈罗·哈林），以及这位作者的下列著作：“各族人民。诗剧。光荣。自由。祖国”1832年斯特拉斯堡版（《Die Völker．Ein dramatisches Gedicht．Ehre．Freiheit．Vaterland》．Straßburg，）1832；“血滴。德国诗”1832年斯特拉斯堡版（《Blutstropfen．Deutsche Gedichte》．Straßburg，1832）；“君主政体，或扫罗王的历史”1832年斯特拉斯堡版（《Die Monarchie，oder die Geschichte vom König Saul》．Straßburg，1832）；“大人物之声。论德国的统一，德国诗”1832年斯特拉斯堡版（《Männer-Stimmen．zu Deutschland’s Einheit．Deutsche Gedichte》．Straßburg，1832）。——第330页。　

　　[212]硫黄党是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耶拿大学的学生联合会最初的名称，这个联合会由于它的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黄党”成了一个普通的用语。——第332页。　

　　[213]指1834年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志尼组织的革命流亡者的进军。由各种民族的流亡者组成的起义者部队在拉莫里诺的指挥下由瑞士攻入了萨瓦，但是被皮蒙特的军队击溃了。——第332页。　　

　　[214]“青年欧洲”是政治流亡者各个革命组织的国际联合会，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34年在瑞士成立，存在到1836年。“青年欧洲”由下列的民族组织组成：“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等等。联合会的宗旨是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第333页。　　

　　[215]邦迪埃拉兄弟，密谋者组织的成员，于1844年6月带领着一支不大的意大利爱国者队伍在卡拉布里亚登陆。起义者的目的是要在意大利掀起起义，反对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由于队伍中一个成员的叛变，当局俘虏了远征的参加者，邦迪埃拉兄弟被枪杀了。——第334页。　　

　　[216]指德国奥古斯滕堡王朝的拥护者，该王朝向丹麦国王争夺占有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权利。——第335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