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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多芒特-海因岑（注187）和古斯达夫同时从瑞士来到了伦敦。几年来一直靠威胁要在德国铲除“暴君”为生的卡尔·海因岑，在二月革命爆发后竟充满了前所未闻的勇气，决定重新踏上德国的土地，到了舒斯特岛，以后又转往瑞士。在那里，在安全的日内瓦，他又开始攻击“暴君和压迫者”，并利用机会宣布，“科苏特是个伟人，但是他忘掉了雷汞”。由于厌恶流血，海因岑成了革命的炼金术士。他幻想一种爆炸物，能在一眨眼之间彻底消灭整个欧洲反动势力，而使用这种爆炸物的人连一个手指也不会烧伤。他特别厌恶在弹雨下“散步”，讨厌普通的作战方法，因为使用这种作战方法，信仰是不能防御枪弹的。在布伦坦诺先生执政时期，他甚至冒险作了去卡尔斯卢厄的革命旅行。由于在那里他没有得到预期的对他的伟大功绩的奖励，他最初是决定去主编“叛徒”布伦坦诺的官方通报[注：即“卡尔斯卢厄日报”。——编者注]的。但是，当普鲁士人开始进攻的时候，他声明，他海因岑决“不打算”为了叛徒布伦坦诺而“让人杀死”，并借口要组织精锐部队（在这个部队里政治信仰和军事组织将相互补充，换句话说，即军人的怯懦将被认作政治上的勇敢），要不断地追求这种模范的志愿部队，他退却了，一直到重新回到瑞士的故土为止。“索菲亚从默麦尔到萨克森的旅行”（注188）看来比罗多芒特的革命进军更富于血腥（P317）味。到瑞士后，他声明，德国已经再没有什么人了，真正的雷汞还没有发现，战争不是靠革命信仰来进行，而是用普通的方法、用火药和铅弹来进行的，现在他将开始使瑞士革命化，因为他认为德国已经丢失了。在纯朴的被隔离的瑞士，由于当地讲的是完全走了样的语言，罗多芒特倒可以被认为是德国作家，甚至是危险的人物了。他达到了他所希望的目的。他遭到了驱逐，并由瑞士联邦出资将他送到了伦敦。罗多芒特-海因岑没有直接参加欧洲的革命，但是毫无疑问，他曾经为革命大大奔忙了一阵。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为了赶去帮助祖国，在纽约举行了“支援革命的捐款”，并且好容易到达了瑞士边境。当三月革命在德国各邦遭到惨败的时候，他靠了瑞士联邦委员会的资助从瑞士迁移到了拉芒什海峡的彼岸。他很满意既能向革命征收款项作进攻之用，又能向反革命要钱作退却之用。

　　在意大利的骑士叙事诗中常常出现威武的魁伟的巨人；他们的武器是又粗又大的木棍，但是在格斗的时候，尽管他们野蛮地乱打，大声地吼叫，但总是打不着敌人，而只能打着周围的树木。海因岑先生就是政治著作中的这样的阿里欧斯托的巨人。他生就一副粗壮结实的体格，他把这一点看做他应当成为伟大人物的标志。这副笨重的体格影响到他的全部写作活动，他的写作活动也是粗笨不堪的。他的敌人总是很矮小的，是连他的足踝也够不到的侏儒，他甚至要把身子弯到膝盖才能从上面看到他们。然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uomo membruto》〔“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却在著作中或法庭上寻找救星。因此，他一安全地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便写了一篇关于精神勇敢的文章。而在纽约我们的巨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常挨一个叫李希特尔先生的人的毒打，以至原先只对后者处（P318）以少许罚金的治安法官，终于注意到他的行动带有目的性，判决侏儒李希特尔先生因殴打而赔偿二百美元。

　　在这个一切都健康的巨大身躯上自然附有健康的人的思想，海因岑先生深信，他是最富有这种思想的。按照这个健康的人的思想的要求，海因岑先生这个天生的天才什么也不学习，在文学和科学方面一无所知。由于健康的人的思想（他把这种思想也叫做“他特有的洞察力”，并根据这种思想向科苏特担保，“他已经深入到思想的极限”），他学习只是靠道听途说或是靠报纸，因此他总是落后于时代，总是穿着几年前就已经被著作界抛弃了的服装来炫耀自己，而新的现代服装他还怎么也穿不惯，他把它们说成是不道德的和无用的东西。但是，他对他已经掌握了的东西却坚信不移，而且这对他来说变成了一种一向如此的、不言而喻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应当赞同它，只有心怀恶意的、愚蠢的或是喜欢诡辩的人才不想理解它。如此结实的体格，如此健康的人的思想当然也应当具有坚定的端正的信仰，并且它们完全应当使对这些信仰的愚蠢的信任达到极限。在这方面海因岑是做得最出色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依靠信仰，拿信仰和每个论据相对抗，而对一切不理解他或是他所不理解的人，他干脆都把他们说成是没有任何信仰、由于存心不良和心怀恶意而否认像白昼一样明白的事物的人。他呼唤他的缪斯——愤慨——来反对阿利曼（注189）的这些可鄙的信徒：他咒骂，他叫喊，他自吹自擂，他教训人，他吐沫飞溅地做着简直令人啼笑皆非的空洞说教。他表明，谩骂式的文学如果被一个既不如白尔尼那样机智又缺乏白尔尼那样的文学教养的人拿来运用，会弄成什么样子。他的风格也和他的缪斯一样，永远是童话里的“袋子里的小棍子！”（注190），但是，这里是一根极普通的小棍子，就是它的结（P319）节也不奇特，而且也没有刺。只有当他遇到某种科学上的东西的时候，他才立刻踌躇起来。他的情况就像比林格斯盖特（注191）的女鱼贩子一样，有一次奥康奈尔同这个女商贩发生了争吵，奥康奈尔一个劲儿地骂她：“你自己才是这样，你还要更坏，你这个等腰三角形，你这个平行六面体！”，这样就骂得她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从海因岑先生过去的经历中，应该指出，他在荷兰殖民地上虽不曾做到将军，但是做到了下级军官。由于受此屈辱，后来他总是批评荷兰人，说他们是没有信仰的民族。以后，我们又在科伦看到他做了小税吏，他用这个身分写了一个喜剧，在这个喜剧中他的健康的人的思想竟枉费心机地想嘲弄黑格尔的哲学（注192）。他在“科伦日报”末版的地方闲话栏内感到非常自在，在那里他妄自尊大地议论科伦的俱乐部（科伦的所有伟人都是从这个机构里产生出来的）里发生的口角。他本人的不幸，以及他的父亲林务官海因岑同上司发生冲突时所遭遇的不幸，就像健康的人的思想在各种微不足道的私人冲突中的一般经历一样，在他看来都具有世界事件的性质。他在“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一书中描述了这些不幸，这本书比费奈迭的书（注193）还要糟糕得多，书中除小官吏对上司的抱怨外，毫无其他内容。这本书把他牵进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案子。虽然他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受六个月的监禁，可是他竟感到有杀头的危险，因此逃到布鲁塞尔去了。他从那里要求普鲁士政府不仅保证他能自由通行，而且为他完全废除法国的诉讼程序，并把他交付审理普通犯罪案件的陪审法庭（注194）；普鲁士政府颁布了逮捕他的命令；他以普鲁士政府的“逮捕令”一文作了答复（注195）；可是，在这篇文章里，他宣传精神反抗和君主立宪，而把革命者说成没有道德的和狡猾的人。他从布鲁塞尔转到了瑞士。在那里，如上所述，他会见了（P320）朋友阿尔诺德，并且除了他的哲学以外，还向他学会了非常有用的发财致富的方法。正如阿尔诺德在论战中力图掌握对手的观点一样，海因岑在咒骂中也开始掌握他所反对的新思想。他还没有来得及成为无神论者，便怀着改宗者的热忱和激情，立刻向可怜的老福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因为后者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晚年无缘无故地也成为无神论者。他现在直接接触到的瑞士联邦共和国使他的健康的人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至他现在就希望在德国也实行这样的联邦共和制。但是健康的人的思想也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海因岑成了革命家。他开始兜售小册子，在这些小册子中他以瑞士乡下佬的最粗鲁的语调鼓吹立刻投入“战斗”，并以死亡来威胁所有的君主，世上的一切灾祸的根源。他打算在德国成立一些委员会来募集出版和推销这些小册子的资金，趁机不客气地进行大规模的勒索——在这一笔生意中，属于他那一派的人先是被利用，然后是挨一顿臭骂。这方面的情况伊茨施太因老头可以作详细的说明。这些小册子在周游全国的德国酒商中为海因岑博得了很大的荣誉，这些酒商到处都把他吹嘘成勇敢的“斗士”。

　　他从瑞士转到了美洲；在这里他虽然靠了瑞士乡下佬的风格而被认为是个真正的诗人，然而在短短的时间内便断送了纽约的“快邮报”（注196）。

　　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了欧洲，给“曼海姆晚报”（注197）写了几篇关于伟人海因岑到来的报道，出版了一本攻击拉马丁的小册子（注198），来报复拉马丁和整个政府轻视他、对他的在美洲的德国人代表的委任状置之不理的行为。他不想回普鲁士，因为，虽然发生了三月革命和宣布了大赦，但是他认为他在那里仍然有杀头的危险。人民应当（P321）召唤他。而事实并不如此，所以他打算缺席当选为代表汉堡出席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他的理由是：既然他不是一个好演说家，那末他就会更积极地投票。但是他失败了。

　　巴登起义结束后，他来到了伦敦，他极其愤怒地批评青年人，因为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大人物都由于这些青年人而被忘却，也被这些青年人自己所忘却。他永远只是I’homme de la veille或I’homme du lendemain〔昨天的人或明天的人〕，却从来不是I’homme du jour〔今天的人〕，特别不是de la journée〔坚决行动的日子的人〕，因为真正的雷汞还没有发现，必须寻找同反动派斗争的新工具。因此，他要求牺牲二百万人，以便他能够以独裁者的身分踏过深及踝骨的鲜血（当然是别人流的）。实际上这只是为了出丑。反动派曾出钱把他送到伦敦，现在他们应当用放逐出英国的办法再把他免费送到纽约。可是，他的企图并没有实现，而只是惹得法国激进派报纸把他叫做蠢货，说他要求牺牲二百万人，只是因为他从来不拿自身去冒险。但是为了冠冕堂皇地了解这件事情，他……在前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意志伦敦报”上发表了他的杀气腾腾的、充满了血腥味的文章，——当然是为了现钱。

　　古斯达夫和海因岑老早就是互相敬仰的。海因岑把古斯达夫说成圣贤，而古斯达夫则把海因岑说成斗士。海因岑几乎等不到欧洲革命结束，就来结束“民主派德国流亡者之间的致命的纠纷”，并重新开始他的3月以前的工作。他“提出了德国革命政党的纲领，作为自己的建议和草案以供讨论”。这个纲领引人注意的是：它发明了一个特殊的部，“其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任何部门，它负责建立公共的运动场、格斗场（不是在弹雨下）和公园”；其次是它命令“取消男子的优先权，尤其是在婚姻上的优先权”（特别是在战时采（P322）用突击策略的时候。见克劳塞维茨）。其实，这个纲领不过是海因岑给古斯达夫的一纸外交照会：根本没有人注意它。这个纲领非但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引起了这两只阉鸡之间的立即破裂。海因岑要求为“革命的过渡时期”任命一个唯一的独裁者，这个独裁者一定要是普鲁士人，同时为了避免误会，他补充道：“士兵不能当独裁者”。而古斯达夫则相反，要求三头独裁，其中除他以外，至少还应当有两个巴登人。此外，古斯达夫还以为他已经发现，海因岑在急忙公布的纲领里窃取了他的某种“观点”。这样，这第二次团结的尝试就破产了，而根本未被世人承认的海因岑，又回去过他的隐居生活，一直到他发现英国的土地使他再不能忍受而在1850年秋天到纽约去为止。（P323）

　　注释：

　　[187]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一个主人公的名字罗多芒特来称呼海因岑，罗多芒特的特点是善于大吹大擂，胡说八道。——第317页。

　　[188]指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在德国流行的德国作家约·提·海尔梅斯的说教的和感伤的小说“索菲亚从默麦尔到萨克森的旅行”。——第317页。

　　[189]阿利曼是古代波斯神安赫腊曼纽的希腊名称，是众恶之神在世上的化身。安赫腊曼纽同众善之神阿胡腊玛士达（希腊名称是奥尔穆兹德）永远处于不调和的敌对地位。——第319页。

　　[190]引自格林兄弟的童话“端饭的桌子，吐金的驴子和袋子里的小棍子”。小棍子按照主人的命令从袋子里跳出来痛打敌人。——第319页。

　　[191]比林格斯盖特是伦敦的鱼市场，以粗野的吵骂而恶名昭著，这种吵骂已成为该市场商贩的生活习惯。——第320页。

　　[192]指海因岑的喜剧“奈贝尔博士，或学问和生活”1841年科伦版（《Dok-or Nebel，oder：Gelehrsamkeit und Leben》．KÖln，1841）。——第320页。

　　[193]指卡·海因岑“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斯塔德版（K．Heinzen．《Die Preußische Büreaukratie》．Darmstadt，1845），和雅·费奈迭“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J．Venedey．《Preu-ssen und Preussenthum》．Mannheim，1839）。——第320页。

　　[194]1811年在德国的法国占领区内实行法国的诉讼程序。莱茵省在1815年归并于普鲁士后，仍保存了这个诉讼程序；而法国的诉讼程序在这里逐渐地被普鲁士人所排斥。——第329页。

　　[195]指卡·海因岑“逮捕令”1845年施哈尔贝克版（K．Heinzen．《Ein Steckbrief》．Schaerbeék，1845）。——第320页。

　　[196]“快邮报”（《Schnellpost》）是“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öffentliches und sociales Leben Deutschlands》）的简称，是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的机关报，于1843—1851年在纽约出版，半周刊。1848年和1851年该报的主编是卡·海因岑，1851年阿·卢格也加入了编辑部。该报还有一份附刊“德意志快邮周报”（《Wochenblatt der Deutschen Schnellpost》）。——第321页。

　　[197]“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是德国一家激进派的日报，1842年由卡·格律恩创办，他不久便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见注15）。该报于1848年底停刊。——第321页。

　　[198]指1848年出版的小册子：卡·海因岑“法国‘和德国的兄弟同盟’”莱茵斐尔顿版（K．Heinzen．《Frankreichs《Bruderlicher Bund mit Deutschland》》．Rheinfelden）。——第321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