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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这种“组织”的初次尝试早在1850年春天就作过了。那时伦敦各处都散发了用极其夸张的笔调写成的“告德国民主派的通告草案。草稿”和“致领袖们的附函”。这个通告和附函的内容是号召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教会。最近目的是：建立德国流亡者事务中央局（注152）来共同管理流亡者的事务，在伦敦建立印刷所，团结一切派别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样一来，流亡者就应当重新成为国内运动的领导中心，流亡者的组织就应当为广泛的民主派组织奠定基础。没有资金的卓越人物应当作为中央局的委员从德国人民所付的税款中取得报酬。由于“德国流亡者不仅没有一个出色的英雄，而且更糟糕的是缺乏共同的资本”，实行这种课税就尤其显得恰当。同时也毫不隐讳，现有的匈牙利、波兰和法国的委员会是这个“组织”的榜样，而且整个文件中透露出对这些占有较有利的地位的卓越的同盟者的羡慕。

　　这个通告是鲁道夫·施拉姆和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两位先生合写的，在他们两人背后还隐藏着那时住在奥斯坦德的以通讯委员身分出现的光辉形象阿尔诺德·卢格先生。

　　鲁道夫·施拉姆先生是个喜欢争吵的、夸夸其谈的、极其荒唐的傀儡，他把“拉摩的侄子”中的一段话：“我宁愿做个厚颜无耻的空谈家，而不愿做默默无闻的人”（注153）当作生活中的座右铭。康普豪森先生在权盛时期是很乐意授与年轻豪放的克雷弗尔得人以重要（P301）职位的，如果这样提升一个普通的见习法官并不有失体面的话。由于官僚制度的体面，施拉姆先生只有操民主派的生涯这一条路可走。在这个舞台上，他有一次真的当了柏林民主俱乐部的主席，后来在几个左翼议员的帮助下当选为代表施特里高[注：波兰称作：斯特舍哥姆。——编者注]出席柏林国民议会的议员。在这里平时非常爱讲话的施拉姆却默不作声，但是又经常发牢骚。在制宪议会被解散以后，这个人民的民主派活动家写了一本关于君主立宪的小册子，但是仍然没有重新当选。后来，在布伦坦诺执政时期，他在巴登出现了一个短时间，并且在那里，在“坚决前进俱乐部”（注154）里认识了司徒卢威。来到伦敦以后，他宣布要脱离一切政治活动，因此，立刻发出了上述的通告。官运不佳的施拉姆先生由于家庭的关系而设想自己是流亡者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并且真的相当成功地装扮成激进资产者的模拟品。

　　古斯达夫·司徒卢威也是流亡者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他的令人想起山羊皮的脸，他的凸出的、狡猾而有点愚蠢的眼睛，他的微微发光的秃头，他的斯拉夫-加尔梅克人的特征，立刻显示出他是个不平常的人，而他的沙哑的喉音、充满感情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和妄自尊大的模样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可是，老实说，应该指出，由于目前对每个人来说要出风头都是愈来愈困难了，我们的古斯达夫，为了在同胞中显得出类拔萃，就不择手段地时而充当预言家，时而充当投机家，时而充当修脚师，把最离奇古怪的工作变成自己的主要职业，甚至宣传各式各样的荒唐无稽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俄国出生，却突然热中于争取德国自由的斗争，这是他在派驻联邦议（P302）会（注155）的俄国大使馆中担任了一个编制外的职务并写了一本维护联邦议会的小册子之后的事情。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头盖骨是人类标准的头盖骨，所以他开始沉醉于骨相学，并且从此只信任那些头盖骨预先经他摸过和研究过的人。此外，他停止了肉食，开始宣传只进素食的福音。他也是气候的预言者，吸烟的热烈反对者，并积极地为德国天主教（注156）的道德原则及水疗法作宣传。由于他对一切实证知识深恶痛绝，他当然热中于自由大学的思想，在这些大学里应当取消普通四系的课程（注157），教授骨相学、面相术、手相术和关亡术。他所以非常顽强地想成为伟大的作家，自然正是由于他的著作的风格完全不同于一切可以称为风格的东西。

　　早在四十年代初，古斯达夫便创办了“德国旁观者”（注158），这是他在曼海姆出版的一张小报，他握有这张小报的特许权，而这张小报就像一个固执的思想一样，和他形影不离。此外，他在那时就已经发现，被他奉为新旧约的两本书，即罗泰克的“世界史”和罗泰克同韦尔凯尔合著的“政治科学词典”（注159），已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需要出版新的、民主主义的版本。古斯达夫便立即着手从事这一加工工作，预先以“政治科学原理”（注160）为名出版了一个片断；这个工作成了“1848年以来最刻不容缓事情，因为已故的罗泰克没有运用近年来的经验”。

　　与此同时，一次跟一次地爆发了三次巴登的“人民起义”，古斯达夫亲自对这三次成为整个现代世界运动的中心点的起义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描述（注161）。在黑克尔起义之后，他立刻遭到了驱逐，而当他的报纸“德国旁观者”刚刚得以复刊的时候，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原来，“德国旁观者”的曼海姆出版者另外找了一个主编，继续出版了该报。真正的“德国旁观者”和自命的“德国旁观者”斗争（P303）得非常激烈，甚至弄得两家报纸都垮了台。不过，古斯达夫却为此拟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按照该宪法，德国应该分成二十四个共和国，每个共和国都有自己的总统和两院。宪法上还附有精确地划分了领土的详细地图。

　　1848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在这次起义里我们的古斯达夫一身兼扮了凯撒和苏格拉底这两个角色。他利用了他为了向黑林山脉的农民确切证明吸烟有害而重新来到德国土地上的这段时间。在寥拉赫他出版了一张标题为“政府机关报。德意志自由国家。自由、富强、教化”（注162）的通报。可是，这张报纸登载了下列指令：

　　“第一条。取消瑞士进口货的百分之十的附加税。第二条。责成税务局长克利斯提安·弥勒执行本决定。”

　　他的忠实的阿马利亚分担了他的全部苦难，后来还用浪漫主义的笔调对它们作了生动的描绘。此外，她主持了被俘宪兵的宣誓典礼，即给每一个宣誓效忠于德意志自由国家的人别上红色的袖章，然后拥抱他。可惜，古斯达夫和阿马利亚被俘了，并且被困于牢狱，在那里，古斯达夫并没有泄气，他立即开始继续按共和主义的精神改写罗泰克的“世界史”，直到第三次起义恢复了他的自由时为止。那时，古斯达夫成了真正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从那时起在他的其余的固执的思想中又加进了对临时政府的狂热。他一担任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便立刻把委托他管的部门的事务弄得一团糟，并且推荐“叛徒”迈尔霍弗为陆军部长（见戈克“从……回顾……”1850年巴黎版（注163））。后来他妄想充当外交部长，并且取得六万弗洛林归自己支配。布伦坦诺先生不久重又解除了我们的古斯达夫的权力重担，于是古斯达夫便在“坚决前进俱乐部”里担任了反对派的领袖。他特别热中于反对布伦坦诺实行那些他早先曾经支持（P304）过的措施。虽然这个俱乐部被解散了，古斯达夫也不得不流亡到普法尔茨，但是祸中有福，当然的“德国旁观者”重新又在哈尔特河畔的纽施塔特出版了唯一的一号，这补偿了古斯达夫所遭受的许多不应遭受的痛苦。还可以自慰的是在上巴登一个偏僻的小地方的补充选举中，他被选为巴登制宪议会的议员，因此他有了以官方人士的身分回到巴登的可能。在这个议会中使古斯达夫大出风头的只有三个在夫赖堡提出的提案：（1）6月28日：宣布一切想同敌人举行谈判的人都是叛徒；（2）6月30日：任命新的临时政府，以司徒卢威为全权委员；（3）前面这个提案被否决后，在同一天：由于拉施塔特战役的失利，继续反攻已成为无益的事，应当拯救上巴登的居民免遭战争的灾祸，为此必须预先发给每个官兵十天的薪饷，而制宪议会的议员则发给十天的薪金和旅费，然后吹着军号，打着战鼓开往瑞士。在这个提案也被否决以后，古斯达夫独自潜入了瑞士，然而却被詹姆斯·法济的棍棒从那儿打了出来，于是便来到了伦敦，在这里他宣布了新的发现，即人类六大祸害。这六大祸害是：君主、贵族、僧侣、官僚、常备军、钱袋和臭虫。古斯达夫的另一发现是：钱袋是路易-菲力浦的发明，从这个发现中可以看出他是以什么样的精神来改写已故的罗泰克的著作的。古斯达夫现在开始在“德意志伦敦报”（注164）（前不伦瑞克公爵的报纸）上宣传这六大祸害，为此而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因而也就感激万分地屈服于公爵阁下的检查了。这就是古斯达夫对待第一个祸害——君主的态度。至于他对第二个祸害——贵族的态度，那末我们的富于宗教道义感的共和党人在给自己定制的名片上是自称为“司徒卢威男爵”的。如果说他没有能够如此友好地对待其他几个祸害，那末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后来，古斯达夫利用在伦敦的闲（P305）暇编制共和国历书，在历书中圣徒的名字被有坚定信仰的人的名字所代替，特别是经常代之以“古斯达夫”和“阿马利亚”这两个辉煌的名字，月份所用的名称是按法兰西共和国历书仿制的德文名称，并且还有许多对大家都有利的共同地方。但是，在伦敦，恢复“德国旁观者”和“坚决前进俱乐部”以及成立临时政府等心爱的固执的思想又重新出现了。这些思想得到了施拉姆的完全的赞同，因此便产生了通告。

　　这个同盟的第三个成员——伟大的阿尔诺德·卢格，由于他的面貌令人想起那始终在期待着取得文官职位的骑兵班长而在其他一切流亡者中显得超群出众。决不能说，这位骑士由于外表特别好看而与众不同。巴黎的熟人通常把他的波美拉尼亚-斯拉夫人的脸型叫做貂的小脸（figure de fouine）。阿尔诺德·卢格，吕根岛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因参加蛊惑者的阴谋（注165）而在普鲁士的监牢里坐了七年的受难者，一当他知道，只要浏览一下黑格尔的“哲学全书”（注166），就不用学习其他一切科学时，他便不假思索地投入了黑格尔哲学的怀抱。此外，他遵守着这样的原则（这个原则他曾在一部短篇小说中阐述过，并极力想在他的朋友中间推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怜虫海尔维格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在婚姻中就应当实现自己，因此，还在青年时代他便通过结婚给自己奠定了“实体基础”。

　　他靠他的黑格尔词句和“实体基础”充当了德国哲学的看门人，而作为德国哲学的看门人，他便有责任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注167）上通报初露头角的名人，并且称颂他们；他趁这个机会在著作方面十分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可惜，不久哲学上的无政府时期便来到了，在这个时期，已不再有公认的科学之王，施特劳斯、布·鲍威尔、费尔巴哈彼此相斗，各式各样的彼此格格不入的人们开始（P306）把简单明了的经典学说弄得糊里糊涂。这时我们的卢格茫然若失，不知所从；他那些本来就是毫无联系的黑格尔范畴，现在更是乱成一团了，于是他突然因强大的运动产生了强烈的苦闷，在这个运动中，思考和写作已不再是那样重要了。

　　在“哈雷年鉴”上，卢格扮演了已故的出版者尼古拉在过去的“柏林月刊”（注168）上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一样，卢格也把出版别人的著作并从中攫取物质利益和表露自己的智慧的写作材料看做自己的主要使命。但是，对这种抄袭他的撰稿人的文章的行为，对这种一直达到必然的最终结果的写作消化过程，我们的卢格比他的前辈更善于赋以更加巨大得多的意义。在这方面卢格并不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看门人，而是现代德国哲学的尼古拉，而且他善于把他的才智方面的天生的平庸隐藏在思辨的措词的浓密的荆棘之后。和尼古拉一样，他所以也勇敢地反对浪漫主义精神，正好是因为黑格尔在“美学”中用批判的方式，而海涅在“浪漫主义学派”中用文学的方式早已给它送了终（注169）。但是，和黑格尔不同，他和尼古拉一致认为，作为浪漫主义精神的敌人，他以为自己有权把庸夫俗子，首先是他本人这样的庸俗人物推崇为最完美的理想人物。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在他自己的领域内战胜敌人，卢格也作起诗来，这些诗枯燥无味得胜过任何一个荷兰人的最高成就，但卢格却把它们当作挑战书，傲慢地向浪漫主义者的脸上扔去。

　　不过，我们的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实际上也不是非常满意黑格尔哲学的。虽然他也能看出矛盾，但是他没有能力解决矛盾，而且对辩证法抱有非常明显的反感。因此，在他的教条主义的头脑里最大的矛盾都能和平共处，而他的本来就极端笨拙的思维再没有比在这个混乱的社会里更自在的了。有时，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P307）他按自己的方式同时消化两个不同作者的两篇文章，并把它们融合成一篇新的著作，但是并没有发觉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完全相反。他经常陷入矛盾，但是他能靠这种方法来摆脱矛盾：在理论家面前，他把自己的思维方面的弱点装扮成实际的思想方式，而在实践家面前就刚刚相反，把自己的实践方面的无能和有始无终装扮成理论思想上的最高成就，并且最终地宣布，正是这种对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束手无策，正是这种对一切时髦词句的内容不加批判的胡乱的信任才能算是“信仰”。

　　在进一步观察我们的萨克森的摩里茨（卢格喜欢在小圈子里这样称呼自己）后来的生活中的波折之前，我们先谈一下他早在办“年鉴”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热中干发表宣言。一当有人想出一个新的观点，而卢格看出了这个观点有一些前途的时候，他便发出宣言。因为从来没有人责备他应当对某一原始思想负责，所以这样的宣言总是使他便于把某种新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用多少有些夸张的方式）来加以捍卫，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尝试组织政党、派别、“群众”，他们都将拥护他，并且他在其中也可以执行骑兵班长的职责。后来，我们看到，卢格把这种制作宣言、公告和布告的工作做得简直完善得无以复加。

　　他的第二个特点是与众不同的勤奋，阿尔诺德的这种勤奋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不爱多从事科学研究，或者，如他所说的，“从一个图书馆抄到另一个图书馆”，所以他宁愿“从活的生活中吸取”，即每天晚上将头脑里所想的一切、一切“奇闻”、新思想和其他在白天听到、读到和得到的消息无比认真地记载下来。然后看需要把这一切用作研究这样一个课题的材料，这个课题卢格每天都是像对待大小便那样认真地加以研究的。因此，他的崇拜者常说，他（P308）苦于无法控制写作。关于他在每天的写作劳动的产品里谈的是什么问题，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给一切问题都加上了绝对适用于一切东西的奇妙的风格调料，就像英国人喜欢在鱼里、鸡里、肉饼里及其他一切食物里都加上他们的“索耶的调味品”或瓦瑞克郡的调味品一样。而这种每天的风格上的腹泻卢格偏要称之为“优美动人的形式”，并且以此作为自命为“艺术家”的充分理由。

　　虽然卢格很满意他那德国哲学的看门人的地位，但内心深处仍然非常苦恼。他一本厚书也还没有写成，因此每天都在妒忌布鲁诺·鲍威尔这个幸运儿，后者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出版了十八本大部头的著作。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卢格把同一篇文章用三个不同的标题登载在同一本书里，然后把同一本书用不同的开本出版。这样一来，便出现了阿尔诺德·卢格的全集，到现在为止，作者每天早晨都要在自己的书房里逐卷地翻阅这些精装的书本，心满意足地连连说道：“布鲁诺·鲍威尔连信仰都还没有呢！”

　　虽然阿尔诺德从来不懂黑格尔哲学，然而他本身倒是黑格尔范畴之一的体现者。他千真万确地就是“正直意识”的化身，当他在“精神现象学”（注170）里（不过他是丝毫也不理解这本书的）高兴地发现，“正直意识”能使自身永久快乐的时候，他更加确信这一点了。这种“正直意识”把庸人的一切卑鄙奸诈的癖性和习惯都掩藏在硬装出来的诚实后面。它可以允许自己做出各种卑鄙的事情，因为它知道，它是由于正直才卑鄙的。愚蠢本身变成了优点，因为愚蠢是信仰坚定的确实证据。他靠了确信内心的坦率而保持着一切不可告人的思想，“正直意识”愈是想进行某种欺骗或干卑鄙的勾当，它就愈能够表现得纯朴和可信。小市民的一切卑鄙习性蒙上一层正直的意图的光彩，就变成了他的美德，丑恶的利己主义装扮成好像（P309）是自我牺牲的样子而出现，怯懦被描绘成最大的勇敢，卑鄙变成了高尚，而粗鲁放纵的举止被说成是坦率和心情畅快的表现。一条把哲学中、民主中，首先是空话中的一切矛盾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阴沟，一个一身集中了一切道德上的缺陷、一切卑鄙下贱的品质、既狡猾又愚蠢、既贪婪又迟钝、既奴性十足又傲慢不逊、既虚伪又像一个被解放的农奴、像一个村夫一样地朴实的人，庸人和空想家，无神论者和空话的信仰者，绝对的不学无术者兼绝对的哲学家，这就是我们的阿尔诺德·卢格，黑格尔早在1806年就这样预言过了。

　　“德国年鉴”被封后，卢格便带着家眷乘上特制的马车搬到巴黎去了。他的不幸的命运使他在那里结识了海涅，而后者却把他当作“把黑格尔著作译成波美拉尼亚文”的人来加以欢迎。海涅问他，普鲁茨是不是他的笔名，对此卢格诚恳地表示了异议。但是海涅总是无法改变我们的阿尔诺德就是普鲁茨的诗的作者这个观念。同时海涅很快就发觉，卢格虽然没有天才，可是很成功地装成了一个有坚强性格的人，因此，我们的朋友阿尔诺德引起了诗人关于阿塔·特洛尔（注171）的想法。虽然阿·卢格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给他的旅居巴黎树立纪念碑，但是海涅为他完成了这一工作，这还是应该归功于他的。为了对此表示感谢，诗人献给了他一首著名的墓志铭：

　　“阿塔·特洛尔，一只跳舞的熊，

　　作为一个丈夫，他色情，虔诚，壮实；

　　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奸污，

　　这个原始森林的短裤汉；

　　舞跳得很坏，

　　然而挺着绒毛蓬松的胸脯，自鸣得意；（P310）

　　有时，他也散发着恶臭，

　　没有天才，可是倒有性格！”

　　在巴黎，我们的阿尔诺德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他和共产主义者来往，并开始在“德法年鉴”（注172）上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而这些文章的内容和他在前言中的主张是完全相对立的。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使他注意到这件倒霉事，不过他以理智地退隐承受了这个不幸。

　　为了弥补不善于社交这个天生的缺陷，我们的卢格学会了随意重述几个他称之为“奇闻”的有趣的故事。长年利用这些“奇闻”的习惯，竟使得一切事件、情况和关系对他来说都逐渐地变成了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好的或坏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有趣的或枯燥无味的奇闻。巴黎的浮华、无数的新印象、社会主义、政治、皇宫（注173）、便宜的牡蛎，这一切竟把这个可怜虫征服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在他的头脑里堆起了一堆永远存在的和难以消除的奇闻，而巴黎则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奇闻库。至于他自己，竟也做出了这样的奇事，竟想用锯末来替无产者做衣裳；而他平常对工业上的奇闻就颇有癖好，但总是无法为实现这些奇闻找到股东。

　　当法国把政治上多少有点名气的德国人驱逐出境的时候，卢格以savant sérieux〔大学者〕的身分向杜沙特尔部长作了自我介绍，因而摆脱了这种命运。也许，他在这里是指保尔·德·科克的“拜月者”中的“学者”，这位学者称自己为学者的理由是，他会按特殊方式把软木塞射到空中去（注174）。

　　此后不久，阿尔诺德就到瑞士去了，他在那里遇见了前荷兰下级军官、科伦地方的作家和普鲁士小税吏卡·海因岑。两人不久便结成了莫逆之交。海因岑跟卢格学哲学，卢格则跟海因岑学政治。（P311）从这时起卢格产生了一个迫切的要求，即只在德国运动中的更加不学无术的人面前以par excellence〔道地的〕哲学家的姿态出现。可是在这方面命运使他每况愈下，最后只有一些属于“光明之友”（注175）派的僧侣（杜朗）、德国天主教神甫（隆格）和芬尼·列伐尔特才认为他是哲学家。与此同时，德国哲学中的无政府状态日益增强。施蒂纳的“唯一者”（注176）、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这一切自封的新思想，使卢格的头脑混乱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必须下决心采取某种重大的步骤了。于是，卢格在人道主义的庇护下得救了，德国的一切糊涂虫，从罗伊希林到海德，都是用这种词句来掩盖他们的狼狈相的。这种词句尤其适合时宜的是，费尔巴哈刚刚“重新发现了人”，阿尔诺德就拚命抓住了它，甚至到现在还不肯放弃。但是，阿尔诺德在瑞士还有一个更加无比重要的发现，即“‘我’通过在公众面前的再次出现把自己表现为有性格的人”。从这时起，在阿尔诺德的面前展开了一片新的活动原野。他把最厚颜无耻的放肆和纠缠提高为原则。卢格必须参与一切，到处出面干涉。一只母鸡要生个蛋，如果不由卢格对这一“事件的合理性加以审查”（注177），那也不行。无论如何都必须同随便哪一家地方报纸保持联系，因为在报纸上可以完成“再次出现”。给报纸写的任何一篇文章他都得冠上自己的名字并在里面尽可能地谈他自己，否则他就不写。这个“再次出现”的原则必须运用在每一篇文章上，每篇文章都先是以书信的形式在欧洲的和（从海因岑迁居纽约时起）美洲的报纸上发表，然后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最后再一次在全集里发表。

　　我们的卢格这样武装起来以后，可以回到莱比锡去叫那里的人们明确地承认他是个“有性格的人”了。可是，他在这里找到的也不尽是玫瑰花。他的老朋友，出版家维干德很成功地代替他充当了（P312）尼古拉的角色，因为连一个空职位也没有，卢格陷入了忧郁的沉思：一切“奇闻”都已毫无用处。突然，德国革命爆发了。

　　在这次革命中我们的阿尔诺德出乎意料之外地得救了。强大的运动终于爆发了，在这个运动中，就连最迟钝的人也能顺顺当当地随着大流走，因此，卢格立刻奔赴柏林，企图在那里混水摸鱼。因为那里刚刚爆发革命，所以他认为建议改革是最合时宜的。他用这个名字（注178）创办了一张小报。革命前出版的巴黎的“改革报”（注179）是法国的一张最平庸、最无知和最枯燥无味的报纸。柏林的“改革报”证明，它甚至可以超过它的巴黎的榜样；甚至在“理性的首都”也可以毫无愧色地把这样难以想像的报纸呈献给德国公众。卢格的不善辞令的特点似乎是最可靠地保障了隐藏在这种不善辞令后面的那些思想的深刻内容，根据这个理由，阿尔诺德被选为布勒斯劳[注：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出席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在那里，他立刻找到机会以民主派左翼编辑的身分带着荒谬的宣言出现。在其余的方面，他只是用欧洲各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宣言这种幻想来表现自己，他热心地附和大家的关于普鲁士融合于德意志的愿望。后来，回到柏林以后，他却要求德意志融合于普鲁士，而法兰克福则融合于柏林，而最后，当他想起来要当萨克森的贵族的时候，他又要求德意志和普鲁士都融合于德勒斯顿了。

　　他的议会活动并没有给他带来桂冠，相反地，他自己的那一帮人由于看出他的迟钝和无能，而对他大失所望。同时，他的“改革报”的业务也每况愈下，于是他认为，只有亲自回到柏林才能扭转这种局面。作为“正直意识”的他，自然为自己的离去找到了具有（P313）高度政治意义的借口，他并且还建议整个左翼同他一起退出议会。这当然没有成功，于是卢格就一个人回到了柏林。在柏林，他发现按照“德骚的榜样”（他这样称呼小的典型的民主立宪国家），最能解决当前的冲突。后来，在维也纳被围的时候，他草拟了新的宣言，号召弗兰格尔将军起来捍卫维也纳，反对文迪施格雷茨。他以签了字的宣言已经排印好了为借口，使这个唯一的文件获得了民主派代表会议（注180）的批准。最后，当柏林也被围以后，卢格先生就到曼托伊费尔那儿去，向他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革报”的建议，可是这些建议都遭到了拒绝。曼托伊费尔对他表示，再也没有比“改革报”更好的反对派报纸了，“新普鲁士报”（注181）要危险得多等等，天真的卢格连忙得意洋洋地把这句话传播到德国各地。同时，阿尔诺德醉心于消极抵抗（注182），并且自己实行起来了，他把报纸、编辑及其他一切都交给命运去摆布，急忙溜之大吉。显然，积极逃跑是消极抵抗的最彻底的形式。反革命进攻了，卢格头也不回地从柏林逃到了伦敦。

　　在德勒斯顿爆发五月起义的时候，阿尔诺德同他的朋友奥托·维干德和市议会一起成了莱比锡运动的领袖。他和他的这些同事一起发表了告德勒斯顿人的强有力的宣言，请他们勇敢地战斗，因为在莱比锡有卢格、维干德和本市的父老们守卫着，而守卫者也受着上帝的保护。但是这个宣言刚一发表，我们的勇敢的阿尔诺德便急忙离开，到卡尔斯卢厄去了。

　　在卡尔斯卢厄他也并不感到安全，虽然巴登人驻扎在尼喀河畔，而形势也还远没有发展到采取军事行动的地步。他请求布伦坦诺派他到巴黎去做大使。布伦坦诺开了他一个玩笑，让他做了十二小时的大使，而在第二天早晨正好在卢格准备起程的时候从他那（P314）里骗回了委任状。但是卢格还是同真正受到任命的布伦坦诺政府的代表——许茨和布林德——一起到巴黎去了，他的举止非常奇特，甚至连他自己过去的编辑奥本海姆也认为必须在官方的报纸“卡尔斯卢厄日报”（注183）上宣布，卢格先生完全不是作为官方人士到巴黎来，而是完全“由自己负责”。有一次，当许茨和布林德带着他去见赖德律-洛兰的时候，卢格突然中断了外交上的谈话，开始当着法国人的面痛骂德国人，弄得他的同伴手足无措、窘迫不堪地退了出来。6月13日来到了，这一天大大地震动了我们的阿尔诺德，他简直连什么理由都没有提出便逃跑了，并且一直到踏上了伦敦这块自由的大不列颠的土地时才又镇静下来。后来，在提到这次逃跑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狄摩西尼。

　　在伦敦，卢格先是企图宣布自己是巴登临时政府的大使。后来他又企图以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的资格钻进英国新闻界，可是到处碰壁，原因是英国人过于唯物，无法理解德国的哲学。此外，当人们问起他的作品时，卢格只好以叹息来回答，与此同时布鲁诺·鲍威尔的形象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了。因为，就拿他的全集来说，也不过是一些重印过许多次的小册子！甚至连小册子也不是，而只是一些印成小册子的报刊文章，实际上甚至连报刊文章也不是，而只是从读过的书中摘录下来的一些杂乱无章的片段而已。必须重新做点什么，于是卢格给“先驱”写了两篇文章（注184），在文章里他以描写德国民主派为借口，宣布“人道主义”在德国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它的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阿尔诺德·卢格，即（1）“当代的宗教”、（2）“民主和社会主义”、（3）“哲学和革命”这几本著作的作者。这三本到现在还无法在任何一个书店里找到的杰出的作品自然只是卢格的某些旧文（P315）章的还没有发表的新标题而已。与此同时，阿尔诺德又开始了他每天的功课，把“晨报”（注185）转载自“科伦日报”的一些文章重新译成德文，这对他本身颇有教益，对德国公众也有利，只是使勃律盖曼先生大吃了一惊。

　　他一无所成地回到了奥斯坦德，在那里他找到了为准备充当德国流亡者中最聪明的糊涂虫[注：俏皮话：德语中《Konfusius》（“糊涂虫”）和Konfuzius（孔夫子）发音相同。——编者注]所必需的闲暇。

　　正如古斯达夫提倡素食，哥特弗利德提倡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人的感情一样，阿尔诺德提倡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人的理性，或者说得确切些，是提倡这种人的无理性。和阿尔诺德·文克里特（注186）一样，他也没有发现自由的道路，他自身就是“自由”的阴沟[注：俏皮话：德语中《Gasse der Freiheit》（“自由的道路”）和Gosse der Frei-heit》（“自由的阴沟”）只有《a》和《o》一个字母之差。——编者注]。在德国革命中，卢格就像路角上的一块写着“这里准许小便”的招牌那样惹人注意。

　　但是，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通告和附函上来吧。通告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成立民主的统一的教会的初步尝试也毫无结果。后来，施拉姆和古斯达夫声明说，毛病只是出在卢格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写德文。但是，大人物们立刻又重新行动起来了。

　　Che ciascun oltra moda era possente，

　　Come udirete nel canto seguente．

　　〔一人是另一人的奇妙的力量，

　　详细情节，请听下一首歌曲。〕[注：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编者注]（P316）

　　注释：

　　[152]成立全体德国流亡者中央局的企图是为了反对这个时期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见注118），其目的是阻挠无产阶级成立独立的组织。——第301页。

　　[153]德·狄德罗“拉摩的侄子”。摘自“狄德罗铁文集”1821年巴黎版（D．Diderot．《Le neveu de Rameau》．In：《Oeuvres inédites de Diderot》．Paris，1821）。——第301页。　　

　　[154]“坚决前进俱乐部”是1849年6月5日在卡尔斯卢厄成立的，它联合了对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的活动表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的比较激进的一派（司徒卢威、契尔奈尔、海因岑等等）。俱乐部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推向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在政府中增加激进分子。俱乐部的委员接到否定的回答后，于6月6日试图以武装示威游行来威胁政府。但是政府得到了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援助，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于是“坚决前进俱乐部”被封闭了。——第302页。

　　[155]见注6。——第303页。

　　[156]见注16。——第303页。

　　[157]德国大学里的普通的四系是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和哲学系。——第303页。

　　[158]“德国旁观者”（《Deutscher Zuschauer》）是德国激进派的周报，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司徒卢威自1846年12月至1848年4月在曼海姆出版，1848年7—9月在巴塞尔出版。该报于1848年7—12月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默尔德斯继续以此名称在曼海姆出版，只是加了个小标题：“续刊”（《Neue Folge》），并重新编号。——第303页。　　

　　[159]指卡·罗泰克“从古代到1831年一切等级的世界史”，1831—1833年斯图加特版第1—4卷（K．Rotteck．《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von den früh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831》．Bd．1-4，Stuttgart，1831—1833），和卡·罗泰克同卡·韦尔凯尔“政治词典。一切等级的政治科学大百科全书”1845—1848年阿尔托纳版第1—12卷（K．Rotteck und K．Welcker．《Das Staats-Le-xikon．Encyclopädie der sämmtlichen Staatswissenschaften für alle Stände》．Bd．1-12，Altona，1845—1848）。——第303页。

　　[160]古·司徒卢威“政治科学原理”第1—4卷（G．Struve．《Grundzüge der Staatswissenschaft》．Bd．1—4）。头两卷于1847年在曼海姆出版，第3—4卷于1848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303页。　　

　　[161]指古·司徒卢威“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1849年伯尔尼版（G．Struve．《Geschichte der drei Volkserhebungen in Baden》．Bern，1849）。——第303页。

　　[162]指“共和国政府报”（《Republikanisches Regierungs-Blatt》），该报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由古·司徒卢威和卡·布林德于1848年9月第二次巴登起义时期在寥拉赫出版。“德意志共和国！富强、教化、人人自由！”（《Deutsche Republik！Wohlstand，Bildung，Freiheit für Alle！》）这个口号被当作副标题刊印在该报上。——第304页。　　

　　[163]指河·戈克匿名出版的书“从德国的现状回顾巴登的革命。巴登制宪议会一委员写”1850年巴黎版（A．Гëггa《Rückblich auf die Bad-ische Revolution unter Hinweisung auf die gegenwärtige Lage Teutschlands．Von einem Mitgliede der Badischen constituirenden Versammlung》．Paris，1850）。——第304页。

　　[164]“德意志伦敦报”（《Dcutsche Londoner Zeitung》）是伦敦德国流亡者办的周报，自1845年4月出版到1851年2月该报在物质方面受失去权位的不伦瑞克的卡尔公爵支持。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易·班贝尔格尔。自1849年至1850年该报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古·司徒卢威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论文；此外，它转载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3月）、卡·马克思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一章（1850年4月）、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国际述评（三）”的一部分（1851年2月）以及许多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签名的声明。——第305页。　　

　　[165]指在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压迫以后，德国知识分子举行的反政府运动。还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产生的大学生体操协会的许多成员，在维也纳代表会议（见注8）之后便起来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了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在游行时提出了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得暗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国王的走狗科采布一事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在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的卡尔斯巴德代表会议上所通过各项决议中，把这一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叫做“蛊惑者”。——第306页。　　

　　[166]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17年海得尔堡版（G．W．F．Hegel．《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Heidelberg，1817）。——第306页。

　　[167]“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Deutsche Jahrbücher》）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艺哲学杂志的简称，该杂志自1838年1月至1841年6月用小型日报的形式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在莱比锡出版，自1841年7月至1843年1月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该杂志在1841年6月以前由阿·卢林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主编，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编辑。1843年1月，萨克森政府查封了“德国年鉴”，联邦议会则决定禁止它在全德境内出版。——第306页。

　　[168]“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是德国启蒙派的机关刊物；于1783—1811年出版。该杂志曾几度改变名称，在1799—1811年间弗·尼古拉参加了它的出版工作。——第307页。　　

　　[169]指乔·威·弗·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第1—3卷；“黑格尔全集”1835年、1837—1838年柏林版第10卷第1—3册（G．W．F．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Bd．Ⅰ—Ⅲ；Werke，Bd．Ⅹ，Abt．1—3，Berlin，1835，1837—1838）及亨·海涅“浪漫主义学派”1836年汉堡版（H．Heine．《Die romantische Schule》．Hamburg，1836）。——第307页。　　

　　[170]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堡和维尔茨堡版（G．W．F．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Bamberg und Würz-burg，1807）。——第309页。　　

　　[171]指亨·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诗中以一只博学的熊阿塔·特洛尔的形象来嘲笑德国的哲学家。——第310页。

　　[172]“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卡·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卡·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弗·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所·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19—451、452—467、596—625、626—63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第311页。　　

　　[173]皇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属于奥尔良王族。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宫里设置了表演场和娱乐场；皇宫里的花园和走廊是游乐的场所。——第311页。

　　[174]指索西萨尔——保尔·德·科克的轻浮小说“拜月者”中的人物；老滑头和酒鬼的典型。——第311页。

　　[175]关于“光明之友”，见注16。——第312页。

　　[176]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M．Stirner．《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Leipzig，1845）。——第312页。　　

　　[177]从卢格起草的“德国激进改良派竞选宣言”（1848年4月）中借用的话，在这个宣言中，全德国民议会的主要任务被宣布为“对事件的合理性加以审查”。——第312页。

　　[178]“改革报。民主派的机关报”（《Die Reform．Organ der demokra-tischen Partei》）是德国一家报纸，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从1848年4月起主编是爱·梅因，由阿·卢格和亨·伯·奥本海姆在莱比锡出版；1848年夏天到五十年代初该报在柏林出版。——第313页。

　　[179]“改革报”（《La Réforme》）是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313页。　　

　　[180]指1848年10月26—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民主派代表会议。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德国各城市的二百六十个民主派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但是由于代表的成分复杂，在极重要的问题上引起了争执和分歧。代表会议不是采取实际措施来动员群众同反革命进行斗争，而是限于制定毫无结果的矛盾百出的决议。例如代表会议在10月29日根据卢格的建议而通过的保卫维也纳的呼吁书中，要求德意志各君主邦政府援助革命的维也纳。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对这个呼吁书作了尖锐的批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527—530页）。——第314页。

　　[181]“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6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喉舌。这个报又名为“十字报”（《Kreuz-Zeitung》），因为在它的报头上印有十字。——第314页。

　　[182]关于消极抵抗的策略，见本卷第80—84页。——第314页。

　　[183]“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757年创刊，是巴登政府以及1849年布伦坦诺政府的官方报纸——第315页。　　

　　[184]指卢格未加署名发表在1850年12月21日和28日的英国自由派周报“先驱”上的一篇名为“德国民主党”的文章。——第315页。

　　[185]“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是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在伦敦创刊；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是激进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第316页。　　

　　[186]阿尔诺德·文克里特是半传说的瑞士战士，反对普鲁士压迫的解放战争的参加者；相传在1386年6月9日，当瑞士人同奥地利公爵列奥波特三世的军队在森帕赫（琉森州）城下作战的时候，他舍身杀敌决定了瑞士人的胜利。——第316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