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1852年5—6月

　　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一次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0年版第5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P259）

　　

流亡中的大人物（一）

　　

“歌颂吧，永垂不朽的灵魂，为有罪的人的赎罪”（注120）……通过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生于四十年前。他的生活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毫无虚构的真实情况。传略”这本由阿道夫·施特罗特曼出版（1850年汉堡霍夫曼和康佩出版社版，八开本）（注121）的自传中已有描述。

　　哥特弗利德是民主主义的济格瓦特时期（注122）的英雄，这个时期德国产生了无限的爱国主义的苦闷和泪如泉涌的悲伤。哥特弗利德就是以平庸的抒情的济格瓦特的姿态初露头角的。

　　他的日记又长又乱（他的世俗生活就是带着这样的特点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他的表白也同样杂乱无章，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使徒施特罗特曼，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位使徒的“七拚八凑的叙述”。

　　波恩   1834年2月—9月

　　“年轻的哥特弗利德和他的朋友保尔·泽勒尔一同研读福音神学，他以勤勉和虔诚博得了他的著名教师〈扎克、尼茨施和布列克〉的尊重。”（第5页）

　　一开始我们便看到他“显然是沉溺于深思”（第4页），他“悲伤而忧郁”（第5页），完全像一个grand homme en herbe〔未来的伟人〕所应该表现的那样。“哥特弗利德的褐色的、闪烁着忧郁的火光的眼睛注视着”几个“穿棕色燕尾服和浅蓝色外套的”大学生，他（P261）立刻感觉到，这些大学生“力图用外表的华丽来掩饰内心的空虚”（第6页）。他感到道义上的愤慨是因为他“拥护黑格尔和马尔海奈凯”，而这些大学生竟骂马尔海奈凯是“蠢才”。后来，当这位候补神学家为了继续求学而到柏林去，并且要亲自求教于马尔海奈凯的时候，他在日记中针对马尔海奈凯抄下了下列的文学名言（第61页）：

　　“我说，徒爱空想的那是蠢人，

　　那犹如一匹着了魔的畜生，

　　不管周围都有牧场美好青青，

　　却在干枯的荒原上四处找寻。”（注123）

　　不过，哥特弗利德在这里忘记了麦菲斯托费尔用来取笑渴求知识的学生的另一句名言：

　　“你尽管蔑视理智，蔑视科学！”（注124）

　　整整这一个有教益的大学生事件只是一个序幕，是为了给世界未来的解放者一个机会来作如下的表白（第6页）。

　　于是哥特弗利德说：

　　“假如没有战争，这一代是始终不会灭亡的……只有十分有力的手段才能帮助我们这个衰微的时代！”

　　而他的朋友回答道：

　　“你是新洪水中的挪亚，但又比他更胜一筹。”

　　由此可见，浅蓝色的外套使哥特弗利德蒸蒸日上，甚至可以宣布自己是“新洪水中的挪亚”了。他的朋友对这一点提出了下列的评语，这个评语可以作为传记的题词：

　　“我和父亲时常暗笑你偏爱模糊的概念！”（P262）

　　在一个美丽的灵魂的所有这一切表白中，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不断重复出现，那就是金克尔早在胎儿时期就已经是一个伟人了。一切平凡的人身上所发生的最平凡的事情，在他那里都成了意义深重的事件。每个候补神学家比金克尔更有意思地经历过的那些不值一提的痛苦和欢乐，在德国任何神学院学生宿舍中和任何教会法庭中屡见不鲜的跟小市民环境的冲突，在这里都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严重事件，而浸沉在人间苦痛之中的哥特弗利德总是要趁这些机会表演一场喜剧。

　　友人保尔的家要离开波恩回维尔腾堡去。哥特弗利德便把这件事按下述方式搬上了舞台。哥特弗利德爱保尔的妹妹，并且声明连这一次他“已经爱过两次了”。但是这次的爱情不是寻常的爱情，而是“对上帝的热烈而真诚的崇敬”（第13页）。哥特弗利德和友人保尔一起登上了龙岩，并在这个具有浪漫色彩的背景的衬托下迸发出下面的颂歌：

　　“别了，友谊，我将认救世主为兄弟！别了，爱情，信仰将是我的未婚妻！别了，你的爱恋之情，我将和成千成万正直的人结合在一起！去吧，我的年轻的心，学会单独和你的上帝在一起，和他战斗，直到你战胜他，直到他赋予你新的名字，除了得到它的人以外谁也不知道的圣以色列这个名字！你好，壮丽的初升的太阳，我的觉醒的灵魂的影象！”（第17页）

　　这样，和朋友的离别成了哥特弗利德狂热地颂赞自己的灵魂的良机。但是这还不够，朋友也应该同声齐唱。在这个热烈地倾吐胸怀的时刻，哥特弗利德讲话时“声音激昂，容光焕发”，他“忘记有朋友在场”，“他的眼光闪烁着喜悦”，“他的呼声充满了狂喜”，如此等等（第17页）。一句话，就像旧约全书中先知以利亚的出现一样。（P263）

　　“保尔以忠实的眼光带着忧郁的微笑看着他，并说道：‘在你的胸中跳动着一颗比我更勇敢的心，你，当然，将胜过我，但允许我在远离你的地方仍然做你的朋友。’哥特弗利德高兴地握住向他伸出的手，重新肯定了旧有的同盟。”（第18页）

　　在高山上的改变形象这一场戏里，哥特弗利德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目的。友人保尔不久前还嘲笑“哥特弗利德偏爱模糊的概念”，现在却对“圣以色列”这个名字佩服得五体投地，承认哥特弗利德的高超和未来的伟大。哥特弗利德欣喜若狂，随即友好宽厚地重新肯定了旧有的同盟。

　　布景换了。金克尔的母亲，上加塞尔的牧师金克尔的妻子的生日。家庭的节庆也成了炫耀的机会，“可敬的母亲像救世主的母亲一样，也叫马利亚”（第20页）。毫无疑问，这就是预示着哥特弗利德也要做世界的救主和赎罪者。这么一来，在传记的头二十页内，通过一些不值一提的事件，神学系的大学生便先后被描绘成挪亚、圣以色列、以利亚以至基督了。

　　实际上什么经历也没有的哥特弗利德，在生活的过程中自然要不断地挖掘他的内心的感受。他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和未来的神学家所特有的虔敬主义，是同他的天生的精神上的软弱和矫揉造作地故作忙碌的行为完全相适应的。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和姐姐都虔信宗教，哥特弗利德也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这种虔诚的赎罪观同普通大学生的“快乐的富于生趣的消遣”发生了冲突，而从他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来看，这种冲突在他身上便成了宗教和诗意的斗争；上加塞尔牧师的儿子和一伙同学一起喝下的一（P264）杯啤酒也变成了体现浮士德的两个灵魂搏斗的极不幸的一杯。从对虔诚的家庭生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马利亚”如何反对“哥特弗利德向往剧院的罪恶心意”（第28页），这种被认为是未来诗人的征兆的意味深长的两面性，实际上只是表明哥特弗利德对演员的矫揉造作的偏爱而已。后来他的姐姐约翰娜被说成是一个虔敬的悍妇，据说有一次她打了一个五岁的女孩一记耳光，因为那个女孩子在教堂中不专心。我们在书末发现，正是这位约翰娜姐姐最激烈地反对哥特弗利德同莫克尔小姐的婚事，否则宣扬这一页家庭丑史便是不可理解的了。

　　哥特弗利德在泽尔舍德作了“一次关于枯萎中的麦种的宏伟的讲道”，这也被当作一个重大事件。

　　泽勒尔一家和“心爱的爱利莎”终于起程了。我们看到，哥特弗利德“热烈地握着姑娘的手”并深情地低声对她说：“爱利莎，再见了！别的话我不敢多说。”在这一段有趣的情节以后，接着便是第一声济格瓦特式的叹息：

　　“毁灭了！”“默默无言！”“柔肠寸断！”“灼热的额头！”“深沉的叹息！”“剧痛浸透了他的脑髓”等等。（第37页）

　　这样，这一整场摹仿先知以利亚的表演，就成了演给“朋友保尔”和自己看的一场纯粹的喜剧。保尔也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向孤独而悲痛的济格瓦特低声耳语：“这一吻给我的哥特弗利德。”（第38页）

　　哥特弗利德又高兴起来了。

　　“只有当我配得上我的亲爱的人并有了名望的时候，我才再和她相见，我的这个决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第38页）（P265）

　　就是在为爱情而苦闷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思考未来的名望和预先向人炫示桂冠。哥特弗利德运用这一插曲，是为了以难以想像的浮夸把他的恋爱故事记载在纸上，以便世界不致失掉他那些只存在于日记本上的感情。不过，这场戏的主要效果还没有达到。忠实的保尔不得不请他的打算征服世界的导师注意这种情况，如果爱利莎停止了前进，而他继续不断地发展，那时，爱利莎也许就不再能使他满意了。

　　哥特弗利德却庄重地说：“呵，不会的！这朵天上的花朵刚要开放便散发出如此浓郁的芳香。当……男性力量的炎夏的日光打开了内心的花瓣的时候，又将会怎样呵！”（第40页）

　　保尔不得不对这种不恰当的比喻提出反驳，说理性上的理由不能使诗人信服。

　　“哥特弗利德微笑着回答道：‘您的全部智慧就像我们的可爱的疯狂一样，毕竟不能使您摆脱命运的波折。’”（第40页）

　　对着自己微笑的纳尔苏修斯（注125），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笨拙的候选者突然装扮成可爱的狂人，保尔变成了这位大人物所喜爱的瓦格纳（注126），而这位大人物“微笑着”，“他甚至温柔而友爱地微笑着”。效果达到了。

　　哥特弗利德终于离开了波恩。在波恩，他在学识上达到了高峰，他对此做了如下的总结：

　　“可惜，我同黑格尔派离得愈来愈远了；成为一个唯理论者，这是我最衷心的愿望，但是我同时又是超自然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而必要时甚至还是一个虔敬主义者。”（第45页）

　　这幅自画像是任何东西都不必再增添了。（P266）

　　柏林 1834年10月—1853年8月

　　哥特弗利德脱离了贫乏的家庭生活和大学生活，来到了柏林。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大城市（至少和波恩比较起来）的生活情况对他发生任何影响，也看不到他参加当时的学术运动的任何迹象。哥特弗利德的日记中记载的，只是他同新的compagnon d’aventure〔冒险伙伴〕，巴门的胡果·杜恩韦克共同感受的内心激动，以及可怜的神学家的一些小小的不愉快，金钱上的窘困，破旧的燕尾服，评论员的身分等等。他的生活和都市的社会生活完全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施略辛的家庭的圈子里打转。在这个家庭里，杜恩韦克泰然自若地充作沃尔弗拉姆[注：即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编者注]大师，而哥特弗利德则充作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大师（第67页）。爱利莎的形象在他的心中渐渐暗淡下去；哥特弗利德又迷恋于玛丽·施略辛小姐了；他不幸得悉爱利莎同他人订婚的消息，最后他概述了他在柏林“模糊地思念那个本来应该完全属于他的女人”时的心情和想法。

　　但是，没有得到不可缺少的戏剧性效果，决不能离开柏林。

　　“在他离开柏林之前，老魏斯〈导演〉又一次把他带进剧院。这位殷勤的老人指着陈列德国剧作家的半身像的人厅里的几个空着的壁龛，并意味深长地说道：

　　‘还有空着的位置！’

　　这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控制了这个年轻人。”

　　哥特弗利德非常泰然自若地接受了这个老滑稽演员所作的“未来的永垂不朽”这种过分的夸奖；为普拉顿的孽徒哥特弗利德预备的这个位置的确还空着。（P267）

　　波恩 1835年秋—1837年秋

　　“他经常动摇于艺术、生活和科学之间，这三方面他都研究，但是没有固定的意向，他希望在他决定不下从事哪一门的情况下在每一方面都尽可能多地知道一些，得到一些，甚至创造一些。”（第89页）

　　哥特弗利德意识到自己是个犹豫不决的学识肤浅的人，于是他回到波恩。感觉到自己的学识肤浅自然并不妨碍他去考取学位并担任波恩大学的讲师。

　　“无论是夏米索，或是克纳普都不顾在他们出版的年鉴（注127）上发表他投去的诗篇，这件事使他非常烦恼。”（第99页）

　　这就是大人物想在社会舞台上显露头角的初次尝试，而他在个人的生活圈子里一直是凭吹嘘他的未来的伟大度日的。从这时起他便最终成为大学生文艺小组中颇成问题的当地名人，直到他在巴登遭到射击负了轻伤而一举成为德国小市民的英雄为止。

　　“在金克尔的胸中逐渐激起对永久和忠实的爱情的苦闷，这种苦闷是任何工作都无法排除的。”（第103页）

　　这种苦闷的第一个牺牲品，是一个叫敏娜的姑娘。哥特弗利德和敏娜演起戏来，为了玩花样，有时他竟扮作慈悲的马哈德伐（注128），要这位姑娘把他当作神来崇拜，而他则关切姑娘的健康。

　　“如果关于她的状况金克尔能够欺骗自己的话，那末他是会爱她的；不过他的爱情只能加速这朵凋萎中的玫瑰的死亡。敏娜是第一个能够了解他的姑娘；不过她会成为他的第二个希姑葩[注：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特洛伊国王柏里亚的妻子，伟大英雄赫克托尔的母亲。——译者注]，她生下的不是孩子而是火炬，双亲的火焰会通过孩子烧毁自己的房屋，就像柏里亚的特洛伊城被烧毁一样。但是（P268）他不能离开她，他为她柔肠寸断，他的痛苦不是由于爱情，而是由于同情。”

　　这位非凡的英雄（他的爱情，如丘比特的目光那样，能致人于死命），其实不过是个庸俗的、经常忙于装扮自己的花花公子，他在选择未婚妻时最初总是想把自己扮成一个多情郎。此外，他所谓的病状以及它对可能出世的孩子们的后果等那些令人作呕的议论，变成了一种卑鄙的打算，因为他并没有断绝这种关系，而是在这种关系中寻求内心的充分的自我满足；只是在这种关系使他有机会去演一出新的情节剧的时候，他才割断了它。

　　哥特弗利德到他的一个刚死了儿子的舅父家去。在可怕的半夜里，就在灵旁，他和他的表妹爱利莎第二小姐表演了一场很富于贝里尼的歌剧风味的戏：“在遗骸旁”和她订了婚约，第二天早晨便顺利地被舅父接纳为未来的女婿。

　　“他也时常想到敏娜，想到他必将重新见到她的时刻，那时她已永远地失去了他；但是他并不害怕这个时刻，因为她不能向一颗早已交给了别人的心提出任何要求。”（第117页）

　　订立新的婚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同敏娜的关系导向使“义务和热情”发生矛盾的戏剧性的冲突。这个冲突是通过极端庸俗的卑鄙行为实现的；体面的小市民竟然自认为敏娜对他那“已经交给了别人”的心提出要求是不合法的。虽然这种怯懦的自我欺骗是靠事后捏造“交心”的日期来维持的，但是这种情况当然不会使有德行的大人物感到丝毫困窘。

　　于是哥特弗利德在耐人寻味的必要情况下，伤害了“可怜的伟大的心”。

　　“停了一会哥特弗利德继续说：‘同时我感到应当请求您的宽恕，亲爱的（P269）敏娜，也许我在您面前是有罪的……敏娜，昨天我那样亲切地伸给您的这只手，再也没有自由了，我已经订婚了！’”（第123页）

　　不过这位传奇式的候补神学家很谨慎，他告诉她订婚是在他“那样亲切地”向她伸出手之后的几小时以后发生的。

　　“天啊！……敏娜，您能原谅我吗？”（同上）

　　“我是个男子，应该忠于自己的义务，我不应该爱您！但是我并没有欺骗您。”（第124页）

　　在这个事后增添的道义上的义务出现之后，就该去作令人难以想像的事——有成效地颠倒整个关系了：仿佛不是敏娜宽恕他，而是道德高尚的伪善者宽恕被欺骗的敏娜。于是抱着这个目的又去捏造了一套：敏娜“会从运处怀恨他”，由于这个假想，最后又添上了一段道德说教：

　　“‘我愿意原谅您，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以预先就相信我会宽恕您。而现在要永别了！我的义务在召唤我，我不得不离开您了。’于是他缓步走出了凉亭……从这一刻起哥特弗利德便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第124页）

　　喜剧演员和臆想的情人变成了伪善者，以假惺惺的宽恕一切的姿态脱了身。济格瓦特通过臆造的恋爱纠纷，顺利地达到了能够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幸的人的目的。

　　真相终于大白，原来这一切捏造的恋爱波折，只是哥特弗利德的一幅矫揉造作的自画像。整个事情的过程是这样：幻想将来要永垂不朽的伪善者，把旧约全书中的故事同施皮斯、克劳伦和克拉麦尔式的时髦的“流动图书馆”幻想揉合在一起，并且陶醉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浪漫的英雄人物。

　　“他在翻书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诺瓦利斯的‘奥夫特丁根’（注129），后者还在一年前就时常鼓舞他去从事诗的创作。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他就同几（P270）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名叫‘条顿’的小组，小组成员给自己规定的目的是一起学习德国历史和文学，他当时用的笔名就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现在他才明白了这个名字的意义。他感到自己就是瓦特堡下面的可爱的小城里的那个亨利希，对‘蓝色花朵’的思念不可抗拒地攫住了他。但是，不管他怎样质问他的心，敏娜和他的未婚妻都决不是那童话中的闪闪发光的花朵。他陷入了幻想，如饥如渴地继续读下去，光怪陆离的世界围住了他，最后，他哭着倒在沙发上，思念着‘蓝色花朵’。”

　　在这里，哥特弗利德泄露了他用来掩饰自己的全部浪漫的谎言；爱伪装，力图穿上别人的盛装，这就是他的真正的“内在本质”。他从前把自己称为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现在又装扮成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而他寻找的根本不是“蓝色花朵”，而是会把他认作这种角色的女人。最后，他终于在一个和他共同演出了一出符合他们的理想的喜剧的女人身上，找到了这种“蓝色花朵”，虽然这花朵已经有点枯萎了。

　　这一套伪造的浪漫故事，这种对古老传说和冒险故事的拙劣可笑的摹制品（哥特弗利德的天资不足，这是他从别人那里抄袭来的），所有这些感情上的幻觉，即同玛丽、敏娜、爱利莎第一和爱利莎第二的毫无根据的冲突，竟使他以为他已经达到了歌德的感受这样的高度。歌德在狂烈地恋爱之后，突然去意大利，并在那里写他的“哀歌”，同样，哥特弗利德在陶醉于臆想的恋爱之后，认为现在也应该旅行到罗马去。歌德已预感到哥特弗利德：

　　“连鲸鱼身上也有虱子，

　　我怎能摆脱它们的骚扰？”（注130）

　　意大利 1837年10月—1838年3月

　　哥特弗利德在日记中连篇累牍地描绘了从波恩到科布伦茨（P271）的旅程，这是罗马之行的开始。

　　新的时期开始了，和前一时期的结束完全一样，即把别人的遭遇和感受全套用到自己身上。哥特弗利德在轮船上想起了“霍夫曼的出色的刻画”，这位作家“使他的约翰奈斯·瓦赫特师傅在刚刚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之后创造出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注131）。为了证实这种“出色的刻画”的属实性，哥特弗利德在经历了因敏娜而引起的“极大的痛苦”之后，便终日一心“想着那早已考虑成熟的悲剧”。（第140页）

　　在金克尔从科布伦茨到罗马的旅途中，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他的未婚妻的情浓意深的来信（他经常收到，通常是立刻回信）驱散了阴郁的思想。”（第144页）

　　“对美丽的爱利莎的爱情，在年轻人的思念的胸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第146页）

　　在罗马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抵达罗马以后，金克尔在那里看到了未婚妻的来信，这使他更加爱她，而敏娜的形象便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他的心暗暗告诉他，爱利莎能够使他幸福，他非常兴奋地沉溺于这种感觉……只是现在他才学会了爱。”（第151页）

　　于是，他从前只是“由于同情”才爱恋的敏娜又重新出现在他的感情的舞台上。至于同爱利莎的关系，他幻想爱利莎能使他幸福，而不是他给她幸福。而在幻想“蓝色花朵”时，他早就预言过，无论是爱利莎或是敏娜，都不可能成为这个使他充满了强烈诗兴的童话中的花朵的化身。他胸中重新激荡起对这两个姑娘的感情，是为了编排新的冲突：（P272）

　　“在意大利，金克尔的缪斯显然是打瞌睡了。”（第151页）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体裁。”（第152页）

　　后来我们知道，他在意大利逗留了六个月之后，顺利地带着“体裁”回到了德国。因为歌德在罗马写了他的“哀歌”，所以哥特利德也写了哀歌“罗马的觉醒”。（第153页）

　　在金克尔的寓所，女佣交给他一封他的未婚妻的来信。他高兴地拆开了信，然而

　　“大叫一声，倒在床上”。“爱利莎告诉他，有一个姓德·的医生，是个很有钱的人，业务很发达，甚至还有……一匹乘马（！），这个人已向她求婚。因为他，金克尔，可怜的神学家，还要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弄到一个可靠的地位，所以她请求他解除把他俩联结在一起的约束。”

　　接着便是“恨世和懊悔”（注132）的完整的再现。

　　哥特弗利德“毁灭了”，“呆若木人”，“发楞的眼神”，“复仇的心”，“匕首”，“情敌的胸膛”，“对手心脏的血”，“冰块一般地冷淡”，“痛苦得发狂”，如此等等。（第156和157页）

　　在“可怜的神学家的这些痛苦和欢乐”中，不幸的候补者主要是被一种思想折磨着：爱利莎为了“眼前的世俗的幸福”而“鄙视”于他（第157页）。哥特弗利德按照舞台艺术的各项规定沉湎于上述的感情，过了不多时候他终于找到了下面的崇高的慰借：

　　“她配不上你，你有天才的双翼，它们将使你高高地飞越在这些阴郁的痛苦之上！当你的荣誉遍布全球的时候，那个变节的女人将受到内心的惩罚！……谁知道，也许过几年她的孩子会求我帮助，我倒并不想过早地回避件事。”（第157页）（P273）

　　在他当然地预先高度享受了“将遍布全球的未来的荣誉”以后，便露出了市侩伪君子的卑鄙的嘴脸。他估计，也许将来爱利莎的陷入贫困的孩子会来求助于伟大的诗人，而“他倒并不想过早地回避这件事”。为什么？因为爱利莎“宁要乘马”而不要哥特弗利德经常幻想的“未来的荣誉”，因为她为了“世俗的幸福”而摈弃了他希望在其中扮演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的那出滑稽的喜剧。老黑格尔早就正确地指出，高尚的意识总是转变成卑鄙的意识（注133）。

　　波恩 1838年夏—1843年夏

　　（阴谋和爱情）

　　哥特弗利德在意大利歪曲地模仿了歌德之后，决定回国后表演席勒的“阴谋和爱情”。

　　虽然哥特弗利德的心灵因世界悲哀而受到难堪的折磨和煎熬，他的身体却“比任何时候都好”（第167页）。他打算“通过著作使自己在文学界成名”（第169页），不过，后来当“著作”并没有能使他在文学界成名的时候，这并没有妨碍他不靠著作而给自己争得更廉价的名望。

　　哥特弗利德经常因追求“女人”而感到的“模糊的苦恼”表现在对婚约的朝订暮改上。订婚是强者和“未来的”高超的智者力图征服和束缚住所爱的人的标准的方式。当他一发现那使他得以扮演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的蓝色花朵的时候，诗人那种温柔的、模糊的感伤的幻想便凝结成候补者的非常明朗的思想：用“义务”的纽结来补充那理想的心灵上的亲和力。这种一见面便à tort et à travers〔不加选择地〕追求同所有的雏菊和百合花订婚的庸俗行（P274）为，使哥特弗利德为了证明他的“诗人的伟大的痛苦”而不停地倾吐衷肠时所装出的那副矫揉造作的姿态变得更加令人作呕。

　　因此，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哥特弗利德当然又应该“订婚”了。这一次是他的姐姐，即其虔敬的宗教狂热早被哥特弗利德用感叹词在日记里永久记载的那个约翰娜，直接给他指明了使他苦闷的对象。

　　“比格霍耳德恰巧在这几天宣布他同金克尔小姐订婚，而比任何时候都缠得更紧地干涉弟弟的恋爱事件的约翰娜，由于种种原因和家庭方面的考虑（这些最好不谈），希望哥特弗利德也同她的未婚夫的妹妹索菲亚·比格霍耳德小姐结婚。”（第172页）“金克尔”——不言而喻——“应该无条件地爱慕那位温顺的姑娘……那是个可爱的纯洁的姑娘”（第173页）。“金克尔以非常的柔情”——这是不言而喻的——“获得了她的双手”，“只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他在生活上有一个可靠的地位并且能够使地的未婚妻”——这又是不言而喻的——“有一个教授的或牧师的和睦家庭，幸福的双亲就会高高兴兴地立刻把她许配给他”。

　　充满热情的候补者在每次冒险中表现出来的对结婚的向往，这一次以下面的优美诗句洋溢在纸面上：

　　“我什么也不需要，

　　只要那白白的小手。”

　　其余的一切，眼睛、嘴唇、鬈发，他都认为是“空虚的东西”。

　　“这一切我都不需要，

　　只要那白白的小手！”（第174页）

　　遵照“比任何时候都缠得更紧的姐姐约翰娜”的命令，并且由于经常使他心痒的对“小手”的爱慕，他同索菲亚·比格霍耳德小姐结下了私情，他把这种私情同时叫做“深刻的、牢固的和平静的”爱情（第175页），“在这新的爱情中宗教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P275）（第176页）

　　事情是这样：在哥特弗利德的恋爱故事中宗教的因素经常同浪漫的和戏剧的因素互相交替。当哥特弗利德没有能够通过戏剧的效果在新的济格瓦特式的境况中显示自己的时候，他便求助于宗教的感情，以便赋予平庸的故事以比较高尚的意义。济格瓦特变成了虔诚的荣克-施梯林（注125），上帝赋予了后者非凡的力量，三个妻子都死在他的男性的怀抱中，而他还能再同新的情人“结婚”。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充满事件的生命中的极不幸的灾难，即施梯林同那个和马蒂约离了婚的女人约翰娜·莫克尔相识一事。哥特弗利德在她身上找到了女性的金克尔，他的幻想的alter ego〔第二个“我”〕，只是更坚强，更聪明，更清醒，并由于年龄大而已经摆脱了初期的幻想。

　　莫克尔和金克尔的共同之点是两人都没有得到世界的承认。她有令人讨厌的庸俗的面貌；她的第一次的婚姻是“不幸的”。她有音乐才能，但是还不足以用她的作品或演奏技巧来博得声誉。在柏林，她曾经企图模仿蓓蒂娜[注：即阿尔宁。——编者注]的过了时的稚气，但是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她的经验使她的性格变得残酷了。她和金克尔一样，曾经喜爱装腔作势和无限夸张地赋予自己生活中的平凡事件以“崇高的”性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爱情的迫切“需要”（施特罗特曼的话）比起用诗歌大谈爱情的需要来是愈来愈强烈了。金克尔在这方面的女性的东西，在她那里成了男性的东西。因此，这样的女人自然很高兴同金克尔表演一出未被承认的美丽的灵魂的喜剧，直到（P276）互相满足为止，就是说，把济格瓦特认作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并让他把她当作“蓝色花朵”。

　　金克尔刚刚通过姐姐的帮助顺利地进行了第三次或者已是第四次的订婚，现在立刻又被莫克尔引入了爱情的迷宫。

　　哥特弗利德置身在“团体的浪潮”（第190页）里，即在德国大学城里的一个不大的教授小组（或者叫做“特权小组”）里，这些小组只能在基督教德意志的候补者的生活中开辟新的纪元。莫克尔唱着歌，并且陶醉在掌声里。哥特弗利德被安置在她的座位旁边，于是便演出了下面这场戏。

　　“哥特弗利德说：‘当你在大家的啧啧称赞下张开天才的双翼在快乐世界的上空飞翔的时候，你大概感到心旷神怡吧。’莫克尔激动地反驳道：‘那是您的感觉。我听说您有非常好的诗才；也许您也会受到极口赞扬……那时我将问您，您幸福吗，如果您不……’‘如果我不？……’——哥特弗利德在她停顿下来的时候问她。”（第188页）

　　笨拙的多情善感的候补者上钩了。

　　在这以后，莫克尔告诉他说，不久前她

　　“听了他关于基督受难的传道，她想，这个漂亮的青年真正弃绝了尘世，他甚至唤醒了她胸中的因心灵中纯朴的梦想而引起的轻微痛楚，这种梦想从前是由那已失去的信仰之声所唤起的。”（第189页）

　　哥特弗利德被这一段恭维话弄得“神魂颠倒”（第189页）了。他异常高兴地“确信莫克尔是不幸的”（同上）。他立刻决定“以自己对耶稣基督拯救世界的热烈的、感人的信仰”，“重新赢得……这个痛苦的人的心灵”（同上）。因为莫克尔是天主教徒，所以关系是在要“为全能的上帝效劳”就必须赢得人的心灵这个臆造的借口下建立起来的，这是一出莫克尔也参加演出的喜剧。（P277）

　　“在1840年间金克尔也被任命为科伦福音公会的牧师助手，他开始每星期日早晨到那里去讲道。”（第193页）

　　传记作者的这个说明提醒我们谈一谈金克尔在神学中的立场问题。“在1840年间”，批判已经最无情地分析了基督教的内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科学的……[注：下面的字是“运动”、“批判”，在原稿中已被划去。——编者注]同国家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这个时期，金克尔当了传教士。但是他既没有正统派的毅力，又缺乏客观地理解神学的能力，他à la〔正如〕克鲁马赫尔一样，是通过多情善感的空谈同基督教勾搭上的，他把基督描绘成“朋友和老师”，企图抛弃基督教在形式上的一切“丑陋的东西”，并且用好听的空话来偷换它的内容。用形式偷换内容、用空话偷换思想这套手法在德国造就了整整一批牧师空谈家，他们自然是要把民主当作自己最后的避难所。讲神学有时总还需要有一些哪怕是表面的学问，讲民主则相反，好听的空话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在这里，毫无内容的响亮的空谈，nullité sonore〔空谈〕完全代替了对问题的见解和看法。金克尔研究神学不过是从基督教教义中摘录一些感伤的东西，采取克劳伦的方式加以阐述，在他的演说和著作中，显示出这种牧师饶舌的典范，这种饶舌有时也被叫做“散文诗”，而且他可笑地企图以此来证明他有“诗才”。不过，他创作诗的目的［不］[注：这里原稿被弄环了。——编者注]是要种植真正的月桂树，而是要栽培毒莓来装饰他那平凡的小径。他想用方便的形式而不想在本质上解决冲突，这种性格上的软弱也在他的大学讲师的位置上表现出来了。他“模仿大学生”的举止，来回避同职业上的旧的学究气作斗争，于是，讲师变成了大学生，而大学生则上升为大学讲师。这一派里出现了整（P278）整一代的施特罗特曼们、叔尔茨们以及同他们类似的人物，这些人归根到底只能在民主的怀抱里说他们的漂亮的空话，研究他们的学问，完成他们的无足轻重的“崇高使命”。

　　新的恋爱关系现在具有了关于小公鸡、小母鸡[注：原文中是俏皮话：《Hinkel》（“小公鸡”）和《Gockel》（“小母鸡”）同金克尔和莫克尔的发音相似。——编者注]和小鸡蛋的小故事的性质。

　　1840年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黑格尔哲学对于神学和政治的批判的运用使科学革命化；另一方面，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登位开始了资产阶级的运动，而资产阶级的立宪要求在当时还是十分激进的。那时写作模糊的“政治诗歌”的现象逐渐消失，而定期刊物具有强大革命力量这种新气象出现了。

　　哥特弗利德这时候做了些什么呢？莫克尔同他一起创办了“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和“小金虫协会”。这个刊物

　　“唯一的宗旨就是为亲密友好的小集团每周举行一次欢畅的和快乐的晚会，并使参加者能够把自己的作品供爱好艺术的善意的批评家们评断”。（第219页）

　　“小金虫协会”的真正宗旨是要解决蓝色花朵之谜。集会是在莫克尔家中举行的，在从事美文学的平庸的大学生圈子里，莫克尔当然要被捧为“女王”（第210页），金克尔则被捧为“大臣”（第255页）。这两个未被承认的美丽的灵魂可以在“小金虫协会”里自得其乐，以补偿“无情的人世给予他们的不公正的待遇”（第296页）。他们可以在他们所选择的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和蓝色花朵的角色中互相满足对方的需要，而扮演他人成了自己的第二天性的哥（P279）特弗利德应该感到幸福了，因为他终于创立了真正的“业余剧团”（第254页）。这一出可笑的喜剧本身同时成了实际行动的序幕：

　　“这些晚会也给了他到莫克尔双亲家中去拜访莫克尔的机会。”（第212页）

　　在这里我们要补充一点，“小金虫协会”是哥丁根的“林苑协会”（注135）的摹制品，不同的只是后者标志着德国文学中的一个发展时期，而“小金虫协会”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地方性的拙劣可笑的摹制品。作为辩护士的传记作者自己承认，如塞巴斯提安·隆加尔特、利奥·哈赛、卡·阿·施伦巴赫等等这些“忠实的小金虫”（第254页）都是些平凡、庸俗、懒惰和头脑空虚的大学生。（第211和298页）

　　哥特弗利德自然立刻就把他的未婚妻同莫克尔“在心里作了比较”（第221页），不过“关于结婚和订婚的问题，暂时还没有时间来作无谓的思考〈其实，他是惯于这样做的〉”（第219页）。他就像布利丹的驴子一样，左两堆干草之间犹豫不决。但是饱经世故和比较讲求实际的莫克尔却“明显地促进了看不见的联系”（第225页）；她决定促成这个“机缘或天赐良缘”。（第229页）

　　“有一天，哥特弗利德在通常因为有课而不能去看莫克尔的时候到她那里去。他轻轻地走到她的房门前，听到了哀怨的歌声。他注意地听着：

　　‘有你在旁，我就像

　　沐浴在朝霞里……’

　　‘多么痛苦，

　　唉，你却不知！’（P280）

　　长长的、悲哀的音调结束了她的歌声，并慢慢地消失在空中。”（第230和231页）

　　哥特弗利德悄悄地（他自以为如此）溜回家里，他认为这一情节非常有意思，便开始写起要死要活的十四行诗，把莫克尔比作罗累莱（注136）（第233页）。为了躲避罗累莱和保持对索菲亚·比格霍耳德小姐的忠实，他打算在维斯巴登找一个教师的席位，但是被回绝了。除了上述机缘以外，还有另一个命定的机缘，这一次算是定局了。不仅“太阳转过了室女座”（第236页），而且哥特弗利德同莫克尔乘着“小船在莱茵河里”荡漾，一般从旁驶过的轮船掀翻了小船，哥特弗利德抱着莫克尔游到了岸边。

　　“当他紧抱着被救者游近岸边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只有这个女人才能给他幸福。”（第238页）

　　这一次哥特弗利德终于不是想像地，而是实在地经历了小说“亲和力”（注137）中的一幕。这一下问题解决了。他同索菲亚·比格重耳德解除了婚约。

　　爱情之后便是阴谋。牧师恩格斯代表教会监察公署告诉哥特弗利德，说他是新教牧师，不能同离了婚的女人，况且还是个天主教徒结婚。哥特弗利德引用了不可剥夺的人权，慷慨激昂地提出了以下几点：

　　1．“他同那位女士在‘希尔策居姆普欣’饭店里喝咖啡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罪过。”（第249页）

　　2．“问题还没有决定，因为他到现在为止既没有公开声明，他打算同这位女士结婚，也没有说没有这个打算。”（第251页）

　　3．“至于信仰问题，那末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第250页）

　　“现在请您到我家里喝一杯咖啡。”（第251页）（P281）

　　哥特弗利德说完了这句话，便同无法拒绝邀请的恩格斯牧师一起离开了舞台。哥特弗利德善于这样威严而温和地解决同现存条件发生的冲突。

　　“小金虫协会”必然对哥特弗利德发生什么影响，我们举下面这一段话来加以说明：

　　“1841年6月29日。这一天隆重地庆祝‘小金虫协会’成立一周年。”（第253页）“关于谁应当受奖的问题，得出了一致的决定。哥特弗利德谦恭地跪在女王的面前，女王把当然的桂冠戴在他的灼热的头上，这时夕阳的炽热的光辉照耀在诗人的容光焕发的脸上。”（第285页）

　　在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隆重地接受了想像的诗人荣誉之后，蓝色花朵就赶忙表示了自己的感情和愿望。在这个晚上，莫克尔演唱了由她自己配曲的“小金虫协会”会歌，歌词的结尾概述了“协会”的全部宗旨：

　　“我们得出的教训是什么？

　　小金虫，飞吧！

　　谁老了谁就找不到伴侣，

　　因此，不要作过多的考虑！

　　小金虫，飞吧！”

　　天真的传记作者说，“这里所包含的许婚的意思，完全是一时之兴”（第255页）。哥特弗利德懂得这个意图，“但是并不想过早地放弃”两年之内继续在“小金虫协会”里接受人们加给他的桂冠和对他的崇拜和吹捧。1843年5月22日，他和莫克尔结婚了，在这以前，莫克尔（尽管她不信教）根据下面这个荒谬的借口信仰了新教：“新教与其说是以某些信条为基础，不如说是以伦理概念为基（P282）础。”（第315页）

　　“又得出一个教训：

　　蓝色花朵和信仰格格不入！”

　　哥特弗利德是在使她从不信教转向新教的借口下同她结合的。但是现在莫克尔要读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注138），因而又变得不信教了，

　　“他痛心地随她沿着怀疑的小径走向否定的深渊。他同她一起给自己开辟走向新哲学迷宫的道路。”（第308页）

　　因此，他的走向否定并不是由于在当时已经对群众发生了影响的哲学的发展，而是由于偶然的高兴。

　　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知道他究竟从这个哲学迷宫里得到了什么：

　　“我倒愿意看一看，这个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巨大的浪潮会不会把我抛向泛神论！！”（同上）

　　好像这个浪潮不是恰巧超出泛神论的范围，好像费尔巴哈就是德国哲学的最新成就！

　　日记里接着说道：“我的生活的基石并不是历史的认识，而是不可动摇的体系，神学的核心也不是教会的历史，而是教义。”（同上）

　　好像德国哲学恰巧没有把不可动摇的体系溶化在历史的认识里，恰巧没有把教义的核心溶化在教会的历史中！这些自白十分明显地暴露出这位民主主义者的全部反革命性，对这位民主主义者说来，运动本身只是达到某些不容辩驳的永久真理即腐朽的静止点的一种手段。（P283）

　　根据哥特弗利德上述的辩护的流水账本，读者可以自己判断他的整个思想发展状况和这位多愁善感、装腔作势的神学家身上究竟有什么革命因素。（P284）

        注释：

　　[119]“流亡中的大人物”是抨击1848—1849年的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活动家的小册子，这些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在革命失败后便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目的是给这种进攻以应有的反击，并揭露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玩弄革命阴谋的有害活动。这本著作写于1852年5—6月，一部分写于伦敦，一部分写于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马克思是5月底到他那里的。这一著作利用了靠朋友们的帮助事先收集起来的大量的实际材料：流亡者发行的各种出版物（文件、报纸、回忆录），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报刊等等。参加选材和手稿整理工作的除马克思夫人外，还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恩斯特·德朗克。7月初手稿就委托给一个自愿效劳的匈牙利流亡者斑迪亚在德国出版。后来发现这个人是警察局的暗探，他把小册子卖给了普鲁士警察局。马克思不久便在1853年4月写的、发表在美国报纸“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文章“希尔施的自供”中公开揭露了这个曾一时迷惑了他的班迪亚的行为。

　　作者在世的时候，小册子一直没有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保存的手稿本（前几页是德朗克执笔，以后都是恩格斯执笔由马克思作补充）后来落到了爱·伯恩施坦手里，他不仅不设法出版，而且在1913年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集的时候，竟尽数地删去了所有涉及马克思就“流亡中的大人物”这本小册子同班迪亚谈判的地方。直到1924年，保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库才从伯恩施坦那里得到了手稿。1930年这一著作第一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译成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和以前的版本不同，本版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校阅中所做的修改，凡手稿中删去的地方都没有再刊印出来。——第259页。

　　[120]克洛普什托克“救世主”第一首歌。——第261页。

　　[121] 《Gottfried Kinkel．Wahrheit ohne Dichtung》．Biographisches Skizzenbuch von Adolf Strodtmann．Bd．Ⅰ－Ⅱ，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850—1851．——第261页。

　　[122]指德国文学中的感伤派，十八世纪末曾风行一时的密勒的小说“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1776年出版）是这一派的代表作。——第261页。

　　[123]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262页。

　　[124]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262页。

　　[125]纳尔苏修斯——古代希腊神话中爱恋自己的影像的美少年；转意是妄自尊大的人。——第266页。

　　[126]瓦格纳——歌德“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学生，伪学者、经院哲学家的典型。——第266页。

　　[127]指文学杂志“德国缪斯年鉴”（《Deutscher Musenalmanach》）和“基督教徒的娱乐”（《Der Christoterpe》）。前者由阿·夏米索和古·施瓦布于1832—1838年在莱比锡出版，后者由阿·克纳普于1833—1853年在杜宾根出版。——第268页。

　　[128]马哈德伐即“伟大的神”，是印度主神之一湿婆的别名。印度姑娘们都自己制作湿婆的形象，作为她们崇拜的偶像。——第268页。

　　[129]“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是德国作家诺瓦利斯的未完成的小说，德国反动浪漫主义的典型作品之一。小说的主人公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是一个诗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用于寻找“蓝色花朵”——理想的诗篇的象征。——第270页。

　　[130]歌德“温和的讽刺诗”。——第271页。

　　[131]指霍夫曼的中篇小说“约翰奈斯·瓦赫特师傅”中的一段情节。小说中的主人公木匠约翰奈斯·瓦赫特，由于不久前死了妻子和儿子而非常悲痛，但他在创作中找到了安慰并创造出独特的建筑设计图案。——第272页。

　　[132]“恨世和懊悔”是德国反动作家奥·科采布的剧作的名称。——第273页。

　　[133]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堡和维尔茨堡版（G．W．F．Hegel．《Phä （G．W．F．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Bamberg und Würzburg nomenologie des Geistes》．Bamberg und Würzburg，1807）。——第274页。

　　[134]指作家荣克-施梯林的自传体小说“亨利希·施梯林的青年时代”（1778年版）中的主人公，这本小说是伪善的虔诚的文学作品的典型。——第276页。

　　[135]“林苑协会”是1772年在哥丁根大学里成立的青年诗人小组（约·福斯、亨·毕尔格尔斯、路·哥尔蒂等人）。克洛普什托克是小组在思想上的鼓舞者。小组倾向于不久之后获得“狂飚”（《Sturm und Drang》）之称的思潮，这种思潮表达了德国市民阶层对德国现存制度的不满。哥丁根小组成员的特点是写抒情诗，在这些诗里有抗议的主题，同时也夹杂着对德国市民的简单的生活方式及其庸俗道德的伤感的歌颂。——第280页。

　　[136]罗累莱是德国诗人广泛引用的民间传说中的女主人公；也是致人于死命的、冷酷无情的美人的象征。亨·海涅“罗累莱”这首诗在艺术上最出色地体现了这个形象。——第281页。

　　[137]歌德“亲和力”（Goethe．《Die Wahlverwandtschaften》）。——第281页。

　　[138]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F．Strauß．《Das Leben Jesu》．Bd．1-2，Tübingen，1835—1836）。——第283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