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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奥格斯堡“总汇报”（注41）上发表的一篇标有“科伦9月26日”字样的郑重其事的通讯中，竟然荒谬地把我的名字同倍克男爵夫人的名字以及科伦的逮捕（注42）连在一起，竟说什么我曾经托付倍克男爵夫人以某种政治机密，而这些机密后来通过某种途径为政府所获悉。我同倍克男爵夫人只见过两次面，两次见面都有第三者在场。在两次会面时，都只谈到了向我约稿的事，而对于约稿我不得不加以拒绝，因为它是以我同德国报纸保持着某种联系这个完全错误的假定为根据的。在这件事情结束以后，直到我听说这位夫人突然死亡时为止，我没有再听到过她的消息。至于每天都同倍克夫人见面的那些德国流亡者，我始终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正如我没有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科伦通讯员或者在伦敦的那些把流亡变成一种营业或官职的德国“大”人物当作自己的朋友一样。我从来就认为德国报纸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卑鄙、荒谬而且拙劣的谣言是不值一驳的，不管它们是从伦敦直接制造出来的，还是从伦敦策划出来的。而我这一次所以破例加以驳斥，只是因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科伦通讯员竟企图把虚构的所谓我同倍克男爵夫人谈话时的不慎当做在科伦、德勒斯顿等地进行逮捕的根据。

　　卡尔·马克思

　　1851年10月4日于伦敦

　　载于1851年10月9日“科伦日报”第24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日报”（P116）

　　注释：

　　[41]“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反动的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第116页。

　　[42]指在科伦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毕尔格尔斯、勒泽尔、丹尼尔斯等人）的事件，这次逮捕是普鲁士警察当局于1851年5月间继萨克森当局在莱比赐逮捕同盟的特派员诺特荣克以后进行的。普鲁士政府企图通过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挑拨性审判来破坏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本卷第457—536页）揭示了科伦案件的作用。——第116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