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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年4月20日下院收到的请愿书，以及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根据这些请愿书而提出的议案，不仅有多瑙河问题，而且有切尔克西亚问题，因为商业界盛传俄国政府借口切尔克西亚沿岸被封锁有意不让英国船舶在黑海东岸的许多港口卸货。于是，帕麦斯顿勋爵庄重声明说：

　　“如果议会信任我们，如果它把外交仍交给我们去办，我们一定会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同时还可以免动干戈。”（下院，1836年4月20日）

　　数月以后，即1836年10月29日，乔治·贝尔先生的一艘运盐商船“雌狐号”从伦敦开往切尔克西亚。11月25日该船在切尔克西亚的苏茹克一卡列湾被俄国军舰截去，理由是“该船被用来同被封锁的海岸联系”（俄国海军上将拉札列夫1836年12月24日给英国船长却尔茨的信）。商船、它的货物和人员被押解到塞瓦斯托波尔港，1837年1月27日被俄国人判了罪。这时已经不谈什么“封锁”了，而是干脆宣布商船“雌狐号”为依法捕获的贼船，理由是“它犯了走私罪”，因为输入盐是被禁止的，同时在苏茹克—卡列湾，即在俄国的港湾，又没有设立海关。判决被执行了，而且执行得非常无礼和带有侮辱性。对截夺该船的俄国人都公开授予奖赏。英国国旗先被升起而后降下，换上了俄国国旗。船长和船上人员被当做俘虏押上了实行截夺的“哀杰克斯号”，然后从塞瓦斯托波尔解到敖德萨，又从敖德萨解到君士坦丁堡，才允许他（P451）们从那里返回英国。关于这艘船本身，一位在这件事发生数年以后到过塞瓦斯托波尔的德国旅行家曾在“奥格斯堡报”上写道：

　　“在我所参观的俄国战列舰中，最能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苏茹克－卡列号’，即以前的‘雌狐号’，现在插着俄国国旗。该船的外貌完全变了。这只小小的舰艇现在是所有俄国船只中最好的一只帆船，它现在主要是用来在塞瓦斯托波尔和切尔克西亚沿岸之间进行运输。”

　　“雌狐号”被劫夺，毫无疑问是帕麦斯顿勋爵履行他“维护国家的利益，保持它的荣誉”这种诺言的最好机会。但是，除了英国国旗的荣誉和英国的贸易利益以外，这里还牵涉另一个问题，即切尔克西亚的独立问题。俄国在扣留“雌狐号”时说它违犯了俄国宣布的封锁令，但是在给它判罪时却用了完全另一种借口，说它违犯了俄国的关税规章。俄国既然宣布封锁，也就是宣布了切尔克西亚为敌对的外国，那末问题就在于英国政府曾否承认过这种封锁。反之，俄国既然在切尔克西亚施行关税规章，也就是把切尔克西亚看做是它的藩属，那末问题就在于：英国政府曾否承认过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权利？

　　在继续往下说以前，这里不妨提一下：俄国在当时还远远没有完成它在塞瓦斯托波尔修筑要塞的工程。

　　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谈过的那样，俄国占据切尔克西亚的任何权利，只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但是1827年7月6日的条约已规定，俄国不得在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做任何扩张领土的试图和取得任何贸易特权。因此，俄国以阿德里安堡条约为依据而扩张领土的任何举动都是对1827年条约的公开违背，并且，正如威灵顿和阿伯丁所抗议的那样，决不能得到大不列颠的承认。可见，俄国并没有权利要土耳其把切尔克西亚割让给它。另一方面，土（P452）耳其也不能把不属于它的东西让给俄国。切尔克西亚对土耳其政府始终是独立的，所以还在阿纳帕驻有土耳其帕沙的时候，俄国就曾经同切尔克西亚的首领数次签订沿海贸易的协定，因为当时正式规定土耳其的贸易只限于阿纳帕港口。既然切尔克西亚是个独立国家，那末俄国人认为自己有权要它实施的地方管理法、卫生条例和关税法令等等，它是否应当遵守，就像坦比哥是否应当遵守俄国的法律一样了。

　　另一方面，如果切尔克西亚是一个同俄国处于敌对状态的外国，那末俄国只能在它能够实际实行封锁，而不是纸上谈兵的时候，即在俄国拥有能够强行封锁的海军舰队，并且真正控制了海岸的时候，它才能向切尔克西亚宣布这种封锁。但是，在全长200英里的海岸线上，俄国只有3个孤立的炮台，其余的切尔克西亚领土完全掌握在切尔克西亚人的手中。在苏茹克－卡列湾，连一座俄国炮台也没有。封锁实际上不存在，因为并没有实行封锁的海军力量。两艘英国船——“雌狐号”和另一艘于1834年曾到过这个海湾的船的船员们曾经要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海岸根本没有被俄国人占领，而且这一点也为两个于1837年和1838年到过这个港湾的英国旅行家公开声明所证实。（“文件集”1844年3月1日第8号）

　　当“雌狐号”开进苏茹克－卡列湾时，

　　“无论从船上还是从岸上都看不到有一艘俄国军舰……‘雌狐号’抛锚以后又过了36小时，正当船主和几个高级职员上岸同切尔克西亚当局就货值税率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俄国军舰才驶进港湾……这艘军舰并不是沿岸行驶的，而是从公海上开来的”。（安斯提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P453）

　　既然借口违犯封锁令而下令扣留“雌狐号”的圣彼得堡当局又借口违犯关税规章而把“雌狐号”没收了，那就没有必要再举出新的证明了。

　　这一事件对切尔克西亚人来说看来是特别有利的，因为他们的独立问题同黑海航行自由问题、英国贸易的保护问题以及俄国对英国商船的粗暴的海盗行为问题合到了一起。他们得到海上霸主保护的机会看来也更加没有疑问，因为

　　“在此以前不久，经过成熟的考虑，并且同政府各部进行了许多个星期的书信往来，在一个同外交部有关系的定期刊物〈“文件集”〉上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并且在帕麦斯顿勋爵亲自审查过的地图上标明切尔克西亚是一个独立国”。（斯坦利勋爵1838年6月21日在下院的演说）

　　谁能想到高尚而侠义的子爵竟如此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把俄国的这种劫夺英国财产的海盗行为变成了正式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和致命地打击切尔克西亚独立地位的良机呢？

　　1837年3月17日，罗巴克先生根据“雌狐号”被没收的问题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向议院提供

　　“英国政府同俄国及土耳其政府之间有关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全部往来文件的副本，以及与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缔结后占领黑海沿岸诸港口及地方有关的协商和谈判的报告书”。

　　罗巴克先生惟恐别人怀疑他有人道的心肠和从抽象原则出发来保护切尔克西亚，所以就坦率地声明：

　　“俄国可以企图去霸占整个世界，这种企图对我是无所谓的；但是在它侵犯了我们的贸易的这个时刻，我要请求我国〈显然，这个国家是在“整个世界”以外的某个地方！〉政府给侵略者以惩罚。”

　　因此他想知道“英国政府是否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P454）

　　勋爵阁下虽然被逼到墙角了，但仍然保持着足够的镇静发表了长篇演说，并且，用休谟先生的话来说，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始终没有告诉议院：目前究竟是谁实际上占有切尔克西亚沿岸，这个地方是否确实属于俄国，俄国劫夺了‘雌狐号’是由于它违犯了财政当局所规定的关税规章，还是因为确实存在着封锁，以及他是否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休谟先生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罗巴克先生说，贝尔先生在许可“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以前，曾经同勋爵阁下联系，以便弄清楚让货船去切尔克西亚的一个地点会不会有危险或者有什么不妥之处，结果从外交部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因此帕麦斯顿勋爵就不得不向议院宣读他同贝尔先生的往来书信。听着他宣读这些书信，就觉得他好像是在读西班牙“斗篷和短剑”式的喜剧，而不是在读一位大臣和一个商人之间的正式信件。丹尼尔·奥康奈尔在听完了勋爵阁下宣读的关于“雌狐号”被劫夺一事的信件的内容之后，禁不住大喊：“我不能不回想起达来朗的名言：言语是掩盖思想的！”

　　例如，贝尔先生问道：“在所提到的海上进行贸易，是否存在着为王国政府所承认的某些限制。如果不存在这样的限制，他想派一艘装盐的船到那里去”。帕麦斯顿勋爵回答说：“阁下问我做盐的生意是否对阁下有利，”还告诉他，“商号自己应该知道做某种生意是否值得”。贝尔先生说：“我根本不是问阁下这个问题；我所要知道的只是王国政府是否承认俄国对库班河以南的黑海海岸的封锁”。勋爵阁下说：“阁下应该去看一看‘伦敦官报’（注330），——这方面的消息那里全有”。对于一个想得到这方面消息的英国商人说来，根据“伦敦官报”自然要比根据俄皇的指令更为适当。贝尔先生在“伦敦官报”上并没有找到任何有关承认这种封锁或其（P455）他任何贸易限制的报道，于是他就把他的船派了出去。结果是：他自己很快就上了“伦敦官报”。

　　“我介绍贝尔先生去看‘官报’“——帕麦斯顿勋爵说——“是想让他看了报纸以后确信，关于封锁一事，俄国政府对我国没有发过任何通知和声明。因此也就根本谈不到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帕麦斯顿勋爵介绍贝尔先生去看“官报”，他这样做不仅否认大不列颠承认俄国的封锁，而且同时还肯定了：在他看来，切尔克西亚沿海地区并不是俄国的一部分领土，因为“官报”并不发表关于外国为了例如平定国内叛乱而对本国的一部分领土实行封锁的消息。既然切尔克西亚不是俄国领土的一部分，那末在切尔克西亚就不可能实行俄国的关税规章。可见，按照帕麦斯顿勋爵自己所说的来看，他在给贝尔先生的信中并不承认俄国有权封锁切尔克西亚沿海或者使它受到任何贸易限制。诚然，从他的整个演说里可以看出他是想叫议院做出俄国占有切尔克西亚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他也公开声称：

　　“俄国在多瑙河口地区、南高加索及黑海沿岸进行疆界扩张，无疑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爆发前向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不符合的。”

　　当他在演说完毕坐下来之前，郑重地保证他要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的利益和保持它的荣誉”的时候，看他的样子是已经不堪负荷他过去的政策所招致的种种不幸，不像是又在策划未来的叛卖性阴谋了。在这一天，他不得不恭听如下一段严厉的责备：

　　“勋爵阁下在维护国家荣誉方面表现不够积极和热情，应该受到最严厉的谴责。过去还不曾有一个大臣在不列颠臣民受到欺侮的时候像他这样前后不一、顾虑重重、迟疑不决、畏首畏尾。勋爵阁下还要让俄国欺侮大不列颠和损害英国贸易多久呢？勋爵阁下侮辱了英国，使英国扮演了一个好吹嘘的（P456）寻小事争吵的角色，对弱者傲慢无情，对强者卑躬屈膝。”

　　是谁把“真正的英国”大臣这样狠狠地责骂了一顿呢？不是别人，而是达德利·斯图亚特。

　　“雌狐号”是在1836年11月25日被劫走的。我们刚才所引的下院的激烈辩论是在1837年3月17日进行的。但是1837年4月19日勋爵阁下才向俄国政府提出质问，要它

　　“指明它根据什么理由在和平时期扣留不列颠臣民的商船”。

　　1837年5月17日勋爵阁下收到驻圣彼得堡的不列颠大使德勒穆伯爵的如下的一封急电：

　　“阁下！关于对苏茹克－卡列是否de facto〔事实上〕存在着军事占领的问题，我应该向阁下禀报：海湾有一座以女皇之名命名的炮台（亚历山得拉），并且由俄国的常备军驻防。
　

　永远忠实于您的

　　德勒穆”

　　亚历山得拉炮台的实在性，连波将金在女皇叶卡特林娜二世到克里木去巡游时请她参观的纸扎的村落都不如，这一点看来是用不着再说了。帕麦斯顿勋爵在收到这封急电的5天以后回电圣彼得堡如下：

　　“王国政府考虑到，苏茹克－卡列虽经俄国根据1783年的条约承认属于土耳其，而现在，正如涅谢尔罗迭伯爵所肯定的那样，由于阿德里安堡条约而属于俄国，所以王国政府认为自己没有充分根据对俄国扣留和没收‘雌狐号’的权利提出异议。”

　　关于这次交涉，还有一些很有趣的情况。帕麦斯顿勋爵用了整整6个月的时间去为交涉做准备，只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就把交涉结束了。他上面那一封1837年5月23日的急电把交涉突然（P457）打断了。这封急电在提到库楚克－凯纳吉条约的签订日期时不是用格里历，而是用儒略历。

　　正如罗伯特·皮尔爵士所指出的：

　　“在4月19日到5月23日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个惊人的转变：以正式抗议开始，但却以表示满意告终。看来，涅谢尔罗迭伯爵的断言已经说服了政府，使它相信土耳其已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把我们所说的那个海岸割让给俄国了。为什么政府对这种诏令没有提出抗议呢？”（下院，1838年6月21日）

　　发生上述这一切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国王威廉四世背地里指使贝尔先生把“雌狐号”开往切尔克西亚沿岸。当勋爵阁下迟迟不开始就这一事件进行谈判的时候，国王还健康如常。而他突然打断谈判，却正是国王快死的时候，勋爵阁下对外交部已经独断独行，好像已成了大不列颠的专制君主了。本来国王把这艘莽撞的“雌狐号”派去是有他一定的打算的，即想刺一下沙皇，表示对阿德里安堡条约不屑一顾并确认切尔克西亚的独立，而勋爵阁下则在国王快死的时候，大笔轻轻地一挥就以国王的名义正式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承认了俄国领有切尔克西亚和没收“雌狐号”的权利，——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这一着玩得真够俏皮！

　　贝尔先生我们已经说过是上了“官报”了，而当时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一等秘书的乌尔卡尔特先生也被召回，因为“他曾劝诱贝尔先生让‘雌狐号’作这次冒险”。

　　在国王威廉四世还活着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是不敢公开反对这次冒险的。因此在“文件集”上才发表了切尔克西亚独立宣言，随后才出现了经勋爵阁下审查过的那幅切尔克西亚的地图，接着才有他给贝尔先生写的模棱两可的回信以及他在议院所作的含（P458）糊其词的声明，最后，在“雌狐号”上经管货物的贝尔先生的弟弟在启航时才接到外交部委托转交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紧急公文，而驻土耳其政府的不列颠大使庞森比勋爵也才直接鼓动他去做他的这趟生意。

　　到女王维多利亚即位之初，辉格党的优势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保证了，所以豪侠仗义的子爵的调子也就突然改变。恭顺奉承一变而为傲慢不逊。1837年12月14日托·阿特伍德先生就“雌狐号”和切尔克西亚问题质询勋爵阁下，他回答说：

　　“说到‘雌狐号’，俄国对自己的行动已作了解释，英国政府对这些解释是可以感到满意的。船被扣留并不是由于违犯了封锁令。该船所以被捉走是因为它的主人违犯了俄国的地方管理法和关税规章。”

　　勋爵阁下针对阿特伍德先生担心俄国侵略这点说道：

　　“我认为俄国也像英国一样地向人类提供了维护和平的保证。”（帕麦斯顿勋爵1837年12月14日在下院的演说）

　　在议会会议快要结束时，勋爵阁下就向下院提交了他同俄国政府的往来公函，其中两封最重要的我们已经引用过了。

　　1838年，各党派的地位有了新的变化，托利党人又得势了。6月21日他们对帕麦斯顿勋爵发动了突然的攻击。现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当时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乔治·贝尔先生对勋爵阁下提起的控诉，并且处理贝尔先生的赔偿损失的要求。最初勋爵阁下表示极为惊异，说他没有想到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的提议是“这样的琐事”。

　　罗伯特·皮尔爵士对此大声喊道：“阁下是第一名敢把保护不列颠的财产和贸易说成是琐事的英国大臣。”

　　于是帕麦斯顿勋爵就说：（P459）

　　“关于俄国是否有权统辖切尔克西亚或者是否有权实行它以武力强迫别国遵守的关税规章和卫生条例这样的问题，无论哪一个商人都没有权利要求王国政府表示意见。”

　　休谟先生问道：

　　“如果外交部不办这类事情，那末要外交部做什么？”

　　勋爵阁下继续说道：

　　“据说，贝尔先生，这位无辜的贝尔先生，是由于我所给他的回答而上了我所设下的圈套。谈到圈套，则这个圈套不是别人给贝尔先生设下的，而是贝尔先生给别人设下的。”

　　这里指的是贝尔先生向“无辜的”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那些问题。

　　在这次辩论的过程中（1838年6月21日），一个很大的秘密终于暴露了。即使勋爵阁下在1836年有心要去反对俄国的野心，他也不能去做，道理很简单：早在1831年他刚一上台就首先承认了俄国侵占高加索，这样也就偷偷地承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正如斯坦利勋爵（现在的得比勋爵）所指出的，俄国当局于1831年8月8日曾通知它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节，说俄国想要

　　“对高加索和相邻的土耳其各省的居民之间的自由交往规定卫生检查条例”，还说，大使必须“把上述条例通知驻君士坦丁堡的各外国使团以及奥斯曼政府。”

　　允许俄国在切尔克西亚沿岸实行除在上述文件中提到以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所谓卫生条例及关税规章，就等于承认俄国对高加索的权利，这样也就等于认可这种权利所依据的阿德里安堡条约。

　　斯坦利勋爵说道：“这些通知通过最正式的手续交给了驻君士坦丁堡的（P460）孟德维尔先生〈大使馆秘书〉，特意要他通知英国商人，而且这些通知也送给了帕麦斯顿勋爵阁下。”

　　而帕麦斯顿勋爵则“一反历届政府的常规”，没有让也不敢让“劳埃德委员会（注331）知道已经发出这种通知的事实”。罗伯特·皮尔爵士惊呼：勋爵阁下犯下了“隐匿六年”之罪。

　　当天，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仅以16票的多数——184票反对，200票赞成——而幸免于

　　罪。但是这16票压不住历史的声音，也不能使高加索的山民们静默下去；他们的枪声正在向世界证明：高加索决不“正如涅谢尔罗迭伯爵所断言”而帕麦斯顿勋爵加以附和的那样“属于俄国”！（P461）

　　注释：

　　[330]“伦敦官报”（《The London Gazette》）是英国政府机关报；1666年起以本名每周出版两次。——第455页。

　　[331]劳埃德委员会是伦敦的一个办理海上保险及登记的团体。——第461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