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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打开欧洲地图约略看一下，就会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的河口，正是这条发源于欧洲中心的河，才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一条通往亚洲的道路。在正对着河口的黑海东岸，自库班河以南，高加索山脉从黑海东南伸向里海，绵延700英里，把欧亚两洲分开。

　　谁掌握多瑙河口，谁就控制了多瑙河这条通往亚洲的道路，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贸易，主要是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贸易。如果这个强国再占有了高加索，那末黑海就是它的了；而要想把这个海的入口封锁起来，只要把达达尼尔海峡和君士坦丁堡拿过来就行了。占有了高加索山脉使它可以直接控制特拉比曾德；而在里海的统治地位则使它可以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带。

　　俄国的贪婪的眼光注视到多瑙河口和高加索山脉这两个地方。它在多瑙河口是要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在高加索山脉是要保住这种统治。高加索山脉把南俄同俄国人从穆斯林那里夺得的格鲁吉亚、明格列里亚、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等最富饶的省份隔开。这样，庞大帝国的脚就同身子分开了。只有一条可以称为军用的道路，从莫茲多克蜿蜒通过达尔雅尔峡谷的关口，通往梯弗里斯；这条道路上虽然一个接一个地布满了工事，但仍不断从两旁遭到高加索各部族的袭击。这些高加索部族如果有个军事首领把它们联合起来，甚至可能威胁邻近的哥萨克地区。“一想到含有敌意的切尔（P443）克斯人由一个首领联合而可能给俄国南部带来的可怕后果，就不寒而慄”，——德国人库普费尔先生于1829年率领一个学术考察团随同艾曼努埃尔将军考察厄尔布鲁士山时曾这样感叹地说过（注326）。

　　现在，多瑙河和高加索这两个地方都同样地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在多瑙河岸，俄国占领了欧洲的两大谷仓；在高加索，它面临着失掉格鲁吉亚的危险。俄国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由阿德里安堡条约为它做好准备的，它占有高加索的权利也是从这个条约中得到承认的。

　　该条约第四款规定：

　　“两个帝国〈俄国和土耳其〉之间沿格鲁吉亚、依麦列梯亚和古里亚的军事分界线以北和以东各地，以及从库班河口到圣尼古拉码头的黑海沿岸地区，包括圣尼古拉码头在内，统属俄国。”

　　关于多瑙河，条约有如下的规定：

　　“沿多瑙河直到圣乔治支流河口划为国界，依此，多瑙河诸支流所形成的各个岛屿统属俄国。南岸仍归土耳其政府。但南岸从圣乔治和苏利纳两条支流的分叉处起，距多瑙河两小时路程<6英里>以内的地区规定为非居住区，不得修造任何建筑物。仍属俄国宫廷所有的诸岛也依此规定。在这些岛屿上除设立检疫所外，不得修造任何设施或工事。”

　　这两项条款确保了俄国“扩张领土和获得贸易特权”，因而公开破坏了威灵顿公爵在圣彼得堡签订的1826年4月4日的议定书，以及俄国同其他大国在伦敦缔结的1827年7月6日的条约（注327）。因此，英国政府当时拒绝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威灵顿公爵曾发表声明对这个条约提出抗议。（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1837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据马洪勋爵说，阿伯丁勋爵也曾对这个条约提出过抗议。

　　“他在1829年10月31日致海茨贝里勋爵的急电中，对阿德里安堡条约（P444）的许多章节都大为不满，并且特别注意有关多瑙河诸岛屿的规定。他否认这个和约〈阿德里安堡条约〉是在尊重土耳其政府的领土主权、尊重地中海的海上各大国的地位和利益的基础上签订的。”（马洪勋爵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格雷伯爵肯定阿伯丁勋爵曾经说过，

　　“如果这个条约被批准，那末土耳其政府的独立就会丧失，欧洲的和平就会受到威胁”。（格雷伯爵1834年2月4日在上院的演说）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告诉我们说：

　　“俄国在多瑙河口、南高加索以及黑海沿岸等地区扩张疆界，是同它在土耳其战争开始前对整个欧洲所作的庄重声明绝对不符合的。”（下院，1837年3月17日）

　　俄国对高加索西北各地区的统治暂时还是名义上的。它要想实现这种统治，只有当它封锁住黑海东岸，并且切断向这些地区运送武器弹药的道路时才有可能。但是，黑海沿岸以及多瑙河口却决不是克拉科夫这样的被勋爵抱怨为“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究竟是用了什么诡计得以封锁了多瑙河及黑海沿岸，并且迫使大不列颠不仅同意阿德里安堡条约，而且同意俄国自己违反这个条约呢？

　　这些问题在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里提到了勋爵阁下的面前，这时下院已经收到伦敦、格拉斯哥及其他商业城市的商人的许许多多的请愿书，纷纷反对俄国在黑海上采取的财政措施，以及它所实行的旨在阻挠英国在多瑙河上进行贸易的规章和限制。俄国在1836年2月7日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下令在多瑙河口的一个沙洲上设立了一个检疫所。它借口在这里实行检疫条例，说它有权对溯多瑙河而上的船只登船检查，强迫它们纳税，并且有权扣留那些敢于违抗的船只，把它们解往敖德萨。早在检疫所建（P445）立以前，更确切些说，早在以建立检疫所为名而设立海关和筑起炮台以前，俄国政府就曾摸了一摸底，以便确定它对英国政府耀武扬威可以做到怎样的程度。德勒穆勋爵按照从英国得到的指示办事，就英国贸易受到阻挠一事向俄国政府提出了抗议。

　　“他奉命去见涅谢尔罗迭伯爵。涅谢尔罗迭伯爵叫他去见新俄罗斯的省长；新俄罗斯的省长又让他去见驻加拉茲的领事；后者同不列颠驻布来洛夫的领事作了接触，建议不列颠领事把那些被征税的船长叫到多瑙河口来，即叫到他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现场来，以便进行调查；当然，当时是已经知道那些船长都在英国，才这样做的。”（下院，1836年4月20日）（注328）

　　俄国1836年2月7日的法令引起了不列颠商界的普遍注意。

　　“当许多船只已经出海或正要启航时，船长们接到严厉的命令，不许承认俄国所强求的登船检查的权利。显而易见，如果议院不毅然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那末这些船只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议院如果不这样做，那末总排水量至少有5000吨的不列颠船只就会被扣留并解往敖德萨，不依从俄国的无理要求就走不掉。”（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中的一项条款，提出要求领有多瑙河口附近多沼泽的沙洲，这个条款本身就是违反俄、英及其他列强于1827年缔结的条约的。而在多瑙河入口处修筑工事和设置炮台，则违反了明确规定不许在离河6英里以内的地区修筑任何工事的阿德里安堡条约本身。征收税款和阻碍多瑙河上的通航，则违反了维也纳条约，因为该条约曾宣布：从多瑙河可以航行的地点起到河口止的各个河流，航行应完全自由；“税额无论如何不得超过现行的税额”，即1815年的税额；“在未征得沿岸各国的普遍同意以前，不得有丝毫增加”。这样，俄国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唯一论据就是：违反1827年的条约的是阿德里安堡条约，阿德里安堡条约又被俄国自己违反，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维也纳条约被人违反所致。（P446）

　　要想叫帕麦斯顿勋爵作一个他承认或不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的声明，成了完全没有可能办到的事。至于维也纳条约是否被人违反的问题，则勋爵阁下

　　“还不曾得到关于发生过任何违反这个条约的事情的正式情报。要是缔约国肯定发生这一类事情了，那时就会采取皇家法律顾问根据英国臣民的权利所认为必须采取的步骤”。（帕麦斯顿勋爵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俄国在阿德里安堡条约的第五款上规定由它来保证多瑙河各公国的“繁荣”和充分的“贸易自由”。这时，斯图亚特先生证明，俄国是十分嫉妒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的，因为它们的贸易从1834年起就发展得非常迅速，开始在俄国一向据有的几个生产部门中与俄国竞争，而加拉茲则成了多瑙河上进行谷物贸易的最大的堆栈，在谷物贸易方面排挤着敖德萨。勋爵阁下对此是这样回答的：

　　“如果我极可尊敬的朋友能够证明，我们几年以前同土耳其进行过巨额的、意义重大的贸易，而后来由于别国的侵略或我国政府的漠不关心而缩减为很小的数额的话，那他的确有理由向议会申诉”。但是恰恰相反，“我极可尊敬的朋友所证明的只是，我们近几年来同土耳其的贸易有很大发展，而以前几乎没有什么贸易。”

　　斯图亚特先生说的是，俄国阻挠了多瑙河上的航行，因为多瑙河各公国的贸易日益扩大。帕麦斯顿勋爵反驳的是，俄国在几乎没有这种贸易的时候却没有这样做。斯图亚特先生说的是，阁下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回击俄国最近在多瑙河上进行的侵犯。帕麦斯顿勋爵回答的是，就是在俄国还没有实行这些侵犯的时候，我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说实在的，哪里谈得上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像政府要不是议院的直接干预便不会对这些情况采取（P447）预防措施”呢？帕麦斯顿终于得以阻止下院通过决议，因为他向下院保证

　　“王国政府丝毫不想容忍任何一国的侵略行为，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国家，也不管它的力量多么强大”。

　　同时他还叫议院

　　“不要无事惊慌，以致使别的国家说我们是有意挑衅，或给它们这种说法以口实”。

　　下院进行的这场辩论过去了一星期以后，有一个不列颠商人写了一封信给外交部，控诉上面所说的那项俄国的法令。大臣助理给了他以下的一个答复：

　　“帕麦斯顿子爵命我通知阁下，他已请皇家法律顾问就俄国在1836年2月7日的法令中所宣布的条例发表意见。同时帕麦斯顿勋爵还命我通知阁下，关于阁下来信中的后一部分，王国政府认为，俄国当局没有权利在多瑙河口征收任何税款；阁下吩咐自己的代理人拒绝缴纳任何这类税款，这样做是对的。”

　　商人按照这样的指示去做了。但勋爵阁下却是把他完全出卖给了俄国：据乌尔卡尔特先生说，驻伦敦和利物浦的俄国领事现在对每艘开往多瑙河上的土耳其港口的英国船只都要抽税，而且“在莱蒂岛上仍设有检疫所”。

　　俄国侵入多瑙河的行动并不以设立检疫所、修筑工事和征收捐税为限。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的规定，多瑙河口的唯一的一条尚可航行的苏利纳支流划归俄国所有。在这条支流过去属于土耳其人的时候，河床的深度为14—16英尺，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深度；自从转属俄国以来，河床的深度降到了8英尺，即降到运粮船只完全不能通航的程度。尽人皆知，俄国是维也纳条约的参加（P448）国，该条约第一一三款规定：

　　“每个国家都应出资维修线路和进行一些必要工作，以便使航行通畅无阻。”

　　然而俄国却发现，维持苏利纳支流通航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一些破碎的船只堆积到河底，把水浅的地方变成沙泥滩，这样来逐渐降低河水的深度。除了这种在长时期中一步步地违背维也纳条约的行为以外，俄国还违背那个除检疫所和灯塔以外不许在苏利纳支流修造任何建筑物的阿德里安堡条约。它竟然下令在那里筑起了一个俄国小型炮台，靠着向商船强征捐税来维持；这些商船，由于河床堵塞而不得不停下来花钱雇用平底船装卸，这就成为俄国强征捐税的借口。

　　“Cum principia negante non est disputandum〔同否认原则的人不必辩论〕。对于人所共知是以实力作权利标准，以利害而不以正义来指导行动的专制政府，坚持抽象原则能收到什么效果呢？”（帕麦斯顿勋爵1823年4月30日的演说）

　　于是，子爵阁下就完全依照他自己的主义，满足于对俄国专制政府坚持抽象原则了。但他到这里还不停步。1840年7月6日，他肯定地告诉议院，多瑙河的航行自由有“维也纳条约作保证”；1840年7月13日，他向议院诉苦说，虽然俄国占领克拉科夫是违背维也纳条约，但是“英国根本不可能以强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事情很明显，克拉科夫是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然而，在说了这些话两天以后，他就同俄国签订了“在同土耳其和平期间”达达尼尔海峡对英国[注：在1854年1月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英国”作“对英国军舰”。——编者注]封锁的条约。这样一来，英国也就失去（P449）了“以强力维护”维也纳条约的唯一可能，欧克辛海[注：黑海的古称。——编者注]也就的的确确变成了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了。

　　这件事办妥之后，勋爵阁下就假装出向舆论让步的样子，一连串发射了许多纸上声明的空炮，用规劝的和多情的语调提醒那个“以实力作权利标准、以利害而不是以正义来指导行动的专制政府”说，

　　“俄国既已迫使土耳其把作为许多国家贸易往来的主要道路的欧洲一条大河的河口割让给它，那它也就对其他国家担负了责任和义务，它应该把遵循这些责任和义务看做是有关自己名誉的事情。”

　　涅谢尔罗迭伯爵对这样顽强地强调抽象原则所作的答复是这样一句老话：“问题将仔细加以研究”。此外，他还不时地表示“帝国政府对于人们如此不信任它的意图感到遗憾”。

　　这样，由于勋爵阁下的关照，1853年多瑙河就宣布不能航行了，粮食都烂在苏利纳支流上，而法国、英国和南欧则受着饥饿的威胁。另一方面，用“泰晤士报”的话说，俄国“在得到其他一些重要属地之后，又占有了多瑙河和欧克辛海之间的铁门”。俄国掌握了多瑙河的钥匙，掌握了打开谷仓的百宝钥匙；西欧的政策什么时候应当受到惩罚，它什么时候就会把这把钥匙运用起来。[注：在1854年1月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是以下面两段话结尾的：“然而，帕麦斯顿同俄国之间在俄国的多瑙河计划的问题上所进行的秘密勾结，仍然直到关于切尔克西亚的辩论时才被揭发出来。就在那时，1848年2月23日，安斯提先生才说明：‘子爵阁下就任〈外交大臣〉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承认阿德里安堡条约’，即承认威灵顿公爵和阿伯丁勋爵所抗议的那个条约。

　　至于帕麦斯顿勋爵是怎样尽其可能地做了这些事和怎样把切尔克西亚出卖给俄国的，准备用专文来写”（注329）。——编者注]（P450）

　　注释：

　　[325]在1854年1月1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开头是以下这段话：“看来，帕麦斯顿勋爵的辞职已经在英国产生了他所能预期的全部奇迹般的效果。公众对他所舍去的内阁越来越表示不满，但是这个内阁的政策却是帕麦斯顿直到他在职的最后一分钟始终最坚决地予以支持的。同时那些痛斥联合内阁的党派也竞相颂扬帕麦斯顿。它们一方面号召给予俄国的侵犯以有力的和应有的回击，但是另一方面它们似乎极其渴望它们所热爱的这位国家活动家回到领导者的职位上来。这样一来，这个最灵巧而不知疲倦的演员就愚弄了全世界。如果这里不是涉及十分重大的事，那末这就是一个很引人入胜的场景。关于误解是如何根深蒂固我们业已指出过了，现在我们只想在下面再提供一些证据，来说明帕麦斯顿一贯出于某种原因来协助俄国进展并为此而利用英国的真相。凡是想看一看时事的舞台的幕后情形，并给这些事件和人物作出与它们的实际价值相符的评价的人，我们认为，都会从我们的叙述中获得某种教益。”　

　　这些话不可能是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原文，因为“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的后几篇，马克思寄给“论坛报”编辑部不迟于1853年12月6日，即至少是在帕麦斯顿短期辞职（1853年12月16日）的前10天。报纸编辑部拖延很久，即到1854年1月11日才发表这篇文章，所以在发表时作了补充。补充的东西可能是从马克思的另一篇后来写的文章中借用来的。根据燕妮·马克思的记事簿上的记载，这篇文章于1853年12月20日寄往纽约，谈的是英国报刊对帕麦斯顿辞职的反应。1853年12月20日的这篇文章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手稿至今没有找到。——第443页。　　

　　[326]引的是库普费尔“1829年奉旨在高加索厄尔布鲁士山附近旅行记。在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所作的报告”一书1830年圣彼得堡版第4页（Kupfer，《Voyage dans les environs du Mont Elbrouz dans le Caucase，entrepris par ordre de Sa Majesté l’Empereur；en 1829．Rapport fait à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de St．-Pétersbourg》．St．-Pétersbourg，1830，p．4）。——第444页。

　　[327]指1826年4月4日彼得堡议定书和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公约），见注47。

　　在1826年4月4日的议定书中，签订这个议定书的沙俄和英国力图掩饰它们站在希腊方面干涉希土冲突的真正目的，声明它们既不是要损害土耳其来扩大自己的领土，也不是追求无上的势力和在苏丹属地上的贸易特权。英、俄、法在缔结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时又重复了这样的声明。——第444页。

　　[328]马克思引的是帕特里克·斯图亚特于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发表的演说。——第446页。

　　[329]这里所答应的文章并没有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而在燕妮·马克思的记事簿中可以看到，这篇文章马克思在1853年12月6日就已经寄往纽约了。“人民报”于1853年12月24日刊载了这篇文章，作为“帕麦斯顿勋爵”一文的第八篇。——第450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