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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国辞汇里找不到“荣誉”这个词。这个概念被看做法国人的幻想。俄国有一句俗话说：“什么是honneur？这是法国人的chimère”[注：《honneur》——“荣誉”，《chimère》——“幻想”；“什么是”和“这是法国人的”这几个字在原文中用的是拉丁字母拼成的俄文。——编者注]。俄国的荣誉这一发现完全应该归功于帕麦斯顿阁下，因为他在四分之一世纪过程中每到紧急关头总是最坚决地替沙皇的“荣誉”作保。1853年的议会闭会时他这样做了，1833年的会议闭会时他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勋爵阁下恰巧正在公开表示自己“无限信赖沙皇会知荣誉和守信用”的时候，却收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曾经对西方保密，看了它们之后，对于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是怎么回事就会没有任何疑问，——如果这种疑问曾经有过的话。这时，勋爵阁下甚至用不着把俄国人刮一下就可以发现鞑靼人的原形。一个奇丑而不加任何掩盖的鞑靼人被他弄到了手[注：双关语：《to catch a Tartar》（弄到一个鞑靼人）转义是“娶了一个泼妇”、“弄到一个烫手的东西”。——编者注]。他收到的是当权的俄国大臣们和外交官的自供状，这些俄国的大臣和外交官撕去了自己的假面具，暴露出自己的最不可告人的阴谋，十分坦白地商量实行侵略的计划，轻蔑地嘲弄欧洲各国宫廷和大臣们的愚蠢的轻信，恣意嘲笑所有这些维莱尔、梅特涅、阿伯丁、坎宁和威灵顿之流。他们抱（P436）着野蛮人的蛮横无耻态度，混杂着廷臣的尖酸刻薄，一同策划着怎样使巴黎不信任英国，使伦敦不信任奥地利，使维也纳不信任伦敦；怎样唆使他们互相倾轧，把他们全都变成单纯的俄国的工具。

　　原来，在华沙起义时期，总督的档案落到了得胜的波兰人手里。这些档案是在康斯坦丁大公的宫邸中保存着的，其中有俄国大臣们和大使们从本世纪初到1830年的密信。最初，波兰流亡者把这些文件带到法国，后来，查尔托雷斯基公爵的外甥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交给了帕麦斯顿勋爵，而他就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把它们忘记了。子爵阁下一方面口袋里装着这些文件，一方面却对不列颠议会和全世界特别热狂地宣布他“无限信赖俄国皇帝的知荣誉和守信用”。

　　这些轰动一时的文件于1835年末在有名的“文件集”上发表了出来，这并不是勋爵阁下的过失。不管国王威廉在其他方面如何，但他毕竟是俄国的死对头。他的私人秘书赫伯特·泰勒爵士同戴维·乌尔卡尔特很熟，他把这位先生推荐给国王。从此国王陛下就同这两位朋友密谋反对“真正英国的”大臣的政策。

　　“威廉四世诏谕勋爵阁下交出上述文件；这些文件交出后，在温莎城堡立即对它进行了研究，并且认为最好是把这些文件印出发表。尽管勋爵阁下强烈地反对，国王还是强迫他以外交部的名义批准了发表，因此，负责编印这些文件的发行人所发表的东西，没有一句话不是经勋爵签署或简签的。我本人就曾在其中的一份文件上看到过勋爵阁下的简签，但勋爵阁下却否认这些事实。帕麦斯顿勋爵是被迫把这些文件交给乌尔卡尔特先生发表的。后者正是‘文件集’的实际发行人。”（安斯提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国王死后，帕麦斯顿勋爵拒绝向印刷所主人支付印刷“文件集”的费用；他公开地、郑重地发表声明，否认外交部与发表文件这件事有任何关系，而且，不晓得他用了什么方法，竟使他的副大臣（P437）巴克豪斯先生在这份声明上签下了自己的姓名。1839年1月26日的“泰晤士报”曾刊登了下面一段文字：

　　“昨天的‘泰晤士报’公布了被帕麦斯顿勋爵撤职的乌尔卡尔特先生同奉子爵阁下之命来取代这个职务的巴克豪斯先生的通信，我们虽不知道帕麦斯顿勋爵对此感觉如何，但我们对于被看做绅士并担任大臣职务的其他任何人会有怎样的感觉却是完全清楚的。可以肯定地说，公开出来的这种通信最有力不过地证实了这样一件事实，即‘文件集’所发表的所有这些文件，都是得到帕麦斯顿勋爵许可以后才印行的；无论是作为一个对国内外政界负责的国家活动家，或者是作为一个对印刷者和发行者的负有债务的主顾，勋爵阁下对于发表这些文件都是负责的。”

　　土耳其在1828—1829年的那次失败的战争中弄得财源涸竭，阿德里安堡条约又使它对俄国负着债务，因此它曾不得不更加扩大了那种令人厌恶的专卖制，只允许那些向政府购买了许可证的人卖东西，几乎所有商品的发卖都是这样。这样一来，国内的商业差不多完全掌握在少数几个高利贷者的手里。乌尔卡尔特先生建议国王威廉四世同苏丹缔结一项通商条约，这项条约要能保证不列颠贸易的最大利益，同时也能促进土耳其的生产力的发展，整顿它的财政，从而使它摆脱俄国的羁绊。这个条约的有趣的经历，在安斯提先生的下面一段话里讲得最清楚：

　　“帕麦斯顿勋爵和乌尔卡尔特先生之间的一切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个通商条约进行的。1835年10月3日乌尔卡尔特先生被委任为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秘书；把这个职务交给他的唯一目的是叫他在当地确保土耳其接受这个通商条约。但是他一直拖到1836年6月，甚至到7月还不动身。帕麦斯顿勋爵催促他快去。但他对多次要求他出发的建议总是这样回答：只有当这个通商条约完全取得贸易部和外交部的同意时，我才动身，我将亲自把它带到土耳其，设法使土耳其政府接受……最后，帕麦斯顿勋爵认可了这个条约，条约随即送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庞森比勋爵〈同时帕麦斯顿勋爵指示他绝对不（P438）要叫乌尔卡尔特先生插手谈判，把谈判完全抓在自己手里。——这完全连背了同乌尔卡尔特先生谈妥的协议〉。但是，一当乌尔卡尔特由于勋爵阁下的阴谋而被调离君士坦丁堡，条约立即就被搁置到一边去了。两年以后，勋爵阁下又提起这个条约，这时他在议会里把乌尔卡尔特先生大大恭维了一番，称他为条约的拟制者，并且否认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任何功劳。但是勋爵阁下歪曲了这个条约，各项条款都来了个伪造，把这个条约变成了一个毁灭我国贸易的条约。乌尔卡尔特先生的原条约是把住在土耳其的大不列颠的臣民置于同最惠国的国民〈即俄国人〉平等的地位。被帕麦斯顿勋爵窜改了的条约却把大不列颠的臣民和身负重重税捐、备受压迫的土耳其臣民放到了一起。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除条约本身规定的一切捐税外，废除了各种过境税、专卖制、捐税及其他一切关税。帕麦斯顿勋爵所伪造的条约却专立一款，承认土耳其政府有颁布它认为适当的任何贸易规章或限制法令的绝对权利。在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中，进口税率仍照旧为3％；在勋爵阁下的条约中，进口税率却从3％提高到5％。乌尔卡尔特先生的条约调整ad valorem〔从价税〕如下：如果纯属土耳其生产的商品，而且按照通常在专卖制度下所规定的价格很容易就能在外国港口销售的话，则土英两国的全权代表所规定的出口税率可以充分提高，以便在保持利润的同时还增加国库收入；如果是非土耳其生产的商品，而且在外国港口的售价不足以抵偿高额税率，则出口税率可以适当降低。帕麦斯顿勋爵的条约却为各种商品定出了一个20％的固定的从价税，不管商品受得住这样的税率与否。原条约也赋予土耳其商船和商品以贸易自由的特权，伪造的条约却丝毫也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抗议勋爵阁下的这种伪造，我抗议他把这件事掩盖起来，最后，我还要抗议他欺骗议院，硬说什么这就是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拟的那个条约。”（安斯提先生1848年2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被勋爵阁下窜改了的条约对俄国是这样有利，而对大不列颠却是这样有害，以致列万特各国的某些英国商人决定从此以后要在俄国商号的保护下进行贸易，而另一些商人，正如乌尔卡尔特先生所报道的，只是出于一种民族自尊心才没有这样做。

　　关于勋爵阁下和国王威廉四世之间的秘密关系，安斯提先生（P439）向下院讲了下面一段话：

　　“国王要勋爵阁下重视俄国日益加紧进逼土耳其的问题……我可以证明，勋爵阁下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得已才接受已故国王的私人秘书的指示的，当时他是否对君王的意志让步决定着他的去留问题……勋爵阁下有时也斗胆找个机会试图进行反抗，但是事后总是要低声下气地表示悔悟，或者迎合奉承一番。我且不来断定勋爵阁下是否果真被解除过一天或几天的职务，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勋爵阁下是有被毫不客气地赶下台的危险的。我所指的就是已故国王发现了勋爵阁下在任命英国驻圣彼得堡宫廷的大使时竟同俄国政府一个鼻孔出气，把原来被委任了这个职务的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撤职了，而让已故的德勒穆伯爵这位更合沙皇口味的人去做这个大使。”（下院，1848年2月23日）

　　最令人惊奇的一个事实就是：正当国王对勋爵阁下的亲俄政策作徒劳无功的斗争时，勋

　　爵阁下却同他的辉格党的同僚一起，在公众中煽起一种对国王的猜疑心理，使人们认为是国王——大家都知道他是托利党的信徒——破坏了“真正英国的”大臣所作的反俄努力。托利党人是倾向于俄国宫廷的专制原则的，现在把这种倾向加在国王身上，帕麦斯顿的政策自然就可以得到唯一的一个解释了。辉格党的寡头们有一次在议会里曾神秘地微笑，因为这时亨利·利顿·布尔韦尔正对议院说，

　　“就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奥地利驻巴黎大使阿波尼伯爵在谈到东方问题时说，英国宫廷惧怕法国的原则比惧怕俄国的野心还要厉害”。（下院，1833年7月11日）

　　他们又一次微笑了，这一次是在托马斯·阿特伍德先生向勋爵阁下提出如下质问的时候：

　　“当奥尔洛夫伯爵在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签订后来到英国时，朝廷是怎样接待他的？”（下院，1833年8月28日）（P440）

　　国王临终之前，曾会同他的秘书——已故的赫伯特·泰勒爵士，把一些文件托付给了乌尔卡尔特先生，“以便在适当的时刻为威廉四世恢复名声”。这些文件一旦公布，就会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勋爵阁下和辉格党的一切当权人物的以往活动，——对于这些活动，公众照例只能从这个寡头集团过去所作的夸口、空话以及它所提出的所谓原则方面来了解，总之，只能从它的故意做作和虚假姿势方面，从它的伪装方面来了解。

　　在这里应该对那位20年来一直不知疲倦地反对帕麦斯顿勋爵的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给以应有的估价。他的表现说明了他是帕麦斯顿的唯一的一个死对头，他从没有因恫吓而沉默，因收买而让步，因利诱而屈膝。可是阿耳契娜－帕麦斯顿的其他敌人却都被帕麦斯顿用时而恭维时而诱惑的手法愚弄了。我们在上面引用了安斯提先生激烈谴责勋爵阁下的一段话，而乌尔卡尔特告诉我们：

　　“很耐人寻味的是，被谴责的大臣正在设法同一位议员〈安斯提先生〉亲近，表示要同他合作并建立私人的交情，根本不要他正式收回自己的话或道歉。现政府不久前对安斯提先生的正式任命就足以说明一切。”（戴·乌尔卡尔特“俄国的进展”（注324））

　　而1848年2月8日这位安斯提先生则把子爵阁下比喻了一下，说他像

　　“沙皇彼得一世在访问英国宫廷期间用不列颠商人的黄金收买了的威廉三世的大臣——无耻的卡马登侯爵”。（下院，1848年2月8日）

　　在这种情况下，起来保护帕麦斯顿勋爵而反对安斯提先生的谴责的有谁呢？这里有希尔先生，也就是那位在1833年签订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时曾经像1848年安斯提先生那样谴责勋爵（P441）阁下的希尔先生。有罗巴克先生，他一度曾经是勋爵阁下的死对头，而在1850年却出力为勋爵赢得了议院的信任投票。有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他曾经整整10年一直在揭发勋爵阁下纵容沙皇，而当给他调了一个工作，把他派到君士坦丁堡去做大使之后，就心满意足了。甚至还有达德利·斯图亚特，他是勋爵阁下十分心爱的人，只因他冒昧地站在勋爵阁下的反对派方面，曾经被勋爵略施小计一连好几年进不到议会里来，而当他再度进入议会时，就成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ame damnée〔忠实的伙伴〕了。还有科苏特，他本来是可以从蓝皮书上知道出卖匈牙利的是子爵阁下，然而在到达南安普顿时却称勋爵为“亲爱的、知心的朋友”。（P442）

　　注释：

　　[324]戴·乌尔卡尔特“俄国向西方、北方和南方的进展”1853年伦敦版第406页（D．Urquhart，《Progress of Russia in the West，North，and South》．London，1853，p．406）。这一著作在1853年曾出过好几版；此处页码根据第2版。——第441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