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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篇开头是这样一段话：“许多人期待着英国政府在现已开始的俄土战争期间最终会放弃那种敷衍办法和毫无结果的谈判，而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迫使俄国掠夺者放弃他们的掠夺物以及他们幻想统治世界的野心。如果从抽象的可能性和抽象的政策来看，这种期待不能说没有一些道理。但是，只要认真思索一下下述的种种事实，就会发现这种期望是很少有现实根据的，而这些事实，正是那位被看做最坚决反对俄国专制政府对欧洲进攻的英国大臣过去干出来的。的确，英国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不满政府在俄土冲突中采取的政策，但他们却深信事情一旦由帕麦斯顿勋爵去做，就会完全两样。希望这些人注意子爵阁下的生平，让我们有可能比较详细地谈一谈1832—1847年这一充满事件的阶段，使他们从中得到教训”。——编者注]

　　子爵阁下有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自我吹嘘的话题，那就是他对整个大陆的立宪自由有贡献。的确，多亏了他的发明创造，世界上才有了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3个“立宪”王国——3个只能同“浮士德”中瓦格纳博士的何蒙古鲁士[注：何蒙古鲁士是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纳用中世纪的炼金术制造出来的“人造矮人”，但只是一个在曲颈玻璃瓶里面的能发光的胎儿形，从玻璃瓶里蜕化不出来，也不能发育。——译者注]相比的政治幻影。一位科堡氏[注：斐迪南－奥古斯特。——编者注]操纵的胖女人唐娜·玛丽亚·达·格洛丽亚压迫下的葡萄牙

　　“应被看做是欧洲的独立国之一”。（下院，1837年3月10日）

　　就在子爵阁下说这话的同时，有6艘英国战列舰在里斯本海（P418）港抛下了锚，奉命前来保卫唐·彼得鲁的“独立”女儿免受葡萄牙人民的伤害，并帮助她废除她曾经宣誓要保护的宪法。被委托给另一个玛丽亚[注：玛丽亚－克里斯亭娜。——编者注]（她虽然是一个罪人，但永远也成不了抹大拉的马利亚）所统治的西班牙，

　　“正以欧洲王国中一个美好的、繁荣的、甚至可畏的国家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帕麦斯顿勋爵1837年3月10日在下院的演说）

　　当然，对西班牙有价证券持有者来说是可畏的国家。甚至把伯利克里和索福克勒斯的祖国交给巴伐利亚的一个白痴小孩来挂名统治，勋爵阁下也找到了充足的理由。

　　“国王奥托系来自施行自由宪法的国家。”（下院，1832年8月8日）

　　巴伐利亚这个德国巴士底狱居然有自由宪法！这话甚至超出其他一些铺张的修辞，例如西班牙使人产生“合理的期望”、葡萄牙是个“独立国家”等等词句的licentia poetica〔诗的特权〕。至于比利时，帕麦斯顿勋爵为它所做的事到头来无非就是让它负担了一部分荷兰的债款，割走了它的卢森堡省并把科堡王朝强加在它头上。谈到同法国的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可以说，这种诚意协商从1834年帕麦斯顿想使它具有完备形式而建立了四国同盟（注318）的时候起就开始不起作用了。我们已经看到勋爵阁下在波兰问题上曾经多么有成效地利用了这种协商关系，往下我们还会看到这种关系在他手中会变成什么东西。

　　有一些事实虽然不大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但却成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清晰标志，1833年俄国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军事占领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实。（P419）

　　俄国的宿愿终于实现了。来自冰冷的涅瓦河畔的野蛮人把繁华的拜占庭和阳光煦丽的博斯普鲁斯海岸紧紧地抱在自己怀里。自封的希腊皇帝后裔——虽然是暂时地——占领了东罗马。

　　“俄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决定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土耳其的命运。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虽然是为了保卫它〈？〉，但这件事实本身却是对土耳其的独立地位的决定性的一击，即使俄国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塞拉尔宫[注：土耳其皇宫。——译者注]的上空也不过如此。”（罗伯特·皮尔爵士1834年3月17日在下院的演说）

　　土耳其政府在1828—1829年的战争中打了败仗，因而在它的臣民的心目中失去了威信。于是，正像东方的各个帝国中通常在最高权力削弱时发生的情况那样，帕沙们就成功地造起反来。1831年10月，苏丹[注：马茂德二世。——编者注]和在希腊起义时曾支持过土耳其政府的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之间就已开始冲突。1832年春，穆罕默德－阿利的儿子伊布拉希姆－帕沙带领军队开进了叙利亚，经过霍姆斯会战占领了该省，然后越过托罗斯山，在科尼亚会战中消灭了土耳其最后一支军队后，就直扑伊斯坦布尔。1833年2月2日苏丹被迫向圣彼得堡求援。2月17日，法国海军上将鲁散到达君士坦丁堡；两天之后，他致函土耳其政府，答应在一定的条件下，其中包括土耳其政府拒绝俄国援助的条件，采取措施使帕沙撤兵。但是因为鲁散没有人支持，当然他也就无力对付俄国了。“是你叫我来，我就来了。”[注：莫札特的歌剧“唐璜”中骑士团长的雕像所说的话。——编者注]2月20日，俄国舰队从塞瓦斯托波尔出发，运送一大批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岸登陆，包围了首都。俄国对保卫土耳其是这样热心，以致同时还派了一名俄国军官去通知特拉比（P420）曾德和埃尔斯伦的帕沙说，一旦伊布拉希姆的军队要向埃尔斯伦进发，这两个地方就必须立即交由俄国军队保卫。1833年5月末，奥尔洛夫伯爵由圣彼得堡来到，对苏丹说他随身带来一个小纸片请苏丹签署，苏丹不必同他的大臣们商议，也无需让任何一个驻土耳其政府的外国使节知道。于是就产生了有效期为8年的有名的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条约规定，土耳其政府同俄国建立攻守同盟，未经俄国同意不得与其他国家签订任何新的条约，并确认以前的各项俄土条约，特别是阿德里安堡条约。附在条约中的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土耳其政府必须

　　“为了俄帝国朝廷的利益封锁达达尼尔海峡，即不让任何外国军舰以任何借口开进海峡。”

　　沙皇得以用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并且由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的签订而把奥斯曼帝国的宝座从君士坦丁堡搬到圣彼得堡来，他究竟应该感谢谁呢？不是别人，而是爱尔兰贵族、皇帝陛下枢密院委员、巴尼大十字荣誉勋章荣膺者、议会议员、陛下首席外交大臣、坦普尔男爵亨利·约翰·帕麦斯顿子爵阁下。

　　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是1833年7月8日签订的。1833年7月11日，亨利·利顿·布尔韦尔先生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向议院提供有关土耳其－叙利亚问题的文件。勋爵阁下对这

　　一提案表示反对，

　　“因为这类文件所涉及的问题尚未结束，而这一问题的性质如何完全要看结局如何而定。既然结果还不知道，提案也就为时过早”。（下院，1833年7月11日）

　　布尔韦尔先生责备勋爵阁下不该不去保卫苏丹反对穆罕默德－阿利，让俄国军队无阻拦地向前推进，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勋（P421）爵阁下就第一次运用了他后来又有所发展的辩解与自供交织在一起的独特体系。现在我要把这个体系的membra disjecta〔断片〕收集到一块来。

　　“我不能否认，苏丹在去年下半年曾向英国请求过援助。”（下院，1833年7月11日）“8月间土耳其政府正式请求援助。”（下院，1833年8月24日）

　　不，不是8月间。

　　“土耳其政府请求给予海军援助是在1832年10月间。”（下院，1833年8月28日）

　　不，不是10月间。

　　“土耳其政府请求援助是在1832年11月间。”（下院，1834年3月17日）

　　勋爵阁下如此轻易地更改土耳其政府向他求援的日期，就好像福斯泰夫把从他背后袭击他的忽而穿着漆布衣裳忽而穿着肯德尔草绿衣裳的家伙们的人数改来改去[注：见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编者注]一样。是的，他不能否认土耳其政府曾拒绝俄国的武装援助并来求助于他的事实。他拒绝了土耳其政府的请求。于是土耳其政府再度求助于勋爵阁下。土耳其政府先是派马夫罗格尼先生去伦敦，后来又派纳梅克－帕沙请求派一支海军分舰队援助，并且答应苏丹将负担这支分舰队的全部费用，将来还要给予不列颠臣民以新的贸易特权和优先权来报答这种援助。当时俄国对勋爵阁下会表示拒绝这一点拿得这样准，竟至附和了向勋爵阁下求援的土耳其全权代表的请求。这是勋爵阁下本人对我们说的，他说：

　　“公正心使我不能不说，俄国对英国政府给予这种援助根本没有表现任何嫉妒和猜疑；当请求书尚在审查的时候，俄国大使就正式来见我，说他已经（P422）知道了土耳其的这一请求，并且说，俄国也愿意看到土耳其帝国得到支持，保存下来，因此诸位大臣如有意使这一请求得到实现，做出决定，俄国将深感满意。”（下院，1833年8月28日）

　　但是，尽管土耳其找到俄国这样一个毫无私心代它求情的人，勋爵阁下对土耳其政府三番五次的请求仍无动于衷。这时土耳其政府当然也就恍然大悟要它走哪条路了。它知道，它已法定非要请狼来看守羊不可。但它还是犹豫不决，一直过了3个月，它才决定接受俄国的援助。勋爵阁下说道：

　　“大不列颠对于俄国给予这种援助从未表示过不满；相反，它对于土耳其不管从哪里终于得到了实际援助而感到高兴。”（下院，1834年3月17日）

　　但是不管土耳其政府向帕麦斯顿勋爵求援是在哪一天，他都不能不做如下的自供：

　　“毫无疑问，如果英国认为可以进行干涉，则入侵军队的前进就会被阻止，而俄军也就不会应邀开进土耳其。”（下院，1833年7月11日）

　　他究竟为什么不“认为可以”进行干涉，挡住俄国人呢？

　　首先他借口时间不够。但是，据他本人的话，土耳其政府与穆罕默德－阿利之间的冲突早在1831年10月间就已经开始，而决定性的科尼亚会战到1832年12月21日才打起来。难道他在整个这一时期中就没有时间吗？伊布拉希姆－帕沙在1832年7月的大会战（注319）中赢得了胜利，从7月到12月帕麦斯顿仍旧没有时间。他在整个这一阶段一直是在等待土耳其政府的正式请求，而正式请求照他的最后一种说法是在11月3日才提出来。我们要同罗伯特·皮尔爵士一起来问：

　　“难道他对列万特发生的事件毫无所知，非要等正式请求来到不可吗？”（下院，1834年3月17日）（P423）

　　而且，从提出正式请求的11月起到2月底——俄国出兵最早不过2月20日——为止一共也有4个月之久。那末究竟是为什么他在这一时期毫无作为呢？

　　他还有更好的借口。

　　埃及帕沙不过是叛臣，而苏丹是享有主权的君主。

　　“因为这是臣子反对他的君主的战争，而且这个君主又是英国国王的同盟者，所以同帕沙有任何来往都是不合体统的”（下院，1833年8月28日）

　　总之，是礼仪不让勋爵阁下去阻止伊布拉希姆的军队。也是礼仪不许他指示驻亚历山大里亚的领事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影响穆罕默德－阿利。勋爵阁下像西班牙大贵族一样，宁愿让女王被烧成灰烬，也不愿触犯礼仪碰一碰她的裙子。但是可惜得很，勋爵阁下在1832年就曾未经苏丹同意向苏丹的“臣子”派去了领事和外交代表，并且同穆罕默德－阿利签订条约，修改了现存的贸易和关税规章及协定，并且做了新的规定。他做这些事情既没有考虑要预先征得土耳其政府的同意，也没考虑事后土耳其政府是否批准。（下院，1848年2月23日）

　　关于这一点，子爵阁下当时的上司格雷伯爵告诉我们说，

　　“英国在这一时期同穆罕默德－阿利有广泛的商业来往，破坏这种关系于英国不利”。（上院，1834年2月4日）

　　怎么，竟同“叛臣”有商业来往！

　　但是大家要知道，勋爵阁下的舰队当时正在杜罗河和塔霍河上忙着，他的舰队要封锁些耳德河，要起催生婆的作用，来减轻葡萄牙、西班牙和比利时这些立宪王国诞生时的痛苦。所以他当时连一艘军舰也派不出去。（下院，1833年7月11日和1834年3月17日）（P424）

　　而苏丹始终坚持的正是要求给予海军援助。我们姑且就承认勋爵阁下的论据吧，假定他确实连一艘军舰也没有。但是一些很有权威的人士都肯定地对我们说，勋爵阁下一艘军舰也不用派，只要他说一句话[注：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只要他说一句话”这句话后面是：“以便约束穆罕默德－阿利的野心，阻止伊布拉希姆－帕沙的军队的推进。这是海军上将马洪说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他在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期间在外交部任职的时候”。——编者注]。这些权威人士中有那位曾经在纳瓦林消灭了土耳其舰队的海军上将科德林顿。他证实：

　　“当年，在土耳其面对着撤出摩里亚半岛的问题的时候，穆罕默德－阿利就曾体会到我们出面说话的分量。当时土耳其政府命令他抗拒一切撤出摩里亚半岛的要求，并要他以人头来作担保。他虽然也作了适当的抗拒，但毕竟明智地作了让步，撤出了摩里亚半岛。”（下院，1836年4月20日）

　　其次，威灵顿公爵声言，

　　“如果在1832或1833年议会开会期间就明确地告诉穆罕默德－阿利，不许他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行斗争，战争就会结束，我们也不会冒险让俄皇获得派海陆军到君士坦丁堡去的机会了。”（上院，1834年2月4日）

　　但是还有一位更可靠的权威人士，这就是勋爵阁下本人。他断言：

　　“陛下的政府虽然没有满足苏丹关于给予海军援助的请求，但是英国毕竟给了他以道义支持。不列颠政府向埃及帕沙和统率小亚细亚埃及军队的伊布拉希姆－帕沙所作的声明，对于苏丹同埃及帕沙达成协议〈在居塔希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结束了战争。”（下院，1834年3月17日）

　　最后，得比勋爵——当时还被称为斯坦利勋爵，帕麦斯顿的内阁同僚——声言他可以（P425）

　　“大胆断言，穆罕默德－阿利的继续推进所以停了下来，完全是由于英法两国发表了明确的声明，不许他的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下院，1834年3月17日）

　　总之，照得比勋爵和帕麦斯顿勋爵本人的说法，并不是俄国的分舰队，也不是俄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军队，而是不列颠驻亚历山大里亚的领事的明确声明，迫使伊布拉希姆停止他向君士坦丁堡的胜利进军，促成了居塔希亚的协议，协议的结果是穆罕默德－阿利除埃及外还获得了叙利亚帕沙辖区阿达纳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勋爵阁下认为可以准许他的驻亚历山大里亚领事作这一明确声明，只是在土耳其军队被消灭之后，当时君士坦丁堡已经到处都是哥萨克，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已为苏丹所签署并被沙皇放进口袋里去了。

　　如果说时间不够和军舰缺乏使勋爵阁下不能给苏丹以援助，而过分的拘礼又妨碍他去阻止帕沙的行动，那末他至少可以给他的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发出指示，要他反对俄国势力过分加强，并竭力把俄国势力限制在更狭小的范围内。他是否这样做了呢？没有！恰好相反，为了不妨碍俄国的行动自由，勋爵阁下竟然要在最危急的时期根本不在君士坦丁堡留驻大使。

　　“在到7月8日为止的6个月过程中，驻土耳其大使的地位和权威比驻任何一国的大使的地位和权威都更为重要，比在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能有效地利用。”（马洪勋爵1836年4月20日在下院的演说）

　　帕麦斯顿勋爵告诉我们说，不列颠大使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离开君士坦丁堡是在1832年9月间，当时驻那不勒斯的公使庞森比勋爵在11月间受命接替他的职位；“在做赴任之前的必要准备工作的时候产生了困难”，然而接他赴任的军舰是在等着他（P426）的；“由于天气恶劣，他到达君士坦丁堡没有能早于1833年5月底”。（下院，1834年3月17日）

　　由于俄军还没有到，所以庞森比勋爵就受命用7个月的时间从那不勒斯到君士坦丁堡去赴任。[注：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由于俄军还没有到……”这一段话作“斯特腊特弗德·坎宁爵士被召回是在9月间，而庞森比勋爵接到委任状是在11月间。但是，既然伊布拉希姆－帕沙还没有越过托罗斯山，还没有揭开科尼亚会战，俄国人还没有占领沙皇格勒，所以庞森比勋爵就受命用7个月的时间从那不勒斯到君士坦丁堡去赴任”。——编者注]

　　

　　况且，勋爵阁下又何必要阻碍俄国人去占领君士坦丁堡呢？

　　“从我这方面来说，我非常怀疑，在俄国政府的政策中一般说来会有任何想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意图”。（下院，1833年7月11日）

　　是啊，当然没有！俄国并不想瓜分帝国，它倒是想整个独占。帕麦斯顿勋爵从这个怀疑中获得了信心，此外，由于他“怀疑俄国的政策是否会在现时就要立刻达到这一目的”，就使他产生了第二个信心，而第三个“信心”是他从第三个“怀疑”中得来的，即：

　　“俄罗斯民族〈试想一想吧！俄罗斯民族！〉把它的势力、居住中心及政府机关移到南方各省，乃是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必然结果，但是俄罗斯民族对这种迁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很值得怀疑。”（下院，1833年7月11日）

　　除这些反面论据外，勋爵阁下还有一个正面论据：

　　“陛下政府的成员之所以能够平心静气地看着土耳其首都被俄国武装力量占领，那是因为他们完全相信俄国知荣誉和守信用……俄国政府援助苏丹的时候是以它的名誉作保证的，对于这种保证我是无限信任的。”[注：在1853年11月21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段引文之后还有这样一段话：“他怀着这种对俄国的信任，信赖俄国不会消灭波兰的宪法和民族生存。但是沙皇颁布了1832年的组织法，把波兰宪法和民族生存都消灭了。虽然如此，勋爵阁下所抱的无限信任仍然丝毫没有动摇”。——编者注]（下院，（P427）1833年7月11日）

　　勋爵阁下所怀抱的信任是那样玄妙和坚定，是那样充分、固定、牢不可破、难以名状、无与伦比和难以医治，是那样无限、无畏和无先例，以致他在1834年3月17日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已经成为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时仍然确信无疑地说，“大臣们并没有信任错”。的确，如果天性使他的信任之心大得反常，那又怎么能怪他呢？（P428）

　　注释：

　　[318]英法于七月革命后建立的名之为“诚意协商”（《entente cordiale》）的同盟关系，由于1834年4月间签订了所谓四国同盟（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有了条约的形式。但是在签订这个条约时英法之间暴露了利害矛盾，这些矛盾后来逐渐尖锐化。条约表面上是反对专制的“北方强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实际上是使英国得以借口给予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以军事援助来反对觊觎王位的唐·米格尔（葡萄牙）和唐·卡洛斯（西班牙）而加强它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地位。——第419页。

　　[319]指1832年7月底贝兰（叙利亚）会战，在这次会战中埃及军队在伊布拉希姆－帕沙的率领下击溃了苏丹的军队并迫使它完全撤出叙利亚。随后埃及军队开进小亚细亚，并于1832年12月在科尼亚打败了土耳其军队，这就决定了埃及在1831—1833年的埃土战争中的胜利。1833年4月，根据在居塔希亚签订的和约，埃及帕沙穆罕默德－阿利实际上被承认为埃及和叙利亚的独立的统治者。——第423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