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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本篇开头是这样一段话：“在伦敦最近举行的一次抗议英国内阁在当前俄土冲突中所采取的行动的大会上，一位先生竟敢专门发言批评帕麦斯顿勋爵，因而遭到极为愤怒的听众的呵叱，不得不默不作声。显然，与会者认为，要说内阁里有俄国的朋友，则这个朋友决不是子爵阁下；这时要是有人当众宣布勋爵阁下已就任首相，人们一定会热烈欢呼的。对这样一个不老实的虚伪的人如此信赖，再一次说明公众多么容易为他的假相所迷惑，同时再一次证明必须揭去这个极力阻挠人类自由事业的狡猾敌人的假面具。为此我们打算以近25年来的历史和一些议会辩论为依据，继续阐述这个老练演员在欧洲时代剧中扮演的真实角色。”——编者注]
远近皆知子爵阁下是仗义保护波兰人的。每年当“亲爱的、十分乏味的”达德利·斯图亚特[注：俏皮话：《dear，dully deadly》意思是“亲爱的、十分乏味的”，“乏味的”一词与达德利（Dudley）这个名字同音。——编者注]引着代表团前来见他时，他从未放过一次机会向他们表示他对波兰命运的哀伤，而斯图亚特也是一位
“值得尊敬的人，他发表演说，执行决议，表决呼吁书，陪伴代表团，随时随地都对相当的人抱着相当的信任，必要时还会三呼女王陛下‘万岁’”。
帕麦斯顿勋爵于1830年11月开始到外交部视事的时候，波兰人已经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武装斗争。而到1831年8月8日，汉特先生就代表韦斯明斯特联合会向下院提出为波兰人呼吁的请愿书，要求“撤销帕麦斯顿勋爵在王国内阁中的官职”。休谟先生（P405）在同一天也断定，勋爵阁下的沉默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根本不想为波兰人做什么事情，它想把波兰人的命运交给俄国处理”。帕麦斯顿勋爵反对这种说法，他说，“现存条约赋予我们的一切义务，政府永远不会忽略”。那末，在他看来，现存条约赋予英国的义务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他本人回答说：
“俄国领有波兰的权利有维也纳条约作了规定。”（下院，1833年7月9日）
但该条约规定领有波兰要以沙皇遵守波兰宪法为条件。可是，
“仅英国参加维也纳条约这一事实，并不说明我们必须保证俄国不违反这个条约”。（下
院，1834年3月25日）
总之，保证条约决不是说保证条约被遵守。米兰人正是这样回答皇帝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的：“我们确实向您宣过誓，但请回忆一下，我们可并没有宣誓遵守誓言。”（注310）
不过，维也纳条约有一点是很好的。它使缔约一方的不列颠政府
“有权对任何违反条约的行为持有自己的意见并表示这种意见……维也纳条约各缔约国有权要求波兰宪法不受侵犯，而我个人的意见也是这样，这一点我并未向俄国政府隐瞒过。早在华沙被占领和军事行动的结果明朗化以前，我就预先把这个意见通知了俄国政府。华沙陷落后，我再次作了通知。但是俄国政府在这方面仍然抱着另一种看法”。（下院，1833年7月9日）
总之，他事先就冷静地估计到波兰要被攻陷，并且等待这一个适当时机来表示和发挥他对维也纳条约某些条款的意见，因为他已经确信，宽宏大量的沙皇力图以武力剿灭波兰人民只不过是为了给波兰的宪法作一个应有的安排，尽管这个宪法在波兰人民（P406）还拥有许多反抗手段的时候就被他践踏过。与此同时，勋爵阁下还谴责了波兰人，说他们不该“采取不恰当的、在他看来无法为之辩解的步骤，即推翻了皇帝”。（下院，1833年7月9日）
“我甚至还可以说，波兰人是进攻的一方，因为斗争是他们先开始的。”（下院，1832年8月7日）
当人们对波兰会被彻底消灭这件事由耽心变为惊恐时，他声称：
“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要消灭波兰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对于这种试图的任何耽心都是多余的。”（下院，1832年6月28日）
后来有人向他提起他用这种方式发表的这些与众不同的设想，但他却硬说人们误解了他，实际上他说这些话并不是从政治上说的，而是从人们的生活上说的，他的意思是说俄国皇帝
“无论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不可能消灭居住在被瓜分的波兰王国里的几百万人”。（下院，1836年4月20日）
当议院在援波运动期间打算进行干预时，帕麦斯顿就说他应该负起他的大臣职责。可是当人们耽心的事情终于发生时，他却冷冷地说，
“议院的任何表决丝毫打动不了俄国，使之取消决定”。（下院，1833年7月9日）
当华沙陷落后俄国人的残暴行为被揭露出来的时候，帕麦斯顿却建议议院要对俄国皇帝尽量温和。他说，
“他对辩论时使用的某些词句比任何人都感到遗憾”（下院，1832年6月28日），“当今俄国皇帝是一位思想高尚的人”，“如果说在某些场合，俄国政府对波兰人曾经过于残暴，那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俄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遭（P407）到忽视的证明，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在那种场合，这位皇帝不过是经不起他人的影响，而不是受自己自发情感的支配”。（下院，1833年7月9日）
当波兰命运业已决定，而土耳其帝国由于穆罕默德－阿利的叛乱而势将崩溃的时候，帕麦斯顿却要议院相信，“局势的发展一般令人非常满意”。（下院，1832年1月26日）
当有人提议接济波兰流亡者时，
“他极为不愉快地表示反对给这些人金钱补助；因为，尽管自然的、自发的情感会使每个慷慨的人都同意这样做，但给这些不幸的人任何金钱补助都是和他的职责不相容的”。（下院，1834年3月25日）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位如此心慈的人却让不列颠人民承担了很大一部分镇压波兰的开支。
勋爵阁下竭力要向议会隐瞒有关波兰惨剧的全部官方文件。但尽管如此，仍有人在下院作了声明，这些声明充分说明了他在那严重关头所起的作用，而他对这些声明却从未试图加以反驳。
波兰革命爆发后，奥地利领事并没有离开华沙，而奥地利政府甚至决定派波兰代理人瓦列夫斯基先生前往巴黎，授命他同英法两国政府就波兰王国的复兴问题进行商谈。土伊勒里宫[注：即法国宫廷。——译者注]宣称，“如果英国同意这个计划，它愿同英国共同行动”。帕麦斯顿勋爵拒绝了这项建议。1831年法国驻圣詹姆斯宫的大使达来朗先生正式提出英法共同行动的计划，但遭到勋爵阁下十分明确的拒绝，并接到勋爵阁下的照会，照会中说，
“在波兰问题上进行友好调停会遭到俄国拒绝。各大国不久以前就拒绝了法国的这项建议。在调停遭到俄国拒绝的情况下，法英两国宫廷的干涉只（P408）能带有强制性质，但圣詹姆斯当局和圣彼得堡当局之间的亲切友善关系不允许大不列颠国王陛下进行这样的干涉。采取这样的行动来对付一位有不容争辩的权利的君主并指望获得成功，这样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这还不算。1848年2月23日，安斯提先生在下院作了如下声明：
“瑞典动员了它的舰队，要想采取于波兰有利的牵制行动，并收回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被夺去的波罗的海沿岸各省。我驻斯德哥尔摩宫廷的大使接到勋爵阁下反对这一计划的指示，于是瑞典停止了它的军事准备。波斯宫廷也为着同样目的调派了军队，由波斯皇太子率领，已向俄国国境进军了三日。驻德黑兰宫廷的大使馆秘书约翰·麦克尼耳爵士马上就去追赶皇太子，尽管他同大本营有三天路程的距离，到底还是被他赶上了；他按照勋爵阁下的指示并以英国名义威胁波斯说，只要皇太子再向俄国边界进一步，英国便立即参战。在阻挠土耳其恢复战争一事上，勋爵阁下也使用了同样的威胁手段。”
伊文思上校曾要求把有关普鲁士抛弃它那在俄波战争中中立伪装的材料提供出来，帕麦斯顿勋爵在反驳这个要求时说，
“大不列颠大臣们对这一斗争不能不深感遗憾，这一斗争如能结束，他们将极为满意。”（下院，1831年8月16日）
当然，他想看到这一斗争尽快地结束，而普鲁士和他也有同感。
后来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亨利·加利·奈特先生曾把勋爵阁下对波兰起义采取的行动作了如下概述：
“只要问题一涉及俄国，勋爵阁下的行动就表现出奇异的不彻底性……在波兰问题上，勋爵阁下总是让我们失望。不妨回忆一下：当人们坚决要求他运用个人的影响做些于波兰有益的事情时，他满口承认波兰的事业和我们的不平的正义性，但却对我们说：诸位现在千万要沉住气，我们马上就要派一位以自由主义思想闻名的大使去，诸位可以相信我们会妥善安排一切；要是诸位激怒了我国大使将与之办交涉的那个强国，只会妨碍进行谈判，所以（P409）我请诸位听我劝告，现在要保持镇静；请诸位相信，这样做会大有好处的。我们相信了这些保证；自由主义大使也去了；至于他是否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谈判，我们就再也不知道了。我们所得到的只是勋爵阁下的漂亮话而已。”（下院，1840年7月13日）
所谓的波兰王国从欧洲地图上消逝之后，波兰的民族独立性还剩下一个幻影，这就是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在法兰西帝国崩溃后的一片混乱时期，沙皇亚历山大不仅是想征服华沙大公国，而是干脆把它没收；自然，他当时是力图把它连同被波拿巴划归大公国的克拉科夫一起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曾一度领有克拉科夫的奥地利很想把它收回。沙皇一看，他不能把克拉科夫弄到手，但他又不甘把它让与奥地利，所以就提议把克拉科夫变成一个自由城市。为此维也纳条约第六款曾规定：
“克拉科夫市及其所属地区永远为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保护下的自由、独立和完全中立的城市。”
维也纳条约第九款规定，
“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三国宫廷都应尊重，并要求别国永远尊重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及其所属地区的中立。任何军队任何时候不得以任何借口开进这一地区”。
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刚刚结束，俄国军队马上出乎意外地开进克拉科夫，占领该城达两月之久。然而这种行为当时被看做因战争关系而采取的临时必要步骤，而且在那种动乱时期很快就被人遗忘了。
1836年，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以所谓必须强迫克拉科夫当局交出五年前波兰革命的参加者为借口再次占领克拉科夫。克拉科夫的宪法被废除了，最高权力为三国驻当地的领事所掌握，警察局被奥地利密探控制，参议会被封，法院被解散，大（P410）学由于附近各省学生不许前来而陷于停顿，自由城市同周围各国的贸易也中断了[注：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克拉科夫的宪法被废除了……”这几句话作“勋爵阁下仍以他在1836年及1840年所断言的‘很难使我们的抗议具有实效’为依据拒绝对此提出任何抗议。但是，当奥地利把克拉科夫完全侵吞时，他却认为抗议是‘唯一有效的办法’”。——编者注]。
1836年3月18日有人就克拉科夫被占领一事向子爵阁下提出质问，他说，这种占领不过是暂时的。他对他的北方三盟国的行动的解释是这样宽容和偏袒，以致连他自己也感到必须适可而止，必须截断自己流畅的讲话，来作如下庄重的声明：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袒护那些我应当予以批评和谴责的步骤。我所以要提这些事实，只是因为这些事实即使不能证明强占克拉科夫是对的，那末也许可以使之得到一些谅解……”
他承认维也纳条约规定上述三国事先未经英国同意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但是，
“可以有充分理由说，它们已经不然而然地对我国的公正与坦率作了应有的估价，因为它们预计到我们永远不会赞同这种行为”。
但是，帕特里克·斯图亚特先生认为，有一个比“不提抗议”更好的办法使克拉科夫保全，于是他在1836年4月20日提出一项建议，要求政府派一个代表到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去做领事，因为那里已经有北方三强国的领事。英法两国领事同时到达克拉科夫将是一件大事[注：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一件大事”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这样一句话：“至少会使勋爵阁下不会到后来声称他根本没有想到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会在克拉科夫进行的阴谋”。——编者注]。子爵阁下看到下院大多数都赞同这一建议，（P411）就向议院郑重担保说，政府有“想派一个领事级的代表去克拉科夫的意图”，从而迫使帕特里克·斯图亚特收回自己的建议。1837年3月22日，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向他提起他的这个诺言，勋爵阁下却回答说，他“改变了自己的意图，没有派领事级的代表到克拉科夫去，现在也没有这种意图”。于是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声明，他要提出建议，要求对这种奇怪的声明作一个书面解释；但是子爵阁下干脆就用下面的办法使这项提案无法通过：他不出席议院会议，使会议不得不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注：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因法定人数不足而延期”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的话：“他就这样始终没有作出解释，说明他为什么或根据什么理由不履行他的诺言，并且顺利地挡回了每一个想从他那里弄到有关的书面材料的尝试”。——编者注]。
1840年，“暂时”占领状态仍然存在，因此克拉科夫的居民向英法两国政府提出请愿书，就中提到：
“自由城市克拉科夫及其居民的灾难深重，因此下面署名者和他们的同市居民现在只有指望英法两国政府能给以强有力的、文明的保护。他们现在的处境使他们有权呼吁维也纳条约的每个缔约国进行干涉。”
1840年7月13日有人就克拉科夫的这一请愿书向子爵阁下提出质问，他声称：
“在奥地利和不列颠政府看来，克拉科夫的撤兵问题只是时间问题。”
谈到维也纳条约遭到破坏的问题，他的话是：
“即使英国打算动武，也根本不可能以强力维护自己的观点，因为事情很明显，克拉科夫是英国无法实现其行动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勋爵阁下说了这话以后的第三天就同俄、奥、普三国签订了使英国军舰不能进入黑海的条约（注311），——大概是为（P412）了使英国在这一地区也无法实现任何行动吧。这恰好是在勋爵阁下恢复了英国同上述列强的反法神圣同盟的时候。谈到英国贸易因克拉科夫被占领而受到的损失时，勋爵阁下推诿说“向德国输出的总额并未减少”。这个论据正如罗伯特·皮尔爵士公正指出的那样，同克拉科夫毫无关系。关于他在这一问题以及派领事级的代表去克拉科夫一事上的真实意图，他说，
“可敬的反对派代表们利用了他打算派英国领事去克拉科夫这一个不成功的声明〈声明是勋爵阁下为了避免对他抱敌对情绪的议院的斥责而于1836年作的〉，这种手段使他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因而他有权坚决拒绝对这类问题作任何回答，以免再次遭到这类不公正的抨击。”
1846年8月17日他说，
“欧洲各大国是否遵守并履行维也纳条约，根本不取决于有没有一个领事级的代表驻在克拉科夫。”
1847年1月28日人们再次要求他提出书面材料来说明他拒不委派不列颠领事去克拉科夫的原因，他声称，
“这个问题同克拉科夫被吞并问题的辩论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他看不出就这个只有暂时意义的事端重新展开激烈争论有什么好处。”
可见，他是一直坚持着他早在1837年3月17日对于向议会提出官方文件一事所发表的看法的：
“如果这些文件涉及的是目前尚在研究的问题，那末提供出来是危险的；如果涉及的是过去的问题，那末显然不会有什么用处。”
克拉科夫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贸易上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不列颠政府是非常清楚的。驻华沙的领事杜普拉上校曾向政府报告说：
“克拉科夫升为独立国之后，一直是英国通过黑海、莫尔达维亚、加里西亚以至的里雅斯特运来的大宗商品的贮藏所，这些商品是运到克拉科夫之后（P413）再分运到周围各国去的。铁路线将逐渐把它同波希米亚、普鲁士、奥地利……的重要铁路干线连接起来。它还是亚得利亚海和波罗的海之间重要铁路线的中心点。它还要敷设一条直通华沙的铁路……可以有把握地预期，列万特[注：从前西欧对地中海东岸各地的总称，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近东”。——译者注]以至印度和中国的每个重要地点都将同亚得利亚海连接起来，因此决不能否认克拉科夫这个连接东西两大陆的大铁路网的中心对于英国贸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帕麦斯顿勋爵本人也不得不在下院承认1846年的克拉科夫起义（注312）是三强国故意挑拨起来的。
“我认为，奥地利军队起先是应克拉科夫政府的请求开进克拉科夫领土的。但后来这些奥地利军队撤走了。撤离的原因至今尚未加以解释。克拉科夫政府和权力机关随同他们一齐撤离；撤离所造成的直接的后果，至少是最近的后果，就是克拉科夫临时政府的成立。”（下院，1846年8月17日）
1846年2月22日奥地利军队占领了克拉科夫，俄国和普鲁士的军队也随之侵入。同月26日泰尔诺夫的地方长官贴出告示，号召农民打杀地主，并答应给他们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报酬”。紧接着这个告示就发生了加里西亚人的大破坏，杀死了近2000名地主。3月12日出现了奥地利的告示，号召“忠君的加里西亚人起来维持秩序和保护法律，消灭秩序的敌人”。在4月28日官方的“日报”（注313）上，弗里德里希·冯·施瓦尔岑堡公爵声明“所发生的事件曾得到奥地利政府的批准”，而奥地利政府无疑是同俄国和沙皇的仆从普鲁士按照共同的计划行动的。在所有这些丑事做出之后，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该是在下院作如下声明的时候了：
“我过于相信奥、俄、普三国政府会根据公正的原则办事并尊重权利，实在没有料到它们会有意对克拉科夫采取这种做法，这不是克拉科夫根据条约载明的义务有权指望的做法。”（下院，1846年8月17日）（P414）
勋爵阁下当时心中记挂的只是怎样才能把即将结束会议的议会敷衍过去。他硬要下院相信“不列颠政府方面将尽一切努力保证维也纳条约各项条款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当休谟先生对于“帕麦斯顿勋爵是否打算叫奥、俄军队撤离克拉科夫”这点表示怀疑时，勋爵阁下要求议会不必重视休谟先生的意见，因为最可靠的情报掌握在他手里，他相信克拉科夫被占领是“暂时的”。1846年的议会就和后来1853年的议会一样，被他敷衍过去了，但奥地利1846年11月11日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版图的宣言很快也就发表了出来。1847年1月19日议会重新召集，这时议会从国王敕语中知道，克拉科夫已经不复存在了，只剩下了英勇的帕麦斯顿的抗议书。但为了使这种抗议不起任何作用，勋爵阁下这时想出一条妙计，使英国在西班牙的婚姻问题（注314）上卷入同法国争执的旋涡，——这场争执几乎酿成两国的冲突。这一政策遭到斯密斯·奥勃莱恩先生的严厉批评。法国政府曾建议帕麦斯顿共同抗议克拉科夫的被侵占。对此，诺曼比勋爵按照子爵阁下的指示回答说，奥地利干的非法行为，即吞并克拉科夫，并不比法国为蒙潘西埃公爵与西班牙公主联姻一事更为严重，因为前者违犯的
是维也纳条约，后者违犯的则是乌特烈赫特条约（注315）。可是，乌特烈赫特条约虽于1782年一度恢复，但在反雅各宾战争中被彻底废除，从1792年起就完全失效。这一点在议会里谁也不比勋爵阁下知道得更清楚，在辩论墨西哥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被封锁的问题时他本人就曾向议会宣称（注316）：
“乌特烈赫特条约的条款早就由于战争的动荡而失效，只是有关巴西和法属圭亚那之间的境界一节例外，因为该节已直接列入维也纳条约。”
勋爵阁下为反对俄国侵犯波兰所做的努力，还不止于此。（P415）
英、荷、俄三国订有一个奇妙的协定，即所谓俄荷贷款协定。反雅各宾战争期间，沙皇亚历山大曾向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借过款。波拿巴失败以后，尼德兰国王[注：威廉一世。——编者注]“想给同盟国以适当报酬，答谢它们使他的国家获得了解放”和使他兼并了他对之没有任何权利的比利时，于是建议同俄国——其他列强都照顾俄国而放弃了自己的要求，因为俄国当时在财政上遭到严重困难——签订条约；条约规定他分期代俄国偿还欠霍普公司的2500万盾的债款。英国为了补偿对荷兰的掠夺——侵占了荷兰在好望角附近的殖民地、以及迭麦拉拉、埃塞基博及贝尔比斯等地，于是也加入这一协定，并承担一部分对俄国的补助。这项协定列入维也纳条约，但附有一个特定条件：“在所有债务未偿清以前，一旦荷兰和比利时的联合遭到破坏，则贷款立即停止支付”。当比利时由于革命（注317）而脱离荷兰的时候，荷兰当然也就不再向俄国支付自己那一份[注：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自己那一份”这几个字之后还有下面的话：“因为贷款协定规定比利时各省是荷兰不可分割的领土，但现在荷兰已经不再享有这些省份的主权了”。——编者注]。另一方面，正如赫里斯先生证实的那样，俄国也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可以提出要英国方面继续代为偿还债务的任何要求”。（下院，1832年1月26日）
然而，帕麦斯顿勋爵却认为下述情况是很自然的：
“俄国那时由于支持比利时同荷兰的联合得到酬报，这时是由于支持这两个国家的分裂
而得到酬报。”（下院，1832年7月16日）
他悲伤地呼叫要忠实于条约，首先是维也纳条约。他极力设（P416）法同俄国签订了1831年11月16日的新协定，在协定的序言中直截了当地说，该协定是“根据维也纳会议通过的现在仍然完全有效的一般性决议”签订的。
当俄荷贷款协定列入维也纳条约时，威灵顿公爵曾大加赞扬：“这是卡斯尔里勋爵在外交上的杰作，因为债务迫使俄国遵守维也纳条约”。之后，当俄国拒绝遵守维也纳条约，占领了克拉科夫的时候，休谟先生建议不再从不列颠国库中拨款给俄国。但是子爵阁下认为，尽管俄国可以对波兰违反维也纳条约，而英国对俄国仍旧应该继续遵守条约。
但这还不是勋爵阁下行为中最令人惊奇的事实。比利时革命爆发以后和议会批准给俄国新的贷款以前，帕麦斯顿就已经以偿还英国在1815年欠的旧债务为名，承担了俄国在对波战争中的开支。尽管从英国最著名的法学家、现在的圣莱昂纳茲勋爵爱·萨格登爵士的权威声明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丝毫疑问，政府没有任何权利支付哪怕一个先令”（下院，1832年1月26日），但他仍然这样做了。我们还可以援引权威人士罗伯特·皮尔爵士如下的一句话：“勋爵阁下没有法定权力支付这笔款项。”（下院，1832年7月12日）
总之，我们我在明白了勋爵阁下为什么不论在什么场合总要重复说：“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波兰问题的辩论更使一个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头疼了”[注：在1853年11月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以及在1853年伦敦出版的单行本“帕麦斯顿与俄国”中，本篇是以下面这样的话结尾的：“他目前对于他始终不渝地维护其利益的那个大国的侵略意图所要进行的反对究竟有几分真实，诸位读者现在可以作一公正评价”。——编者注]。（P417）
注释：
[310]米兰人由于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企图取消意大利北部各城市的市政自由并使之受制于己而于1159年拒绝服从这个皇帝。随之而来的长期斗争使米兰于1162年遭到破坏，但最终胜利的仍是这些城市。——第406页。
[311]指1840年7月15日伦敦公约，见注284。——第412页。
[312]克拉科夫起义，见注259；以下提到的加里西亚事件，见注16。——第414页。
[313]看来是指“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ichisch 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1780—1931年以同名出版的官方政府报纸。——第414页。
[314]1846年基佐政府为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小儿子蒙潘西埃公爵订下了同西班牙公主玛丽－路易莎－费南达的婚约，破坏了英国所策划的亲王列奥波特·科堡同西班牙女王伊萨伯拉二世的婚盟。英法两国政府之间为这些婚约而进行的斗争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法国外交在这个问题上获胜以后，帕麦斯顿竭力寻找机会进行报复。——第415页。
[315]1713年乌特烈赫特条约是法国和西班牙为一方同参加反法联盟的国家（英国、荷兰、葡萄牙、普鲁士及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为另一方签订的结束争夺西班牙继承权的长期战争（1701年开始）的一个和约。根据条约，西班牙王位仍留给法国皇太子——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力浦·波旁，但法王必须放弃他合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王国的计划，并放弃他自己以及波旁王朝法国支系的继承者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条约批准把法国和西班牙在西印度和北美的许多殖民地以及直布罗陀割给英国。
帕麦斯顿于1846年谴责法国破坏乌特烈赫特条约指的是路易－菲力浦又想通过他的小儿子同西班牙公主的婚姻而合并两个王国。——第415页。
[316]下面引的帕麦斯顿在下院就法国舰队于1836—1839年封锁墨西哥港口一事的讲话是在1839年3月19日发表的。
英法舰队于1845年开始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实行封锁，目的是想迫使阿根廷政府为外国船只开放巴拉那河及其他河流。英法于1852年达到了这一目的，迫使阿根廷签订了相应的条约。
——第415页。
[317]指1830年比利时的资产阶级革命。——第416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