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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改革运动（注304）已不可遏止的时候，帕麦斯顿勋爵便脱离了托利党，投到辉格党方面去。虽然他认为军事专制的危险并不是由于英国本土驻扎着皇家德籍军团，也不是由于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而是完全来自“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人”，但他在1828年仍然很大方地赞成把选举权扩大到北明翰、里子、曼彻斯特等工业大城市，这是什么缘故呢？

　　“并不是因为我在原则上拥护改革，而是因为我坚决反对改革。”

　　他确信，及时对蓬勃发展的工业资本所做的某些让步，可以成为防止“普遍改革”的最可靠的手段（下院，1828年6月27日）。他一成为辉格党的同盟者，便马上不再装模作样地让人觉得辉格党提出的改革法案目的似乎在于打破威尼斯式宪法的狭小圈子了；正相反，改革会使宪法有力和牢靠，使资产阶级背离人民的反对立场。

　　“资产阶级将改变态度，他们将由不满宪法一变而为拥护宪法，因而宪法也就能大大加强和巩固。”

　　他安慰大贵族们，叫他们相信实现改革法案实际上并不会削弱“上院的势力”及其“对选举的影响”。他对土地贵族们说，宪法并不会失去它的封建性质，因为“土地占有制乃是社会结构及国家体制所凭借的伟大基础”。他还用以下一些无意中道出的、带有讽刺意味的暗示来解除他们的恐惧，他说道：“有人还责难我们，说我们（P398）没有诚意让人民有真正的代表权”；有时又说：“有人还断言我们不过是想用另一种形式来保持贵族和地主的势力”。他甚至承认：在势必向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的同时，“改革法案的主要的、指导的原则”就是“取消选举特权”，即取消托利党人旧有的“腐朽的市镇”的选举特权，以利于辉格党人的新选区。（下院，1831年3月24日及1832年3月14日）

　　现在我们还是来谈谈勋爵阁下在外交方面的业绩吧。

　　1823年，法国军队根据维罗那会议的决定进入西班牙，要取消西班牙的宪法，把人民交给波旁昏君[注：斐迪南七世。——编者注]及其周围的伪善僧侣进行残酷报复，当时，帕麦斯顿勋爵坚决拒绝任何“为了抽象原则而进行唐·吉诃德式的十字军征讨”的主张，拒绝采取任何“有利于人民”的行动，虽然这个国家的人民当年曾英勇抵抗拿破仑而拯救了英国。他在这个问题上对他当时的对手辉格党人所说的话，生动而正确地反映了自从他当上了他当年的政敌的永久外交大臣之后一直奉行的对外政策。他说道：

　　“有人想叫我们在谈判中就进行威胁，而不管谈判一旦失败我们并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这一点。如果我们老谈战争而实际上想的却是中立，如果我们拿军队来威胁一下就在某种官方文件后面躲藏起来，如果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只是挑逗式地挥动宝剑，而到要打起来的时候却抓起笔来大写特写抗议书，那我们就成了爱吹牛的胆小鬼，就会遭到整个欧洲的鄙视，成为他们嘲笑的对象。”（下院，1823年4月30日）

　　最后，我们来谈谈关于希土问题的辩论，因为这次辩论使帕麦斯顿勋爵第一次有机会表现了他无论在内阁或下院都孜孜不倦坚（P399）定不移地维护俄国利益的无比才能。他像应声虫似的，一句接一句地重复着俄国惯用的什么土耳其人的野蛮、希腊正教的文明、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等等词句。但是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他以外交大臣的身分极力反对任何谴责“海军上将科德林顿的可嘉行动”的企图（由于这种行动，土耳其舰队在纳瓦林被击溃），同时他又承认：“这是同一个与我们不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进行的战役”，这是“令人痛心的事件”。（下院，1828年1月31日）

　　他后来退职后，便大肆攻击阿伯丁勋爵，说他执行俄国命令太慢。

　　“在履行我们对希腊的义务时，我们的速度和毅力表现在哪里呢？已经快要到1829年7月了，却还没有履行1827年7月签订的条约……不错，土耳其人是被赶出了摩里亚……但是为什么法国人在科林斯海峡的军事行动中止了呢？……由于英国及其狭隘政策的干预，他们的继续挺进被阻止了……为什么联军没有对海峡北部地区采取像对南部地区一样的行动，没有立即占领应归希腊所有的全部领土呢？我认为，联军同土耳其就希腊问题谈判得太多了。”（下院，1829年6月1日）

　　大家知道，梅特涅公爵当时是反对俄国的侵略行为的，因此俄国外交官受命——请回忆波茨措－迪－博尔哥和利文公爵的急电——把奥地利描绘成反对希腊解放和欧洲文明的死敌，而俄国外交的唯一目的据说就是解放希腊和拯救欧洲文明。勋爵阁下自然也依此行事：

　　“奥地利由于目光短浅及倒霉的偏见支配着它的政策，所以快降到二流国家的水平了。”

　　由于阿伯丁政策的摇摆不定，英国看来已成了

　　“米格尔、西班牙、奥地利和马茂德组成的那个链条上的主要一环……（P400）人民认为，所以迟迟不履行七月条约，与其说是由于畏惧土耳其反抗，不如说是由于刻骨敌视希腊的自由。”（下院，1829年6月1日）

　　他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阿伯丁外交的反俄性质[注：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他一次又一次地攻击阿伯丁外交的反俄性质”作“半世纪以来，给俄国向君士坦丁堡的推进设下的唯一障碍，就是这样一句话：保持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为保持均势所必需。而帕麦斯顿在1830年2月5日声称：‘有一种政策把保持土耳其欧洲领土的完整推崇为维护基督教的和文明的欧洲的利益所绝对必需的原则，我反对这种政策。’他一次又一次地抨击了阿伯丁”。——编者注]：　　

　　“就自己来说，我对英国政府的某些急电是不满的；尽管这些急电，无疑地，读起来很动听，措词很优美，大体上还具有同俄国保持和睦的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仍不免过分强烈地表示了英国对土耳其的感情，使有关方面看起来很容易觉得这些急电比原作者实际上想说的要意味深长得多……我希望英国做出坚定不移的决定，也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方针，即在这一战争中无论如何绝对不站到土耳其方面，并且要向土耳其开诚布公地声明这一点……世上有3件最无情的东西，这就是：时间、火和苏丹。”（下院，1830年2月16日）

　　为了使读者对勋爵阁下的亲希腊感情的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这里我应该提请读者回忆一下某些历史事实。

　　俄国占据了塞凡湖边的哥克查地带（这无疑是波斯的领土），并且要波斯放弃它另一部分领土卡潘，作为俄国撤兵的交换条件。波斯拒绝了，于是俄国便发动反波斯的战争，并获得胜利，迫使波斯在1828年2月签订土库曼彻条约。按照这个条约，波斯应付给俄国200万英镑的赔款，并割让包括埃里温及阿巴萨巴德的要塞在内的埃里温省和纳希切万省。照尼古拉的说法，签订这个条约的唯一目的是划定双方沿阿腊克斯河的边界，硬说这是消除两国将来任何纠纷的唯一方法。但是他又拒绝把阿腊克斯河北岸的塔雷（P401）什和莫甘两地归还波斯。最后，波斯还不得在里海驻留舰队。这就是俄波战争的起因和结果。

　　至于希腊的宗教和自由，则俄国当时对这两件事关心之少，正像正教徒的神现在对于“圣墓”或著名的“圆顶”所在的寺院的钥匙由谁掌握的事情（注305）很少关心一样。俄国的传统政策一向就是先煽动希腊人起义，然后则弃之不顾，让苏丹去对他们实行报复。俄国对爱拉多[注：即希腊。1833年后它是希腊国家的正式名称。——译者注]的复兴实在太同情了，以致在维罗那会议上把希腊人看做叛乱分子，并且承认苏丹有权拒绝任何外国来干涉他与他的基督教臣民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沙皇还提出要“帮助土耳其致府镇压叛乱分子”——这样的提议自然是被否决了。这一试图失败之后，沙皇就向其他大国提出截然相反的建议：“出兵土耳其，在宫墙之下迫使它接受和约”。为了拿“共同行动”之类的东西束缚住沙皇的手脚，其他大国于1827年7月6日在伦敦同他缔结了条约（注306），条约规定彼此承担在必要时用武力来调解苏丹同希腊人之间的争端的义务。在该条约签订前几个月，俄国曾同土耳其缔结一个阿克尔曼条约（注307），按照这个条约，俄国应放弃它对希腊问题的任何干预。在阿克尔曼条约缔结前，俄国曾唆使波斯皇太子进犯奥斯曼帝国，并对土耳其政府大肆侮辱，企图使它对俄国翻脸。在此种种事件之后，英国大使就向土耳其政府提出了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的条款，他这一次的活动仍然是代表俄国及其他强国进行的。俄国利用这种种谎言与欺骗给土耳其所造成的困难，终于找到了发动1828—1829年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以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而结束，条约的内容在麦克尼耳的名著“俄国在东方的进展”中（P402）有一段概括的叙述：

　　“根据阿德里安堡条约，沙皇取得了阿纳帕、波提和黑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取得了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阿哈尔卡拉基和阿哈尔齐赫的要塞，另外还取得了多瑙河口诸岛；条约中还规定了这样一条：毁掉土耳其的茹尔日沃要塞并把多瑙河南岸数英里地区以内的土耳其人统统赶走……成千上万的阿尔明尼亚人的家庭从土耳其亚洲各省迁往沙皇境内，部分是强迫的，部分是受了僧侣的影响……沙皇为他在土耳其境内的臣民解除了对当地政府应负的一切义务，并以偿还军事开支和赔偿商业损失为名把巨额赔款加在土耳其政府身上，最后，还抓住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锡利斯特里亚不放，作为支付这笔赔款的抵押……俄国通过这项条约，使土耳其承认了3月22日的议定书（议定书确定了苏丹对希腊只有宗主权并从希腊取得年贡），同时利用自己的全部势力来促使希腊独立。希腊成了独立国，被任命为总统的是前俄国大臣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注308）

　　事实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勋爵是怎样描绘这些事实的：

　　“俄土战争是由于土耳其侵犯了俄国的贸易及权利并违反了条约所致，这是千真万确的。”（下院，1830年2月16日）

　　帕麦斯顿成为辉格主义在外交部的体现者之后，又把这一观点完善化了：

　　“可敬的、勇敢的议员〈伊文思上校〉认为俄国从1815年到现在的行为一直是侵略别的国家。他着重指出俄国同波斯及土耳其的战争。但无论是对波斯还是对土耳其，俄国都不是进攻的一方；如果说俄国的势力由于波斯战争而增强，这并不是因为俄国本来就要这样……在同土耳其的战争中，俄国也不是进攻的一方。我不想一一列举土耳其对俄国的挑衅行为来使议院厌倦；但是土耳其把俄国臣民驱逐出境，扣留俄国船只，违反阿克尔曼条约的全部条款，并且在得到多次通知之后拒绝赔偿损失——这种种事实，我认为是决不能否认的。因此，如果一般来说进行战争有它正当理由的话，那末俄国就（P403）有这样的理由对土耳其作战。尽管如此，俄国并没有获得任何新的领土，——至少是在欧洲。有几个地点曾在一个长时期被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只是地点，而多瑙河口根本不值一提！〉，亚洲黑海沿岸也有某些地方被占，但俄国同其他欧洲列强订有协定，根据协定，俄国在这次战争中的胜利不得导致它在欧洲的领土的任何扩张。”（下院，1832年8月7日）

　　读者现在该明白，为什么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下院的公开会议上要对勋爵阁下说“他不知道帕麦斯顿是代表谁”了吧。（注309）（P404）

　　注释：

　　[304]指争取议会改革的广泛运动（见注138），这次运动在1832年实行议会改革之前曾广泛开展了好几年之久。——第398页。　　

　　[305]法国和沙皇俄国利用“圣地”之争（见注101）来争夺近东霸权，这次争执的问题之一是耶路撒冷“圣墓”所在寺院的钥匙以及保护该寺院的圆顶的权利应属于天主教徒还是正教徒的问题。——第402页。

　　[306]指1827年7月6日伦敦条约（公约），见注47。——第402页。　　

　　[307]阿克尔曼条约是俄国与土耳其于1826年10月7日（9月25日）签订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土耳其政府应严格遵守以前同俄国缔结的各项条约，给予俄国商船在土耳其领海航行的自由，并放弃领有1806—1812年俄土战争后归俄国所有的黑海高加索沿岸地区的权利。这项条约重申苏丹承认塞尔维亚自治，并规定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国君要由当地大贵族中选出。阿克尔曼条约没有提希腊问题。土耳其统治集团根据这一点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前夕违反这个条约而说什么俄国已根据这个条约放弃了对希腊事务的干预，俄国帮助希腊人就是违背这个规定。但实际上“对希腊事务不感兴趣”的话沙皇政府并不是在签订阿克尔曼条约时，而是在这以前几个月说的。——第402页。　　

　　[308]约·麦克尼耳“俄国在东方的进展和现状”1836年伦敦版第105—107页（J．McNeill．《Progress and present position of Russia in the East》．London，1836，pp．105—107）。——第403页。　　

　　[309]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文章以下面一段话结尾，这段话看样子是报纸编辑部加的：“这句话使人清楚地看到，帕麦斯顿勋爵决不代表自由、荣誉和英国所固有的一切优点。勋爵阁下在那个时候以及在我们所描写的他的活动的最早期是怎样一个人，那末他今天仍然是怎样一个人；所以凡是知道他的人在今天这样严重的关头除了看到他对正义和人权采取假热心的态度外，别的什么也不用想从他那里得到。我们尚未谈到的他那政治生涯部分留在下一次谈；遗憾的是这一部分并不是最精彩的。”——第404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