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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0月—12月初

　　载于1853年10月22和29日，11月5、12和19日，12月10、17和24日“人民报”第77、78、79、80、81、84、85和86号，署名：马克思博士；一部分作为社论发表于1853年10月19日、11月4和21日及1854年1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902、3916、3930和3973号，并以单行本形式于1853—1854年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人民报”，原文曾与“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单行本核对（P387）

载有卡·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的
第一篇的“人民报”原版的一部分（P388）

 

　

第一篇

　　[注：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本文开头有两段话是“人民报”上没有的。这两段话是这样的：“东方的纠纷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变动，即使各党派的状况没有改变，至少各党派的首脑人物的处境有了很大的不同。帕麦斯顿勋爵又变成了公众的红人。人人都谈论他，说他是唯一能够拯救英国的人；大家都默认，一旦内阁改组，无疑将由他出任首相，而托利党人、辉格党人、自封的爱国人士、报界以及整个社会舆论，无不大声疾呼要求改组内阁。帕麦斯顿狂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以致时时有人推测这也许是一种纯粹的虚构，这种虚构的用途不在国内，而是像出口货一样向国外销售的。然而，这种推测毕竟是错误的。”——编者注]

　　鲁杰罗一次又一次地被阿耳契娜的假风姿迷住，其实他也知道在这种假风姿掩盖之下是一个老巫婆——

　　“没有眼睛，没有牙齿，没有味觉，没有一切。”[注：引自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七场。——编者注]

　　这位游侠骑士虽然明明知道这个老巫婆把追求过她的人都变成了驴子和其他动物，却还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英国公众是第二个鲁杰罗，帕麦斯顿是第二个阿耳契娜。帕麦斯顿虽已年近七十，并且自1807年以来，差不多一直活动于政治舞台，但他却总是有办法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新人物，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对他寄予希望，像一般人对未涉世事、前途无量的青年人寄予希望那样。尽管他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可是人们却总以为他的真正的政治生涯尚待开始。如果他明天死了的话，全英国都会大吃一惊：原来他（P389）已经做了半个世纪的大臣了。

　　虽然他不是一个样样精通的国家活动家，但他至少是一个任何角色都能扮演的演员。喜剧人物和英雄人物、高歌和私语、悲剧和闹剧，他都同样演得很成功；但是更适合他性格的恐怕还是闹剧。他不是第一流的演说家，然而却是一个干练的辩论家。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丰富的经验和无比的精细，他永远保持着présence d’esprit〔镇静和机警〕，具有上流人物所应有的那种圆活，熟谙议会里的一切阴谋诡计、党派和人物；所以在遇到复杂的情况时，他能应付裕如，从容不迫，迎合听众的偏见，利用他们的感情。厚颜无耻使他对任何突如其来的攻击都能处之泰然；利己的心肠和圆滑的手腕使他不致有任何真情的流露；极端的轻佻，十分的冷淡，以及贵族的傲慢态度，使他永远不致激动。他善于说十分巧妙的俏皮话，因此能博得一切人的欢心。他从来不发脾气，因此能戏弄暴跳如雷的敌手。他即使没有本领搞通某个问题，但是知道怎样东拉西扯；即使缺少总的看法，也随时都可以用一般的词句编出一套漂亮话来。

　　他天生好动而不知疲倦，所以不耐清闲，即使不是渴求采取行动，至少也是渴求造成轰动。当然，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会使他自然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事可干。他追求的并不是成功的本身，而只是成功的假象。

　　如果他不能做出什么事情，他就故意制造些事情。当他不敢出来干涉的时候，他就居间调停。如果他无力同强敌较量，他就找一个弱的来做对手。

　　他不是一个有深远打算的人，他不作任何长远的图谋，没有任何伟大的奋斗目标，所以他投身于困难只是为了以后炫耀一下他（P390）能摆脱困难。他需要纠纷，因为纠纷使他可以维持自己的活动；如果没有纠纷，他就制造纠纷。他非常喜爱虚假的冲突，同虚假的敌人进行虚假的战斗，交换外交照会，调遣军舰，忙来忙去，直到在议会中引起激烈的辩论，而且这种辩论一定能使他获得暂时的成功为止，这就是他一贯追求的唯一目标。他用艺人的手法来处理国际冲突，先把事情弄到一定的限度，等事态严重化就打退堂鼓，不过无论如何总要获得他所需要的戏剧性的紧张。在他看来，历史进程本身不过是专为帕麦斯顿封地的帕麦斯顿子爵阁下的个人享受而发明的消遣品而已。[注：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还有下面一句话：“他就是托马斯·卡莱尔笔下那种冒牌的世界领袖人物最好的标本”。——编者注]

　　他屈服于外国势力，但在言词上却反对外国势力。他从坎宁那里继承了英国负有在大陆上推行宪制的使命的学说，因此他一向不愁找不到借口来激起民族偏见和反对其他国家里的革命，而与此同时他又使其他强国对他抱疑忌态度。既然他这样容易地成为大陆各国宫廷心目中的bête noire〔可憎恶的东西〕[注：字面的意思是：“黑色动物”。——编者注]，自然在本国也就毫不费力地博得了真正的英国大臣的声誉。他虽然出身于托利党，可是在办外交时却善于沿用构成辉格主义本质的全部虚伪和矛盾。他能使民主的词句和寡头政治的观点调和起来；他会用旧时英国贵族的傲慢语言来掩盖资产阶级投和平之机的政策；他会在纵容别人的时候装成进攻者，在出卖别人的时候装成保护者；他知道怎样对表面的敌人讨好，怎样使假盟友吃苦头；他会在争执的适当时机站到强者那边去欺压弱者，他也有一边溜走一边说大话的本事。（P391）

　　有人骂他拿俄国的津贴，但也有人疑心他是烧炭党。1848年，他曾经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以免因被控像是沙皇尼古拉的大臣而遭法办；使他深感满意的是，1850年，他遭到了外国大使们的阴谋反对，这个阴谋在上院获得了成功而在下院遭到了失败（注296）。他出卖别的民族，但是他做得非常有礼貌，因为礼貌是魔鬼用来换取受骗的傻瓜的鲜血的小钱。压迫者永远可以指望得到他的实际帮助，被压迫者从他那里则从来不会得不到大量慷慨的词令。每当波兰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德国人遭到镇压的时候，帕麦斯顿总是在执政，但是屠杀他们的暴君却老是怀疑帕麦斯顿和受害者有秘密的联系，其实暴君的屠杀还是经过帕麦斯顿首肯的。到现在为止情形一向是这样：谁要是把他当做敌人，大概不会得到坏处，谁要是把他当做朋友，那事情就必定糟糕。他的这种外交手腕虽然没有使他和外国的谈判获得怎样辉煌的结果，可是在另一方面的成就却非常辉煌：他有办法使英国人民相信他对谈判结果所做的一套解释，使他们把空话当作实际，把幻想当作现实，只听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而看不出卑鄙龌龊的动机。

　　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子爵（他的封号来源于爱尔兰贵族），1807年波特兰公爵组阁时被任命为海军部部务委员。1809年任军务大臣，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828年5月。1830年他非常机灵地转到辉格党人方面去，于是他们就让他做辉格党永久的外交大臣。除1834年11月到1835年4月和1841年到1846年这两段托利党执政的时期外，从1830年革命到1851年12月英国的全部对外政策都是由他负责的。

　　在派西沃先生、利物浦伯爵、坎宁先生、葛德里奇勋爵、威灵顿公爵等托利党人领导内阁的时期，曾经进行了反雅各宾战争，大举（P392）国债，颁布谷物法（注297），外国雇佣军队驻扎在英国的土地上（注298），人民——用帕麦斯顿的同僚西德默思勋爵的话来说——常常“出血”，新闻被封锁，集会被禁止，人民大众被剥夺了反抗的武器，人身自由和正常的诉讼程序被抛在一边，全国简直可以说处于戒严状态，——总而言之，这个时期是英国历史上最丑恶、最反动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个长时期内，这位热心保护“自由体制”的唐·吉诃德，这位歌颂“光荣宪制”的品得，却一直是这些托利党内阁的重要成员，这乍看起来不是很奇怪吗？

　　帕麦斯顿议会生活的处女作就很典型。1808年2月3日，他作了发言。他替什么辩护呢？他替办外交要保密辩护，替一国对另一国的空前无耻的暴力行为辩护，这次暴力行为，就是英国正当它宣称和丹麦非常和睦的时候炮轰哥本哈根并劫夺丹麦的船只（注299）。关于办外交要保密的问题，他说：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国王陛下的大臣们有责任〈谁给了他们责任？〉保守秘密。”

　　他进一步又说：

　　“而且一般地说，我也反对把外交活动的情况公开，因为泄露这方面的秘密就会断绝今后情报的来源。”

　　维多克也会使用同样的词句为这样的事辩护。至于对丹麦所进行的海盗式的侵犯，帕麦斯顿承认丹麦对大不列颠并没有表现任何敌意，可是他还是硬说英国炮轰丹麦首都并劫夺丹麦船只做得对，因为英国要预防丹麦的中立可能在法国的压力下变为公开的敌对。这就是帕麦斯顿阁下公布的新国际法。

　　在后来的一次宏论中，这位par excellence〔道地的〕英国大臣又极力替外国军队留驻英国这件事进行辩护。把这些外国军队（P393）从大陆弄到英国来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以强力维护

　　1688年威廉带着他的荷兰军队从荷兰来到英国而建立的寡头统治。皇家德籍军团的存在使人们完全有根据地“为国家的自由担心”，而帕麦斯顿却以极不郑重的口吻告诉这些人：既然你们知道，我们“在国外雇用的外国军队比16000人多得多”，那末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国内雇用这16000人的外国军队呢？（下院，1812年3月10日）

　　当人们由于1815年以后仍然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而同样为宪制担心的时候，帕麦斯顿则认为“我们的军队的结构本身就是宪制的足够的保障”，因为军队中的军官大部分是“有财产和有良好社会关系的人”。（下院，1816年3月8日）

　　当人们从财政的观点抨击保持庞大的常备军时，帕麦斯顿作出了一个奇异的发现：“我们的许多财政困难都是由于过去我们的军队平时编制太小造成的。”（下院，1816年4月25日）

　　当有人向他指出“全国人民的赋税重担”、“人民大众的贫困”同耗费无度的军事开支之间的尖锐对比时，他提醒议会：这种赋税重担和贫困是“我们〈即英国的政治寡头〉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甘愿付出的代价”。（下院，1820年5月16日）

　　据他看来，军事专制的危险之存在只能归罪于

　　“那些自命为改革派的迷路者；从国家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来看，他们要求的那种改革一旦实现必定会导致军事专制”。（下院，1820年6月14日）

　　如果说他把庞大的常备军当作维持国内秩序的万应灵丹，那末体罚就被他当作维持军队秩序的百宝仙方。在1824年3月5日关于惩治叛乱法案（注300）的辩论中他为实行体罚进行辩护；1825年3月11日，他宣称体罚是“绝对必要的”；1828年3月10日，他再度建议采用体罚；在1833年4月的辩论中，他支持实行体罚的办法，（P394）并且以后每一次他都表现了对这种惩罚制度的热烈爱好。

　　军队里的任何流弊，只要是对贵族寄生虫们有利，他就不会找不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之辩护。关于出卖军官官衔证书的辩论就是一个例子。（下院，1828年3月12日）

　　帕麦斯顿勋爵喜欢装扮成一个为宗教信仰自由而奋斗不息的战士；可是他却投票反对罗素勋爵所提出的废除宣誓法和市镇机关法（注301）的议案。为什么他要反对呢？原来因为他“作为一个热诚的支持信仰自由的人”，不能容许人们“在天主教徒遭受着真正苦难的时候”却来替非国教徒（注302）“解除莫须有的压迫”。（下院，1828年2月26日）

　　为了证明他对信仰自由的热忱，他告诉我们，他“为非国教徒人数的不断增加而忧虑，希望国教在英国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他还希望“国教由异教徒出钱维持”。这位爱开玩笑的勋爵阁下指责有钱的非国教徒替没有钱的非国教徒办教堂，而

　　“英国国教方面独有穷人缺少做礼拜的地方……如果认为穷人应该从自己的微薄的收入里拿出些钱来供给教堂，那是荒谬的”。（下院，1824年4月9日）

　　当然，如果认为英国国教的有钱的教徒应该从自己的巨额收入里拿出些钱来供给教堂，那就更荒谬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帕麦斯顿是怎样为天主教徒的解放[303]而奋斗的，这是他认为爱尔兰人民特别“应该”感谢他的好事之一。他在坎宁内阁任职时自称为天主教徒解放的拥护者，而后来却又参加了公然敌视天主教徒解放的威灵顿内阁，这我不去谈它。或许帕麦斯顿勋爵认为信仰自由是立法机关不应该管的一种权利吧？且听他自己是怎样讲的：（P395）

　　“虽然我也希望对天主教徒的要求加以考虑，但是我决不容许这些要求以权利为根据……如果我认为天主教徒是在要求自己的权利，那我个人就会拒绝走进全院委员会”（下院，1813年3月1日）

　　可是为什么他要反对天主教徒要求自己的权利呢？

　　“因为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剥夺社会任何一部分人的某些政治权利，如果它认为为了全社会的安全和利益必须这样做的话……这是文明政治所依据的基本原则之一。”（下院，1813年3月1日）

　　这真是空前未有的最无耻的供状，原来人民群众根本不配有任何权利，他们只有在立法机关——换句话说，也就是统治阶级——认为适当的限度内才能享有一点自由。于是帕麦斯顿直截了当地宣称：“解放天主教徒是出于恩典和眷顾。”（下院，1829年2月10日）

　　因此，他所以俯允解除对天主教徒的权利的限制，只是一时的权宜。而在这种权宜的后面隐藏着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爱尔兰的大地主，所以他想使人保持一种错觉，好像除了解放天主教徒就别无他法来消除爱尔兰的灾难，好像解放天主教徒能医治爱尔兰不住在本地的大地主所造成的苦难，并且能代替济贫法。（下院，1829年3月18日）

　　这位后来把爱尔兰本地人从自己领地上“清扫”出去的大慈善家，一刻也不能准许爱尔兰人贫困的乌云遮蔽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晴朗的天空[注：在1853年10月19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晴朗的天空”作“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的议会上的晴朗的天空”。——编者注]。

　　他说：“固然爱尔兰的农民没有享受到所有英国农民所享受到的全部幸福。〈请想一想，每星期只有7个先令收入的家庭能享受什么幸福吧！〉然（P396）而，——他接着说，——爱尔兰农民也有他们的幸福……他们有足够的燃料，没有吃的也只是偶然的事〈6天中只有4天！〉。”

　　多么幸福啊！可是爱尔兰农民的幸福还不止这些。“他们有一种比他们的英格兰患难弟兄更为乐天的性格。”（下院，1829年5月7日）

　　像谈论爱尔兰农民所享受的幸福时一样，他在谈到爱尔兰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勒索时，也是那样嘻皮笑脸：

　　“有人说，爱尔兰地主尽可能地向农民榨取最高的地租。可是阁下，我想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英国的地主无疑也是一模一样。”（下院，1829年3月7日）

　　所以，一个这样迷恋“光荣的英国宪制”的奥秘和“英国自由体制的好处”的人，力图在整个大陆上推行这些事物，这还有什么奇怪呢？（P397）

　　注释：

　　[295]“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抨击文，是马克思为揭露以帕麦斯顿为最著名代表的英国寡头政治而写的，原先计划作为一组文章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续发表。1853年10月初马克思动手写这组抨击文之后，又同意把它在宪章派机关报“人民报”上同时发表。宪章派机关报是把马克思的这些文章作为一组完整的论文，用一个总标题“帕麦斯顿勋爵”发表的，并且在每篇文章之前加上“马克思博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而作，兼寄本报”这一句编者按语，而“论坛报”编辑部则从第一篇文章就不署作者姓名把它作为社论刊登出来，于是接着刊登的文章也就成了表面上互不关联的形式。“人民报”在1853年10月22日—12月24日这段时间内共刊载了8篇。最后一篇也和前几篇一样，结尾都附有“待续”字样。从马克思在1853年12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本想再写几篇文章来谈帕麦斯顿在1840—1841年伦敦公约签订期间的政策以及帕麦斯顿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立场。但这种想法没有实现。

　　“纽约每日论坛报”并没有把马克思的文章全部发表，并且往后拖到1854年初，尽管马克思早在1853年12月6日就把最后一篇寄往纽约了。该报共发表了4篇，一律是社论形式，标题也各不相同。1853年10月19日“论坛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相当于“人民报”连载的第一、二两篇；1853年11月4日发表的社论“帕麦斯顿与俄国”，相当于第三篇；1853年11月21日发表的社论“现代史的一章”，相当于第四、五两篇；1854年1月11日发表的社论“英国与俄国”，相当于第七篇。第六、八两篇“论坛报”根本没有刊载。两家报纸所发表的原文也不尽相同。显然，马克思在给“论坛报”和“人民报”寄原稿时，估计到这两家报纸发表这篇抨击文的形式不同，对文章稍微作了些文字上的修改。但除此以外，“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则带有报纸编辑改动作者原文的痕迹。

　　这组抨击帕麦斯顿的文章传播很广。1853年11月26日“格拉斯哥哨兵”（《Glasgow Sentinel》）转载了“论坛报”的“帕麦斯顿与俄国”一文（“人民报”上的第三篇）。1853年12月伦敦的出版者塔克尔以同一标题出版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1854年初，这个单行本再版，这次再版有马克思参预，他根据“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对这个单行本作了修改和补充。不久，塔克尔又出版了另一个单行本“帕麦斯顿与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扉页上的标题是：“帕麦斯顿，他过去做了些什么”）；这个单行本是翻印“人民报”发表的第四篇（缺前四段）及第五篇，改动不大。这两种单行本作为第一、二两号被编入塔克尔出版的“政治评论集”（《Political Fly-Sheets》），并于1855年和其他作者的抨击文一起重版。塔克尔在这一版他自己写的序言中提到了抨击文第一、二两号的作者——马克思的名字（在目录中，抨击文第一号“帕麦斯顿与俄国”的标题改为“帕麦斯顿与波兰”）。其他几篇关于帕麦斯顿的文章，马克思就不愿刊载在塔克尔的出版物中了，因为他不愿让他的作品同“政治评论集”所收进的乌尔卡尔特的著作混杂在一起。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54年6月1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我不愿与这位先生为伍，我们同他只是在一点上，即在评价帕麦斯顿上有共同处；其他一切问题我都持有正相反的意见，这一点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855年11月17日和1856年1月5日，与帕麦斯顿对立的乌尔卡尔特派的报纸“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Sheffield Free Press》）刊载了“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中的两篇（即“人民报”发表的第三、六两篇）。其中的前一篇还单独重印，编为设菲尔德出版的“‘自由新闻’小丛书”（《Free Press Serials》）第4A号。差不多就在同时，所有8篇还刊载于乌尔卡尔特派的伦敦机关报“自由新闻”（《Free Press》）的五号上（1855年12月29日、1856年1月5日和12日、2月9日和16日），并由“‘自由新闻’小丛书”单独印行，标题“帕麦斯顿勋爵传”，作为该丛书的第5号出版。单行本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马克思的这组抨击文早在1853年11月2日就在纽约的“改革报”上用德文发表，译文是由阿·克路斯从“论坛报”上节译的。在编辑部的前言中说道：“帕麦斯顿的名字现在又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所以我们决定从‘论坛报’上节译这些文字。这篇评论表明作者对于英国情况的了解非同一般，所以尽管没有署名，也不难猜出是谁写的。”11月2、3、4、8和9日刊载在“改革报”上的“帕麦斯顿”一文，相当于“人民报”发表的第一、二两篇。1855年2月，马克思把题为“帕麦斯顿勋爵”的两篇文章寄给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的“新奥得报”发表，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是“人民报”和“论坛报”发表的文章的摘要。马克思的抨击文的摘要（有作者的署名）还曾经由德国政论家爱·费舍在他于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的“新公文集。现代史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第1、2两卷（《Das Neue Portfolio．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中发表。

　　1893年，马克思逝世后，第三篇曾用波兰文刊载在同恩格斯有联系的波兰社会党人在伦敦出版的杂志“黎明”（《Przed？wit》）第7期上。第七篇曾在1897年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根据“论坛报”原文并以同一标题（“英国与俄国”）收进她和爱·艾威林共同出版的马克思论东方问题的文集（K．Marx．《The Eastern Question》）。1899年在伦敦又出版了由爱琳娜·马克思编的8篇文章的汇编：卡尔·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传记”（Karl Marx．《The Story of the Life of Lord Palmerston》），马克思的这组抨击文第一次用俄文刊行是在1924年。

　　马克思在写这组抨击文时广泛地查考了史料，首先是查考了所谓的“蓝皮书”（Blue Books）——定期出版的、卷帙浩繁的英国议会资料及外交部文件。此外，他还利用了关于议会会议的报告，主要是汉萨德出版的“议会辩论”（《Parliamentary Debates》），以及各种国际条约和外交文件汇集、评论集和大量报刊材料。——第387页。

　　[296]英国议会于1850年6月讨论与所谓“帕西菲科事件”（见注179）有关的英希冲突问题时，政府（帕麦斯顿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对外政策得到下院的赞同；相反，上院却以37票的多数表示反对政府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法国和俄国对这一立场也表示不同意，并通过它们驻伦敦的大使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法国大使以示威的姿态离开伦敦，俄国大使不出席帕麦斯顿举行的宴会。——第392页。

　　[297]1815年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当谷物价格在英国本土低于80先令1夸特时进口谷物。1822年这项法律稍作改变，1828年实行调节制：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降低就提高谷物入口税，谷物价格上涨就降低入口税。谷物法是历届托利党内阁为了大地主的利益而实行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口号下反对谷物法，1846年终于废除了它。——第393页。

　　[298]马克思指外国雇佣兵驻在英国一事。这些雇佣兵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主要在德国各小邦，特别是在汉诺威——英国汉诺威王朝的国王的世袭领地——募集到英国军队里来的。——第393页。

　　[299]指英国人于1807年9月炮轰哥本哈根，以防止丹麦加入拿破仑宣布的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大陆封锁。——第393页。

　　[300]惩治叛乱法案（Mutiny Act）是议会从1689年至1881年每年通过一次的法律；这项法律授权国王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和海军，在陆海军中实行各种军事条令和制度，实行军法审判，并制定惩治参加譁变、违抗命令、违犯纪律等等行为的制度。颁布第一个这样的法律是由于英国的兵变。——第394页。

　　[301]市镇机关法（Corporation Act）是英国议会于1661年通过的，它要求担任各选职（主要指市政机关中的选职）的人承认英国国教教会的信条。

　　宣誓法（Test Act）（1673年）同样要求一切公职人员承认英国国教教会的信条。

　　这些法令本来是用来对付天主教反动派的，但后来却变成了对付官方的英国国教教会的任何反对派的武器和维护英国国教教会的特权的工具。——第395页。

　　[302]非国教徒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遵奉官方的英国国教教会信条的各宗教教派的教徒。——第395页。

　　[303]天主教徒的解放是指1829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4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手段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占有者的上层拉到自己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395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