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最初作为货币同流通手段分开，是由于商品中断了自己的形态变化过程，并在它的金蛹形式上停顿下来。每逢卖不转为买，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因此，金作为货币独立起来，首先是流通过程或商品的形态变化分裂为两个彼此孤立的、互不相关的行为的明显表现。铸币的行程一经中断，铸币本身就变成货币。铸币在用商品换得它的那个卖者手中是货币，不是铸币；一离开他的手，它又变成了铸币。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生产的单方面的商品的卖者，又是（P115）他为了社会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其他商品的买者。他以卖者身分出现是以他的商品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为转移，而他以买者身分出现是由他的生活需要的不断更新决定的。他要能够不卖而买，他必须曾经卖而不买。事实上，W—G—W的流通，只是由于同时是卖和买不断分裂的过程，才是卖和买在过程中的统一。货币要作为铸币而不断地流动，铸币就必须不断地凝结为货币。铸币的不断流通，以铸币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不断停顿下来成为铸币准备金为条件，这种准备金在流通内部到处发生，同时成为流通的条件，这种准备金的形成、分配、消失和恢复经常更替着，它的存在不断消失，它的消失不断存在。关于铸币变货币、货币变铸币的这种不息的转化，亚当·斯密这样说过：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除了他所出卖的特殊商品之外，必须经常准备一定数额用于购买的一般商品。我们知道，在W—G—W的流通中，第二个环节G—W分裂为许多次买，它们在时间上不是一下完成，而是先后完成的，因此G的一部分作为铸币而流通，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而停留。货币在这里实际上不过是暂歇的铸币，流通中的铸币总量的各个组成部分，总是时而以这种形式，时而以那种形式交替出现。因此，流通手段变成货币的这个第一种转化，仅仅是货币流通本身的一个技术因素[注：布阿吉尔贝尔从这个perpetuum　mobile〔永动机〕的初次变为不动，即从它的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存在的否定中，立即察觉到货币对商品闹独立。他说：货币应该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只有它是可动的，它才能是这样，一旦它不动了，就一切都完了”（见“法国详情”第213页）。他没有看到货币的这种静止是它的运动的条件。实际上他是要说，商品的价值形式不过是它们的物质变换的瞬息间的形式，决不应该作为目的本身固定下来。]。

　　财富的最初的自然发生的形式，是剩余或过剩的形式，是并非（P116）作为使用价值而直接需要的那一部分产品，或者说，是对那些其使用价值不属于最需要范围的产品的占有。在研究从商品到货币的过渡时，我们已经知道，在尚未发达的生产阶段上，正是产品的这种剩余或过剩形成商品交换的固有范围。剩余产品变成可以交换的产品即商品。这种剩余的最适当的存在形式是金和银，这是财富被当作抽象的社会财富保存时采取的第一种形式。商品不是只能在金银的形式上被保存，就是说，不是只能在货币材料中被保存，然而金银却是在被保存形式上的财富。每种使用价值本身都是由于被消费，即被消灭而起使用价值的作用。但是，作为货币的金的使用价值，是去充当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作为无定形的原料去充当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作为无定形的金属，交换价值取得了一种永久的形式。这样作为货币而静止下来的金银就是贮藏货币。在纯粹以金属流通的民族如古代民族中，货币的贮藏是从个人到国家普遍进行的一个过程，国家保护着自己的国库。在更古的时代，在亚洲和埃及，国王和僧侣保护下的这种贮藏货币，毋宁说是他们的实力的见证。在希腊和罗马，建立国库成了一种政策，国库被看成是剩余品的永保安全而随时可用的形式。这种贮藏货币被侵略者从一国迅速移往他国，以及它的一部分突然涌入流通，是古代经济的特点。

　　作为物化劳动时间，金保证了它自己的价值量，而且由于它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化身，流通过程就保证了金能经常作为交换价值发生作用。正是由于商品所有者能够把商品在其交换价值形式上保存，或者说，能够把交换价值本身当作商品保存，那种为了在金这个转化形式上收回商品而进行的商品交换就成了流通本身的动机。商品的形态变化W—G，就是为了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为了（P117）商品从特殊自然财富转化为一般社会财富。形式变换代替物质变换而成了目的本身。交换价值从单纯的形式变成了运动的内容。商品只有当它保持在流通领域的时候，才能作为财富、作为商品保持下来，只有当它硬化为金银的时候，才能保持这种流动状态。它是作为流通过程的结晶而保持流动状态的。同时，金银本身只在不是流通手段时才固定为货币。作为非流通手段，它们变成了货币。因此，把商品在金的形式上从流通中抽出，是使它经常保持在流通中的唯一办法。

　　商品所有者只能把他作为商品投入流通的东西从流通中作为货币收回。因此，从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经常地卖、不断地把商品投入流通，是货币贮藏的第一个条件。另一方面，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不断地在流通过程本身中消失，因为它经常实现为使用价值而化为短暂的享受。因此，货币必须从吞没一切的流通洪流中被拯救出来，或者说，商品必须被固定在它的第一形态变化上，这样，货币就被阻止去履行它的购买手段的职能。现在变成货币贮藏者的商品所有者必须尽量多卖，尽量少买，正如老卡托所教导的：patrem　familias vendacem，non emacem esse　（注28）。如果勤劳是货币贮藏的积极条件，节俭便是货币贮藏的消极条件。从流通中取出商品等价物，以特殊商品或使用价值形式取出的越少，以货币或交换价值形式取出的就越多[注：“商品的储存越多，贮藏货币（in　treasure）的储存越少。”爱·米塞尔登“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第23页。]。因此，要占有一般形式的财富，就要放弃物质的现实的财富。因此，推动货币贮藏的活力是吝啬，对吝啬说来，所需要的不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而是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要取得一般形式的剩余物，就必须把特殊的需要当作奢侈和浪费。例（P118）如，1593年西班牙议会给菲力浦二世的呈文中说：

　　“伐利亚多利德的议会在1586年曾请求陛下不再准许蜡烛、玻璃器皿、珠宝、刀子等类物品向王国进口；这些对人类生活无用的东西从外国运来是为了换取黄金，西班牙人似乎成了印第安人。”

　　货币贮藏者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既不蛀又不锈、完全是天上的又完全是人间的永恒的财宝。米塞尔登在前面所引的著作中说：

　　“我们缺乏黄金的总的根本的原因，是我国消费外国商品太多，事实上，这些商品对于我们不是commodities〔有益之物〕，而是discommodities〔无益之物〕，因为它们使我们丧失了许多本来可以代替这些玩意（toys）进口的财宝。我们消费了过多的西班牙的、法兰西的、莱茵区的和近东的葡萄酒，西班牙的葡萄干，近东的无核小葡萄干，埃诺的细麻布（一种上等麻布）和细棉布，意大利的丝绸，西印度的糖和烟草，东印度的香料，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绝对必需的物品，可是这些东西都得用真金去买。”[注：米塞尔登“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第11—13页及以下各页。]

　　在金银的形式上，财富是长久的，一方面这是因为交换价值存在于不朽的金属中，另一方面特别是因为金银被阻止作为流通手段去变成只是商品的瞬息间的货币形式。于是，暂时的内容为长久的形式牺牲了。

　　“如果通过税收把一个人用在吃喝上的货币拿来，交给另一个人去改良土地、捕鱼、开矿、办工厂、甚至做衣服，对于社会总有好处，因为即使衣服也不像吃喝那样不长久。如果把货币用来购买家具，好处就更大，用来盖房子等等，好处还要大，而好处最大的，是把金银运回国内，因为只有金银不会毁坏，并且不论何时何地都被当作财富；而其他一切东西只是pro　hic et nunc［一时一地的］财富”[注：配第“政治算术”第196页。]。

　　把货币从流通洪流中拯救出来而不让它参与社会的物质变（P119）换，还明显地表现为窖藏，这样一来，社会的财富变成了地下的长久的库藏，与商品所有者发生一种完全秘密的私的关系。在德里的奥朗则布的宫殿里住过一段时间的贝尔尼埃博士，曾谈到商人们，特别是几乎掌握了全部贸易和货币的不信回教的异教徒，怎样把他们的货币秘密地、深深地埋在地里；他们

　　“深信生前埋下的金银，对他们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有用。”[注：François Bernier．《Voyage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états du Grand Mogol》，tome　Ⅰ，conf．p．312—314［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大莫卧儿帝国游记”第1卷第312—314页］1830年巴黎版。]

　　可是，只要货币贮藏者的禁欲主义与勤劳相结合，在宗教上他就实际上成了新教徒，尤其是清教徒。

　　“不可否认，买卖是必需的，没有它是不行的；人们尽可以按照基督教的道理来购买，特别是购买必需品及和体面有关的东西，因为就是长老们也曾买卖过牲畜、羊毛、谷物、牛油、牛奶等物品。这是上帝从大地拿来分配给人类的赐物。但是对外贸易从加尔各答、印度等地运回的商品，是贵重的丝绸、金器和香料，只供奢侈而别无用处，耗费了国家和人民的金钱；如果我们有统一的政权和君主，就不应该允许这种对外贸易存在。但是关于这一点我现在不想多写，因为我认为，当最后我们已经不再有钱的时候，这种贸易自然就会终止，奢侈和大吃大喝也是如此，因为不到贫困逼着我们的时候，文章和说教都是徒然的。”[注：Dr．Martin　Luther．《Bücher vom Kaufhandel und　Wucher》．1524［马丁·路德博士“论商业与高利贷”1524年版］。路德在同一个地方说：“上帝把我们德国人置于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得不让自己的金银流到外国，让全世界变富而自己沦为乞丐。如果德国不买英国的布，英国的金就没有这么多；如果我们不买葡萄牙的香料，葡萄牙国王的金也会少些。要是你计算一下，通过法兰克福一个集市有多少金钱毫无必要和毫无理由地从德国运出，你就会奇怪，怎么在德国境内还会留下一个铜板。法兰克福是金银的豁口，通过这个豁口从德国流出的，是在我们这里刚刚涌现、产生、铸造或打成的东西；如果堵塞这个豁口，现在就会听不到这样的怨言：到处都只有债务而没有货币，乡村和城市都受着高利贷的盘剥。但是，该怎样就怎样吧；我们德国人应该始终是德国人！我们决不罢休，我们应该干。”

　　米塞尔登在“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中希望把金钱至少保留在基督教国家的范围内。他说：‘由于同土耳其、波斯和东印度等非基督教国家进行贸易，货币减少了。这种贸易大部分是用现金进行的，但是这和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贸易完全不同。因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贸易虽然也用现金，但这些现金仍保留在基督教国家内。基督教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中实际上也有货币的顺流和逆流，涨潮和退潮，因为这个国家欠缺，那个国家有余，有时这个地方的货币多，那个地方的货币少；货币在基督教国家范围内来回周转，但始终没有超出它的范围。可是用来同上述非基督教国家进行贸易的货币，就总是不断支出而永不返回。”]（P120）

　　在社会的物质变换发生动荡的时期，甚至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货币也会作为贮藏货币而窖藏起来。社会联系（对于商品所有者来说，这个社会联系在于商品，而商品的最适当的存在是货币）在其坚固的形式上从社会的运动中被救了出来。社会的nervus　rerum [注：直译是：物的神经；转意是：万物的动力。——编者注]和它所依附的肉体一起被埋葬了。

　　如果贮藏货币不是经常渴望流通，它就仅仅是无用的金属，它的货币灵魂就会离它而去，它将变成流通的灰烬，流通的caput　mortuum

　　[注：直译是：骷髅；这里的意思是：残渣。——编者注]。货币，或独立化了的交换价值，按它的质来说，是抽象财富的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一定的货币额都是量上有限的价值量。交换价值的量的界限同它的质的普遍性发生矛盾，货币贮藏者感到这个界限是障碍，而这个障碍事实上同时就变成了质的障碍，换句话说，使贮藏货币仅仅成为物质财富的有限的代表。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直接表现在一个等式中，它自己成为等式的一边，商品的无限系列则成为等式的另一边。货币在实（P121）现自己的时候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这样的无限系列，也就是说，货币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它是交换价值这个概念，决定于交换价值的量。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作为自动器的运动，只能是突破它的量的界限的运动。但是当贮藏货币的一个量的界限被超越时，就又有了另一个新的障碍，必须再加以克服。表现为障碍的，不是贮藏货币的某一个界限，而是它的任何一个界限。因此，货币贮藏在它本身并无任何内在的界限，并无任何限度，它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它每次的结果中就有再次开始的动机。贮藏货币只有保存才能增加，它也只有增加才能保存。

　　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并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本质上是auri sacra　fames〔万恶的求金欲〕[注：引自罗马诗人味吉尔的长诗“亚尼雅士之歌”。——译者注]。致富的欲望与追求特殊的自然财富或使用价值（如衣服、首饰、畜群等等）的欲望不同，只有在一般财富本身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因而可以当作单独的商品保存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既表现为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样又表现为致富欲望的源泉[注：“货币是吝啬之源……这里逐渐燃起一种狂热，这已经不是吝啬而是求金欲了。”

　　Plin．《Hist．nat．》，L．ⅩⅩⅩⅢ，c．Ⅲ，［sect．14］［普林尼“博物志”第33卷第3章第14节］。]。实际上成为基础的是，交换价值本身及其增加成了目的。吝啬死守着贮藏货币，不让货币变成流通手段，但是求金欲保持着贮藏货币的货币灵魂，保持着它对于流通的经常的渴望。

　　这样，贮藏货币借以形成的活动，一方面是通过不断重复的卖从流通中取出货币，另一方面是简单的收藏、积累。事实上，只有在简单流通范围内，而且正是在货币贮藏的形式上，才有真正的财富（P122）积累，至于其他的所谓积累形式，我们在下面会看到，只是由于滥用名词，只是由于联想起简单的货币积累，才被当作积累。其他一切商品，或者当作使用价值来积累，这时，它们的积累方法决定于它们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例如，粮食的积累需要有特殊的设备。积累羊群使我变成牧人，积累奴隶和土地使主奴关系成为必要，等等。特殊财富的储备要有不同于积累本身这种简单行为的特殊过程，并且发展着个性的特殊方面。或者是，把商品形式的财富当作交换价值来积累，这时，积累就表现为一种贸易业务或特殊经济业务。经营这种业务的人变成粮商、畜贩等等。金银所以是货币，不是由于积累金银者个人的任何活动，而是由于没有这种个人的协助而进行着的流通过程的结晶。他别的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把金银放在一边，一两又一两地堆积起来就行了，这是一种毫无内容的活动，这种活动如果应用在其他一切商品上，就会使商品丧失价值[注：贺雷西的下面这几句诗表明他完全不懂货币贮藏的哲学（Satir．L．Ⅱ，Satir

　　3．［讽刺诗第二卷第三首］）：

　　“买来弦琴置一旁，不爱音乐不弹唱，

　　不作鞋匠买刀剪，不去航海买帆桨；

　　世间若有这等人，谁不说他是疯狂。

　　今有人焉攫黄金，黄金到手即埋藏，

　　平生不敢动铢两，试问此人狂不狂？”

　　西尼耳先生却比较了解，他说“货币似乎是唯一的普遍要求的东西，这是因为货币是抽象的财富，人们有了货币，就可以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不管是哪一种”。《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Ec．pol．》，traduit par le comte Jean

　　Arrivabene，Paris，1836，p．221［“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伯爵译1836年巴黎版第221页］；施托尔希也说：“因为货币代表着一切其他财富，人们只要把货币积累起来，就可以取得世界上一切种类的财富。”（“政治经济学教程”第2卷第135页）]。（P123）

　　我们的货币贮藏者表现为交换价值的殉道者，坐在金塔顶上的神圣的禁欲主义者。他关心的只是社会形式的财富，因而他把这种财富埋藏起来不让社会见到。他追求的是具有永远适于流通的形式的商品，因而他把这种商品从流通中抽出。他热衷于交换价值，因而他不进行交换。财富的流动形式和财富的化石，长命之浆和哲人之石，像在炼金术中一样，彼此疯狂地纠缠着。为了想像中的无限享受，他放弃了一切享受。因为他希望满足一切社会需要，他就几乎不去满足必需的自然需要。他把财富保存在它的金属实体中，他也就把财富化成幻影。但实际上，为货币而积累货币是为生产而生产的野蛮形式，也就是社会劳动生产力超越惯常需要的界限的发展。商品生产愈不发达，交换价值的最初独立化为货币即货币贮藏就愈为重要；因此，在古代各民族，在直到目前为止的亚洲，在交换价值尚未掌握所有生产关系的现代农业民族中，货币贮藏起着重大的作用。我们现在就要考察货币贮藏在金属流通本身中的特殊的经济职能，但我们先指出货币贮藏的另一种形式。

　　金银制的商品不管具有什么样的美学属性，既然它们用的材料是货币材料，那就可以转化成货币，就像金币或金条可以转化成这些商品一样。因为金银是抽象财富的材料，所以炫耀财富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们用作具体的使用价值，如果商品所有者在一定的生产阶段上把货币藏起来，那末只要安全，他总是力图在别的商品所有者面前以rico　hombre［大财主］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和自己的家镀上黄金[注：就在商品所有者已经变得文明而发展为资本家的时候，他的inner　man［本性］也丝毫没有改变，这可以从下面的例子得到证明：有一个国际银行的伦敦代理人，把一张十万镑的银行券装在镜框里当作恰当的家徽。妙在这张银行券嘲笑而高傲地俯视着流通。]。在亚洲，特别是在印度，货币贮藏不像在资产阶（P124）级经济中那样表现为总生产机构的附属职能，这种形式的财富却总是被当作最后的目的，在那里，金银制的商品实质上不过是贮藏货币的美学形式。在中世纪的英国，由于加在金银制的商品上的那一点粗糙劳动使它们的价值增加得很少，因此在法律上金银制的商品只是被看作贮藏货币的一种形式。它们的目的是重新投入流通，因此它们的成色定得完全同铸币本身的成色一样。用作奢侈品的金银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这个很简单的事实，在古代人看来，是十分明白的[注：见后面色诺芬的话。]，可是现代经济学家却提出了错误的论点，说金银制的商品的使用不是按照财富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只是按照贵金属价值跌落的比例而增加。因此，他们关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的消费情况的资料，在其他方面虽然确实，但是总有一个缺陷，因为用作原料的金的消费量的增加不是像他们想像的那样有相应的金价值的降低来证明。从1810年到1830年间，由于美洲殖民地同西班牙的战争（注29）以及革命所引起的矿山劳动的停顿，贵金属的平均年产量减少了一半以上。1829年在欧洲流通的铸币比1809年减少了几乎1/6。可见，虽然产量减少了，生产费用——如果有变动的话——增加了，但是，英国在战时，大陆从巴黎和会时起，用作奢侈品的贵金属的消费量却大大地增加了。它随着一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了[注：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第2卷第25章和第26章。]。作为一般的规律可以这样说：在和平时期，以金银货币变成奢侈品为主，只有在动荡的局面下，才以奢侈品倒过（P125）来变成条块或铸币为主[注：“在动荡不安的时期，特别在内乱外患时期，金银器急速变成货币；而在太平繁荣时期，货币就变成食具和饰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第2卷第357页）]。从下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金银贮藏货币同充当货币的贵金属对比起来占的比例是多么大：在1829年，据杰科布说，在英国这个比例是2：1，而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比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贵金属多1/4。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流通不过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表现，或者说，不过是社会的物质变换所借以实现的形式变换的表现。因此，流通中的金的总量，一方面随着流通中的商品的时时变动的价格总额或同时发生的商品形态变化的规模，另一方面随着商品形式变换每次的速度，必须不断地扩张或收缩；这一点只有在一国的货币总量与流通中的货币量之比不断发生变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个条件是靠货币贮藏来实现的。如果价格跌落或流通速度提高，贮藏货币的蓄水池就吸收从流通中游离出来的那部分货币；如果价格上涨或流通速度降低，贮藏的货币便开放，有一部分就回到流通中去。流通中的货币凝结为贮藏货币和贮藏货币注入流通，是一种不断交替的摆动；在摆动中哪一个方向占优势，完全是由商品流通的摆动决定的。这样，贮藏货币就表现为流通中的货币的引水渠和排水沟，因而，当作铸币而流通着的，总只是由流通本身的直接需要所规定的货币量。如果总流通量突然扩大，卖和买的流畅的统一占着主导地位，因而待实现的价格总额比货币流通速度增长得更快，贮藏货币就显著地缩减；一旦总的运动异常停滞，或者卖和买的分离加强，流通手段就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凝结为货币，贮藏货（P126）币的蓄水池就大大超过平均水平。在纯粹用金属流通的或者处于不发达的生产阶段的国家，贮藏货币无限零散，遍布全国各地，但在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它就集中到银行的金库中了。不能把贮藏货币同铸币准备金混为一谈，铸币准备金本身是经常处在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贮藏货币与流通手段的能动的关系却以流通中的货币总量的减少或增加为前提。前面已经说过，金银制的商品同样既是贵金属的排水沟，又是贵金属的潜在来源。但在平时，对于金属流通的经济来说，只有它们的第一种职能是重要的[注：在下面的一段话中，色诺芬把货币在其作为货币和贮藏货币的特殊形式规定性上作了论述：

　　“在我所知道的一切部门中，只有这一部门的新企业家不引起旧企业家的妒忌……银矿越丰富，它的采银量越大，它吸引到这种劳动上的人也越多。实际上，当家庭中有足够的家具时，人们便很少再去添置；可是，谁的银也不会多到不想再要的地步，如果真有人觉得太多，他会把多余部分埋藏起来，他所感到的喜悦，不会比使用这些钱时少。当国家繁荣时，国民特别需要银：男人除了优良的武器以外还想买骏马、豪华的房屋和设备，女人需要各种服装和金饰；如果国家遭受歉收或战争，那末由于田地荒芜，为了取得粮食，或者为了招募补充兵员，都需要货币……”Xen．《De　vectig．》，c．ⅠⅤ［色诺芬“赋税论”第4章］。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1篇第9章中，用“经济”和“货殖”两个名词，在对立中论述了W—G—W和G—W—G这两种流通的运动。希腊的悲剧作家们，特别是欧里庇得斯，把这两种形式作为δíχη［公正］和η　χερδξ［食欲］对立起来。]。（P127）

    注释：

　　[28]Patrem familias vendacem，non emacem　esse（家长该卖不该买）——这是老卡托在他的著作“论农业”（《De re rustica》）中的用语。——第118页。

　　[29]指1810—1826年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经过这次战争，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