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注：对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两人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暂且不谈这一比较将异常清楚地说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英法两国的社会对立——将是对英法两国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立的起源的叙述。这种对立最后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间又重新表现出来。]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配第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劳动，并非不清楚劳动的创造力受自（P41）然条件的限制。关于实在劳动，他一开始就是从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上当作分工来理解的[注：配第也把分工当作生产力来阐述，而且他的构想比亚当·斯密还要宠大。见《An　Essay concerning the multiplication of mankind etc．》，3　edition，1686，p．35—36［“论人类的繁殖”1686年第3版第35—36页］。他在这一著作中说明分工对生产的好处时，不仅像后来亚·斯密以制针业为例那样举出制表业为例，而且用大工厂企业的观点来看一个城市和整个国家。1711年11月26日的“旁观者”杂志（注17）曾引用这位“可敬佩的威廉·配第爵士的解释”。因此，麦克库洛赫以为“旁观者”杂志误把配第当作另一个年轻40岁的作家，那是猜错了。（见Mac　Culloch．《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a　classified　catalogue》．London，1845，p．102［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分类目录”1845年伦敦版第102页］）配第觉得自己是一门新科学的奠基者。他说，他的方法“不是传统的”。他不是把一连串比较级和最高级词汇同空论拼凑在一起，而是立志要用terms　of number，weight or　measure［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说话，只利用从感观的经验中得出的论据，只研究as have visible　foundations in nature［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他把那些以mutable　minds，opinions，appetites and passions of　particular［个人的变化无常的意图、见解、爱好和热情］为依据的原因留给别人去研究。（《Political　Arithmetic　etc．》．Lond．,1699．Preface［“政治算术”1699年伦敦版。序言］）他的天才的胆略例如表现在这样的建议中，即把爱尔兰的居民和苏格兰高地的居民连同他们的动产迁移到大不列颠的其余地区。这样，劳动时间可以节省，劳动生产力可以提高，而“国王及其臣民将更加富强”（“政治算术”第4章）。又如，当荷兰作为一个贸易国家还占着优势地位，而法国似乎要变成一个称霸于世的贸易强国的时候，他在“政治算术”的一章中就证明英国负有征服世界市场的使命，他说：“英王的臣民有适宜而充裕的资本来经营整个商业世界的贸易。”（同上，第10章）“阻止英国强大的种种障碍是暂时的、可以排除的。”（第247页及以下各页）他的全部著作洋溢着别致的幽默。例如，他指出，荷兰（当时它在英国经济学家的眼中正如今日英国在大陆经济学家的眼中一样，是一个模范国）征服世界市场是合乎自然的，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荷兰人有天使般的机智和理解力”（同上，第175—176页）。他维护信仰自由，把它看作贸易的条件，“因为只要允许穷人这样想：他们的财产虽然少些，但是他们对于他们看作穷人特有财产的神的（P42）事物有着更多的机智和理解力，那末穷人就会勤勉，就会把劳动和辛勤看成是对于神的义务”。因此，贸易“不是同任何一种宗教结合着，而首先是和居民中的异教徒结合着”。（“政治算术”，第183—186页）他主张为骗子公开征收一种特殊的捐税，因为对于公众说来，为骗子纳税比让骗子课税好些（同上，第199页）。相反，他反对那种使财富从实业者手中转入“专门吃喝玩乐和搞玄学”的人们手中的租税。配第的著作几乎是书肆珍品，只散见于陈旧拙劣的版本；这一点尤其值得奇怪的是，威廉·配第不仅是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并且还是别号兰斯唐侯爵的英国辉格党的奈斯托尔——亨利·配第的先祖。但是，兰斯唐家族要出版配第全集，不附上一篇作者的传记几乎是不行的，而显贵的辉格党门第的大多数的origines［家世］，正是the　less said of them the　better［少说为妙］。这个敢于思想而又十分轻浮的外科军医，既能在克伦威尔的盾的保护下掠夺爱尔兰，又能为这种掠夺向查理二世跪求必要的男爵称号，这样的祖像是不便公诸于世的。同时，配第在他生前出版的大部分著作中，力图证明查理二世时期正是英国的繁荣时期，而这一看法在《glorious　revolution》［“光荣革命”］的世袭冒充者看来是一种异端。]。这种关于物质财富的源泉的看法，不像在他的同代人霍布斯那里一样多少是无结果的，而是把他引导到政治算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分离出来的最初形式。但是，他把交换价值看成货币，正如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表现的那样，而把货币本身看成存在着的商品，看成金银。他受着货币主义的观念束缚，把特种的实在劳动即采掘金银的劳动，叫做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他实际上是说，资产阶级的劳动应该生产的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是那种在交换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转移而表现为金银，即表现为货币、交换价值、物化一般劳动的使用价值。然而，他的例子显然证明，认识了劳动是物质财富的源泉，并不排斥不了解那种使劳动成为交换价值的源泉的特定社会形式。

　　布阿吉尔贝尔就他这方面来说，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因为他用个人劳动时间在（P43）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la　juste　valeur），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但同时他又和配第相反，狂热地反对货币，认为由于货币的干预，商品交换的自然平衡或和谐被破坏了，他认为货币是一个要求把一切自然财富作祭品的荒诞的摩洛赫。如果说，这个反对货币的论战一方面同一定的历史条件有关，因为布阿吉尔贝尔攻击路易十四的宫廷、包税人和贵族的具有盲目破坏作用的求金欲[注：布阿吉尔贝尔在反对当时的“理财秘术”时说：“财政学不过是对农业和商业的利益的深刻认识。”《Le　détail de la France》．1697．Ausgabe von Eugène Daire　der《E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ⅩⅤⅢsiècle》．Paris，1843，vol．Ⅰ，p．241［“法国详情”1697年版，载于欧仁·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241页］。]，而配第则把求金欲当作鼓舞一个民族去发展产业、征服世界市场的强大动力加以颂扬，那末，这里同时也出现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则对立，这种对立是真正英国的经济学和真正法国的[注：不是拉丁语系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学派和米兰学派重演了英法政治经济学问的对立，而早期的西班牙人，要未只是重商主义者或像乌斯塔里斯那样的变相重商主义者，要末像霍韦利亚诺斯那样（见他的Obras．Barcelona，1839—40［“文集”1839—1840年巴塞罗纳版］）与亚·斯密同持“中庸之道”。]经济学之间的经常对立的重复。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注：“真正的财富……不仅是生活必需品的充分享受，而且是剩余物品和一切足以引起快感的东西的充分享受。”Boisguillebert．《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 la richesse　etc．》，1．c．，p．403［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的本性”，载于欧仁·德尔“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403页］。但是配第是个轻浮的、掠夺成性的、毫无气节的冒险家，而布阿吉尔贝尔虽然身为路易十四的法官，却既热情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阶级声辩。]，他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使用价值作为商品来生产以及商品的交换过程，看成是个人劳动借以达到它的目的（P44）的合乎自然的社会形式。因此，一遇到资产阶级财富的特殊性质，例如在货币上，他就认为有强挤进来的外来因素的干涉，并对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进行激烈的攻击，对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却空想地加以赞美[注：蒲鲁东式的法兰西社会主义患着同样的民族遗传病。]。布阿吉尔贝尔的例子向我们证明，劳动时间还是可以看成商品价值量的尺度的，尽管把物化在商品交换价值中并用时间来衡量的劳动同个人直接的自然活动混为一谈。

　　第一次有意识地、明白而浅显地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的分析，我们是在新世界的一个人那里发现的，在新世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同它的承担者一起输入进来，并且在这块由于土质肥沃而补救了历史传统贫乏的土地上迅速生长起来。这个人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在1719年所写而在1721年付印的一本青年时代的著作中，表述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注：Franklin，B．The　works of etc．，ed．by J．Sparks，vol．Ⅱ．Boston，1836：《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文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他说必须撇开贵金属而寻找另一种价值尺度。这种尺度就是劳动。

　　“银的价值可以和其他一切东西的价值一样完美地用劳动来衡量。比如我们假定，有一个人种玉蜀黍，另一个人采矿炼银。到年底或者在任何其他一段时期以后，生产的全部玉蜀黍和全部银互为自然价格，再假定前者是20蒲式耳，后者是20盎斯，则1盎斯银的价值等于生产1蒲式耳玉蜀黍所耗费的劳动。但是，如果发现了更近便易采和更富的矿，现在一个人生产40盎斯银同从前生产20盎斯一样容易，而生产20蒲式耳玉蜀黍所需要的劳动还和从前一样，那末，这时2盎斯银的价值不会多于生产1蒲式耳玉蜀黍所耗费的那个劳动，而caeteris　paribus［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前1蒲式耳值1盎斯，现在1蒲式耳就值2盎斯了。因此，一国的财富要用它的居民所能购买（P45）的劳动量来估计。”[注：杰·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文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265页：《Thus　a riches of a country are to be valued by the　quantity of labour its inhabitants are able to　purchase》．]

　　于是，劳动时间在富兰克林那里就以经济学家的片面性立即表现为价值尺度。实在产品转化为交换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问题只在于替它们的价值最发现一种尺度。

　　他说：“既然贸易整个说来不过是劳动对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东西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注：《Trade in　general being nodthing else but the exchange of labour　for labour，the value of all things is，as I have said　before，most justly measured by labour》，同上，第267页。]

　　只要把这里的“劳动”一词换成实在劳动，我俩立刻就会发现，一种形式的劳动和另一种形式的劳动被混为一谈了。既然贸易，比如说，就是鞋匠劳动、矿工劳动、纺工劳动、画匠劳动等等的交换，那末难道鞋的价值用画匠的劳动来估价就是最正确的吗？富兰克林的意思正好相反，他是说，鞋、矿产品、纱、画等等的价值，决定于那种不具有特殊的质、因而只在量上可以衡量的抽象劳动[注：L．c．：《Remarks　and facts relative to the American paper　money》，1764［“富兰克林文集”：“关于美国纸币的评论和事实”1764年版］。]。但是，因为他不是把交换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当作抽象一般的、由个人劳动的全面转移而产生的社会劳动来阐明，他就必然看不到货币就是这种被转移了的劳动的直接存在形式。因此，在他看来，货币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并没有内在的联系，货币倒是为了技术上的方便而从外面搬进交换中来的一种工具[注：见《Papers　on American　Politics》［“美国政治问题论文集”〕。“关于美国纸币的评论和事实”1764年版（“富兰克林文集”）。]。富兰克林关于交（P46）换价值的分析，对科学的总的发展并无直接影响，因为他只是出于一定的实际需要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个别问题。

　　究竟哪一种特殊的实在劳动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源泉呢？在十八世纪，实在的有用劳动同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之间的对立，就是以这样的问题形式激动着欧洲。这就已经假定，并不是每一种实现为使用价值或提供产品的劳动，因而就已经直接创造财富。但是，对于重农学派来说，也像对他们的反对者来说一样，争论的焦点倒不是哪一种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哪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因此，他们还没有把问题在初级形式上解决，就先在复杂化了的形式上进行探讨，正如一切科学的历史进程一样，在到达它们的真正出发点之前，总要经过许多弯路。科学和其他建筑师不同，它不仅画出空中楼阁，而且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室。关于重农学派这里不再多谈，并且把一整批在正确分析商品方面表露了或多或少中肯想法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注：例如见Galiani．《Della　Moneta》，vol．Ⅲ，in den《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Herausgegeben von Custodi）．Parte　moderna．Milano，1803［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他说：“只有fatica［辛劳］才使物品有价值。”（第74页）把劳动叫作辛劳，是南方人的特点。]也略去不说，我们直接来看一看建立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整个体系的第一个不列颠人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注：斯图亚特的，《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一书，最初是在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前10年即1767年在伦敦用两卷四开本出版的。我引的是1770年的都柏林版。]。在他那里，政治经济学的抽象范畴还处在从它们的物质内容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因而表现得模糊不清和摇摆不定，（P47）交换价值这个范畴也是如此。他在一个地方说实在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what　a workman can perform in a　day［一个工人一天所能做的］），但同时又混乱地加上Salair〔工资〕和原料[注：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第1卷第181—183页。]。在另一个地方，同物质内容进行的搏斗表现得更加激烈。他把一个商品所含的自然物质，例如，银器中所含的银，叫作商品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worth），而把商品所含的劳动时间叫作商品的使用价值（useful value）。

　　他说：“前者是某种本来就是实在的物……而使用价值则相反，它必须依照为生产它而耗费的劳动来估计。为改变物质形式而耗费的劳动，代表一个人的时间的一定部分……”[注：同上，第361—362页：《represents　a portion of a man's time》。]

　　斯图亚特比他的前辈和后辈杰出的地方，在于他清楚地划分了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特殊社会劳动和获取使用价值的实在劳动之间的区别。

　　他说：“那种通过自身转移（alienation）而创造出一般等价物（uni—versal　equivalent）的劳动，我称之为产业。”

　　他不仅把作为产业的劳动同实在劳动区别开来，而且也同劳动的其他社会形式区别开来。他认为，这种劳动是资产阶级形式的，是同它的古代形式和中世纪形式相对立的。他特别注意资产阶级劳动和封建劳动之间的对立，他在苏格兰本地以及周游大陆时，曾对没落阶段的封建劳动进行过考察。斯图亚特当然很清楚，在资产阶级以前的时代，产品就采取过商品的形式，商品也采取过货币的形式，但是他详细地证明，只是在资产阶级生产时期，商品才成为财富的基本的原素形式，转移才成为占有的主导形式，因此，生（P48）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注：因此他说，以替土地所有者创造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的宗法式农业是一种“滥用”诚然，这不是在斯巴达，或者在罗马，或者甚至在雅典，而是在十八世纪的工业国家。这种《abusive　agriculture》，［“滥用的农业”不是《trade》［“经营活动”］，而“只是谋生的手段”。正如资产阶级农业清除了农村的过剩人口一样，资产阶级工场手工业清除了工厂的过剩人手。]。

　　在农业、工场手工业、航海业、商业等等实在劳动的特殊形式轮流地被看作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之后，亚当·斯密宣布劳动一般，而且是它的社会的总体形式即作为分工的劳动，是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在这里他完全没有看到自然因素，可是在纯粹社会财富即交换价值的领域内，自然因素却追跟着他。诚然，斯密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价值，但是，他又把这种价值规定的现实性推到亚当以前的时代。换句话说，从简单商品的观点看来他以为是真实的东西，一到资本、雇佣劳动、地租等等比较高级和比较复杂的形式代替了这种商品时，他就看不清了。例如，他说：在市民阶级的paradise　lost［失乐园］中，人们还没有以资本家、雇佣工人、土地所有者、佃户、高利贷者等身分互相对立，而是以简单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交换者的身分互相对立，在那里，商品价值是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他经常把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价值这一规定混为一谈，在谈到细节时总是摇摆不定，把社会过程在不等劳动间强制实行的客观的均等化，误认为是个人劳动的主观的权利平等[注：例如，亚当·斯密说：“对从事劳动的人说来，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必然有同等的价值。在他的健康、体力和活动处于正常的情况下，在他的技巧处于平均水平的条件下，他所付出的休息、自由和幸福的分量总是一样多。所以，不论他取得多少商品作为他的劳动的报酬，他所付的代价总是一样。诚然，用这个代价买来的商品量，有时多些，有时少些，但这只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值有了变动，而不是因为购买商品的劳动的价值有了变动。可见，只有劳动从来不改变自己的价值。因此，它是商品的实在的价格……”]。他力图用分工来说明实在劳动之转化为生产（P49）交换价值的劳动，即转化为资产阶级劳动的基本形式。认为私人交换以分工为前提固然是对的，但是认为分工以私人交换为前提就错了。譬如在秘鲁人中曾有过非常发达的分工，但是并没有私人交换，产品并没有作为商品交换。

　　大卫·李嘉图与亚当·斯密相反，他十分清楚地作出了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并且指出，这个规律也支配着似乎同它矛盾最大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李嘉图的研究只限于价值量，在这方面他至少推测到这个规律的实现有赖于一定的历史前提。他说，价值量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只适用于这样的商品，

　　“这些商品可以由工业任意增加，它们的生产受无限制竞争的支配”[注：Ricardo，Davi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3　edition．London，1821，p．3［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租税的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页］。]。

　　实际上，这不过是说，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同时，李嘉图还把劳动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劳动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分，按照物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注18）是他所知道的（P50）唯一的社会形式。李嘉图虽然受着这种资产阶级视野的限制，但是他对深处与表面完全不同的资产阶级经济作了非常深刻的理论上的分析，以致布鲁姆勋爵说：

　　“李嘉图先生似乎是从别的行星上掉下来的。”

　　西斯蒙第在同李嘉图的直接论战中不仅强调指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注：Sismondi．《E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t．2，p．162．Bruxelles，1838［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2卷第162页］：“商业把一切东西都归结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而且指出：“我们经济进步的特征”在于把价值量归结于必要劳动时间，归结于

　　“全社会的需要和足以满足这种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注：同上，第163—166页及以下各页。]。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被货币弄得虚假了，西斯蒙第不再为这种观念所束缚，但是，正像布阿吉尔贝尔非难货币一样，他非难大工业资本。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

　　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经济学界发生的争论自然就集中到他身上。如果撇开这种争论的多半是幼稚的[注：最幼稚的恐怕是让·巴·萨伊给康斯坦西奥翻译的李嘉图著作的法文本所加的注释，最迂腐而又傲慢的是新近出版的麦克劳德先生的《Theory　of Exchanges》（注19），London，1858［“汇率论”1858年伦敦版］。]形式，它可归纳为下列几点：

　　第一：劳动本身有交换价值，而不同的劳动有不同的交换价（P51）值。把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是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作为尺度的那个交换价值本身还需要有尺度。这种非难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已知劳动时间是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试以此为基础论证工资。雇佣劳动学说将答复这个问题。

　　第二：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个劳动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劳动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当等于劳动的产品[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抓住了。他们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责备实际与理论相矛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论原则的臆想的结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这样把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转过来反对政治经济学。留给蒲鲁东先生去做的，就是不仅把旧社会的基本原则宣布为新社会的基本原则，并且宣称自己是李嘉图概括英国古典经济学全部成果的那个公式的发明者。事实证明，当蒲鲁东先生在海峡彼岸“发现”这个公式的时候，在英国，甚至对李嘉图公式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早已被人遗忘了。（参看我的《Mieère　de la Philosophie etc．》．Paris，1847［“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关于la　valeur　constituée［构成价值］一节）]。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Ergo〔因此〕，这种非难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资本时解决。

　　第三：商品的市场价格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动而低于或高于它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由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实际上，在这种奇怪的结论中不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种与交换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是如何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更正确地说，交换价值规律如何只是在自己的对立物中实现。这个问题将在竞争学说中解决。（P52）

　　第四：最后一个辩驳，假如不是像通常那样用古怪例子的形式提出来，似乎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如果交换价值不过是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那末，不包含劳动的商品怎么会有交换价值呢？换句话说，纯粹的自然力的交换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将在地租学说中解决。（P53）

　　注释：

　　[17]“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每日出版的文学杂志，1711—1714年在伦敦出版。——第42页。

　　[18]李嘉图在他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伦敦第41第21页（《On protection to　agriculture》．Fourth　ed．London，1822，p．21）上提到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常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或正方形的住宅区。“欧文的平行四边形”这一名词就是由此而来的。——第50页。

　　[19]马克思称为《Theory of　Exchanges》的这篇著作是亨·丹·麦克劳德的文集“政治经济学原理”1858年伦敦版（《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1858）的第4章。——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