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利的一封关于他被驱逐出瑞士的信，说明了非议员的流亡者所受待遇的一例；可惜限于篇幅，我只能加以摘录。信的开头叙述两个德国流亡者，席利的友人比和伊[注：比斯康普和伊曼特。——编者注]离开日内瓦之后，在游历瑞士时被捕；随后德律埃使他们重获自由，他们又返回日内瓦。

　　席利接着写道：“我受他们的委托，去访问法济，想弄清他们是否还会遭到迫害，法济安慰我说：他，作为州当局的首脑，将不泄露他们的化名，联邦当局也没有发来有关他们的任何命令；不过，如果我按他的话和他的声明去找一下司法部门和警务部门的首长日拉先生，那就更好。我按他的话办了，取得了近乎同样的效果，我留下了我的住址，以备万一联邦当局有什么命令下来。数周之后，一位警吏来找我，要我说出比和伊的地址。我拒绝了，跑去找上述的日拉。他威胁说，如果我不说出他们的地址，就要驱逐我。我回答说，按照我们先前的约定，他们可以把我当做ｉｎｔｅｒｍéｄｉａｉｒｅ〔调停人〕，但决不能把我当做ｄéｎｏｎｃｉａｔｅｕｒ〔告密者〕叫来。于是他对我说：《ＶｏｕｓａｖｅｚＩａｉｒｄｅｖｏｕｌｏｉｒｖｏｕｓｉｎｔｅｒｐｏｓｅｒｃｏｍｍｅ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ｅｕｒｅｎｔｒｅｍｏｉｅｔｃｅｓｒéｆｕｇｉéｓ，ｐｏｕｒｔｒａｉｔｅｒｄｅ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à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您似乎想（P717）

　　承担一位大使的职责，在我和这些流亡者之间进行调停，就像是两个平等国家间举行谈判一样。”〕我回答说：《ＪｅｎａｉｐａｓＩ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ｄｅｔｒｅａｃｃｒéｄｉｔé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ｅｕｒｐｒèｓｄｅｖｏｕｓ》〔“我没有在您这儿当大使的奢望。”〕确实，我也没有受到任何大使的礼遇，便被撵出门外了。在回来时，我得知比和伊二人刚被找到，遭到逮捕而且被带走了，既然如此，我可以认为上述的威胁已经消除了。但是我没有考虑到4月1日；在1852年的这个倒霉的日子，一位警吏在街上拦住我，要我跟他去市政局，说局里似乎要问我什么事。在那里，国务参事图尔特，管理驱逐流亡者事务的日内瓦委员（当时在日内瓦管理同样事务的联邦委员特罗格的ａｄｌａｔｕｓ〔助理员〕）对我说，我已被驱逐，因此他应当立即把我送到伯尔尼，他表示非常遗憾，因为州当局对我没有任何恶感，但是联邦委员坚持要驱逐我。我请求引我去见联邦委员，但他回答说：《Ｎｏｎ，ｎｏｕｓｎｅｖｏｕｌｏｎｓｐａｓ，ｑｕｅｌｅｃｏｍｉｓｓａｉｒｃｔéｄéｒａｌｆａｓｓｅｌａｐｌｏｉｃｅｉｃｉ》〔“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干这儿的警务。”〕但是这同他先前的话是自相矛盾的，而且完全把他的日内瓦国务参事的角色演糟了，因为这个角色在于用自由派的姿态抵制联邦当局的驱逐要求，而只是在暴力下让步，但同时甚至高兴地或者恭顺地听命于ｇｅｎｔｌ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轻微的压力〕。这一角色的另一特点是：背着被驱逐的人说他是奸细，为了‘正义事业不得不加以驱逐……所以，图尔特事后对流亡者们说，他应当把我赶走，因为我同联邦委员勾结，而且同他一起反对他的（图尔特的）旨在保护流亡者的措施，也就是我同那位——使图尔特非常遗憾——下命令驱逐我的委员进行秘密活动！Ｑｕｅｌｌ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ｅｓ〔真是胡说八道！〕多么虚伪和矛盾！而且这一切是为了少许的ａｕｒａ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ｓ〔一时的声望〕。当然，这位先生之所以官运亨通，只是由于能随风转舵。联邦委员会里就只缺少这位日内瓦大会议和日内瓦国务会议的议员，瑞士联邦院或国民院的议员，生来糊涂的参事来确保瑞士的安宁；难怪这样写着：Ｐｒｏ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ＤｅｉｅｔｃｏｆｕｓｉｏｎｅｈｏｍｉｎｕｍＨｅｌｖｅｔｉａｓａｌｖａｆｕｉｔ〔神的意志和人的迷惘拯救了海尔维第〕。”

　　席利到达伦敦之后，向雷赞（下面要谈到这个人）影响下的日内瓦“独立报”送去一项抗议图尔特诽谤的声明，这家报纸不久前尖锐地抨击过“自由派ｆａｉｓｅｕｒｓ〔耍花招的〕在驱逐流亡者出瑞士时”所使用的愚蠢的诽谤攻击；这项抗议没有被接受。（P718）

　　席利继续写道：“从日内瓦市政局出来，就进了监狱，第二天，在警察的押送下，乘邮车从监狱去伯尔尼，德律埃先生把我在伯尔尼的一座所谓古塔内严密监禁了两星期……”

　　德律埃在同被监禁的席利的通信（往下将谈到这些信件）中把全部过错都推给日内瓦州，可是图尔特又说全是联邦当局的过错，日内瓦州当局对席利决没有任何恶感。不久前，日内瓦的法院侦查员雷赞向他作过同样的保证。关于这位先生，席利这样写道：

　　“趁1851年夏日内瓦举行联邦射手节的机会，雷赞作了用法文和德文用版的‘联邦射手节通报的编辑，并聘请我为撰稿人，答应给我300法郎的报酬；我的工作是ｆｌａｇｒａｎｔｅｄｅｌｉｃｔｏ〔现场〕记录委员会主席图尔特的德文欢迎词和告别词。这个任务（我要对图尔特表示感谢，虽然是过迟的感谢）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差不多每次都用同一套热烈的言词向不同的射手代表团讲话，只是根据他所祝贺的是伯尔尼的熊、还是乌利的牛或是联邦的其他组织而稍加改变；因此当重弹‘一旦发生危险，我们将如何如何的老调时，我可以安然搁笔。雷赞问我为什么这样做时，我就回答：《ｃｅｓｔｌｅｒｅｆｒａｉｎｄｕｄａｎｇｅｒ，ｊｅｌｅｓａｉｓｐａｒｃｕｒ》〔“这个关于危险的老调我已经背熟了。”〕但是，雷赞并没有付给我辛辛苦苦应得的300法郎，而是唉声叹气地给我100法郎，但要我继续为他准备在日内瓦创办的政治性刊物撰稿，他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是为了不依赖任何现存党派，在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当时的‘自由主义的法济—图尔特政府进行斗争，尽管他本人也是属于这个政府的。他非常适合干这样的事情，像他自己经常吹嘘的，准备《ｄａｒｒａｃｈｅｒｌａｐｅａｕàｑｕｉｑｕｅｃｅｓｏｉｔ》〔“剥掉任何人的皮”〕……为此目的，当我因为联邦射手节的劳累在瑞士旅行的时候，他委托我为这一事业笼络关系，这事我已照办，回来后还向他做了书面汇报。但是，在这期间乱起了完全不同的一股风，以全速把他从海盗航行中吹进现存政府的安静的港湾。Ｊｅｎéｔａｉｓｄｏｎｃｐｏｕｒｍｅｓｆｒａｉｓｅｔｈｏｎｏｒａｉｒｅｓ〔这样，我就得自己承担一笔花销和失去一笔报酬〕，我一直要他偿付这笔报酬，但都白费劲，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个富翁……在我被捕前不久他还向我发誓说，他的朋友图尔特向他保证，根本谈不到我会被驱逐的问题，因此我不必采取措施来防备日拉的威胁等等……我在监（P719）

　　狱古塔ｄｅｐｒｏｆｕｎｄｉｓ〔深处〕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给我一点欠我的钱，并请他解释发生的事（指我的被捕等），尽管他向送信人保证满足我的要求，但一直没有给我回信。

　　……数月后，科（一个可靠的没有成见的人）写信告诉我，我被驱逐是流亡的议员们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已由拉尼克尔在信中的附言ｍｏｒｄｉｃｕｓ〔确凿〕证实了。许多深知底蕴的人也表示了这种看法，后来我曾经得到机会亲自同他们谈过这件事情……然而我可不是鬣狗莱纳赫那样的议会野心家，每天把已经归天的帝国摄政福格特从帝国的坟墓中拉到伯尔尼的餐桌上，使　　他自己像‘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的化身那样坐着，而ｅｎｔｒｅｉｏ〔在吃最后一道甜食的时候〕便把木乃伊及其化身贪婪地吞下去ｆｒｏｍａｇｅ，Ｉｓｐｒｅｅｔ引起普遍的震惊。的确，我不是议会功勋的崇拜者。恰恰相反！但是，难道这些先生们因此就想通过把我驱逐出帝国——瑞士也包括在帝国之内，因为在瑞士埋葬了帝国宪法和最后一次帝国国会闭幕式——的办法来对我施加报复吗？我倒是认为，他们要对我进行迫害，恐怕是如我前信中说的：由于议会对我、贝克尔和几个日内瓦公民组织的日内瓦流亡者委员会感到愤懑……究竟为什么这些先生们要夺取流亡者之间分配救济金的权利，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包括巴登小议会的邓策尔）采取的办法同我们的做法不同，他们不是打算用这些钱来帮助特别困难的工人，而是想主要用来安抚有职业的受难者、革命英雄、过惯好日子的祖国的儿子们……手工工人们说得好，ｆｅｃｉｔｃｕｉｐｒｏｄｅｓｔ〔对谁有利，谁就干〕。由于我的活动确实对这些先生们不便，因此就产生了他们利用自己在领导阶层中的威信来清除我的想法。大家知道，他们曾利用过ａｕｒｅｍｐｒｉｎｃｉｉｐ里·奥·ｓ〔上司的耳朵〕，总之，他们离这只耳朵很近，要低声说些我如何不安分的话是很方便的，特别是，他们不止一次地在ｐｒｉｎｃｅｐｓ〔首领〕图尔特的周围聚集过……”

　　席利讲述了他从伯尔尼古塔出来被押送过巴塞尔法国国界之后说：

　　“至于流亡者的放逐费用，我希望这笔费用决非由联邦国库负担，而是由神圣同盟支付。在我们踏上瑞士国土一段时间以后，有一天，奥里珈·公主（P720）

同伯尔尼的俄国代办正在伯尔尼的一室旅馆里进餐。Ｅｎｔｒｅｐｏｉｒｅｅｔｆｒｏｍａｇｅ（同可怕的莱纳赫ｓａ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ａｉｓｏｎ〔不能相比〕），公主对她的对方说：《Ｅｈｂｉｅｎ，Ｍｏｎｓｉｅｕｒｌｅｂａｒｏｎ，ａｖｅｚｖｏｕｓｅｎｃｏｒｅｂｅａｕｃｏｕｐｄｅｒéｆｕｇｉéｓｉｃｉ？》〔“哦，男爵先生，你们这里还有很多流亡者吗？”〕那一位回答说：《Ｐａｓｍａｌ，Ｐｒｉｎｃｅｓｓｅ，ｂｉｅｎｑｕｅｎｏｕｓｅｎａｙｏｎｓｄéｊàｂｅａｕｃｏｕｐ’ｒｅｎｖｏｙéＭＤｒｕｅｙｆａｉｔｄｅｓｏｎｍｉｅｕｘàｃｅｔéｇａｒｄ，ｅｔｓｉ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ｆｏｎｄｓｎｏｕｓａｒｒｉｖｅｎｔ，ｎｏｕｓｅｎｒｅｎｖｅｒｒｏｎｓｂｉｅｎｅｎｃｏｒｅ》〔“不少，公主，虽然我们已经送走许多。德律埃先生正在尽力而为，如果我们得到新的救济金，我们还会送很多人走。”〕这段话是当时侍候他们的一个侍役听到后转告我的，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他曾是我指挥下的一名志愿兵。”

　　在席利被驱逐的时候，他的行李神秘地丢失了，再也没有找到。

　　“这些东西怎么会在哈佛尔从德国移民的车厢的行李堆中突然失踪（我们在巴塞尔由移民局代办克林科关进这节车厢，克林科受到联邦当局委派，把我们遣送到哈佛尔，而且流亡者的行李同移民的行李是完全混在一起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这只有借助流亡者的名单和他们的物品单才能发生。或许瑞士驻哈佛尔领事——商人万纳尔更清楚这事，我们是先到他那里再继续被遣送的。他答应全部赔偿损失。后来德律埃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也证实了这一诺言，为了在联邦委员会辩护我的起诉，我把这封信寄给了伯尔尼的律师福格特。但是他至今没有寄还这封信，也没有对我寄给他的信作任何答复。而1856年夏天我遭到联邦委员会的坚决驳回，而且对这个决定并没有作任何说明……

　　但是，所有这些以及宪兵押送和带着手铐等等的驱逐，如果同遣送所谓巴登人中的较轻罪犯回国相处，同在睦邻协议的幌子下以特殊的关切进行的遣送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后者领有特制的通行证和回国后立即去地方当局登记的命令，他们得不到从事自己职业的机会，只能用各种各样方法赎自己的罪。用这种办法引渡过来的这些人（因为引渡这个词是最合适的）所默默忍受的痛苦，还有待历史家来记载和复仇者来报复。（P721）

　　瑞士的塔西佗在谈到瑞士的时候说，‘一个人如果被人指出缺点而仍不失为伟大就应该对那个人加以赞扬。值得这样赞扬的材料并不缺乏；这种赞扬不会损害它一根毫毛……ｑｕｉａｉｍｅｂｉｅｎｃｈａｔｉｅｂｉｅｎ〔爱得深，责得严〕。实际上，我这方面总是对瑞士怀着始终不渝的同情。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和人民。瑞士人随时准备熟练地使用保存在家里的火枪，以维护光荣的历史传统，维护经济中的优良的现代成果，因而在我的心目中，他们非常值得尊敬。他们应当得到别人的同情，因为他们同情别人争取美好命运的斗争。瑞士的一个农民为德国南部起义失败感到烦恼，他说，‘我宁愿让我们上帝的那一对最好的天使死掉也比这好。也许，他不会用他自己的马车为这事去冒险，宁可拿他自己的生命和火枪去冒险。因此，瑞士人即使由于有自己的世袭产业和为了保卫这些产业而保持中立，他们的心灵深处并不是中立的。况且包藏着他的美好的内核的中立的旧壳，显然受不了这一切外人的践踏——这正是中立的实质——，它很快会破碎，于是气氛也就澄清了。”

　　席利的信就是这样。他在伯尔尼监狱的塔楼中，不可能同德律埃会面，但是同这位先生通了信。席利写信问他被捕的理由，并要求允许他向伯尔尼的律师维斯进行法律上的谘询，德律埃在1852年4月9日这样答复说：

　　“……日内瓦当局决定把您驱逐出该州，命令逮捕您并把您解送到伯尔尼由我部处理，因为您是最不安分的流亡者之一，企图窝藏伊和伯，而您是有责任向当局报告这两个人的。由于以上原因，并且由于您继续留在瑞士将损害瑞士联邦的国际关系，所以联邦委员会决定把您驱逐出瑞士国境等等……由于逮捕您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您提交刑事法庭或违警法庭，而是考虑国家安全所采取的一种措施……所以您没有必要向律师谘询。此外，在按照您的请求允许您同律师维斯先生会晤以前……我想知道这次会晤的目的。”

　　席利经过再三申请才被允许给他在日内瓦的朋友写的一切信件，事先都经过德律埃先生的检查。席利在一封信中用了这样的话：《Ｖａｅｖｉｃｔｉｓ》〔“呜呼，战败者”〕。于是，德律埃在1852年4月19日给他的信中写道：（P722）

　　“您给雅[注：雅科比。—编者注]先生的信中说：《Ｖａｅｖｉｃｔｉｓ》……您是否想说，联邦当局以对待战败者的态度对待您？如果是这样，那末这是一种欺骗性的攻击，我必须对此提出抗议。”

　　席利在1852年4月21日答复大权在握的德律埃说：

　　“联邦委员会参事先生，我不认为这样形容对我采取的措施就应当被指责为欺骗性的攻击；至少这种指责不能使我放弃我是受到残酷对待的想法；恰恰相反，一个被监禁者从监禁他的人那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认为是更增加了残酷。”[注：席利和德律埃通信的原文是法文。——编者注]

　　1852年3月底，在席利被捕和其他非议员流亡者被驱逐以前不久，反动的“日内瓦报”刊登了各色各样的关于日内瓦的德国流亡者策划共产主义密谋的谣言：特罗格先生正在忙于收拾窝藏着84条共产毒龙的德国共产分子的窠穴等等。除了这家反动的日内瓦报纸以外，还有属于议会帮的伯尔尼的一个文丐——可以设想是卡尔·福格特，因为他在“主要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有过从共产主义流亡者手中拯救瑞士的荣幸——用笔名《ＳＳ》在“法兰克福报”上散布类似的谣言。例如，他写道，由共产主义者组成的日内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由于不合法地分配救济金而垮台，已由一些正派人（议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取代，这些人将很快结束这种混乱现象；其次，日内瓦的独裁者看来终于开始服从联邦委员的命令，有两个属于共产主义派别的德国流亡者被捕，并已从日内瓦解到伯尔尼等等。巴塞尔出版的“瑞士国民报”（注597）在1852年3月25日第72号上刊登了日内瓦的答复，其中提到：　　

　　“任何不具成见的人都知道，正像瑞士仅仅致力于巩固和根据宪法发展（P723）

自己的政治成果那样，本地留下的少数德国流亡者所做的只是赚取每日的面包和一些毫无危害性的事情，关于共产主义的神话，只是庸俗的幻想家和政治上或本身有利害关系的告密者的臆想。”

    文章指出“法兰克福报”驻伯尔尼议会的通讯员就是这样的一个告密者，然后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　　

　　“本地的流亡者认为，他们中间有许多像往昔的‘帝国的比德曼和巴塞尔

　　曼之流的所谓‘正派人，他们由于怀念祖国的肉锅（注598），企图以这种反动的卑鄙勾当来求得本国君主的宽恕；但愿他们立即一路顺风，免得再败坏流亡者和让他们避难的政府的名声。”

　　流亡的议员们知道，席利是这篇文章的作者。3月25日的巴塞尔“国民报”发表了这篇文章，4月1日席利就无缘无故地被捕了。《Ｔａｎｔａｅｎｅａｎｉｍｉｓｃｅｌｅｓｔｉｂｕｓｉｒａｅ？》〔“神灵的怒火是不是这样强烈？”〕[注：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１册。——编者注]（P724）

    注释：

    [597]“瑞士国民报”（《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Ｚｅｉｔｕｎｇ》）是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年起在巴塞尔出版。—— 第723页。

    [598] 席利套用了已经成为谚语的著名说法“惋惜埃及的肉锅”。据圣经故事，当被俘的犹太人从埃及逃跑时，其中一些胆怯的人由于道路的艰难和饥饿，开始惋惜他们做奴隶的日子，因为那时至少还可以吃饱肚子。—— 第7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