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virtue of this jest will be the

　　incomprehensible lies that this same fat rogue will

　　tell us》.

　　“这场玩笑的妙处，是在听听这个肥胖的无赖会向我们讲些什么海阔天空的谎言。”[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一幕第二场。——编者注]

　　在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有一章专门谈到舍尔瓦尔的密谋（注369）。我在那里指出，施梯伯怎样同舍尔瓦尔(克列美尔的假名)这一工具，怎样同卡尔利埃、格莱夫和弗略里这些产婆，捏造了所谓巴黎德法九月密谋[注：在我的“揭露”印成之后，我才知道德拉奥德(化名杜普勒)以及普鲁士警探贝克曼(当时是“科伦日报”（注370）记者)和佐美尔也都参与了这件事。]，以便弥补引起科伦检察院不满的、在“客观犯罪构成”方面的漏洞，因为原来他们认定科伦的囚徒们是有罪的。

　　科伦案件（注371）期间，我所提出的辩护证据，确凿地证明了舍尔瓦尔同我和科伦被告们没有任何关系，以致同一个施梯伯在10月18日(1852年)还发誓作证，说他的舍尔瓦尔同我们是一伙，而在1852年10月23日(“揭露”第29页（注372）)就否认了这项证词。他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好放弃把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我们扯在一起的打算。施梯伯总归是施梯伯，但施梯伯毕竟还不是福格特。

　　我认为在这里重复我在“揭露”中所援引过的关于所谓九月（P437）密谋的说明，是完全不必要的。1852年5月初，舍尔瓦尔回到了伦敦。他原是在1850年夏初，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从伦敦移居巴黎的。1852年2月，他被判刑，几个月之后，巴黎警察当局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回到伦敦之初，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我和我的朋友们在1850年9月中就已退出了该协会（注373）)把他当做一个政治上的蒙难者来欢迎他。但是这场欺骗的寿命并不长。舍尔瓦尔在巴黎的丰功伟绩很快便暴露了，而且也就在1852年5月的一次公开会议上，人们把他当做一个无耻之徒赶出了协会。1851年5月初被捕的科伦被告们，仍然在被押侦查中。从密探贝克曼由巴黎寄给他的机关报“科伦日报”的一篇简讯中，我了解到：普鲁士警察当局企图事后捏造舍尔瓦尔及其密谋同科伦被告们有关系。因此，我开始寻找有关舍尔瓦尔的材料。结果我发现，舍尔瓦尔曾在1852年7月向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前大臣和著名折衷主义哲学家冯·雷·[注：雷缪扎。——编者注]先生表示甘愿充当奥尔良派的密探。冯·雷·先生同巴黎警察局的关系帮助他从巴黎舍尔瓦尔的档案中弄到了一些摘要。在法国警察局的报告中，舍尔瓦尔就是Chervald　nommé Frank，dont le véritable nom est　Kremer〔通称为弗兰克的舍尔瓦尔特，他的真姓是克列美尔)。档案上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他曾经是哈茨费尔特公爵、普鲁士驻巴黎公使的密探，他在complot　franco-allemand〔法德密谋〕中是一个叛徒，目前还是法国的密探，等等。科伦案件期间，我把这些材料通知了一个辩护人——律师施奈德尔第二先生，并嘱咐他在必要时可以说出这些材料是我提供的。当施梯伯在10月18日开庭时发誓（P438）说爱尔兰人舍尔瓦尔——他自己说1845年曾因伪造票据在亚琛坐过牢，——仍然被关在巴黎的时候，我立即经当次邮班通知施奈德尔第二：莱茵普鲁士人克列美尔化名舍尔瓦尔“仍然”住在伦敦，每天同普鲁士警监格莱夫碰头，而这个已被判刑的普鲁士罪犯，英国立即会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把他引渡的。如果把他弄到科伦去当证人，施梯伯的把戏就会全被戳穿。

　　在施奈德尔第二的压力下，施梯伯终于在10月23日宣称，他听说舍尔瓦尔好像已从巴黎逃跑，但他又庄严宣誓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位爱尔兰人现在何处，也根本不知道他同普鲁士警察当局有何关系。实际上，舍尔瓦尔当时已被调到伦敦格莱夫那儿去做临时工作，每周领取固定薪俸。我的材料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引起的关于“舍尔瓦尔的秘密”的辩论，迫使舍尔瓦尔逃离伦敦。我听说他到泽稷岛执行警务去了。我好久不知道他的行踪，直到从纽约出版的“工人共和国报”（注374）的一篇日内瓦通讯中，才偶然得知舍尔瓦尔于1853年3月化名纽金特到了日内瓦，1854年夏天又从日内瓦跑走了。可见，他在日内瓦会见福格特时，是在我的那本败坏他的名誉的“揭露”由沙贝利茨在巴塞尔出版几个星期之后。

　　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福斯泰夫式的“历史故事”吧。

　　福格特硬说他的舍尔瓦尔假逃出巴黎以后马上就到日内瓦去了，可是在这以前他曾硬说：舍尔瓦尔在九月密谋暴露前“几个月”，已由共产主义秘密同盟(同上，第172页)从伦敦“转送”到巴黎去了。这样一来，从1852年5月到1853年3月这段时间便完全不见了，而从1850年6月到1851年9月这段时间则被缩短成“几个月”。只要有一位福格特能在科伦陪审法庭上发誓说“伦敦共产主义秘密同盟”是在1850年6月把舍尔瓦尔派到巴黎（P439）去的，施梯伯就会什么也干；只要能看到福格特同他的施梯伯一起汗流浃背地坐在证人席上，我也就会不惜付出一切！赌咒发誓的施梯伯同他的鸟儿格莱夫、他的维尔穆特以及他的小玩意儿戈德海姆，同他的Bellelvogt。[注：文字游戏：Greif，Wermuth和Goldheim(小称是Goldheimchen)是警官的姓；同时《Greif》又有“兀鹰”的意思，《Wermut》又有“苦痛”和“苦艾”的意思，《Goldheimchen》又有“金黄色的蟋蟀”的意思；《Bettelvogt》直译是：“乞丐总管”，在这里则为“形形色色败类的保护人”。——编者注]这是多可爱的一帮人啊！福格特的舍尔瓦尔到日内瓦去时，“给纽金特先生很快便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思及其同伙的所有熟人”带去了“介绍信”(第173页)。他“在‘总汇报’的一位记者家里住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大概是由于我的介绍信(即“揭露”)，——接近福格特的机会，后者给了他一项石印工作(同上，第173—174页)，而且同他，就像从前同约翰大公、接着又同普隆-普隆那样，发生了某种“学术上的联系”。“纽金特”有一天在帝国摄政（注375）的“办公室”里工作，一位“熟人”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并揭穿他是一个《agent　provocateur》〔“奸细”〕。原来纽金特在日内瓦不仅同福格特打交道，而且忙于“建立秘密团体”的工作。

　　“舍尔瓦尔-纽金特主持会议、做记录、担任同伦敦通信的工作。(同上，第175页)“他骗取了一些不太聪明的、但一般说来是好样的工人们的信任”(同上)，但是，“在团体的成员当中，还有马克思集团的一个娄罗，大家都认为他可能是德国警察当局的一个密探”(同上)。

　　舍尔瓦尔-纽金特与之“形影不离”的马克思的“所有熟人”突然变成了“一个娄罗”，而这一个娄罗又分成“留在日内瓦的马克思的娄罗们”(第176页)，后来纽金特不仅“从巴黎”同这些娄罗们“通信”，而且他还像吸铁石一样，把他们“吸引到”在巴黎（P440）的“他的身边”来(同上)。

　　又是麻布“衣服”“换成”草绿色衣服的老故事！

　　舍尔瓦尔-纽金特要建立他的团体的目的是：

　　“大量制造假钞票和国库券，借以动摇专制者的信用和破坏他们的财政制度”(同上，第175页)。

　　舍尔瓦尔大概是在模仿著名的皮特，大家知道，这位皮特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曾在伦敦附近建立了一家印制法国假钞票的工厂。

　　“纽金特本人已经为此目的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石版和铜版，已经指定秘密同盟的一些轻信成员，要他们带上一包包这些”——石版和铜版吗？不是，——“这些假钞票〈自然，钞票是在印出以前就包好了的〉动身到法国、瑞士和德国去”(见第175页)，

　　可是西塞罗-福格特已经手握脱鞘之剑站在舍尔瓦尔-卡提利纳的身后。福斯泰夫式的人物的特征是，不仅他们本身是被吹起来的，而且又全都进行吹嘘。瞧，把“革命奔波”限制在瑞士并用一批输船使流亡者远涉重洋的我们那位大嗓门，瞧，他怎样在舞台上露面，演出什么样的传奇剧，又怎样把施梯伯同舍尔瓦尔之间在巴黎进行的白刃战的趣闻留诸后世(见“揭露”（注376）)！他就这样站着，这样运用他的剑[注：这里套用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中福斯泰夫的话。——编者注]！

　　“这整个密谋计划(同上，第176页)订得极其可鄙。”“每个工人团体都要对舍尔瓦尔的计划负责。”已经“出现了来自外国使团方面的秘密询问”，已经打算“败坏瑞士、特别是日内瓦州的名声”。

　　但是州官并没有睡觉。他对瑞士进行了第一次拯救，——进（P441）行了一种后来多次重复而且成效日增的实验。

　　“我不否认”，——这位身体颇有重量的人叫道，——“我不否认，我为粉碎这些恶毒计划作出了我的重大贡献；我不否认，我为此找过日内瓦共和国的警察当局；我至今还感到遗憾〈伤心的西塞罗〉：某些受骗者的热心，竟成了给诡计多端的主谋者的预告，因而使他逃脱了逮捕。”

　　但是，不管怎样，西塞罗-福格特已“粉碎了”卡提利纳的密谋，拯救了瑞士，给他随时准备着作出贡献的地方“作出了”他的重大贡献。几个星期以后，——像福格特说的，——舍尔瓦尔又出现在巴黎，“在那里，他根本不是躲躲闪闪的，而是像任何一个公民那样公开生活的”(同上，第176页)。大家都明白，仿造的empire〔帝国〕的巴黎公民们(citoyens)是怎样公开生活的。

　　舍尔瓦尔如此“公开”在巴黎游荡，poor〔可怜的〕福格特在访问巴黎时却每次都要躲藏在罗亚尔宫普隆-普隆的桌子下面！

　　实在很抱歉，为了同福格特的有力的察哈里埃之歌唱对台戏，我不得不援引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如下一封信。德国流亡界的老将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的革命活动，从汉巴赫大典（注377）到他以第五基干师师长身分为之战斗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柏林军事周刊”的这种无疑公正的意见，证明了他的军事功勋)，早已家喻户晓了，因此用不着我对写信人再作任何介绍。我只想指出：他的信是写给我在伦敦的一位熟人德国商人莱[注：莱茵兰德尔。——编者注]的；我本人同约·菲·贝克尔并不相识；他同我从来没有过政治上的联系；最后，我删去了信前面谈到的事务性问题，也删去了有关硫磺帮和制刷匠帮的大部分，因为我们已经从前面的叙述中知道了。(原信目前（P442）归在柏林我的案件的证件内)

　　“1860年3月20日于巴黎

　　……前几天我得到了福格特contra〔反对〕马克思的小册子。这一著作使我感到更加难受，因为它完全歪曲了所谓硫磺帮的历史和臭名远扬的舍尔瓦尔的历史(由于我当时住在日内瓦，这类历史我知道得很清楚)，而且还非常错误地把它们同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政治活动搅在一起。我本人不认识马克思先生，同他也从来没有任何接触；相反，福格特先生和他的家庭，我在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了，因此我同后者的关系要亲近得多；对福格特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的轻率和无耻，我只能表示极大的遗憾和极坚决的谴责。在斗争中，使用歪曲的甚至无中生有的事实是不光彩的。即使责难福格特为拿破仑效劳是毫无根据的，那末，他像一个自杀者一样用以毁灭锦绣前程、破坏和辱没自己地位和声誉的那种轻率举动，也还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我衷心希望他用正当方法来根本推翻这种严厉的责难。鉴于到此为止他在这件不愉快事情上的所作所为，我觉得绝对有必要同您谈谈所谓硫磺帮的历史和‘无可非议的’舍尔瓦尔先生的历史，从而使您能够作出判断：马克思对硫磺帮和舍尔瓦尔先生的存在和活动究竟有多少责任。

　　那末，我就来简单谈一下硫磺帮的产生和消亡。关于这个帮，未必有谁能比我提供更确切的情况了。不难理解，我当时住在日内瓦，由于我所处的地位，我不仅能够从头了解流亡界所发生的一切；而且，为了共同事业，我作为一个长辈，认为自己有责任关心这个帮所做的一切事情，以便在必要时能够事先告诉和劝阻流亡者，使他们放弃某些荒诞的图谋，虽然这种图谋是由于不幸、甚至常常是由于绝望心情造成的困境而产生的，是情有可原的。根据三十年的经验，我十分明白，任何流亡生活都充满了幻想。”

　　(以下，大部分都已在波克罕和席利的信中叙述过了。)

　　“……这个多半是由无业游民组成的团体，被戏称为硫磺帮。这是由偶然聚在一起的年轻人结成的一个小团体，事先并没有任何准备，没有主席和纲领，也没有章程和教义。他们对秘密同盟或者需要有计划地达到的任何政治目标或其他目标，连想也没想过；他们仅仅公开地、甚至过分公开地和坦率地追求效果，达到了无节制的地步。他们同马克思更没有什么联系，马克思（P443）对他们的存在肯定也一无所知，同时他们当时同马克思在社会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此外，这帮小伙子当时表现了一种自命不凡、独立不羁的倾向，因此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他们未必会服从某个人的权威；他们会嘲笑福格特的那种慈父般的训诫，会嘲笑马克思的那种带倾向性的指示。由于我的大儿子每天都同他们的头儿们来往，因此他们当中发生的事情，我知道得格外清楚。这个无拘无束的帮和它的一套把戏，其存在时间并没有超过1849—1850年冬季；环境迫使我们的这些英雄们天各一方了。

　　谁能想到，早就被人遗忘的硫磺帮会在蛰居十年之后被福格特教授点燃起来，用令人窒息的烟味来反对假想的敌人；谁能想到，一些阿谀逢迎的下流报棍子竟像电磁交感导体一样兴高采烈地把这种烟味传播得更远。要知道，甚至par　excellence〔真正〕自由主义的冯·芬克先生，在涉及意大利问题时也谈到了硫磺帮，并且用它来说明谦逊的普鲁士议院。而布勒斯劳的资产阶级，——它似乎总是享有好名声的，——为了庆祝硫磺帮，竟sancta　simplicitas〔天真地〕组织了狂欢游行，并且为了表示自己的善意，还用硫磺熏了城市。

　　可怜而无辜的硫磺帮啊！nolens　volens〔不管愿意不愿意〕，你都得在你安然去世之后化成一座真正的火山，就像魔鬼用警察吓唬胆小的庸人一样，把全世界的笨伯都硫炼一番，使发热的头脑燃烧得最旺；我觉得，福格特自己也被你永远烧伤了喉咙。

　　现在来谈克列美尔，vulgo〔即〕舍尔瓦尔。这个政治社会方面的骗子和通常的骗子于1853年在日内瓦露面，化名为英国人纽金特。这是跟随他的那位冒名老婆的婚前的姓，她是一个地道的英国女人。纽金特的英语和法语讲得都很流利，但长期避免讲德语，因为他大概很想让别人把他当做真正的英国人。纽金特自己说，他是熟练的石印工人和彩色石印工人，他把彩色石印术带到了日内瓦。他长于交际，善于安排自己并有利地表现自己。他很快便接受了大学教授们的许多定货，为博物学和古代艺术制插图。最初，他深居简出，后来几乎光同法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往来。我当时设了一个office　de　renseignements〔问事处〕，办了一家日报——‘勒芒湖信使报’。一位名叫施泰歇尔的巴登流亡者，过去做过实科学校校长，在我那儿担任编辑。这人在绘画方面天赋很高，想在彩色石印方面得到深造以后，来改善自己的境况；他拜英国人纽金特为师。施泰歇尔经常告诉我关于这位能干、热心而又慷慨的（P444）英国男人和那位可爱而又娇媚的英国女人的种种好事。施泰歇尔又是工人教育协会的音乐教员，有一次他把他的老师纽金特带到协会去；我在那儿高兴地同他初次结识，他破格地讲起德语来，而且他用的是下莱茵区方言，讲得很流利，因而我对他说：‘您不是英国人。’但他坚持己见，并且解释说，他的父母在他童年时就把他送进波恩的一个学校里，他在那里一直呆到18岁，因此学会了那里的方言。最近还对这位‘可爱的’人钦佩莫名的施泰歇尔，也帮助纽金特使人相信他是英国人。相反，这件事使我对阿尔比昂的这位假儿子大加怀疑，并且劝告协会的会员们对他要加小心。过了不久，我在法国流亡者协会碰到了这位英国人，我来得很凑巧，他正好在吹嘘他在巴黎起义时期的英雄业绩。这时我才明白他也在搞政治。这使我对他产生更大的怀疑；我对他在作战时所表现的‘狮子般的勇猛’——用他的话来说，——开了点玩笑，让他有机会当着法国人在我面前维护他的业绩，但是因为他以狗一般的温顺接受了我的辛辣的嘲笑，使我很瞧不起他。

　　从那以后，只要有可能，他就竭力迴避我。同时，他在施泰歇尔的协助下，在德意志工人协会里组织跳舞晚会，他们不费一文地找来了几个乐师——一个意大利人、一个瑞士人和一个法国人。我在这些晚会上又遇到的这位英国人，已经完全是在得心应手的环境中的一个真正的maître　de　plaisir〔主持人〕了；因为狂欢和向女士们献殷勤，比表现狮子般的勇猛，更为他所胜任。但是在工人协会中他并不搞政治；他在这儿只是纵情地跳舞、蹦跳、欢笑、饮酒和唱歌。然而，我从维尔腾堡的一个首饰匠弗里茨那儿得知：这位‘彻底革命的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同盟，由他(弗里茨)以及一个德国人、几个意大利人和法国人总共七个成员组成。我要求弗里茨不要参与同这位政治上的技巧运动表演家有关的任何重大事情，要他本人立即退出同盟，并说服他的同仁们也这样做。过了不久，我从一个书贩那儿收到一本马克思写的关于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舍尔瓦尔已被揭穿是克列美尔，并且已被揭露出是一个骗子和叛徒。我立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纽金特也就是舍尔瓦尔，尤其因为按照小册子所载，他出生于莱茵，——这同他所说的方言相吻合，——而且同一个英国女人同居，这也是与事实一致的。我立刻把我的想法告诉施泰歇尔、弗里茨等人，并且要他们读读这本小册子。对纽金特的怀疑很快就传播开了，——马克思的小册子起了应起的作用。弗里茨很快就对我说，他已退出了这个‘小同盟’，其他人也会照他的样子做。（P445）他同时也向我公开了该同盟的秘密目的。这个‘英国人’打算伪造国家有价证券来破坏欧洲各国的信用，并准备用换得的款子发动欧洲革命，等等。就在这时，有一位曾在巴黎当过律师的法国流亡者累亚先生，在讲授社会主义。纽金特也在听课；在巴黎案件中作过纽金特的辩护人的累亚，认出他就是舍尔瓦尔，而且立即向他说了。纽金特急切地恳求不要暴露他。我是从一位法国流亡者、累亚的友人那里知道这件事的，而且马上把这件事通知了大家。纽金特竟然厚颜无耻地又到工人协会去，但人们揭穿他就是法国人舍尔瓦尔和德国人克列美尔，并把他赶了出去。据说，宾根的拉尼克尔曾为此事对他严加斥责。此外，日内瓦警察当局想追究他组织上述小同盟一事，但是，国家有价证券的伪造者已经无影无踪了。

　　他在巴黎干过瓷器绘画工作，因为我在这儿也干的这项工作，所以我们在业务上有所接触。但是他仍然是那样浮躁、轻佻得不可救药。

　　我实在不明白，福格特怎么竟敢把这个流氓在日内瓦的荒唐行径同马克思这样人物的活动胡扯在一起，竟敢把他称做马克思的同志或工具，尤其是因为这事涉及的时期，正是马克思用上述小册子痛斥这个骗子的那个时候。要知道，正是马克思用自己的小册子揭穿了他，把他赶出了日内瓦，而福格特竟说什么他在日内瓦是为马克思效劳的。

　　当我思考自然科学家福格特怎能误入这种歧途时，我简直莫名其妙。眼见福格特何等轻率地、何等徒劳地、何等白白地在毁坏他那由于各种情况的偶然凑合而取得的强烈影响，难道不觉得可惜吗！在这以后，如果大家对福格特的自然科学著作都抱着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把它们看成也是浮皮潦草地、敷衍塞责地根据虚假的观念、而不是根据肯定的、经过对事实深入研究而得出的一些科学结论，也就不会使人感到奇怪了！

　　要成为政治家和学者，光有虚荣心是不够的，否则，甚至克列美尔也可能成为政治家和学者了。遗憾的是，福格特由于他的硫磺帮和他的舍尔瓦尔，自己也堕落到舍尔瓦尔那步田地了。的确，他们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相似之处，突出地表现在：追求日常幸福、富裕生活和交际乐趣，而对严肃认真的事情采取轻率嘲弄的态度……

　　希望很快能收到您的友好回信，请接受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约·菲·贝克尔

　　又及：我刚才又翻了翻福格特的小册子，使我感到更为惊奇的是：我看（P446）到制刷匠帮也获得了这种荣誉。这个帮是怎么一回事，你应当知道一些……

　　其次我也在这本小册子中读到：福格特硬说什么纽金特-舍尔瓦尔-克列美尔是受马克思之托来日内瓦的。因此，我认为必须作如下补充：在日内瓦的最后一分钟还冒充英国人的那个纽金特，从来不让人觉察出：他在何时何地曾经同某一个德国流亡者有过联系；因为这对他的化名是根本不利的。甚至目前在这儿，尽管这种做法对他已经没有像当时在那儿一样有意义，但他仍然拒绝承认这一点，并且否认以往曾经结交过德国人。

　　在这以前，我总以为福格特是轻率地遭到了别人的愚弄，但是现在，他的所作所为越来越令人感到是心怀叵测的诡计。他并不使我感到兴趣，但是我可怜他那善良而可爱的年迈父亲，毫无疑问，这些事将给他带来许多不愉快的时刻。

　　我不仅允许您：甚至请求您：为了真理和善举，把我告诉您的这些东西在您的熟人中传播。

　　忠实于您的 约·菲力浦·贝”(见附录3)（P447）

    注释：

　　[369]1851年9月，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地方支部的成员在法国遭到了逮捕；该集团是1850年9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分裂出来的。这一集团采取了小资产阶级的密谋策略，无视现实形势，打算立即组织起义，因而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得以在领导巴黎的一个支部的奸细舍尔瓦尔的帮助下制造了所谓德法密谋案件。1852年2月，被捕者被判罪，罪名是策划政变。警察当局给奸细舍尔瓦尔安排了越狱潜逃。普鲁士警察当局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说成是德法密谋的参加者，这种企图遭到了彻底破产。1851年9月在巴黎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由于缺乏罪证很快就被释放了。施梯伯在科伦案件中所提供的旨在证明被告们参加德法密谋的种种假证词，马克思已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舍尔瓦尔的密谋”一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中驳得体无完肤了。——第437页。

　　[370]“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日报，从1802年起用这一名称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随之而来的反动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胆怯的和叛变的政策。——第437页。

　　[371]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1847—1852)的11名成员被审讯，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控告的物证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集团那里偷来的一些文件。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7名被告被分别判处3年至6年的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案件的组织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用来反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见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49—456页和第457—536页)。——第437页。

　　[37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88页。——第437页。

　　[373]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里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自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二十世纪，许多俄国政治流亡者曾访问过这个协会。——第438页。

　　[374]“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er)是1850—1855年威·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工人报纸；该报反映了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代表人物的观点。——第439页。

　　[375]卡·福格特是帝国摄政政府的五个成员之一，该摄政政府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残阙”议会在斯图加特成立，以代替从1848年6月起存在于德国的、以帝国摄政约翰大公为首的所谓中央政权，它公开奉行反革命方针。在保守派议员和大批自由派议员离开议会之后，议会有被解散的危险，因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便于1849年6月初把会址迁往斯图加特。摄政政府想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订的而为德意志各邦君主拒绝的帝国宪法，这种企图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残阙”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第440页。

　　[37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72—487页。——第441页。

　　[377]汉巴赫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地方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这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代表组织的一次政治性示威。参加大典的人发言号召全体德国人团结一致，反对德意志各邦君主，为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和制宪改革而斗争。——第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