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查理”，“勇敢的卡尔”，vulgo〔俗称〕卡尔·福格特，现在给我们讲穆尔顿的失败。

　　“很多工人和流亡者都被〈即被李卜克内西〉巧妙地说服了，因此终于决定在穆尔顿召开革命代表大会。各地方团体的代表都应秘密前往该地，他们打算在那儿讨论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义的最终日期。全部准备工作都绝对保守秘密，通知只由李卜克内西先生的心腹和他的通讯员送发。代表们或步行、或乘船、或骑马从四面八方向穆尔顿集中，但他们很快就被宪兵逮捕了，因为后者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用这种办法抓到的这一伙人，在夫赖堡的奥古斯丁寺院里拘押了一个时候，后来被送到英国和美国去了。李卜克内西先生受到了特别照顾。”(“主要著作”第168页)

　　“李卜克内西先生”参加过司徒卢威领导的1848年9月起义，（P430）后来在巴登坐牢，一直到1849年5月中，巴登爆发武装起义时才获得自由，接着参加了巴登国民炮兵队当炮兵，后来被福格特的友人布伦坦诺当做造反者再度投入拉施塔特囚室。第二次获释后，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时期参加了由约翰·菲力浦·贝克尔率领的师团，最后同司徒卢威、康海姆、科尔恩和罗森勃鲁姆一起越过法国边境，前往瑞士。

　　当时，我对“李卜克内西先生”和他的瑞士“革命代表大会”的了解，比对伯尔尼锅匠街本茲酒馆老板那里举行的酒馆代表大会的了解还要少。在那里，满桌的议会豪杰们兴高采烈地再次嘟囔他们在圣保罗教堂（注365）说过的话，按号码相互分配未来帝国的席位，并且听取大胆查理的那一套大吹大擂、粗野笑话、淫词秽语和夸夸其谈来消磨流亡生活中的难熬夜晚；这位大胆查理当时按照德国的古老传说，多少带着幽默地亲自为自己准备了一份“帝国酒鬼”的特许证。

　　“传说”的开头是这样说的：

　　Swaz ich trinken’s han gesëhen，

　　daz ist gar von kinden geschëhen:

　　ich han einen swëlch gesëhen，

　　dem wil ich meisterschefte jëhen．

　　Den dûhten becher gar entwiht，

　　ër wolde näpf noch kophe niht，

　　ër tranc ûz grôzen kannen，

　　ër ist vor allen mannen

　　ein vorlauf allen swëlhen

　　von ûren und von ëlhen（P431）

　　wart solcher slünd nie niht

　　getan.[注：我们大家都不反对喝酒，——但说实在的，

　　这全是一种儿戏：

　　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酒徒，

　　他喝起酒来简直令人吃惊。

　　他不满意大高脚杯，

　　既不愿用盂形缸，

　　也不愿用大腹杯，

　　他喝酒都用大桶，

　　真不愧为每一个好酒者的崇高典范；

　　就是大鹿和水牛

　　也从来不那么大口大口喝。

　　(引自十三世纪德国的一首打油诗“酒鬼”)。——编者注]

　　然而，我们还是回头来谈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吧。“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起义的日期！”“绝对保守秘密的准备工作！”“或步行、或乘船、或骑马绝对秘密地从四面八方集中”。这位“大胆查理”钻研我在“揭露”中戳穿的施梯伯的那一套手法，显然没有白费力气。

　　实际情况是这样：李卜克内西在1850年初担任日内瓦工人协会主席。他建议当时在瑞士的彼此毫无联系的各个德国工人协会联合起来。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于是便决定向24个不同的工人协会发出书面通知，邀请它们到穆尔顿集会，讨论拟议中的组织问题和创办共同机关报问题。日内瓦工人协会内部的辩论，通知书的分发，其他24个工人协会内部有关此事的讨论，都是公开进行的，举行穆尔顿代表大会的日期也是公开的。如果瑞士当局要禁止这个大会，那它在开会前一个月就能办到。但是自由派分子德律埃先生的计划，却是玩弄戏剧性的警察手腕，他当时正在物色（P432）一个他可以一口吞下去的人，以便使当时正在进行威胁的神圣同盟心满意足。作为工人协会主席在代表大会通知书上署名的李卜克内西，获得了公认的主谋者的荣幸。人们把他同其他代表隔离开来，在夫赖堡塔楼顶上给了他一处免费住所，他能在那里极目远眺，自得其乐，甚至每天有权在塔楼的平台上散步一小时。对待他的唯一独特之处，就是把他隔离。他曾多次请求把他同其他代表拘禁在一起，可是每次都遭到拒绝。但福格特懂得，警察当局对自己的《moutons》[注：指专门放进被捕者中间去的密探，旨在刺探必要的情报(直译是：公羊)。——编者注]不予隔离，反而要把这些“令人喜欢的交谈者”硬塞进被捕者的内部去。

　　两个月以后，李卜克内西同一位姓格贝尔特的人一起被夫赖堡的警察局长送往伯桑松，在那里，他像他的这位盟内同志一样，得到了法国当局允许前往伦敦的通行证，但是接到警告说，要是他们不按照指定路线前往，就要把他们发配到阿尔及利亚去。由于这次出乎意料的旅行，李卜克内西失去了他在日内瓦的大部分什物。不过，也应当对卡斯特拉、法列尔以及当时夫赖堡政府的其他委员们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不论对待李卜克内西，或者对待穆尔顿的所有囚徒，都是非常人道的。这些先生们还记得：不过是几年以前，他们自己也蹲过监狱或者流亡过，而且公开对大科夫塔（注366）德律埃强加于他们的那种警察职权表示厌恶。对在押的流亡者的待遇，并不像流亡的“议员们”所想的那样。因此，目前还在瑞士的一个家伙，某一位议员先生，认为有责任出版一本抨击性小册子，来痛骂所有在押的人，特别是李卜克内西，因为他的“革命”思想超出了议会健全理智的界限。可是“大胆查（P433）理”似乎还不满足于李卜克内西所受到的“特别照顾”。

　　我们这位“大胆查理”的全部蹩脚文章的特点，就是带有剽窃痕迹。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大家知道，瑞士自由派习惯于对他们的牺牲者散布流言蜚语，说他们犯了进行moucharderie〔间谍活动〕的罪行，以便使自己的粗暴驱逐令带有“自由主义的性质”。法济驱逐了司徒卢威，公开宣布他是“俄国间谍”。同样地，德律埃宣布布瓦肖是法国mouchard〔间谍〕。图尔特下令在日内瓦大街上突然把席利抓起来送往伯尔尼监狱塔楼以后，也是用同样手法contra〔对付〕他的。《Le　commissaire maire fédéral Monsieur Kern exige votre　expulsion》〔“联邦委员、市长凯伦先生要求驱逐您”〕，——当席利提出为什么这样粗暴对待他时，权大无边的图尔特这样回答说。席利说道：《Alors　mettez-moi en présence de Monsieur　Kern》〔“那就让我见见凯伦先生”〕。图尔特却说：《Non，nous ne voulons pas que　M.le commissaire fédéral fasse la police à　Genève》〔“不行，我们不愿联邦委员先生干日内瓦的警务〕。这一回答的逻辑，跟同一个图尔特在担任瑞士驻都灵公使时所表现的绝顶聪明相比，可说毫无逊色；在萨瓦和尼斯的割让已是fait　accompli〔既成事实〕之后，他写信告诉瑞士联邦主席说：卡富尔拚命地反对这种割让。然而，也许是同铁路有关的外交问题当时把图尔特的正常机敏弄迟钝了。在席利已被极其严格地secret〔单独监禁〕在伯尔尼之后，图尔特才给他的粗暴的警察行动点缀上“自由主义的性质”，才向德国的流亡者，例如芬克博士窃窃耳语：“席利同凯伦秘密勾结，并向他密告日内瓦的流亡者，等等”。甚至日内瓦“独立报”（注367）当时也认为：“把对流亡者进行系统的诽谤提高为国家原则”是日内瓦政府的一种人所共知的（P434）罪孽(见附录1)。

　　德国警察当局一提出要求，瑞士自由派政府便把所谓的“首领”驱逐出境，从而破坏了避难权，——这项权利是以残存的革命军不参加巴登土地上的最后一战为条件的。后来也轮到了“盲从者”。瑞士政府用形形色色的欺骗手法，迫使成千的巴登兵士接受了回国护照，可是他们一回国就落到早已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从哪儿来，怎么来”的宪兵们手里。随后是神圣同盟的威胁，随威胁而来的是穆尔顿的警察手腕。但是，“自由主义的”联邦委员会（注368）还不敢像“勇敢的卡尔”做得那样过分。它只字未提“革命代表大会”、“同盟的最后组织工作”和“起义的最终日期”。为了面子关系而不得不进行的侦查，结果是一无所得。

　　外国的“战争威胁”和“政治宣传倾向”，——这就是“为难的”联邦委员会为了给自己辩护而在一份官方文件中闪烁其词地提到的一切(见附录2)。“瑞士自由主义”警察的丰功伟绩，决不因造出了“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而达到顶点。1851年1月25日，我的朋友威廉·沃尔弗(“议会的羊群”把他戏称为“议会的狼[注：文字游戏：德文里的Wolff是姓，《Wolf》是“狼”。——编者注]”)从苏黎世写信告诉我：

　　“联邦委员会采取它惯用的手法，已使流亡者从11000人减少到500人，但是，它在没有把不拥有相当财产或特殊关系的一切人都赶出去以前，是不会安心的。”

　　不言而喻，为革命奋斗过的流亡者是敌视圣保罗教堂的英雄好汉们的，因为后者以无休止的空谈扼杀了革命。这班英雄好汉竟然毫不羞惭地把他们的敌手转交给瑞士警察当局。（P435）

　　席利到了伦敦之后，福格特的心腹、拉尼克尔这个怪物曾亲自写信告诉他说：

　　“请设法在某一家比利时报纸上搞几栏来刊登声明，并请不要放过机会来使那些卑鄙的德国狗〈议员们〉在美国不得安生，因为他们已把自己出卖给那个大脖子的外交官〈德律埃〉，成了他的工具。”

　　现在，大家就懂得“大胆查理”所说的下面一段话是什么意思了：

　　“我竭尽全力限制流亡者的革命奔波，并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在大陆上或海外找到栖身之所。”

　　在“新莱茵报”第257号的一篇文章中，可以读到以下一段话：

　　“海得尔堡1849年3月23日。我们的友人福格特，左派的先进战士，帝国当代的幽默家，帝国未来的巴罗，防止革命的‘可靠信号手’，正在同——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不！——同一些真正的反动分子联合起来。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把羁押在斯特拉斯堡、伯桑松和德国边境其他地方的‘个人’派遣到美国去，换言之，就是流放到美国去……卡芬雅克的军刀制度当做惩罚强加于人的东西，这班先生们却想以基督之爱的名义来得到……大赦死了，——流放万岁！当然，在这里没有pia　fraus〔虔诚的欺骗〕也是不行的，如竟说什么流亡者自己希望迁移等等。但是，据‘湖滨小报’发自斯特拉斯堡的消息说，这种流放计划在所有流亡者中间掀起了真正的怒潮，等等。他们全都希望很快回到德国，即令像福格特先生所动人地说的那样，他们不得不因此而冒参与某种‘疯狂大胆的行动’的风险。”

　　然而，对“大胆查理”的穆尔顿革命代表大会已经说得够多了。（P436）

    注释：

　　[365]1848年5月18日至1849年5月3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举行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会议。——第431页。

　　[366]大科夫塔是在十八世纪以招摇撞骗出名的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扎莫)臆造出来的一个埃及祭司的名字。卡利奥斯特罗说，这个埃及祭司是一个什么共济会“埃及分会”的全能全知的首领，他自己则是该会的创建者和活动家。——第433页。

　　[367]“独立报”(《L’Indépendant》)是瑞士资产阶级民主周报，1851—1852年用这一名称在日内瓦出版。——第434页。

　　[368]联邦委员会是瑞士政府名称。——第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