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官想出了多么新奇的花样！”

　　(席勒)[注：“威廉·退尔”第一幕第三场。——编者注]

　　“我公开宣布”，——福格特摆出一副小丑姿态，一本正经地说，——“我公开宣布：凡随马克思及其同志参加任何政治阴谋的人，迟早将落入警察手中；这类阴谋已为秘密警察知悉，他们一开始就得到有关这类阴谋的密报，他们在适当时机将孵出这类阴谋来〈看来阴谋是鸡蛋，而警察是孵蛋的母鸡〉。马克思之流主谋犯当然将逍遥法外，稳坐伦敦〈而警察则坐在鸡蛋上〉。要为这种论点提出证据，我现在并不为难。”(“主要著作”第166、167页)

　　福格特“现在并不为难”，福斯泰夫则从来都不“为难”。“满嘴撒谎”——爱怎么撒就怎么撒吧，但是“为难”[注：在德文原文中，《verlogen》(“满嘴撒谎”)和《verlegen》(“为难”)这两个动词发音近似。——编者注]吗？那末，你的“证据”，杰克，你的“证据”呢[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二幕第四场。——编者注]。

1.自供

　　“马克思自己在他1853年出版的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77（P427）页上说过：‘1849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1849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迫害它们，监狱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马克思在这里把自己委婉地称为〈福格特说的〉‘形势’。”(“主要著作”第167页)

　　总之，马克思说：“警察当局从1849年以来破获了一系列秘密的联合会”，但是形势又使它们恢复起来。福格特说：不是“形势”，而是马克思“恢复了秘密的联合会”。于是福格特便证明：每当巴登格的警察当局破获了玛丽安娜（注360）的时候，马克思便按照他同比埃特里的协议又把它恢复起来。

　　“马克思自己说的！”现在我不妨引证一下上下文，看一看马克思自己是怎么说的：

　　“从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换句话说，失去了党组织的种种合法手段。尽管在反动时期，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都还是能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种种条件。1849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1848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1849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迫害它们，监狱冲散它们的队伍；而形势又经常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这些秘密团体的一部分，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P428）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不容置疑，就是这里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员也将会再次参加反对status　quo〔现存秩序〕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注361）并不是一个阴谋家团体……”(“揭露等等”波士顿版第62、63页)（注362）

　　但是，连这一点“宣传”也被残酷无情的州官痛斥为罪行，当然，得到比埃特里和莱蒂首肯的宣传不在此例。州官甚至准许“进行宣传鼓动、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但是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活动的引线要集中在罗亚尔宫（注363），要集中在他所心爱的亨利、海利奥加巴尔·普隆-普隆的手里。可是“宣传”竟在无产者中间进行！多么卑鄙龌龊啊！

　　在“揭露”中，在上引的、为法院侦查员福格特巧妙歪曲了的那一段文章下面，我接着说：

　　“不言而喻，这种秘密团体(如共产主义者同盟)，对于下面这样一些人来说，吸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在秘密活动的那种庄严的、带有戏剧性的斗篷下面竭力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但是首先千方百计地试图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传的成果中捞到自己的一份，博得那些民主主义的爱吵吵嚷嚷的饶舌者的拥戴。因此，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已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所要求的即使不是真正的密谋，至少也是密谋的外表，因而坚持同当代的民主主义英雄结成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这一集团的特征就是：维利希跟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贷款的活动（P429）中是以entrepreneur〔承揽人〕的身分出现的。”(第63、64页)（注364）

　　而福格特究竟怎样把这一段话“委婉地”译成他的不知所云的警察行话呢？请听一听他是怎样说的：

　　“只要两个〈党〉还共同行动，它们就得像马克思自己说的那样，从事组织秘密团体和败坏大陆上的团体和一些人的名誉。”(第171页)

　　不过这个脑满肠肥的混蛋没有指出这是马克思在“揭露”的哪一页上“自己说的”。

　　《Egli è bugiardo，e padre di　menzogna》〔“他是骗子和一切谎言之父”〕[注：但丁“神曲”地狱篇第二十三首歌。——编者注]。

    注释：

　　[360]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他之所以获得这一绰号，是因为他曾在1846年穿着一个名叫巴登格的泥水匠的衣服逃出监狱。

　　玛丽安娜(Marianne)是法国一个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共和派秘密团体的名称，产生于1850年。它在第二帝国时期所抱的目的是反对拿破仑第三。——第428页。

　　[361]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曾经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为此，1846年年初，他们在布鲁塞尔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反对魏特林的粗鄙的平均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对正义者同盟(即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创建于三十年代中，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它的支部)的成员特别有影响的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空想的顽强斗争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在伦敦的正义者同盟领导机构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于1847年1月底建议他们加入同盟，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并根据他们所宣布的原则草拟同盟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同意这样做。

　　1847年6月初，在伦敦召开了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载入史册。恩格斯和威·沃尔弗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决定把组织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用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模糊不清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大会还审查了恩格斯积极参加起草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新的盟章明确规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删除了某些使组织带有阴谋性质的条款；民主原则成为同盟组织的基础。最后，这个章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572—577页)。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他们在许多天的论战中捍卫了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即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461—504页)。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1848年3月下半月—4月初，中央委员会组织了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第3—5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拥护者于1848年4月初返抵德国，他们坚信，由于德国落后，德国工人四分五裂和政治觉悟不高等情况，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两三百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难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显著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参加民主运动的极左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侧翼。他们加入了科伦的民主协会并介绍他们的拥护者参加民主派组织，以便在那里坚守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推动他们采取坚决的行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示他们的拥护者注意组织工人协会，对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为组织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创造条件。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见注353)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184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了民主协会。工人群众已经有了政治经验，他们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大失所望，这一切使当时已经有可能在实践上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能够实现这一计划。不久，德国西南部爆发了起义。这次起义的失败成为德国革命的终结。

　　革命的进程表明“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同盟是革命活动的一所很好的学校：它的成员坚决果断地参加了各地的运动，他们在报刊、街垒和战场上坚守着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阵地。

　　革命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的许多盟员不是被关进监狱，就是逃亡国外，地址丢失了，联系中断了，各地支部的活动停顿了。德国国外的同盟组织也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1849年秋天，同盟的多数领导人聚集于伦敦。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经过改组的新中央委员会的努力，到1850年春天，以前的组织已经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也日益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88—299页)中，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并提出了建立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告同盟书”中第一次阐明了不断革命的思想。1850年3月，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新机关刊物“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

　　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派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欧洲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强调，在反动派进攻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和为未来的革命战斗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与该派的分裂。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35—641页)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德国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一致拥护伦敦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决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科伦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于1850年12月起草了新的盟章(马克思加了标记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626—629页)。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第429页。

　　[362]见卡·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1—522页)。这一著作于1853年1月在瑞士巴塞尔印成单行本(福格特用的就是这种版本)。该著作最初在美国波士顿的一家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上陆续发表，到1853年4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所引证的“揭露”，根据的是波士顿出版的小册子。——第429页。

　　[363]罗亚尔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第二帝国时期它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日罗姆·波拿巴和他的儿子约瑟夫·拿破仑亲王(绰号普隆-普隆)的公馆。——第429页。

　　[36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522页和第525页。

　　“德美革命贷款”指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1851—1852年企图在德国的流亡者和出身于德国的美国人中间举借的贷款，其目的是募集经费用于在德国立即唤起革命。为了举借贷款，金克尔于1851年9月到了美国。举借“革命贷款”的企图遭到了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尖刻地嘲笑了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一种有害的、无成果的、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尝试。——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