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黄金，用秘鲁人的形象化语言来说，是“太阳流下的泪珠”。（威·希·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1850年伦敦第4版第1卷第92页）

　　“不使用工具或欧洲人所熟悉的机器，任何个人〈在秘鲁〉都只能做很少的工作；但是大批的人在统一的指挥之下进行工作，靠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成果，等等。”（同上，第127页）

　　｛在墨西哥人那里出现的货币（在他们那里，更常见的是物物交换和东方的土地所有制）是

　　“［由当局］规定的具有不同价值的流通手段。它们包括涂有金粉的透明（P362）翎毛管、切成Ｔ字形的锡片和装有一定粒数的袋装可可。殉道者彼得（《新大陆》）说：‘哦，有福的货币！既供给人类以甜美滋养的饮料，又不会使它的无辜的所有者染上可怕的贪婪病，因为它既不能埋藏，也难于长期保存。’”（威·希·普雷斯科特《墨西哥征服史》1850年伦敦第5版第1卷第123页）

　　“厄什韦葛在1823年估计，在巴西，80年间开采的金钢石的总价值还赶不上18个月中所生产的砂糖或咖啡的价值。”（赫·梅里威耳《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年伦敦版第1卷第52页）“最初的〈英国〉移民〈在北美〉共同耕种他们村边的空地……这样的习惯在弗吉尼亚一直盛行到1619年”，等等。（同上，第1卷第91—92页）

　　“1593年西班牙议会给菲力浦二世的呈文中说：‘伐利亚多利德的议会在1548年曾请求陛下不再准许蜡烛、玻璃器皿、珠宝、刀子等类物品向王国进口；这些对人类生活无用的东西从外国运来是为了换取黄金，西班牙人似乎成了印第安人。’”（森佩雷《关于西班牙帝国兴衰的原因的研究》1826年巴黎版第1卷第275—276页）

　　“在人口稠密的殖民地中，工人虽然自由，但是自然地从属于资本家；在人口稀少的殖民地中，缺少这种自然从属关系，这必须由人为的限制来代替。”（赫·梅里威耳《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2年伦敦版第2卷第314页）｝

　　［Ⅶ—45］罗马货币：计重铜块，1磅铜（emere per aes et libram [注：直译是：“用铜和秤购买”；转意是：“遵照一切手续购买”。——编者注]）。这就是阿司[注：阿司，或罗马磅＝12盎司；1盎司＝24斯克鲁普尔；288斯克鲁普尔＝1磅。［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11—12页］]。在罗马建立第485年，有银迪纳里；1迪纳里＝10阿司。（这种迪纳里，40枚合1磅银；在罗马建立第510年，75迪纳里合1磅银；每1迪纳里还＝10阿司，但是每阿司合4盎司。）在513年，每阿司降到盎司；每1迪纳里仍然等于10阿司，只有1/84磅银。最后的数字，即1/84，一直维持到共和国末期，但是在537年，每迪纳里值16枚重1盎司的阿司，而到665年，只值16枚重盎1/2盎司的阿司……在罗马建立第485年，1银迪纳里＝1法郎63生丁；510年＝87生丁；513—707年＝78生丁。从加尔巴到安敦尼期间＝1法郎。（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P363）版第1卷第15、16、448、450页）

　　在开始采用银迪纳里的时期，1磅银和1磅铜的比价＝400：1。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初期＝112：1。（同上，第1卷第76、81—82页）

　　“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直接从希腊和亚洲或者通过泰尔和迦太基得到银，他们从公元前六和五世纪就开始用银铸造硬币。虽然相依为邻，罗马人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却禁止使用金银。人民和元老院都感到：这样方便的流通手段定将导致集中、奴隶增加以及古老习俗和农业的衰落。”（同上，第64、65页）

　　“按照瓦罗的观点，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半会发声的工具，犁是无声的工具。”（同上，第253、254页）

　　“一个罗马市民每日的［面包］消费稍高于2个法国利弗尔；一个农村居民则超过3利弗尔。一个巴黎市民每天消费0．93利弗尔面包，在以小麦为主食的20个县里，一个农村居民每天消费1．70利弗尔。”（同上，第277页）“在意大利（现在），在以小麦为主食的地方是1磅8盎司。为什么罗马人吃的比较多？最初他们是生吃小麦，或者只是在水中泡软；后来他们学会把小麦烤熟……以后他们掌握了磨面粉的技术，开始时吃生面团。为了捣碎麦粒，使用了石臼，或者用两块石头互相撞击，或者一块在另一块上旋转……罗马士兵预先准备好这种生面团，供自己几天食用……后来发明了筛麦子的筛子，找到把麸子和面粉分开的办法，最后，加上酵母，但开始时吃的是未经烤熟的面包，等到后来才学会烘烤面包，使面包不致变酸，并易于保存。只是在反对柏修斯的战争以后，于580年在罗马才出现了面包师。”（同上，第277—279页）“公元前，罗马人没有风磨。”（同上，第280页）

　　“帕尔曼蒂耶曾经证明：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国的磨谷技术大大改善了，同旧磨相比，新磨几乎能够从同量谷物中多提供一半的面包。实际上，巴黎每个居民每年消费的谷物，原来是4瑟提埃，后来是3瑟提埃，最后是2瑟提埃，而现在只是每人1+(1/3)瑟提埃……因此我不难明白，为什么罗马人每天消费的谷物和我们每天消费的谷物相差如此之多。全部原因只是在于磨粉方法和面包制造方法的不完善。”（同上，第280—281页）

　　“土地法限制了享有全权的市民的地产。限制财产是古代共和国存在和繁荣的基础。”（同上，第2卷第256页）

　　“国家的收入包括国有地收入以及实物租税即实物贡赋和对进出口商品（P364）或出卖某些产品征收的货币税。这种状况……一直存在到奥斯曼帝国，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苏拉专制时期，甚至在七世纪末（罗马建立第697年），罗马共和国每年的收入只不过4000万法郎……在1780年，土耳其苏丹的货币收入（按披亚斯特计算）只有3500万披亚斯特，合7000万法郎……罗马人和土耳其人的大部分收入都是实物。在罗马人那里……谷物占1/10，果实占1/5，在土耳其人那里，各种产品占1/2至1/10，变化不定……由于罗马帝国只不过是由许多独立的自治市组成的巨大集合体，所以大部分税收和大部分支出仍然属于市政当局。”（第2卷第402—405页）

　　“在奥古斯都和尼禄统治时期，罗马城，不包括郊区，只有居民266684人。”杜罗推测：“在公元四世纪，郊区有居民120000人。在奥雷利安城墙以内，有居民382695人，共502695人，再加上士兵30000人和异乡人30000；总计大概有562000人……从查理五世起的150年间，马德里曾是部分欧洲和半个新大陆的首都，它同罗马有很多相似之处。它的人口的增长同它的政治地位也是不成比例的。”（第1卷第370、403、405—406页）“当时罗马的社会状况与其说同法国或英国的社会状况相似，不如说同俄国或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状况要相似得多：工商业不发达、巨大的财富和极端的贫困同时并存。”（第2卷第214页）

　　（奢侈只限于京城和罗马总督的驻在地。）

　　“从迦太基被毁到君士坦丁堡建立，罗马的意大利对希腊和东方所处的地位，就同西班牙在十八世纪对欧洲所处的地位一样。阿尔贝罗尼说过：‘西班牙同欧洲的关系正象嘴同身体的关系一样，什么都在那里经过，什么都不留下。’”（同上，第2卷第399—400页）

　　“高利贷在罗马最初是自由的。十二铜表法（罗马建立第303年）规定货币的年利息为1％（尼布尔说是10％）……这些法令很快就被破坏了……杜伊利乌斯（罗马建立第398年）重新把年利率限制为1％（增长额为一盎司）。在408年，这一利率降到1/2％。在413年，护民官格努齐乌斯主持的全民投票绝对禁止了有息贷款……在一个禁止市民从事产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的共和国，也禁止从事货币贸易，那是不奇怪的。”（第2卷第259—261页）“这种情况延续了300年，直到迦太基陷落。［后来允许收取不超过］12％的年利率。普通年利率是6％……查士尼丁规定的利率为4％。在图拉（P365）真时期，五盎司的利息就是5％的法定利息……公元前146年，埃及法定的商业利息是12％。”（第2卷第261—263页）

　　［Ⅶ—46］封建地产的强制性让渡是随着高利贷和货币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能购买一切东西的货币的采用，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贷款给土地所有者的贷出者的利益的维护，引起了为偿还债务而使土地所有权合法让渡的必要性。”（约翰·达尔林普尔《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1759年伦敦第4版第124页）

　　在中世纪的欧洲，“用金支付通常只限于某些交易物品，大部分限于贵重物品的交易。这种支付经常发生在商界之外，例如达官显贵送礼，交纳某些高额捐税，交纳巨额罚款，购买地产。未经铸造的黄金往往按磅或马克（半磅）称量……8盎司＝1马克；因而1盎司＝2两，或3克拉。直到十字军远征时期，人们所知道的金币只有拜占庭的索里达〔Solidus〕，意大利的塔利〔Tari〕和阿拉伯的毛拉伯廷〔Maurabotini〕〈后来称为马拉维第〔Maravedi〕〉。”（休耳曼《中世纪城市》1826年波恩版第1集第402—404页）

　　“在法兰克部落的法律中，索里达只是充当计算铸币，用以表示作为罚款而交纳的农产品的价值。例如，在萨克森人那里，1索里达等于一头一岁的公牛，公牛通常是在秋天满一岁……按照里普利安法，一头健壮的母牛换1索里达……12迪纳里＝1金索里达。”（同上，第405、406页）“4塔利＝1拜占庭索里达……从十三世纪起，在欧洲铸造了各种金币：有奥古斯塔尔〔Augustales〕（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在西西里岛的布林的西和墨西拿铸造），俄罗伦廷〔Florentini〕或佛罗伦〔Floreni〕（1252年起在佛罗伦萨铸造）……杜卡特〔Dukaten〕或策欣〔Zechine〕（1285年起在威尼斯铸造）。”（同上，第408—411页）“在匈牙利、德国和尼德兰，从十四世纪开始也铸造了大的金币；在德国直接称为古尔登〔Gulden〕。”（同上，第413页）

　　“在用银支付的时候，大多是按马克称量重量，这是一切大宗支付的通行习惯……即使经过铸造的银，在进行这种支付时也要称量，因为铸币几乎完全由纯银铸成，所以问题只在于重量。因此磅（利弗尔，里拉）[注：注意：在墨西哥，有货币，但无重量单位；在秘鲁，有重量单位，但无货币。（注73）]和马克等名（P366）称，一部分是想象的铸币或计算铸币的符号，一部分则转变为实在的银币。银币有：迪纳里〔Denaren〕或克劳泽〔Kreuzer〕……在德国，从九世纪起，这种迪纳里就叫作分尼〔Pfennige，即Penig，Penning，Phennig〕……最初叫作Pending，Penthing，Pfentini……是从Pfündig一字变来的，古代的写法是Pfünding……意思是‘足重的’：因而，足重的迪纳里〔Pfündige Denare〕简称为Pfündinge……从十二世纪初开始，在法国、德国、尼德兰和英国，迪纳里的币面上的十字形换成了星〔Stern〕形，所以它又有一个名称，叫作：Sternlinge，Sterlinge，Starlinge……‘DenareSterling’＝‘PfennigeSter-linge’……在十四世纪，320枚尼德兰的Sterlinge等于1磅，20枚等于1盎司……银索里达按德语称为先令〔Schildlinge，Schillinge〕……在中世纪初期，银索里达不是实在的铸币，而是每12枚迪纳里的总称……1金索里达＝12迪纳里（Sterlinge），因为这就是当时金和银的平均比价。

　　作为辅币流通的是奥波尔〔Oboli〕，即半分尼〔H?lblinge〕……随着小手工业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小商业城市和小国君主也有权铸造地方性硬币，即大部分是辅币。他们掺用了铜，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厚分尼〔Dick-pfennige〕，大德尼埃〔Groβ deniers〕，格罗斯〔Grossi〕，格罗申〔Groschen〕，格罗提〔Groten〕，最初是十三世纪中叶在图尔铸造的。这些格罗申当初叫作双分尼〔Doppelpfennige〕。”（同上，第415—433页）

　　“历代教皇几乎向所有的天主教国家征收教会捐税，这首先对工业欧洲的整个货币制度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此外，由此也引起各种各样力图摆脱教会禁令（禁止放债取息）的尝试……教皇利用伦巴第人从大主教辖区为他征收僧袍税以及其他教会捐税。这些人是教皇庇护下的大高利贷者和典当业者。这种情况从十二世纪中叶开始就已为人所知。尤其是锡耶纳的高利贷者。‘官方的高利贷者’。在英国，他们自称为‘罗马主教的货币商人’。巴塞尔等地的一些主教，为了得到几个钱，就把主教戒指、丝绸袈裟和全部教堂用具抵押给犹太人，并支付利息。但是主教、修道院院长、神父自己也利用教堂用具放高利贷，办法是把教堂用具抵押给来自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其他城市的托斯卡纳的货币商人，以分享一部分利润”等等。（同上，第2集第36—45页）

　　因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一般购买力，所以任何东西都可以购（P367）买，任何东西都可以转化为货币。但是任何东西只有在被让渡，被它的所有者转让的时候，才能转化为货币。因此任何东西都是可以让渡的，或者说，对个人是无关紧要的，是他身外之物。因此，所谓不可让渡的、永恒的财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不动的、固定的财产关系，都在货币面前瓦解了。其次，因为货币本身只存在于流通中，并同享乐品等等——那些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纯粹享乐品的种种价值——相交换，所以任何东西只有在为个人而存在的情况下才具有价值。由此可见，物的价值只存在于该物的为他的存在中，只存在于该物的相对性，可交换性中，除此以外，物的独立价值，任何物和关系的绝对价值都被消灭了。一切都为利己主义的享乐而牺牲。因为，既然一切东西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那么一切东西也可以通过货币而取得。一切都可以用“现金”去获得，而现金作为存在于个人之外的东西，则可以通过诈骗、暴力等手段去夺取。因此，任何东西都可以为一切人所占有，而个人能否占有某种东西则取决于偶然情况，因为这取决于他所占有的货币。所以，个人就有可能主宰一切。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因为对货币来说，价值本身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让渡的，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没有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而占有。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货币面前不存在“不能估价、不能抵押或转让的”，“处于人类商业之外的”（注74），“谁也不能占有的”，“神圣的”和“宗教的东西”。（注75）最妙的是，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本身就是货币的主要推崇者。

　　“因为反对高利贷的教会法律早已失去任何意义，［教皇］马丁于1425年也就在名义上把它废除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1827年波恩版第2集第55页）“在中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般的利息率。首先对牧师有严格的（P368）规定。法庭对于借贷很少给予保障。因此，在个别场合，利息率就更高。由于货币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数支付上必须使用现金，［Ⅶ—47］而且票据业务还不发达。因此，利息相差很悬殊，关于高利贷的概念差别也很大。在查理大帝时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认为是高利贷。1344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216+(2/3)％的利息。在苏黎世，评议会规定43+(1/3)％为法定利息……在意大利，有时必须支付40％的利息，虽然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普通的利息率不超过20％……维罗那规定12+(1/2)％为法定利息……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的命令中规定10％的利息率，但只是给犹太人规定的。他是不屑替基督徒说话的。早在十三世纪，10％已经是德国莱茵区的普通利息率了。”（同上，第55—57页）

　　***

　　“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中，商品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佛和纽约版第296页）“应当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价值没有被消费，因为同一价值存在于新的形式中。”（同上）其次，“消费［意味着］把个人收入用于自身的不同需要”。（同上，第297页）

　　“为取得货币而卖，在任何时候都和现在用货币来买一样地容易；生产将成为需求的不变的和永不枯竭的原因。”（约翰·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年爱丁堡版第16页）“除了土地、资本、劳动以外，生产的第四个必要条件就是立即交换的能力。”（同上，第18页）“能够交换”这一点对于生存在社会中的人来说是重要的，“就象能够生产这一点对于鲁滨逊·克鲁索来说是重要的一样”。（同上，第21页）

　　“按照萨伊的观点，信用只是代替资本，不创造任何资本。这只有在一个资本家贷款给一个工业家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而在生产者之间由于相互预付而形成的信贷关系中，就不是这样了。一个生产者预付给另一个生产者的，并不是资本，而是产品，是商品。这些产品，这些商品，在借入者手中可以成为并且无疑会成为能动资本，即劳动工具，但是在其所有者手中，它们是待售的产品，因而是某种非能动的东西……应当把产品即商品和劳动的要素即生产资本区别开来。只要产品停留在自己的生产者手中，它就只是商品，或者——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只是非能动的惰性资本。把它保存在手中的工业家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负担，是造成各种麻烦、附加开支和亏损，如支付仓库费、保管费、基金利息等等的原因，这里还不包（P369）括几乎所有长期处于非能动状态的商品所遭受的各种损耗……因此，如果他把他的商品赊销给另一个能把这些商品用于自己的生产部门的工业家，那么这些过去的惰性商品，就会成为后者的能动资本。这样，一方的生产资本将会增加，而另一方的资本也不会有任何减少。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假定：卖者把自己的商品赊销出去，就会获得马上可以贴现的期票，那么，这样一来，他又有可能购买新的原料和劳动工具，来重新开始生产活动，这不是十分清楚的吗？因此，在这里生产资本双重地增加了，换句话说，双方都得到了新的可能性。”（沙·科凯兰《工业信贷和工业银行》，载于《两大陆评论》（注76）1842年第31卷第799—800页）

　　“让全部待售商品迅速地、毫不迟延地、毫无阻碍地由惰性产品的状态转为能动资本的状态，这在国内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新的能动性！……这种迅速的转化正是信用带来的好处……这是流通的能动性……这样一来，信用可以使工业家的营业扩大到十倍……在一定的期间，商人或生产者把自己的原料和自己的产品更新了十次而不是一次……信用实现了这一点，提高了所有人的购买力。信用不是仅仅使那些现在有支付能力的人保持这种购买力，而是向所有以其地位和信誉保证将来可以支付的人提供购买力；它向任何能够借助劳动来利用产品的人提供购买力……因此，信用的第一个好处，即使不是增加一国所拥有的价值总额，至少也是增加能动价值的总额。这是直接的效果。由此而来的是生产力的增长，从而是价值总额等等的增长。”（同上，第801、802、805页）

　　“租赁是有条件的出售，或在限定时间内对一物的使用权的出售。”（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1841年伦敦版第81页）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转化。资本要变成生产资本，就必须被消费。”（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佛和纽约版第80页）

　　“经济周期……即整个生产进程，是从支出时起，直到收回时为止。在农业中，播种期是它的开端，收获是它的终结。”（同上，第81页）“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的根据是，在每一经济周期中，一部分资本部分地被消费，而另一部分则全部被消费。”（同上）

　　“资本投向各个不同的行业。”（同上，第82页）这属于竞争学说。

　　“交换手段。在不发达的民族中，任何商品，只要它构成社会财富的最大部分或由于某种原因比其他商品更经常地成为交换对象，它就充当流通手（P370）段。例如，在游牧部落中交换手段是牲畜，在纽芬兰是干鱼，在西印度是砂糖，在弗吉尼亚是烟草。贵金属：它们的优点是：（a）在世界各地它们的质是一样的；（b）可以细致分割和精确分开；（c）稀有和开采困难；（ｄ）适于铸造。”（同上，第99—101页）（P371）

　　注释：

　　[73]威·希·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1850年伦敦第4版第1卷第147页。——第366页。

　　[74]马克思引用的这段拉丁文的出处没有查到。——第368页。

　　[75]这些话引自《最神圣的皇帝查士丁尼所著法学阶梯》1815年巴黎版第46页。——第368页。

　　[76]《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一种资产阶级文艺和政论性的双周刊，从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370页。

责任编辑：彭秋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