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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量资本,或者换句话说,等量积累劳动,往往推动不等量的直接劳动,但是这丝毫不改变事情的本质。”(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29—30页)“在社会发展的初期,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花费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的总量决定的。但是一旦有了资本积累,并且有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一旦在某一工业部门作为企业主出现的人自己不劳动,而预付给别人生存资料和材料,商品的交换价值就由花费在生产上的资本量,或者说积累劳动量决定了。”(同上,第33、34页)“只要两笔资本相等,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就相等,不管它们所推动的,或者说它们的产品所需要的直接劳动量如何不同。如果两笔资本不等,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就不等,虽然花费在它们的产品上的劳动总量完全相同。”(第39页)因此,“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发生上述分离以后,交换价值就开始由资本量,由积累劳动量决定,而不象在这种分离以前那样,由花费在生产上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的(P343)总量来决定了”。(第39—40页)
托伦斯先生的混乱,对于李嘉图学派的抽象方法来说是合理的。这种混乱本身是根本错误的。第一,价值由纯粹的劳动时间决定,这只能在资本生产[Ⅶ—39]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两个阶级分离的基础上发生。由于同一的平均利润率而形成的价格的平均化——(这一点也要有保留地来理解),和价值规定毫无共同之处,相反,是以价值为前提的。这一段话对于表明李嘉图学派的混乱是很重要的。
作为利润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决定于:(1)剩余价值本身的量,(2)活劳动和积累劳动之比(即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和用作[不变]资本的资本之比)。对决定第一点和第二点的两个原因必须分别加以研究。例如地租规律属于第一点。现在假定必要劳动就是必要的劳动,即假定工人始终只得到必要的最低限额的工资。为了确定利润规律,这个假定自然是必要的(就利润规律不决定于工资的涨落或地产的影响来说)。一切固定的前提本身在进一步分析的过程中都会成为变动的。但只要一开始就把它们固定下来,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就可以避免把一切都弄乱。此外,实践证明,不管必要劳动的标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会多么不同,不管必要劳动的相对量由于原产品价格的变动而会发生什么变化,或者必要劳动的绝对量和相对量由于劳动的供求关系而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资本都必须把这个标准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并把它作为固定的量来加以利用。对这些变动本身的考察,完全属于论述雇佣劳动的那一章。
“交换价值不决定于绝对的生产费用,而决定于相对的生产费用。如果金的生产费用保持不变,而其他一切物品的生产费用增长一倍,那么,和其他一(P344)切物品相比,金的购买力就会减低;它的交换价值就会降低一半;金的交换价值的这种减少,其结果就和其他一切物品的生产费用保持不变而金的生产费用缩减一半的情况完全一样。”(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56—57页)
这对价格很重要。对于价值规定则完全不是这样;纯粹是同义反复。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这就是说,商品可以和具有任何其他使用价值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因此,很明显,如果生产物品a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增加一倍,那么,这个物品的一半就将等于它以前的等价物b。因为劳动时间或劳动量的等同决定了价值的相等,所以劳动时间或劳动量的不等当然就决定了价值的不同,或者说,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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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在棉纺织业中使用的各种机器,使1个人能完成150人的工作。假定这一部门目前只雇用28万人,那么,50年以前那里就应当雇用4200万人。”(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72页)
“贵金属和其他商品相比的相对价值,决定换取其他物品所应付出的贵金属量;而一定时期内完成的交易量决定所需要的货币量(就货币是实现交易的工具而言)。”(同上,第188页)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铸造货币是由个人先开始的,而且在被政府接过来加以独揽以前一直是由个人进行的。在很长的时期内,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见施托尔希的著作(注70))。”(同上,第195页注)
霍吉斯金的见解和浪漫主义的弥勒[注:见本册第336页。——编者注]不同:
“造币局只铸造个人送来的金属,它不向个人收取造币费,与此同时却为了用货币进行交易的人们的利益向国民课税,这是极不明智的。”(同上,第194页)(P345)
注释:
[70]霍吉斯金引用的著作是: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2卷第128页。——第345页。
责任编辑:彭秋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