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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按照他的经济条件来说，他不过是活的劳动能力而已，因而也有生活的需要。有一切方面的需要，而没有客观条件来作为劳动能力实现自己。假使资本家不需要工人的剩余劳动，那么工人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不能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于是他便不能通过交换取得生活资料，如果他得到它们，那只是从国家的收入中拨给他的救济。他作为工人能够生活，仅仅是由于他拿自己的劳动能力去换取构成劳动基金的那部分资本。这种交换本身是同那些对工人来说偶然的、对他的有机存在漠不相干的条件连结在一起的。因此工人是潜在的赤贫。

　　其次，既然使工人生产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必要劳动被腾出来。因此，工人成为赤贫者的机会增加了。过剩人口的发展同剩余劳动的发展是相适应的。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这些不同的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或者就活的个体来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他作为社会成员（因为他只能在社会中从事劳动和占有）的再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就个别的人或者某一部分人口来说，对生产条件的这种［传统］关系的解体，会把他们置于这种特定基础的再生产条件之外，因而也就把他们变（P104）成了过剩人口，他们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无法依靠劳动为自己谋取生活资料，于是变成了赤贫。

　　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在一个社会生产阶段上可能是过剩人口的情况，在另一个阶段上却不是这样，而且过剩人口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古代人遣送出去的移民就是过剩人口；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当时的所有制的物质基础上，即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不能在同一空间继续生活下去。他们的人数同现代生产条件相比可能很少。然而，他们远不是赤贫。面包和娱乐（注31）时期的罗马平民倒是赤贫。引起民族大迁徙的过剩人口，又是以其他条件为前提的。

　　因为在所有以前的生产形式下，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占有的基础，相反，对生产条件的一定关系（所有制形式）表现为生产力的预先存在的限制，而且这种关系只应被再生产出来，所以，总括了一切生产力发展的人口的增加，尤其要遇到外部的限制，因而表现为受限制的东西。

　　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说由一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随生产条件而变化，收缩或扩大，——狩猎民族的过剩人口与雅典人的不同，而雅典人的过剩人口与日耳曼人的不同，——那么，人口的绝对增长率，从而过剩人口率和人口率也会随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因此，在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和当时的正常人口一样，都是被决定了的。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人口究竟能超出它的限度多少，这是由限度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正（P105）象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加在一起，便构成既定基础上的全部劳动一样。

　　马尔萨斯的理论，其实并不是他发明的，他窃取了这一理论发明者的荣誉，是由于他以牧师的狂热宣扬了这个理论；老实说，不过是由于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理论。他的理论在两方面有意义：（1）因为他用残酷的说法来表达资本的残酷的观点；（2）因为他断言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有过剩人口这一事实。但他并没有证明这一点，因为再没有比把历史著作和游记杂乱无章地编纂在一起更无批判力的东西了。马尔萨斯的见解十分荒谬和幼稚，这是因为：

　　（1）他把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过剩人口看成是一样的，不了解它特有的差别，因而把这些极其复杂的和变化多端的关系愚蠢地归结为一种关系，归结为两个等式：一方面是人的自然繁殖，另一方面是植物（或生活资料）的自然繁殖，把它们作为两个自然级数互相对比，一个按几何级数增长，一个按算术级数增长。这样一来，马尔萨斯便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这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作根据。似乎在人的繁殖和例如谷物的繁殖之间应当存在着天然的差别。这个盲目模仿者同时还认为：人数的增长是纯自然过程，它需要外部的限制，障碍，才不致按几何级数发展下去。

　　这种几何级数的繁殖，［照马尔萨斯看来］是人的自然繁殖过程。在历史上他会发现，人口是按照极不相同的比例增加的，过剩人口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决定的。［第一，］从数目来看，［以前各时代的过剩人口］是有限的。那些表示雅典人的过剩人口的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P106）第二，从性质来看，由变成移民的自由雅典人构成的过剩人口，同收容在贫民习艺所里的工人构成的过剩人口极不相同。同样，那些在修道院里消耗剩余产品的、过着乞讨生活的过剩人口，同工厂里造成的过剩人口也大不一样。但是，马尔萨斯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一定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的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是受人类本身历史过程制约的。

　　马尔萨斯式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历史决定的人，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而与这种自然的马尔萨斯式的人相适应的几何级数的繁殖法，也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此，现实的历史在马尔萨斯看来是这样的：他的自然人的繁殖不是历史过程的抽象，不是现实繁殖的抽象，相反地，现实繁殖倒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应用。所以，在历史的每个阶段上成为人口和过剩人口的条件，成为内在条件的那种东西，到了马尔萨斯手里却成了妨碍人口按照马尔萨斯的方式发展的一系列外部障碍。人类在历史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成了马尔萨斯式的自然人的再生产的限制，而这种自然人不过是马尔萨斯的创造物。［Ⅵ—16］另一方面，生活资料的生产——它是受人的活动限制和决定的——表现为生产本身给自己设置的障碍。蕨类植物蔓衍全球。它们的繁殖，只有在它们的空间不够了的时候才终止下来。它们的繁殖根本不按算术比例。很难说马尔萨斯在什么地方发现过，自由生长的自然产物由于内在的冲动，没有外部障碍，就会自动停止再生产。马尔萨斯把人类繁殖过程的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界中进行的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内在界限或繁殖的自然规律。（P107）

　　（2）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李嘉图（注32）当即正确地反驳他说，假如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不相干，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存资料。

　　但是，这一点应当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并且一般说来与社会媒介有关，个人是通过这种媒介而同他的再生产的资料发生关系并制造这种再生产的资料的；因而，这与生产条件和个人同这些条件的关系有关。对雅典的奴隶来说，除了所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以外，他们的繁殖没有任何限度。我们从未听说古代曾有剩余奴隶。相反，对他们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曾经有过非劳动者（就直接［参加生产］意义上说）的过剩人口，他们不是就已有的生活资料来说人数过多了，而是他们失去了使他们可以占有这些生活资料的条件。剩余工人的出现，即从事劳动的没有财产的人的出现，是资本时代的现象。

　　那些靠修道院过活并帮助修道院消耗剩余产品的乞丐，和封建主的侍从属于同一个阶级；这说明，人数不多的剩余产品所有者自己已不能吃掉这些产品。这不过是过去的侍从或现代的仆役的另一种形式。比如说，狩猎民族在各个部落的相互争斗中出现的过剩人口，并不证明地球已不能养活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而是证明他们再生产的条件要求少数人占有大量领土。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这些生存资料的生产条件有关，而这种生产条件同样也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包括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条件。这种过剩纯粹是相对的，它同整个生存资料没有任何关系，而同生存资料的生产方式有关。因此，它只是这一发展阶段上的过剩。（P108）

　　（3）这里不谈那些完全不属于马尔萨斯的东西，即引进地租理论［来说明过剩人口］。这实质上不过是以公式形式来表述下述事实：在李嘉图等人所熟悉的产业发展阶段上，农业落后于加工工业，不过，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所固有的，尽管比例会不断变化。｝

　　｛在我们考察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时，如绝对地看，这种生产的条件就是带来最大相对量剩余劳动的最大绝对量必要劳动。因而，基本条件是人口即活的劳动力的最大限度增长。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生产力的以及交换的发展条件，那么，这又是分工、协作、只能由多数人的头脑进行的全面观察、科学、尽量多的交换中心——这一切和人口的增加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条件本来就包含着这样的内容：除了必要人口，也就是说，除了代表必要劳动即代表生产上所必需的劳动的人口以外，还要有不劳动的过剩人口。资本的进一步发展表明，这些过剩人口，除了工业的部分——工业资本家——以外，又分化出纯粹消费的部分，即专以消费他人的产品为业的游手好闲的人，由于粗陋的消费是有限度的，所以有一部分产品必须以较为精致的形式，作为奢侈品供他们取用。

　　经济学家们谈到过剩人口时，指的不是这种游手好闲的过剩人口。正好相反，这些人口——他们的消费职能——恰恰被人口论的狂热信徒看作是必要人口，而且［在他们看来］这是正确的（是前后一贯的）。“过剩人口”这个用语只同劳动能力有关，也就是说，同必要人口有关；剩余来自劳动能力。但是，这种情况纯粹是资本的本性产生的。劳动能力只有在它的剩余劳动对资本有价值，能为资本增殖价值时，才能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如果价值增殖的这种可能性由于某种障碍而受到阻挠，那么，劳动能力本身便处于（1）它（P109）的存在的再生产条件之外；它存在着，但没有它存在的条件，因而，纯粹是一个赘疣；它有需求，但没有满足需求的手段。（2）必要劳动便成为过剩劳动，因为过剩劳动并不是必要的。劳动只有在它成为资本增殖价值的条件时才是必要的。

　　这样一来，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既然由资本来确定，它就变成这样：一部分必要劳动——即再生产劳动能力的劳动——成为过剩的，因而这种劳动能力本身就成为必要工人人口的过剩，也就是这样一部分工人人口的过剩，他们的必要劳动对资本不是过剩的，而是资本所必需的。既然资本必然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就在于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或者说，减少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必要劳动的比重，那么，假定劳动能力是个已知的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必要劳动的比例就必然要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这种劳动能力有一部分要过剩，因为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现在只有它的一部分就够了，而过去则需要它的全部。

　　因此，把一定部分的劳动能力变为过剩的，也就是说，把为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变为过剩的，是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相比增加的必然后果。减少相对必要劳动表现为增加相对过剩劳动能力——也就是造成过剩人口。如果这些过剩人口得以维持生活，那么这笔费用不是来自劳动基金，而是来自一切阶级的收入。他们不是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来生活，不再是靠工人的正常再生产来生活；而是别人用施舍来养活他们，因此他们变成乞丐和赤贫；既然他们不再通过自己的必要劳动来养活自己，也就是说，不再通过与一部分资本的交换来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就同表面上的交换关系和表面上的独立关系的条件失去了联系。

　　其次，社会替资本家先生承担这样一部分任务：为他维持他的（P110）潜在的劳动工具，使之不致消损，把它储备起来，供以后使用。资本家从自己身上卸掉了工人阶级再生产的一部分费用［Ⅵ—17］，从而为了自己的利润而使另一部分人口变为赤贫。另一方面，既然资本不断把自己作为剩余资本再生产出来，它就既有制造这种赤贫的趋势，又有消除这种赤贫的趋势。资本按照两个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有时这一趋势占上风，有时那一趋势占上风。

　　最后，剩余资本的确立，包含着双重的要素：（1）剩余资本要被动用，就需要人口不断增加；如果它所需要的相对人口减少了，那就是它本身增大了；（2）剩余资本需要失业的（至少是相对失业的）那部分人口，即相对的过剩人口，这样，它的增长才随时可以找到后备人口；（3）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上，可能存在剩余价值，但在数量上和比例上还没有达到被当作资本来使用的程度。不仅一定阶段的生产要求有最低限额，而且一定阶段的生产的扩大也要求有最低限额。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剩余资本和过剩人口。同样也可能存在着过剩人口，但其数量不足，没有达到追加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当我们进行所有这些考察的时候，我们还有意地完全撇开了销售的波动、市场的收缩等等，总之，撇开了以许多资本［相互作用］过程为前提的一切因素。｝（P111）　

　　注释：

　　[31]“面包和娱乐”（《Panis et circenses》）时代，马克思指的是罗马奴隶制国家的繁荣时期，那时城市居民的下层（即城市平民）被排除于生产领域之外，主要靠国家和为他们提供面包和娱乐场的富有的奴隶主的施舍来生活。

　　关于古代的殖民地，见《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的马克思写于1853年3月4日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18—619页）。该文还谈到古代世界衰落时期野蛮部落的大迁徙。——第105页。

　　[32]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93、495页。——第108页。

责任编辑：彭秋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