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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们在李嘉图所说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问题上极端混乱，——其根源在于李嘉图自己的阐述有根本缺点，——这在拉姆赛先生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拉姆赛从各个资本的流通时间对于资本价值的相对增殖，即对于资本在总剩余价值中得到的相对份额的影响出发，先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P44）

　　“这一点表明，资本可以撇开劳动而调节价值”（乔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43页），

　　或者说：

　　“资本是不取决于劳动的价值源泉”（同上，第55页），

　　他的话照抄如下：

　　“流动资本〈生活资料基金〉所使用的劳动，总是要多于先前用于它自身的劳动。因为，如果它使用的劳动不能多于先前用于它自身的劳动，那它的所有者把它作为流动资本使用，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同上，第49页）

　　“假定有两笔价值相同的资本，每一笔都是由100个工人用一定时间的劳动生产的，而且其中一笔完全是流动资本，另一笔则完全是固定资本，比如说是置于窖内的葡萄酒。这样，由100个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流动资本，会推动150个工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来年年终的产品将是150个工人劳动的结果。但是这个产品还是不会比葡萄酒在同一时期结束时的价值更大，虽然后者只用了100个工人的劳动。”（第50页）“或许有人会说，任何一笔流动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量，不过等于先前用于生产这笔资本的劳动？这就意味着，所花费的资本的价值等于产品的价值。”（第52页）

　　这里，对于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和对于资本将使用的劳动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同劳动能力相交换的资本，即生活资料基金——而拉姆赛在这里把它叫作流动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决不会多于花费在它身上的劳动。（生产力发展对现有资本的反作用，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但是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多于支付过报酬的劳动，这就是转化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剩余劳动，它使资本能够以更大的规模重复这种全部好处都归一方所得的有利可图的交易。资本所以能够使用更多的新的活劳动，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除了资本在开始生产过程之前所包含的积累劳动以外，在它上面还花费了一部分新鲜劳动。（P45）

　　拉姆赛先生显然以为，如果资本是20个工作日（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合在一起）的产品，那么这20个工作日的产品就能够使用30个工作日。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假定在产品上使用了10个必要工作日和10个剩余工作日。这样，剩余价值就等于10个剩余工作日。资本家重新用后者去同原料、工具和劳动相交换，就能借助剩余产品再去推动新的必要劳动。关键不在于资本家使用的劳动时间多于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在于他用不费他分文的剩余劳动时间重新去同必要劳动时间相交换，——也就是说，关键恰好在于资本家使用的是花费在产品上的全部劳动时间，可是他只给这一劳动的一部分支付了报酬。拉姆赛先生说，如果任何一笔流动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量都不超过先前花费在这笔资本上的劳动量，那么所花费的资本的价值就会等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不会有任何剩余价值，——这个结论只有在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量全都获得报酬，也就是在资本不是不支付等价物就占有一部分劳动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对李嘉图的这种误解，显然是由于李嘉图本人没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且他作为资产者也不可能弄清楚这个过程。懂得这个过程，就等于承认资本不仅象亚·斯密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这是就一切交换价值都是这种支配权而言的，因为交换价值向它的占有者提供购买权力，——而且是不经交换，不支付等价物，但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李嘉图在反驳亚·斯密以及在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价格（工资）决定价值的问题上陷入同样错误的其他一些人时，所能说的只不过是，用同量劳动的产品有时能够推动较大量的活劳动，有时能够推动较小量的活劳动，这就是说，他把与工人发生关系的劳动产品，（P46）只看作使用价值，——只看作工人为了作为工人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产品部分。但是，工人在交换中突然只代表使用价值，或者说，从交换中只得到使用价值，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李嘉图对此是完全不清楚的，他反驳亚·斯密的时候［Ⅴ—33］总是用个别的例子作为论据，而从来不进行一般论证，就说明了这一点。

　　工人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不是由产品的价值而是由产品的使用价值决定，也就是说，不是由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而是由产品维持活劳动能力的性质决定，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如果李嘉图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应该用他就资本家之间竞争的问题回答亚·斯密时所说的那些话来回答他：这种竞争虽然能够把利润的水平拉平，使它变得一样，但是决不能创造出这种水平的高度来。同样，工人之间的竞争能够把较高的工资压低等等，但是工资的一般标准，也就是李嘉图所说的工资的自然价格，决不能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说明，而只能用资本同劳动之间的原始关系来说明。总之，竞争，这个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不能创立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而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所以，无限制的竞争不是经济规律的真实性的前提，而是结果——是经济规律的必然性得到实现的表现形式。对于象李嘉图那样假定存在着无限制的竞争的那些经济学家们来说，这就是假定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特征的充分现实性和充分实现。因此，竞争不能说明这些规律，它使人们看到这些规律，但是它并不产生这些规律。

　　或许李嘉图又会说，活劳动的生产费用取决于为把活劳动再生产出来所必需的价值的生产费用。如果说，在前面他把与工人发生关系的产品，只看作使用价值，那么在这里他把与产品发生关系的工人，只看作交换价值。对于使产品和活劳动之间发生这（P47）种关系的历史过程，他丝毫不感兴趣。但是对于使这种关系长久化的方式，他也同样一无所知。在李嘉图看来，资本是节约的结果。这一点已经表明，他不懂得资本的产生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所以他也认为，生产没有资本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又认为，资本没有地租是完全可能的。在李嘉图看来，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差别，这证明他既不明白前者的本性也不明白后者的本性。他的方法从一开始就证明了这一点。最初，李嘉图让劳动者和劳动者进行交换，而他们的交换在这种场合是由等价物，由彼此在生产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接着就出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证明这种价值规定不会由于资本的积累即资本的存在而有所改变。

　　第一，李嘉图没有想到，他的最初的自然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中抽象出来的关系。第二，在李嘉图看来，一定量的客体化的劳动时间是存在着的，而且是能够增长的，他问自己，这种劳动时间是怎样分配的呢？其实问题倒应该是，这种劳动时间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而这恰好要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所特有的本性或资本的特征来说明。在现代（李嘉图的）经济学中，正象德·昆西所说的那样，实际上谈论的只是［产品价格中的］各个份额，而总产品则被看作是固定的、由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量决定的——产品的价值就是按照这一点来评定的。因此，有人指责李嘉图不懂得剩余价值，是有道理的，虽然他的论敌比他懂得更少。[注：见本卷上册第288—289页。——编者注]资本被说成是把劳动（产品）的现有价值的一定部分占为己有，但是，资本超出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之上而占有的这部分价值（P48）的创造，没有被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剩余价值的］这种创造同不经交换而占有他人劳动是一回事，因此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永远不能明确理解的。

　　拉姆赛指责李嘉图忘记了固定资本（除了生活资料基金以外，构成资本的就是这种固定资本，在拉姆赛那里，固定资本除了工具以外，同时还包括原料）是从应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那个总额中扣除的：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同上，第174页注）

　　事实上，因为李嘉图没有在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关系的活的运动中来理解这种关系，——这种关系不应该从一定量劳动的各个份额中引伸出来，而应该从剩余劳动的创造中引伸出来，——他也没有理解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在他那里造成一种假象，好象全部产品都分解为工资和利润，以致资本本身的再生产也算作利润。

　　德·昆西是这样解释李嘉图的理论的：

　　“如果产品的价格为10先令，那么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就不能超过10先令。但是，难道不是恰好相反，是工资加利润决定价格吗？不，那是陈旧的、过时的学说。”（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204页）“新的经济学证明，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并且仅仅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的相对量决定。既然价格本身已经决定，价格也就决定那个无论工资还是利润都必须从中取得自己的特殊份额的基金。”（同上）

　　资本在这里不是表现为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的创造，而只是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的扣除。至于工具和原料取得这些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它们在生产中的使用价值来说明，这也就是作出这样一种荒谬的假定：仿佛原料和工具由于它们与劳动分离而创（P49）造出使用价值。因为这种分离使它们变为资本。如果就原料和工具本身来考察，那么它们本身也是劳动，是过去的劳动。此外，这当然违反常识，因为资本家知道得很清楚，他是把工资和利润算作生产费用的，并且依此来调节必要价格。在产品［价值］决定于相对劳动时间，利润和工资的总额受这一劳动时间总额的限制，同实践中的现实的价格决定之间的这种矛盾，只是由于下述情况产生的：人们不把利润理解为剩余价值的派生的、第二级的形式，资本家理所当然地视为他的生产费用的东西也是如此。资本家之所以取得利润，只是因为有一部分生产费用不花费他一文钱，因此并不列入他的开支，不列入他的生产费用。

　　［Ⅵ—1］[注：在这本手稿的第一页上，马克思注明：“笔记本Ⅵ，资本章。1858年2月于伦敦”。——编者注]“凡是可能破坏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现有比例的变动，必定从工资中发生。”（德·昆西，同上，第205页）

　　只有在剩余劳动量的任何变动必定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的变动所引起的情况下，这样说才是正确的。但是，在必要劳动的生产率降低，因而总劳动中有更大部分属于必要劳动的情况下，或者在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因而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情况下，都可能发生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的这种变动。说劳动的这种生产力来自工资，那是荒谬的。相反，相对工资的减少是这种生产力的结果。所以发生这种减少，（1）是因为资本占有了由于分工、由于提供更廉价原料的贸易、由于科学等等而造成的生产力的增长；（2）生产力的这种增长，只要是由于使用更多的资本等等而实现的，就应该看作是从资本中发生的。再其次，利润和工资虽然是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决定的，但与后两者并不等同，而（P50）只是它们的第二级的形式。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嘉图学派以一定量的劳动作为前提；这个一定量的劳动决定产品的价格，于是劳动以工资形式，资本以利润形式，从产品的价格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工人的份额＝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所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现有比例”中，利润率处于最高水平，而工资率处于最低水平。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只能改变他们分享总利润的比例，但不能改变总利润和总工资之间的比例。利润的一般标准就是总利润同总工资的这个比例，这个比例不会由于竞争而发生变动。那么变动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当然不是由利润率的自行下降，而利润率本来是应该自行下降的，因为竞争不会使它下降。于是，利润率下降是由于工资变动；工资的必要费用可能由于自然原因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而提高。（［李嘉图］关于投入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坏的理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就是如此。）对这一点，凯里（注8）等人正确地反驳说（然而他说明这一点时又犯了错误），利润率下降不是由于生产力降低，而是由于生产力提高。

　　这一切可以简单地说明如下：利润率指的不是剩余价值的绝对数，而是同使用的资本相比的剩余价值；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代表生活资料基金的那一部分资本同代表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相比会减少；因此，当使用的总劳动同推动这一劳动的资本相比减少时，作为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出现的那部分劳动也必然［相对地］减少。李嘉图不能说明现代生产的这种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可见他并不理解他自己的原理。至于他使他的门徒们陷入何等困难的境地，这从例如德·昆西的下述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

　　“一种普通的谬论就是：假使你在同一个农场始终使用5个工人，在（P51）1800年他们的产品是25夸特，而在1840年是50夸特，你可能会认为只有产品是可变的量，而劳动则是不变的量；其实两者都变了。在1800年，每一夸特须耗费一个工人的1/5，而在1840年，每一夸特耗费的不多于一个工人的1/10。”（同上，第214页）

　　在两种场合下，绝对的劳动时间相同，都是两天；但在1840年劳动生产力比1800年增长了一倍，因此，必要劳动的生产费用减少了。一夸特所花费的劳动减少了，但是总劳动依然相同。然而产品的价值并不由劳动生产力决定，——虽然劳动生产力决定剩余价值，尽管这种决定同生产力的增长不成比例，——关于这一点，德·昆西先生应该从李嘉图那里有所了解。这既是对李嘉图的反驳，也是对李嘉图的门徒们所作的绝望的诡辩（例如，麦克库洛赫先生（注9）说，陈葡萄酒比新葡萄酒具有较多的价值，是因为前者包含较多的劳动）的反驳。价值也不能由单位产品所花费的劳动即一夸特的价格来决定。相反，一夸特的价格乘以夸特数才构成价值。1840年的50夸特和1800年的25夸特具有同等价值，是因为它们客体化了同量劳动。一夸特的即单位产品的价格必定是不同的，而总价格（用货币来表现）则可能由于极其不同的原因而不同。

　　｛德·昆西关于机器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工人：

　　“一架机器，一旦它的秘密被了解，就将不按照它所生产的劳动出售，而是按照生产它的劳动出售……它将不再被看作等于某种结果的原因，而被看作由于已知的原因用已知的费用一定能再生产出来的结果。”（同上，第84—85页）｝

　　德·昆西谈到马尔萨斯时说道：

　　“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不肯承认，甚至断然否认，如果两个工人生产的结果不相同，一个是10，另一个是5，那么每一单位产品在一种场合所需要的劳动要比在另一种场合多一倍。相反，由于在两种场合都是两个工人，马尔萨斯先生顽固地坚持说，劳动的耗费是不变的。”（同上，第215（P52）页注）

　　的确：劳动的耗费是不变的，因为按照假定，10单位产品和5单位产品包含的是同量劳动。但是劳动的费用不是不变的，因为在第一种场合，由于劳动生产力增长了一倍，属于必要劳动的时间按一定的比例减少了。

　　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要考察马尔萨斯的观点。这里，在我们进一步阐述资本流通时间以及它同劳动时间的关系以前，先来考察李嘉图关于这个问题的整个学说是适当的，以便更明确地确定我们自己的见解和他的见解之间的区别。（李嘉图著作的引文包括在笔记本Ⅷ中（注10）。）

　　李嘉图的首要前提是“无限制的竞争”和产品通过工业劳动无限制地增加（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页）。换句话说，这只不过是说，资本的规律只有在无限制的竞争和工业生产的范围内才能完全实现。在这种生产基础上和这种生产关系中，资本得到最适当的发展，因此，它的内在规律可以完全变成现实。既然情况是这样，那就应该证明，无限制的竞争和工业生产怎样才是资本的实现条件，资本本身必须越来越多地生产出这些条件；可是在李嘉图那里，这个假说表现为单纯理论家的假说，这种理论家在资本同资本本身的关系上，从外部任意地把自由竞争和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不是看作资本的发展本身，而是看作为使资本以纯粹形态出现而设想出来的资本的前提。不过，这在李嘉图那里是唯一模糊地提到资产阶级经济规律的历史性质的地方。

　　在这种前提下，商品的相对价值（这个词毫无意义，因为绝对价值是胡扯）决定于在同一劳动时间所能生产的不同的商品量，或（P53）者说，决定于相应地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李嘉图，同上，第4页）。（以下引文的页码，前一数字指笔记本［Ⅷ］的页码，后一数字指李嘉图原书的页码（注11）。）

　　那么，怎样才能够从作为由劳动决定的等价物的价值过渡到非等价物，或过渡到在交换中确立剩余价值的价值，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从价值过渡到资本，从一个规定过渡到表面看来与之相反的规定呢，这是李嘉图不感兴趣的。对他来说问题仅仅在于：商品的价值比例怎样才能够而且必须保持不变，并且由相对劳动量来决定，尽管积累劳动的所有者和活劳动的所有者所交换的并不是劳动等价物，也就是说，不顾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这种场合，说商品a和商品b能够按照在它们身上实现的劳动的比例彼此相交换，这是一个极简单的算术问题，即使商品a或商品b的生产者们在他们之间是按不同的方式分配产品a或与之相交换的产品b的。但是，因为任何分配在这里都是在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事实上显得完全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一种交换价值——活劳动——按照在其中实现的［Ⅵ—2］劳动时间进行交换，而另一种交换价值——积累劳动，资本——却不按照在其中实现的劳动时间的尺度进行交换。假如情况是那样，积累劳动的所有者就不能作为资本家来进行交换了。因此，例如布雷就认为，只有用他鼓吹的活劳动与死劳动之间的平等交换才能从李嘉图学说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注12）从简单交换的观点来看，工人的工资似乎必定等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工人在工资上获得的客体形式的劳动量似乎必定等于他在劳动上付出的主体形式的劳动量，——这是必然的结论，亚·斯密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注13）

　　相反，李嘉图坚持了正确的看法，但是怎样坚持的呢？（P54）

　　“劳动［创造］的价值和能够购买一定量劳动的商品量，并不是等同的。”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工人的产品或这种产品的等价物不等于工人的报酬。”

　　也就是说，不存在等同，因为有差别。

　　“因此〈因为情况并非如此〉，劳动的价值不象花费在一定量商品上的劳动那样是价值的尺度。”（同上，第5页）

　　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劳动的报酬不等同。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因此，它们不等同。这是一个奇怪的推论。其实它的根据无非是：在实践中并非如此。但是按照理论，必须如此。因为价值的交换决定于价值中所实现的劳动时间。所以交换的是等价物。可见，一定量的活的形式的劳动时间必须与同量的过去形式的劳动时间相交换。交换规律恰恰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正是应该证明的。但是在李嘉图那里从来没有对这种现象的预感。李嘉图经常反复讲到要防止［把劳动量和对这一劳动的报酬］混淆起来，或许就算是这种预感了。至于这种现象不可能由过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差别造成，那他是立即承认的：

　　“一定量劳动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决定各种商品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价值。”（第9页）

　　可见，在这里活劳动甚至还反过来决定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资本并不是也按照实现在资本中的劳动去同活劳动相交换呢？为什么单单活劳动量本身不等于它所客体化的那个劳动量呢？

　　“劳动自然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要把不同行业的不同劳动小时加以比较，是困难的。但是这种尺度很快就会在实践中确定下来。”（第13页）“在短时期内，至少逐年看来，这种差异方面的变动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不必考虑。”（P55）（第15页）

　　这毫无用处。如果李嘉图运用他自己的原理，［考察］各种不同劳动能力可以换算成的［简单］劳动量，那么问题就简单了。可是他总是直接同劳动小时打交道。资本家换得的是劳动能力，这是资本家要支付报酬的交换价值。活劳动是这种交换价值为资本家提供的使用价值，从这种使用价值产生出剩余价值，并造成交换的扬弃。

　　由于李嘉图让资本家同活劳动相交换——因而立即进入生产过程，——在他的体系里就留下了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一定量的活劳动不等于这一劳动所创造的、这一劳动客体化在其中的商品，虽然商品的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

　　在商品的价值中

　　“还要算入把商品运到市场所需的劳动”。（第18页）

　　我们将会看到，在李嘉图那里作为决定价值的东西出现的流通时间，仅仅是把商品运到市场所必需的劳动。

　　“商品所包含的相对劳动量决定价值这一原理，由于使用机器和其他固定的、耐久的资本而有很大改变。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两种资本，其中一种差不多全是流动资本，另一种差不多全是固定资本，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使用的固定资本耐久程度不同，也会发生同样情况。这就是说，这里要加上固定资本的利润（利息），对两种商品中价值较大的一种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较长时间，也要给予补偿。”（第25、27、29、30页）

　　最后一个要素只涉及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即直接使用的劳动时间，至少在李嘉图那个关于租地农场主和面包业主的例子中（注14）是这样的。（如果［租地农场主买来播种的］小麦［经收割后］运到市场所需要的时间比面包业主的面包运到市场所需要的时间要长，那么这种所谓的补偿，象在固定资本的场合那样，已经是以利（P56）息为前提了，因而已经是某种派生的东西，而不是原始的规定了。）

　　“利润和工资只是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阶级在原始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从而也是在原始商品所交换进来的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第31页）

　　原始商品的生产，它的起源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些份额，因而这些份额作为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先于这种生产，可以由下述情况来证明：如果原始商品对资本说来不包含剩余劳动，那么它就根本不会被生产出来。

　　“花费了同量劳动的商品，如果不能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进入市场，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会不相等。同样，在固定资本较大的情况下，某一种商品的价值较高，是由于这种商品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时间较长……在这两种情况下，差额都是由于利润作为资本积累起来而造成的，这只不过是对利润被扣留的那段时间的一种补偿。”（第34—35页）

　　这丝毫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是说明闲置资本被看作和被算作仿佛不是闲置资本，而是和剩余劳动时间相交换的资本。这和价值规定毫无关系，而和价格有关。（在固定资本的场合，只有当存在着撇开利润而给物化劳动支付报酬的另一种办法时，才和价值规定有关。）（P57）

　　注释：

　　[8]亨·查·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1卷第99、129页。——第51页。

　　[9]在《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192—204页）中，马克思对麦克库洛赫通过把劳动的概念扩展到自然过程而对劳动概念进行的歪曲作了详细的考察。——第52页。

　　[10]见卡·马克思《论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摘录、评注、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4卷第67—140页）。在许多场合，马克思引用李嘉图著作的文句都是用德文按意思复述的。——第53页。

　　[11]在马克思原稿中，以下的引文都标有两个数字。在本册中，编者把前一个数字省略了，只保留了后一个数字，即李嘉图原著的页码。参看注1末尾的说明。——第54页。

　　[12]布雷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反对派，是关于“平等交换”的空想学说的倡导者，这一学说包含在他的著作《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1839年里子版）中，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引用了布雷的最重要的见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第3册第353—359页）。——第54页。

　　[13]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100—102、130—131页。——第54页。

　　[14]马克思所指的例子，见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26—27页。——第56页。

责任编辑：彭秋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