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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为自己消费而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显然对他不能起生产资料和价值增殖[valorisation][注:我们认为,《valorisation》这个术语最准确地反映了使价值成为它自身的增殖的手段的运动。]手段的作用;他为了同一目的而购买的劳动也不是生产劳动。购买这些商品和购买这种劳动,不会使他致富,相反会减少他的财富。他这样做就是把剩余价值当作收入来消费,而不是把它作为资本来获利。(P226)
封建贵族竭力要消费比自己的财产更多的东西,炫耀自己有不计其数的游手好闲的侍从,以示自己的阔绰。与此相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则必然宣扬积累是公民的首要义务,并谆谆告诫人们,为了积累,需要明智,不应该把全部收入吃光用尽,而应该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用来雇用生产劳动者,他们提供的东西比他们得到的东西更多。
此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见作斗争,这种偏见把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贮藏混为一谈,以为积累就是使构成财富的那些物品不被消费掉,或者说,把货币从流通的危险中救出来。不过,把货币锁起来,是使货币避免资本化的最可靠的方法,而为了货币贮藏而积累商品,这只有发狂似的悭吝鬼才会这样做。[注: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在他的作品中,那个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开始为了货币贮藏而积累商品时就已经失去了理智。]商品的积累,如果它不是商品流通本身的暂时现象,就是市场商品充斥或者生产过剩的结果。[注:“商品积累……变换停滞……生产过剩。”(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1841年伦敦版第104页])]
在日常生活用语中,人们还把资本主义积累(它是生产过程)同其他两种经济现象混为一谈,这两种现象是:富人消费基金中供慢慢消费的财物的增长[注:奈克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了“奢侈品”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谈到了“财产法使奢侈品集中在一个社会阶级手中。”(《奈克尔著作集》1789年巴黎和洛桑版第2卷《论法国财政的管理》第291页)]和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储备或库存的形成。
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指出,积累的最富有特征的地方是,靠纯产品维持生活的人应该是生产劳动者,而不是非生产劳动(P227)者[注:“现代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把储蓄看作只是货币贮藏:撇开这种狭隘和无效的做法不说,储蓄这个名词在涉及国民财富方面只能设想有一个用法,这个用法是从储蓄的不同用途中产生并以储蓄所维持的各种不同劳动的实际差别为基础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8、39页)],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它的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亚当·斯密的任何理论都没有象下面这一点一样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真理:积累无非是纯产品由生产劳动者消费,或者说,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无非是剩余价值转变为劳动力。
例如,我们可以听听李嘉图的说法: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生产新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新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劳动者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劳动者消费。如果认为资本可以由于不消费而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注。]
认为“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劳动者消费”,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这种看法,所有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为可变资本,并且只能预付在工资上。相反,剩余价值和产生它的资本价值一样,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纯产品要转化为追加劳动力,它必须包含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但是,这个劳动力要能够被利用,纯产品还必须包含追加生产资料,这种追加生产资料既不进入劳动者的个人消费,也不进入资本家的个人消费。
既然从积累产生的追加价值额转化为资本的方式同任何其他价值额一样,那就很清楚,亚当·斯密的错误的积累理论只能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的根本错误造成的结果。他实际上断言,(P228)尽管每一单个资本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分为工资和生产资料价值,但单个资本的总和即社会资本却不是这样。社会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支付的工资的总和,换句话说,社会资本只是可变资本。
例如,一个呢绒厂主把200000法郎转化为资本。他把这些货币的一部分用来雇织工,另一部分用来购买毛纱和织毛机等等。这样转到生产毛纱、织毛机等等的厂主手中的货币,首先要支付他们的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扣除剩余价值以外,货币又要用于支付工人的劳动,购买其他厂主所制造的生产资料,依此类推。因此,呢绒厂主预付的200000法郎逐渐消费在工资上:一部分由呢绒厂主用于工资,另一部分由卖给他生产资料的那些厂主用于工资,依此类推,直至全部价值额,除了预先依次扣除的剩余价值外,或者完全预付在工资上,或者这一价值额所体现的产品完全为生产劳动者所消费。
这个论据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把我们推来推去的“依此类推”这几个字。这几个字并没有使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手中握有的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价值最终会消失不见的资本家。亚当·斯密正是在困难开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注:尽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著有《逻辑》(注60)一书,但从未怀疑他的老师们的这种错误的分析;他满足于以门徒的教条主义态度重复这些错误。在这里也是这样,他说:“从长远来看,资本本身终归要全部分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补偿时,会再转化为工资。”(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1848年伦敦版第2卷第173页)]
如果我们只考察年生产基金,那么年再生产就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过程;但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市场。各个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运动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观察者的视线,(P229)给研究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注61)中,首次试图画出一幅通过流通表现出来的年再生产的图画。他们的论述在许多方面比他们的继承者的论述更接近于真理。
既然亚当·斯密把执行资本职能的全部社会财富归结为可变资本或者说工资基金,他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确实荒谬绝伦的教条,这个教条在今天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商品的必要价格由工资、利润(包括利息)和地租构成;换句话说,由工资和剩余价值构成。从这一点出发,施托尔希至少幼稚地承认:“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1)[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1卷第141页注。]。
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学不会不利用亚·斯密的所谓纯产品中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阶级消费这一论点,来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P230)
注释:
[59]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45—648页。——第226页。
[60]指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第一版于1843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指出,企图论述“逻辑体系”的约·斯·穆勒,作为经济学家,是肤浅的,没有遵循逻辑分析的起码要求。——第229页。
[61]《经济表》是重农学派魁奈制定的说明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图表。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六章,马克思写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二篇第十章,以及《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九章中都对经济表作了较详细的分析。——第230页。
责任编辑:彭秋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