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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对工人劳动能力的（暂时的支配）。当工人的劳动实际开始的时候，劳动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注38）

　　劳动能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性，使出卖的商品只是在买者与卖者缔结契约时才真正作为使用价值转到买者手中。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经确定，因为它是作为能力、作为力被出卖的，并且需要一定的劳动时间来生产这种能力、这种力。所以，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它出卖以前就存在，但它的使用价值则只在于以后的力的表现中。因此，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P127）间上是互相分开的。这种情况正象有人把一座房屋的使用权卖给我一个月一样。在这里，这个使用价值只是当我在这座房屋里住了一个月以后才提供给我。同样，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当我利用了劳动能力，让它实际为我工作以后才提供给我。但是对于这种使用价值来说，通过出售而在形式上让渡商品和在实际上向买者转让商品的使用价值，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买者的货币正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只是作为支付手段起作用。劳动能力是按日、周等出售的，但劳动能力只是在一日、一周等时间内被消费以后才付给报酬。在具有发达的资本关系的一切国家里，劳动能力都是在它执行职能以后才付给报酬的。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对自己商品的使用预付给资本家，在工人得到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支付以前，他就让买者消费这种商品，就把它贷出。在危机时期，甚至在各个破产事件中都表明，劳动者给予资本家的、由出卖的这种使用价值的特性产生出来的这种经常的信贷，并不是什么臆想。[注：“工人……贷出自己的勤劳。”（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36页）但是施托尔希又狡猾地补充说，工人除了会“失掉自己的工资不冒什么风险……工人没有付出任何物质的东西。”（同上，第37页）

　　“一切劳动都是在它结束以后付给报酬的。”（《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04页）但是，从建立在这种关系的性质的基础上的这种支付方式得出的其他实际结论，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然而可以举个例子。在伦敦有两种面包房：一种是按面包的全价出售的，-种是按低价出售的。后者占面包房总数的3/4以上。（政府调查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关于《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第32页）这些按低价出售的面包房所出售的面包大多数掺了明矾、肥皂、珍珠灰、白垩、得比郡石粉等（见上述蓝皮书和《1855年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哈塞耳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1861年伦敦第2版）。约翰·戈登爵士对1855年委员会说：“由于这种掺假，每天靠两磅面包度日的穷人，现在实际上连1/4的养料都得不到，且不说这种掺假对他们的健康的危害了。”特里门希尔（《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第48页）认为，“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明明知道掺假，可是还得去买明矾、石粉这一类东西，其原因就在于，对于工人阶级来说，“面包房或杂货店爱给他们什么样的面包，他们就得买什么样的面（P128）包，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只是在劳动周的周末才得到报酬，所以，他们也只有“在周末才能支付全家一星期消费的面包钱”。特里门希尔还引用了一些证词：“众所周知，用这种混合物制成的面包是特意为这种主顾做的。”]

　　但是，无论货币是作为购买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商品交换本身的性质都不因此而发生变化。劳动能力的价格在购买时已由契约确定，虽然它要在以后才能得到实现。这种支付形式同样不能改变下述情况：这种价格规定涉及的是劳动能力的价值，它既不涉及产品的价值，也不涉及本身根本不是商品的劳动的价值。

　　正象已经表明的那样，如果价格得到支付的生活资料是一定的社会状态下通常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从而使工人能以必要程度的力量、健康、生命力运用自己的劳动能力和通过接班人使自己永远存在下去，那么也就支付了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注：配第把日工资的价值规定为使工人足以“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的“一日生活品”的价值（《爱尔兰政治剖视。1672年》1691年伦敦版第64页），引自杜罗·德·拉·马尔。

　　“劳动的价格总是由生活资料的价格构成的。”“如果……工人所得的工资不能依照他作为一个工人的低下的身分和地位，维持他们当中许多人注定会有的大家庭”，那他就没有得到适当的工资。（杰·范德林《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15页）

　　“只凭双手和勤劳的普通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在一切劳动部门，工人的工资都必定是，而实际上也是限于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德尔编《全集》1844年巴黎版第Ⅰ卷第10页）

　　“生存资料的价格实际上等于劳动的生产费用。”（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第48页注）“把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以来共五百年的谷物的价格和工资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英国，一个工作日的工资经常低于1配克小麦（＝1/4蒲式耳），而不是高于1配克小麦；1配克小麦是一个中间点，但是，它比表现为小麦的工资随供求上下波动所围绕的中心点要高。”（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54页）

　　“任何物品的自然价格都是……使用到这种物品的生产中去的东西……它的〈劳动的〉自然价格……由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和舒适品构成，这个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气（P129）候和习惯，为维持工人并使他有可能抚养家庭以保证市场上劳动供应不致减少所必需的。劳动的自然价格……虽然它按照不同的气候和随着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变化，但是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把它看作非常近似于静止的。”（散见罗·托伦斯《论谷物外销》1815年伦敦版第55-65页）(注39)]

　　如果说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那么另一方面就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够把自己的需要缩小到这样不可想象的程度和把自己的生活条件限制到这样的最低限度，一言以蔽之，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具有象爱尔兰人那样生活的本领。[25]在论述劳动能力的价值时，谈的并不是这种身体上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最低量。正象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一样，劳动能力的价格可以提高到它的价值以上，或下降到它的价值以下，因而可能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偏离只是价值本身的货币表现的价格。生活必需品（它的总价值构成劳动能力的价值）的水平可以提高或降低。但是，分析这种波动，并不是这里的事情，而是属于工资的学说。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将会表明：不管假定工人的需要水平是高还是低，都同资本的分析完全无关。但是，正象在理论上一样，在实践中也要以劳动能力的价值是既定量为出发点。例如，一个货币所有者要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例如转化为一个棉纺织厂的经营资本，就得首先了解他打算建立工厂的那个地方的工资的平均水平是多少。他知道，工资同棉花的价格一样经常会偏离平均水平；但他同时也知道，这种波动会互相平衡。因此，在他的估算中工资就作为既定的价值量。另一方面，劳动能力的价值是工联的有意识的和很明显的基础，而工联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重要性是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工联的目的无非是阻止工资水平降低到各行业中既定的传统水平以下，无非是阻止劳动能力的价格降低到劳动能力的价值以下。工联当然知道，需求和供给关系(P130)的变动，会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动。但是一方面，这种变动的发生与买者——在这种场合就是资本家——关于这种变动发生的片面断言是绝然不同的。另一方面

　　“在以下两种工资水平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一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工资水平，即在买者和卖者平等协商时从正当的（公平的）商品交换行为中得出的水平；另一种是，当资本家同每一个人单独地进行协商并利用个别工人的偶然困难（与一般的供求关系无关的困难）来决定压低工资的时候，卖者即工人不得不同意的工资水平。工人联合起来，是为了在出售自身劳动的契约中在一定程度上同资本家处于平等地位。这就是工联的合理之处（逻辑根据）。”[注：托·约·登宁（伦敦装订工人联合会书记）《工联和罢工：它们的哲理和意义》1860年伦敦版第6、7页。]

　　工联的目的是：

　　“工人一时的直接需要不能强迫工人同意低于一定劳动部门中由供求关系先前确定的工资”[注：同上，第7页。]，

　　从而把一定部门中的劳动能力的价值普遍降低到它的普通水平以下。“工人本身”把这种劳动能力的价值“看作是工资的最低额，而资本家则把它看作是一个行业中所有工人的划一的平均工资。”[注：同上，第17页。]因此，工联决不允许它的会员在工资低于这种最低额的情况下劳动。[注：不言而喻，资本家会把这个“劳动的划一水平”诬蔑为侵犯工人的个人自由，妨碍资本家按照自己的心愿办事，妨碍资本家对特殊才能等等给予特别报酬。登宁先生——刚才引用的他的那部著作不仅抓住了问题，而且以巧妙的讽刺阐明了问题——回答说，工联允许资本家“给卓越的技能和劳动能力支付高的报酬，他愿意支付多少就支付多少”，但是工联却不同意资本家把99/100的工资总额即“普通人”的工资，也就是每一行业中平均工人的工资降低到“工资的最低额”即平均劳动能力的普通价值以下。《爱丁堡评论》的一位观察家（1860年。《工联》）(注40)把工人反对资本专制的联合诬蔑为这些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由于一种不可理解的迷惑而自愿服从的一种奴隶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战争中人们都希望敌军不服从纪律的专制。但是，这个道德上被激怒了的观察家还发现了更糟糕的事情。工联亵渎神圣，因为它破坏了自由贸易的法律！这是多么可怕啊！登宁先生顺便回答说：“如果一方的一只胳膊受了伤或被捆起来，而另一方却自由地运用两臂，那么这并不是一拳还一拳的自由交换……雇主愿意单独地同自己的工人打交道，以便他能够愿意在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给这些工人的劳动支付‘血汗’价格，而作为卖者的这些工人的右臂则被他们出卖自身劳动的必要性束缚起来。这就是雇主所说的自由贸易，然而这种自由完全是雇主的自由。假如你愿意，可以把它叫做贸易，但它并不是自由交换。”（同上，第47页）]工联是工人本身为此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保险团体。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工人为了保护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建立起来的(P131)这种联合的目的。在伦敦的所有行业里都有所谓的“血汗榨取者”。

　　“血汗榨取者就是答应按照普通工资向最初的企业主提供一定量工作而又让其他人按较低价格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形成血汗榨取者的利润的这个差额，是从实际完成这项工作的工人身上榨取出来的血汗”[注：同上，第6页。]，

　　它不过是最初企业主支付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血汗榨取者支付给实际工人的、低于劳动能力价值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注：“在伦敦建立了一个慈善团体，它的目的是：按照政府目前支付给承办者的同样价格签订制作军衣的购买契约，然而却给饥饿的女缝工在她们的现有工资之上支付30％的附加。这个结果正是通过消除“中间人”才达到的，中间人的利润现在变成了从前被中间人榨取这种利润的人身材料所得到的好处。尽管这种团体可以提供所有这些好处，一位女缝工在做军衬衣时连续劳动10小时（即每天做2件衬衣）所挣的还是不会多于1先令，而在缝衣料时每天12小时劳动所挣的也不会多于1先令6便士。在现在的契约关系下，女缝工们10小时劳动的工资摆动于5到8便士之间，同时她们自己还必须提供线等等。”（《泰晤士报》1862年3月13日）]。现在顺便谈谈一个极富有特征意义的……（注41）

　　[379（73）]关于（b）（注42）不同国家生产资料的不同程度的集中

　　“虽然技巧和技术知识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活的要素的优势对于工业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小农制度阻碍人口的迅速增加，从而间接地阻碍工业的(P132)发展。小农制度也以直接的方式造成这种结果。它使相当大部分的人口依附于土地并在土地上劳动。耕种土地是这些人以自豪和满足的心情从事的主要职业，而纺纱、织布等工作则是他们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副业。他们的储备是为了增加遗产，他们并不愿意离乡背井去寻求新的职业或获得新的技能。”[《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1856年伦敦版第67页]

　　（因此，正是在这里，在积蓄或积累比较高并且它们可能在上述情况下存在的地方，同英国相比，妨碍资本的形成，相对地说，也妨碍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正是这些有利于积蓄等等的经济条件。）

　　“所有者的地位，对一座房屋、一块土地的占有，也是工厂工人和几乎每一个没有财产的穷人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所有的人都追求土地……从对法国人数最多的阶级的性格和职业的这一描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法国的工业与英国的不同，它是以小企业为代表的。”（同上）

　　（这表明，剥夺土地对于大工业的发展是多么必要，）

　　“其中有些企业是以蒸汽和水力发动的，另一些企业则靠畜力当动力，而且很多工厂一直到现在还只使用手工劳动”。

　　沙·杜班男爵恰当地把法国工业的特征描述为土地占有制的结果。他说：

　　“因为法国是地产分散的国家，是小土地占有的国家，所以它是工业分散的国家，小工场的国家。”（同上，第67-68页）

　　同一位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调查了法国各种各样的纺织工业的概况（1852年），从中可以看到：（蒸汽动力2053（马力），水力动力959，其他机械动力2057）（同上，第69页）[注：表现为资本的预先（原始）积累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生产条件的独立化——生产条件与独立生产者相分离，独立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劳动者，在正文中是以工场手工业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的。但是，这一点例如在农业资本家和农民等等的关系上也是清楚的。“大耕作并不比小耕作或中等耕作需要更多的资本量，相反，它需要较少的资本量，但是在这些不同的制度中，资本必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分配的，在大耕作中所使用的资本必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由他们给自己所雇佣的人手支付工资。”（马蒂约·德·东巴尔《罗维尔的农业年鉴》1825年[巴黎]第2版第217页）]。他把(P133)这个报告同1850年提交英国下院的关于工厂数等的报告作了比较，并指出“英法两国纺织工业体系之间的下述显著差别”。即：

　　[380（74）]“法国工厂数比英国工厂数多2倍，但法国工厂中受雇的人数

　　却只多1/5；机器和人力的极其不同的比例清楚地表现在下面的对比中：

　　按照这个对比，法国受雇人数多于英国，然而这也只是因为在英国的报告中删去了一切手工织机；但是，英国每个企业的平均人数比法国多1倍多（54/136＝27/68＝13/34＝约1/3），因而在同一资本指挥下的人的密集程度也更高。在法国，工厂多2倍，但在其中就业的人数只多1/5，因此同企业数相比就业人数较少。其次，就每人使用的机器数来说，英国的纱锭比法国多5倍。如果所有这些人都是纺纱工人，那么法国将拥有4945150个纱锭，在英国则少1/5。可见，在英国1台动力织机占用2人，在法国1台动力织机或1台手工织机占用2人。

　　在英国有25631526人。其次，大不列颠工厂中使用的蒸汽动力＝108113马力；同受雇人数的比例是：约5 1/2人比1马力蒸汽动力；按照这种比例计算，法国应该有蒸汽动力(P134)128409马力，但是法国1852年全部蒸汽动力只有6080台蒸汽机所提供的75518马力，这些蒸汽机的平均功率是每台12 1/2马力弱；至于法国纺织工厂中所使用的蒸汽机数在1852年则是2053台，这些蒸汽机的功率等于20282马力，并分配如下：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1856年伦敦版]第70页）

　　“在法国，由于缺乏工业的骨头和肉即煤和铁，这就必然会阻碍它作为工业国的发展。”（同上）

　　英国工厂中单个工人所使用的工作机和动力机（机械动力），从而他在同一时间内所加工的原料，都比法国工人多得多。因此，英国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大得多，正象雇用他的资本大得多一样。英国企业数比法国少得多。在英国，一个企业平均雇用的工人人数比法国多得多，尽管在法国雇用的工人总数比英国多，然而和企业数相比所多的比数却很小。

　　上述情况表明，历史等等的条件会与直接生产者群众被剥夺的相对程度的大小相适应，对生产资料积聚的相对规模发生不同的影响，由于这种历史等等的条件，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阶段是极其不同的。但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恰恰同直接生产者本身的“积蓄”和“积累”成反比，这种直接生产者在法国比在英国多得多。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积蓄”、“积攒”、“积累”和集合为大笔数目，也就是说，被集中，被用作资本，这种剩余劳动也就在同样大的程度上由生产者的(P135)雇主而不是由生产者本人积累起来等等；因此，相当大部分的实际生产者也就在同样大的程度上被剥夺掉“积蓄”、“积攒”、“积累”的可能性和条件，总之，被剥夺掉在一定程度上占有自己剩余劳动的任何可能性（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被剥夺了自己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积聚，是依靠于和适应于大量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能力，以及这些人本身对自身剩余劳动提出任何要求的相应的不可能性。因此，用下述办法来解释并说明资本主义积累是最可笑的幻想、谬误或欺骗，这种办法就是：把资本主义积累混同为并且用术语来说即转化为一种完全同资本主义积累相对立、相排斥的过程，而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那种生产方式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其废墟上得以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这是政治经济学极力维护的幻想之一。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里，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即只要一个工人绝顶聪明，善于投机钻营，天生具有资产阶级的本能，而运气又非常好，那他自己就能变成他人劳动的剥削者。但是，在没有劳动可供剥削的地方，既不会有资本家，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

　　[259（75）]例如，英国陶器业采用计件工资的形式，为的是用低计件工资雇用少年学徒（从13岁起），使他们恰好在他们的成长时期就“为了他们师傅的最大利益”而进行过度劳动。官方认为这是陶器业中人口退化的原因之一。[注：“厂主雇佣了很多少年，这些少年在十三、四的幼龄被雇为学徒，制作陶器。在头两年中每周只付给他们2先令到3先令6便士。之后，他们才开始按计件工资制工作，取得短工的工资。正如朗所说，‘雇用大量十三、四岁的学徒，这种措施在某种工厂中非常流行，这种措施不仅非常有害于营业的利益，而且它或者还是引起陶工身体衰退的另一重要原因。这种制度对宁要货物数量而不要货物质量的资本家非常有利，它直接促使少年陶工在四、五年内从事劳动，而得到的却是按低价支付的计件工资。以这样轻的年龄在高温的火炉旁进行这样的过度劳动，其后果是不难预料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ⅩⅢ页）](P136)

　　在刚刚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部门中，只要总工资（如象周工资）例如由于劳动强度的提高而提高到一定水平，这种提高就会成为雇主本身降低工资的一个理由，因为他们认为工资已经高于对工人有利的程度。这样一来，计件工资作为直接降低工资的一种手段，就暴露出来了。[注：“的确，反对各种行业中实行计件劳动的主要意见是这样一种控诉：当人们得到了好工资的时候，雇主就要降低劳动的价格；它往往被利用来作为降低工资的手段。”（登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页）]

　　不言而喻，用什么方式支付工资，这本身并不能改变工资的性质，尽管某种支付方式——然而有时按照劳动的技术性质只能使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比其他支付方式更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发展。

　　显然，工资的个人差别只是对工资水平的一种偏离，而在采用计件工资时比采用计时工资时更能扩大这种个人差别。但是，如果计件工资不被其他情况所抵消，它就有降低这个水平本身的趋势。

　　工资作为日平均劳动的总价格，是同价值概念相矛盾的。任何价格都必然可以归结为价值，因为价格本身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而且实际价格高于或低于同其价值相适应的价格这种情况，并不能改变实际价格是商品价值的一种在量上不一致的表现，尽管这种量上的不一致在假定的情况下非常大或者非常小。但是在这里，在劳动的价格中会有质上的不一致。

　　注16，对244页的补充。

　　“当谷物构成工人生存资料的一部分的时候，谷物自然价格的提高必然(P137)会引起劳动自然价格的提高；或者换句话说，当需要大量劳动来获得生存资料的时候，大量劳动或大量劳动产品就应当作为工人的工资归工人所有。但是，因为工人的大量劳动或工人的大量劳动产品（这是一回事）成为劳动生产者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和他在劳动时所要消费的东西，所以留给雇主的就是较少量的劳动产品。”（罗·托伦斯《论谷物外销》1815年[伦敦版]第235页）

　　[260（76）]因为商品的价值等于商品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所以一个工作日的价值——当劳动在其他生产条件相同并以平均的、通常的社会强度和熟练程度进行时——等于包含在价值中的日劳动，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意义，也得不出任何规定。因此劳动价值——即（在质上）摆脱了自己的货币表现的劳动价格——是一个不合理的用语，它实际上不过是劳动能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和颠倒形式。（不能归结为价值的那种价格，只是表现着某种东西同货币之间的偶然的交换，不管是直接表现，还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来表现。因此，那些按照性质来说并不是商品的物品，从而在这种意义上是人们交往以外的物品，可以通过它们同货币的交换而转化为商品。由此就生出了贿赂、收买同货币关系之间的联系。因为货币是商品的转化形式，所以人们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从哪里来的，看不出转化为货币的是什么，是良心，贞操，还是马铃薯。）

　　但是，正象计时工资作为工资的最直接的形式是不合理的一样，计件工资在它必须直接充当价值关系的表现时也是不合理的。例如，在一件商品中（撇开包含在商品中的不变资本）物化着1小时劳动，假定等于6便士。工人得到3便士，或者说，从工人方面来看，这件商品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它所包含的、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价值。因此，这种计件工资实际上并不直接表现价值关系。问题不在于这件商品的价值由包含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正好相反，(P138)工人所完成的必要劳动时间由这件商品来计量。工人所得到的工资是计时工资，因为这件商品只有一种用途：计量工人为取得工资所需要的时间，保障工人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从而只以适当的强度进行劳动，此外还要保障工人的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具有适当的质量。所以，计件工资不外是计时工资的特定形式，而计时工资本身又不过是劳动能力价值的转化形式，或者说，是在量上与这个价值相一致或相偏离的劳动能力价格的转化形式。如果说计件工资的趋势是给工人的个性提供巨大的活动余地，从而使个别工人的工资或多或少地提高到一般水平以上，那么它同样也会导致其他工人的工资降低到这个水平以下，而且这个水平本身还会由于工人之间的激烈的、非常紧张的竞争而降低。

　　只要劳动强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是用工人在一定时间所提供的产品量来计量，那么在比较不同国家中的计时工资（例如具有既定长度的工作日的工资）时，就必须同时比较这些工资在它们表现为计件工资时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真正比例，或者说工资与剩余价值之间的真正比例。于是往往可以看到，虽然富国中表面上的计时工资较高，但贫国中计件工资却比较高，因而贫国的工人与富国的工人相比实际上要用更大部分的工作日来再生产自己的工资，因而贫国的剩余价值率低于富国，贫国的相对工资却因而高于富国。所以，贫国劳动的实际价格事实上高于富国。就不同国家来看，除了持续时间和同单个工人无关的生产率以外，强度也同工作日的持续时间一样会造成很大差别。强度较大的国家的工作日等于强度较小的国家的工作日＋x。如果把生产金银的国家的工作日作为国际工作日的尺度，那么，例如强度较大的英国的12小时工作日(P139)就会比强度较小的西班牙的12小时工作日表现为更多的黄金；就是说，它高于实现为金银的平均工作日。就具有既定长度的总工作日来看，比较高的国民工资不仅在使用价值上比较高，而且在交换价值上，从而在货币表现上也比较高（假定金银的价值已定，较高的货币表现就必定总是代表较多的价值，较低的货币表现必定总是代表较小的价值；如果同时考察不同国家的工人的货币工资，那么金银的价值始终被假定为既定的，因为即使金银价值发生了变化，那也是在各个国家同时发生，就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来说，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可见，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比一定劳动量的价格更高的劳动价格。在劳动持续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和劳动强度较大的情况下（这在国际范围内是一回事），一国的工资可以高于另一国；但是第一，它仍然是总工作日的较少的一部分，因而相对地比较小，第二，它本身代表较低的劳动价格。例如，如果工人每天12小时得到3先令，那么这就低于工人每天11小时获得2+（1/2）先令的日工资。因为一小时剩余劳动意味着劳动能力的更大的消耗，从而意味着劳动能力的更快的再生产。如果工人10小时获得2+（1/2）先令，那么差别还会更大，如果获得3先令……

　　75（注43）李嘉图实际上是以下述说法来安慰工人的：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总资本与它的可变组成部分相比会增加，作为收入消耗掉的剩余价值部分也会增加，从而对家庭仆役的需求会增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75页）。

　　76“财产……是保证普通非熟练工人不陷于一个按最低市场价格买入的机器部件地位所必需的，这是可以生产出这一机器部件的价格，就是说，这是工人可以生存并繁殖自己的族类的价格；当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完全不同而仍然由供求规律的唯一作用来调节这种利益的时候，工人迟早必然要被(P140)降低到这个最低市场价格。”（赛米尔·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伦敦版第46页）

　　77爱尔兰。移民。就工业十年周期中劳动人口的实际增减能够对劳动市场发生某种显著的影响来说，那么这种情况只有在英国才能发生，——而我们把英国作为典型，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已经发展，而不是象在欧洲大陆上那样大部分仍然在不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而且这种情况的发生，只是由于资本的价值增殖需要对移民的扩大或缩小所发生的影响。首先要指出，资本的输出，即作为资本输往国外也就是投入殖民地和美利坚合众国的那部分年收入，与年积累基金相比，大大高于与每年人口的增加数相比的移民人数。一部分移民实际上只是随着资本出去的。其次，就英国移民的主要部分是农业人口来看，那么这些移民的大部分不是工人，而是租地农民的子弟等。到目前为止，英国的移民被从爱尔兰移入的移民绰绰有余地代替了。停滞和危机时期即移居国外的愿望最为强烈的时期，也正是较多的过剩资本输往国外的时期，而移民减少的时期，也正是过剩资本输出减少的时期。因此，国内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绝对比例很少受到移民增减的影响。如果英国的移民国外与每年人口的增长相比具有巨大的规模，那么这是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造成的。1848年以来爱尔兰的移民使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一切希望和预言都归于破产。第一，马尔萨斯主义者宣称，超过人口增长数量向国外移民是不可能的。爱尔兰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很穷。已经移居国外的那部分人大多数每年都给留在国内的人寄回资金，以供他们移居国外之用。但是第二，这些先生们曾经预言，夺去百万人生命的饥馑以及随之而(P141)来的“出走”（注44），在爱尔兰将会引起象英国十四世纪中叶的黑死病（注45）完全一样的影响。事实恰恰相反。生产比人口下降得快，农业工人的就业手段也是这样，尽管就生活资料的不同价格来看他们的工资现在并不比1847年高。但是，在15年中人口却从800万减少到约450万。不过牲畜生产有了一些增长，想把爱尔兰变成单纯牧羊场的达费林勋爵完全有理由说，人口仍然过多。在这期间，爱尔兰人不仅把自己身上的骨头搬往美洲，而且把自己本人也带去了，而“让复仇者诞生”（注46），在大西洋彼岸将是令人可怕的。

　　我们考察一下最近的1864和1865这两年，就可以看出，主要作物的情况如下：

　　（《爱尔兰农业统计》1866年都伯林版第4页）

　　这并不会妨碍个别人在国家迅速破产的情况下大发其财。例如，

　　年收入从900镑到1000镑的人数：1864年为59人，1865年为66人；年收入1000-2000镑的人数：1864年为315人，1866年为342人；此外：

　(P142)

　　1864年每人平均收入87706镑的有3人；1865年每人平均收入91509镑的有3人。（《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1866年8月7日）

　　属于这种“超收入”之列的达费林勋爵有理由认为，爱尔兰现在居民仍然过多。

　　[145（79）]“只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在普鲁士王国的大多数省份中才确保臣民（农民）有了继承权和财产权。这个命令有助于结束使国家有遭受人口灭绝危险的农村居民的灾难。因为正是在上一世纪（十八世纪），从地主开始考虑到要提高自己农场的收入以来，他们认为有利的作法是把自己的各个臣民赶走，并把农民的耕地并入主人的土地。被驱逐的人们无家可归，陷入了贫困的境地；但是，由于这一点，负担对于其余的臣民就变得完全不堪忍受了，因为地主现在还要让他们耕种从前的农民耕地，而这些耕地的所有者以前用自己的劳动减轻了他们耕种主人的土地的负担。这种‘驱逐农民’的情况在东德意志特别厉害。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征服西里西亚的时候，在那里有一千多块的农民土地失去了主人，房屋变成了废墟，耕地落到了地主手中。所有夺来的地方必须重新建设，在每一块土地上安插主人，提供牲畜和工具并作为世袭的和拥有所有权的财产交给农民。在吕根，同一恶政远在摩里茨·阿伦特的青年时代就曾经引起农民的起义，军队被派到那里，把暴动者投入监狱；农民对此进行了报复，伺机杀死了一些贵族。同样，远在1790年，同一恶政就曾经是萨克森选帝侯国起义的原因之一。”（古·弗莱塔格[《德国人民生活的新状况》1862年莱比锡版第38-39页]）

　　这正确地表明，封建主的高贵感情意味着什么！

　　[144（80）]虽然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上不仅建立在扬弃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剥夺农民、手工业者的基础上，总之，建立在消灭以直接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条件的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虽然已经实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那种私有制和以那种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被扬弃，从而随着这些直接生产者在资本积聚（集中）之下的被剥夺，(P143)而得到同样程度的发展；虽然后来以“清扫领地”形式不断重复出现的这个剥夺过程作为暴力的行动部分地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不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法哲学等），而且资本家本人在自己的观念中，都喜欢把自己的所有制形式和占有形式（这种形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以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以剥夺直接生产者为自己的基础）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混为一谈，这种生产方式恰恰相反，它是以直接生产者对自身生产条件的私有制为前提的（在这种前提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和工业等等中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喜欢把对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的任何侵犯说成是对任何一种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侵犯，甚至说成是对一切所有制的侵犯。因此，把对劳动群众的所有制的剥夺说成是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生活条件，当然总会发生很大的困难。（然而，在这种形式的私有制中，至少总是包含着纯粹被家长驱使和剥削的家庭成员的奴隶制。）所以从洛克到李嘉图的一般法律观念都是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观念，而他们所阐述的生产关系则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是：在这两种形式中买者与卖者的关系在形式上始终是一样的。在所有这些作者身上都可以发现两重性的东西：

　　（1）在经济上，他们都反对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证明对群众的剥夺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

　　（2）在意识形态和法律上，他们把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硬搬到以剥夺直接生产者为基础的所有制上来。

　　[146（81）]例如，关于用国债把现在的负担转嫁给后代的空话，就是如此。B实际上或表面上借给A以商品，A为此可以给B一张未来产品的债券，因为总是会有未来的诗人和音乐家的。但(P144)是，A和B加在一起都消费不了未来产品的一个原子。任何时代都得自己支付自己的战争费用。相反，工人却可以在本年内完成后三年的劳动。

　　“[国债制度的辩护者]妄想把目前的花费推延到将来，妄想可以为了满足现在这一代的需要而把重担加在后代身上，他们主张荒诞无稽之事，仿佛人可以消费尚未存在的东西，仿佛人可以在粮食的种子播在地里以前就吃这些粮食……我们的政治家们的全部智慧归根到底就在于把财产从一个阶级的人手里大规模地转到另一个阶级的人手里，就在于建立一笔用来奖励假公济私和盗用公款的巨额基金。”（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8、9页）

　　[147（82）]煤矿工人

　　煤矿工人在住宅方面对剥削者的依赖性究竟怎样起作用，这在每次罢工中都会表现出来。以1863年11月的德勒穆的罢工为例。工人们在最恶劣的天气中连同妻子儿女一起被赶到露天之下，家具等等被扔出门外。于是，首先要在寒冷的夜晚找到栖身之处。大部分人睡在露天，一部分人则闯入自己的已经空无一物的住宅并在那里过夜。由于这件事，矿井剥削者在第二天就让人把门窗都钉上封死，从而剥夺了被赶出去的人在严寒的深夜能够睡到空屋的光地上的恩惠。这样一来，人们又打开小木棚、装泥炭的棚子作为自己的安身之所，但是这些东西被土地所有者破坏了。在这次劳动对资本的战役中，大量儿童失去了生命（《雷诺新闻》1863年11月29日）。(P145)

　　注释：

　　[37]下面这些页手稿同《第六章》手稿一道保存下来，但是，按照内容和页码编号来看，它们不仅属于《资本论》第一卷手稿的本章，而且属于未保留下来的其他章。这些页手稿的写作日期不得而知；这当中引用的一些引文包含在遗留下来的马克思从五十年代开始写的手稿中。——第127页。

　　[38]在手稿的这个地方，作者加了一个注码（51），但是在我们所找到的手稿中没有这个注释。——第127页。

　　[39]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托伦斯著作的这段缩减了的引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95页），在引文后面加了一句话：“‘劳动’一词在这里错误地当作‘劳动力’一词来使用”。——第130页。

　　[40]指的是匿名作者的评论文章《工联秘密组织》，载于三月刊《爱丁堡评论》杂志十月号上（第525-563页）。看来，马克思引用这篇文章是在1860年，因为批判这篇文章的登宁的著作《工联和罢工》出版于1860年。

　　《爱丁堡评论，或批判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or Critical Journal》）是英国资产阶级文学政治杂志，1802-1929年出版。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机关报，每三个月出版一期。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第132页。

　　[41]手稿第25页至此中断。——第132页。

　　[42]从迄今我们所找到的手稿来看，无法确定马克思所说的“关于（b）”究竟是指哪一节。——第132页。

　　[43]75这个数字和后面的数字76、77、79是马克思的注释的注码；注释所注的正文没有找到。——第140页。

　　[44]《出走》即《出埃及记》（《Exodus》）——是圣经中的篇名，内容谈的是犹太人从埃及出走。在这里，马克思是指1848年以后爱尔兰居民大批移居美国。——第141页。

　　[45]指的是1347-1350年在欧洲流行的鼠疫。根据一些材料记载，当时死于鼠疫的近2500万人，占当时欧洲全部居民的近四分之一。——第142页。

　　[46]“让复仇者诞生”（“Exoriare aliquis ultor”）——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4章第625行诗。——第142页。

　　[47]毕尔麦（Bere）——大麦的一种。——第142页。

责任编辑：彭秋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