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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见注164），并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论述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种种迫切问题。马克思的《危机和反革命》这组评论柏林内阁危机的文章，共四篇。写于1848年9月11、12、13和15日，载于1848年9月12、13、14和16日《新莱茵报》第100、101、102和104号。其中第二、四篇论文和收入本选集的第三篇论文，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的标题是《危机》。——312。）

　　科隆9月13日。柏林的危机又进了一步：同国王的冲突，昨天还仅仅估计是难免的，现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本报读者在下面就可看到国王对内阁呈请辞职的答复（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9月10日的信中同意内阁的意见，认为普鲁士国民议会1848年9月7日的决议——要求陆军大臣发布一道命令，让反对立宪制度的军官辞职——破坏了“君主立宪的原则”，他赞同内阁以辞职来抗议议会的这种行动。——312。）。由于这封信，国王自己登上了前台，同内阁站在一边，把自己和议会对立起来。

　　不仅如此，国王还背着议会让贝克拉特组阁，贝克拉特在法兰克福站在极右派一边，全世界早就知道，他绝不可能指望在柏林获得多数。

　　国王的信是由奥尔斯瓦尔德先生副署的。奥尔斯瓦尔德先生以这种方式把国王推到前面去以掩饰他自己的可耻的退缩，同时，他在议会面前却企图躲在立宪原则后面践踏这一原则，破坏国王的声誉，并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对这一切奥尔斯瓦尔德先生是要承担责任的！

　　大臣们高喊：立宪原则！右派高喊：立宪原则！《科隆日报》（注：《科隆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自1802年起在科隆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312。） 也以哀叹的声音无力地应和：立宪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这些先生真的这样愚蠢，以为依靠腐朽透顶的孟德斯鸠-德洛姆的分权学说，依靠陈词滥调和早就被揭穿的假象就能使德国人民摆脱1848年的风暴，摆脱日益临近的、使历◎第312页◎史上遗留下来的全部机构覆灭的危险吗？！

　　“立宪原则！”但是，正是这些想不惜任何代价拯救立宪原则的先生们首先应当看到：在这种临时局面下，只有毅力才能拯救这一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柏林议会的表决、波茨坦和法兰克福之间的冲突、动荡、反动阴谋以及军阀的挑衅不是早就表明，我们总是不顾一切空话而始终立足于革命的基础上吗？难道不是早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立足于业已确立的完备的立宪君主制基础上的这种捏造，只会导致现在已经使“立宪原则”濒于毁灭的冲突吗？

　　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党派就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为了协商宪法而召集了国民议会。它和国王是平权的。在一种临时局面下有两个平等的权力！正是康普豪森先生想借以“拯救自由”的这种分权，正是临时局面下的这种分权状态，必然会导致冲突。贵族、军阀和官僚的反革命奸党藏身于国王背后。资产阶级站在议会的多数派背后。内阁想充当调停人。但是它太软弱，不能坚决维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并且一举推翻贵族、官僚和军阀的权力；它也太不灵活，它的财政措施每一次总是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所提出的都是各个党派所不能接受的，因而正好引起了它所希望避免的冲突。

　　在任何一种尚未组织就绪的局面下，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种或那种原则，而是salut public，即社会安宁。内阁要想防止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冲突，只有遵循社会安宁的原则，并且即使自己和国王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也不畏缩。但是，内阁宁愿成为波茨坦“能够”◎第313页◎接受的内阁。它一直坚决采取各种保持社会安宁的措施(mesures dusalut public)、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派。在梅尔克尔先生已经承认邦法（注：指1794年颁布的《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编者注）的某些条文应当废除之后又用这些旧法律来对付政治上的犯罪行为，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在王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不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可是内阁以保持社会安宁为由，在对付反革命时却缩手缩脚！

　　正因为内阁对待日益猖獗的反革命采取这种温和态度，议会才不得不亲自提出保持社会安宁的措施。既然大臣们所代表的那位国王过于软弱，议会就不得不亲自过问。它通过了8月9日的决议，这就是它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不过它的行动方式还是非常温和的，只是向大臣们提出了警告。可是大臣们却置之不理。

　　的确，他们怎么能同意这一点呢？！8月9日的决议践踏了立宪原则，它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它要消灭为了自由的利益所十分必需的分权和权力互相监督，它要把协商议会（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这个公式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把协商议会中的自由派称为协商派、妥协派等。1848年11月，在反革命势力进攻下，这一派曾提出拒绝纳税的决议，但是，由于他们仅限于消极抵抗，最后国民议会于1848年12月5日被解散。——314、366。）变成国民公会（注：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国民公会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确立民主共和国，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最后于1795年10月被解散。——21、314、373、426、435。）！

　　于是燃起了威胁的烈火，传来了使小资产者心惊胆战的雷鸣般的呼号，说什么将来会出现一个恐怖政府，它将设置断头台，征收累进税，没收财产，悬挂红旗。

　　柏林议会变成了公会！真是极大的讽刺啊！

　　然而这些先生们并不是完全不对。如果政府今后仍然我行我素，我们很快就会有公会。并且不只是普鲁士的公会，而且是全德国的公会。这个公会应当用一切办法来制止我们的二十个旺代（注：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所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314、554、678。）的内战和不可避免的同俄国的战争。而现在，我们的确只有一幅制宪议会（注：制宪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从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在议会中君主立宪派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曾于1789年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1789年8月26日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确立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原则。——21、314。）的讽刺画！◎第314页◎

　　但是，呼吁立宪原则的各位大臣先生自己是怎样遵守这个原则的呢？

　　8月9日，他们让议会平静地散会了，议会当时还满以为大臣们会执行决议。其实这些大臣根本不想把自己拒绝执行决议的打算告诉议会，更不准备提出辞职。

　　大臣们考虑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在许多质问的追逼下，他们才直截了当地向议会宣布：他们不打算执行决议，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以后，议会仍然命令大臣们执行决议，于是，大臣们就躲在国王后面，在国王和议会之间制造裂痕，从而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

　　然而这些先生们却还在谈论什么立宪原则！

　　总起来说：

　　在一种临时局面下的两个平等的权力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内阁不敢坚决果断地处理政务；它没有采取必要的保持社会安宁的措施。议会要求内阁尽职只是执行了自己的职责。内阁宣布这样做是破坏国王的权利，而在它辞职的时候，它却损害了国王的声誉。国王和议会互相对立。“协商”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冲突。这也许还要用武力来解决。

　　

谁最勇敢、最坚定，谁就能取得胜利。

　　写于1848年9月13日

　　载于1848年9月14日《新莱茵报》第102号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4-477页◎第315页◎
　　

责任编辑：程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