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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选载恩格斯1884 -1895 年的著作和《自然辩证法》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1842-1895年的书信。
1884-1895年这一时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入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斗争加剧，劳动人民的状况恶化，无产阶级为未来的革命战斗正在积聚力量。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建立并得到了巩固，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团结加强，80年代末成立了新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即第二国际。
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它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同时由于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入无产阶级队伍，由于工人贵族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思想对工人阶级的影响，机会主义倾向也增长了。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担负起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使命。他为进一步发展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著作，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关心和支持《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其他著作的再版工作并撰写序言；他为制定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与资产阶级思想和工人运动中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本卷的首篇著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系统而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论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国家的产生原因和阶级本质。
恩格斯把他的著作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因为马克思曾打算根据美国学者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撰写一部关于人类史早期阶段的专著。恩格斯在写作《起源》时广泛地利用了他的战友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摘要和批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并补充了大量的材料。在1891年问世的第4版中，他又根据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作了重要的修订。
在第一版的序言中恩格斯指出，他的著作是以两种生产的思想为基础的：“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见本卷第2页）
恩格斯在探索家庭的演变时，说明家庭的形式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变的。他指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家庭血缘关系曾对社会制度起过重要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作用逐渐减弱，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就被受所有制支配的社会所代替。他细致地考察了家庭从最早的群婚制发展到一夫一妻制的过程，揭示了这些变化取决于生产方式。他说明了妇女在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平等地位的原因，并证明妇女的真正平等只有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后才能实现。
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私有制产生的过程。这就推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关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私有制的观点，证明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到处存在着以氏族制度为基础的氏族公社所有制，人类在这种制度下生活了几千年。而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起源》描述了私有制的出现怎样导致财产不均，人对人的剥削，导致对抗阶级的形成。恩格斯证明这个过程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恩格斯分析了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他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见本卷第170页）恩格斯在分析阶级社会中国家的特征和实质时写道，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见本卷第172页）。他说明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也没有改变国家的阶级实质，它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还指出，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
恩格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周年而写的《马克思和〈新莱茵报〉》一文，阐明了1848-1849年民主革命时期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特点。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把一般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无产阶级的任务结合起来，必须在积极参加争取一般民主要求的斗争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始终坚持自己的最终目的。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是关于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一部出色的简史。它指出了革命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开始是和科学共产主义分不开的。这就批驳了当时那种把德国独立的工人运动源于拉萨尔1863年创立的全国工人联合会的观点。《同盟史》详细地叙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期间提出的策略原理，这有助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与普鲁士当局进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它虽是为评丹麦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卡·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但也是出于工人运动的需要而写的。由于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有一定程度的复活，由于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哲学，如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中日益流行，就需要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终结》阐述了哲学的对象和功能、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性，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理论，首先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理论，并说明这些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同时概要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
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哲学中两大阵营根本对立的原理。他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见本卷第223 页）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存在、自然界是本原的，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凡是断定思维、精神是本原的，属于唯心主义阵营。恩格斯强调，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术语，否则就会造成混乱。同时他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存在和它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周围世界的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如果有人对这个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那么“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见本卷第225页）。
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剖析，高度评价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是人类思维的伟大成就，指出它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他同时揭示了这种方法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使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分裂成两派，一派特别强调黑格尔体系，在思想和政治方面成为保守派，另一派认为辩证法是主要的东西，企图从辩证方法引出革命的结论，但他们也无法使黑格尔学派免于解体。出路在于回到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此，他“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见本卷第222页）。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对当时思想界起了解放作用。可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有局限性，他在否定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同时，抛弃了它的辩证法，而且没有克服在社会历史观点上的唯心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见本卷第241页）。恩格斯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改造为唯物主义辩证法，“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见本卷第243页）。它又克服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局限性，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彻底地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并在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
恩格斯详细地考察了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唯物史观的实质。他在阐述唯物史观时，分析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表现形式，指出历史发展不同于自然界的发展，它表面上受偶然性支配。我们的任务是要发现隐藏在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的规律。他说明了经济关系是历史过程的基础，它决定政治制度的性质，决定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同时强调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
本卷收入的恩格斯另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著作是《自然辩证法》。它由10篇论文和大量札记和片断组成，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但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断断续续花了十多年时间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他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就是要提供这样一个证明：“不言而喻，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这种概括性的叙述，是要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见本选集第3卷第349-350页）
恩格斯研究了著名自然科学代表人物近百部的著作，对自然科学获得的大量实际材料进行了概括，并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作了分析。本卷收入了6 篇论文和46个札记和片断，内容主要涉及自然科学史、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物质运动形式以及一些认识论方面的问题。
恩格斯依据自然科学史的广泛材料，特别是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材料，说明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自然科学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实践和生产的需要。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积累的材料数量很大，这就需要对获得的成果进行系统的概括，并建立各门科学互相之间的正确联系。而自然科学自身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必须求助于哲学。他写道：“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见本卷第308 页）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见本卷第259页）“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见本卷第284页）这就提出了自然科学家自觉地掌握辩证法的必要性。
恩格斯揭示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根本对立，指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见本卷第259页），辩证法的基本规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他把辩证法的规律表述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见本卷第 310页）。他着重研究了主观辩证法即辩证思维、辩证逻辑问题，指出所谓主观辩证法是支配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他对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认识的辩证过程、判断的辩证分类、归纳和演绎的辩证关系、假说的作用等等，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恩格斯研究并阐述了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及其分类，说明了物质运动形式和相应的科学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分析了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科学预见，如原子的可分性、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可能性、电运动的物质基础、非细胞生命的存在等等。有些预见后来得到科学的证明。
恩格斯还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阐述了劳动和工具的制造在人的形成和人类社会诞生的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他说，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见本卷第373-374页）。这样他就克服了单纯从生物学角度来解释人的产生的片面性。他论证了劳动活动在猿变成人的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分析了劳动、思维和语言在这一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揭示了劳动活动作为环境改变和人自身改变的统一这一辩证性质，并根据对历史上达到的环境改变所作的剖析，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建立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合理形式提出了基本思想。
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导师和顾问，恩格斯十分关心各国的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及其存在的问题，各国工人党也总是向他请教。本卷相当一部分文献反映出恩格斯对欧美一些工人政党发展的热情关怀以及向它们提出的建议和意见。
《美国工人运动》是恩格斯为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版写的序言。他首先驳斥了在美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生根的错误论调。他说明，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的工人运动也必然会蓬勃开展起来。他仔细分析了美国工人运动中的三个派别即亨利·乔治领导的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以及各自的弱点，指出把美国分裂的工人组织联合为一支具有临时纲领的全国性工人大军是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主要条件，这种联合是朝着创建独立的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第一步，并指出这个政党的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见本卷第394页），也就是说，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
恩格斯批评了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这个党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但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美国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结合起来。针对这个党的成员大多数是外国移民，恩格斯特别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担负起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使命，“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见本卷第394页）。
1890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二月选举中获得很大的胜利，这次选举的结果实际上已宣告反社会党人法的破产（虽然它在形式上仍然有效），标志着俾斯麦时代的结束，3月，俾斯麦宣布辞职。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向该党提出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审查策略的问题。本卷收入的《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就涉及这个问题。
当时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持有“左”倾立场的青年派无视客观形势的变化，否认利用议会活动的重要性，责备党信奉“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并且把冒险主义的策略强加于党。他们还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文章，宣称恩格斯支持他们的观点。恩格斯在《答复》中，深刻地批判了青年派的理论和实践，指出他们的理论观点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指出忽视实际条件的冒险策略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见本卷第398页）。恩格斯还提出党的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条件，他说：“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和理论知识，即使二者确实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负责的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习惯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见本卷第399页）
在1890年二月选举后，党的领导机构迁至柏林，并准备把《柏林人民报》改为中央机关报，因此同年10月1 日当时在伦敦出版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宣布停刊，恩格斯为此写了这封告别信。他明确告诉读者，党在目前应把合法斗争方式提到首位，“现在帝国政府又想再试一试用普通法来对付我们，因此我们也想再试一试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见本卷第402-403页）。但他同时强调：“这必须以对方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新走上它还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见本卷第403页）
恩格斯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对社会主义政党在反对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中制定纲领原则和策略原则，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在党的报刊上散布的机会主义幻想，即认为像德国那样的反动专制制度的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见本卷第412页）。他指出，根据德国特殊条件，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和政治要求是建立民主共和国，因为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但是恩格斯在理论上没有否定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政权，认为这只有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才有可能。
恩格斯在这一文献中还对机会主义的实质下了十分明确的定义，指出机会主义“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见本卷第412页）。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状况时，恩格斯批评纲领草案中关于无产者的贫困越来越增长的论点，提出工人的组织和斗争“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种遏制。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没有保障”（见本卷第408页）。恩格斯还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新现象，即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越来越为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进而为托拉斯所排挤，而托拉斯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为有计划的生产创造了可能性。
在《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一文中，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的请求，发表了他对意大利社会党的策略的意见。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整个形势，说明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远未成熟。由于意大利工业很不发达，无产阶级人数很少，革命的基本力量首先是农民和日益破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发生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他告诫社会党人对可能发生的革命运动不能袖手旁观，而应积极参加，否则，那就是犯了极大的错误，指出社会党人“把每一个进步的或者革命的运动看作是沿着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见本卷第454页）。同时他提醒社会党人要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保持警惕，他说：“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的反对派。”（见本卷第455页）恩格斯还指出，《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一般策略原则虽是正确的，但怎样把它们运用于意大利，这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
1892年恩格斯为他于1845年发表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第二版写了一篇序言，阐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他指出自己在40多年前所描写的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的情况在很多方面都已成为过去，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认为这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他还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必须节约时间和劳动，“时间就是金钱”。工厂主也不再使用那种打小算盘的赚钱的方法，于是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被通过了，实物工资制被取消了。工厂主在与工人的斗争中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鼓吹和平和协调。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免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困苦，因此，“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见本卷第421页）。恩格斯还提到，英国资产阶级40 多年前采用的剥削手段，英国工人阶级那时的悲惨处境，在90年代的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仍可看到。恩格斯还叙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分析了工人阶级贵族产生的条件以及它的危害性，指出：“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见本卷第430页）
恩格斯为他的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新版所写的跋中，进一步分析了20年来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充实了文章的思想。他指出那种认为公社能够自动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层组织的想法是一种空想，说明：“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见本卷第442-443页）恩格斯认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可以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残余，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西欧所遭受的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不过这只有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但是，恩格斯指出，在他写这篇跋的时候，俄国的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它“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见本卷第450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成功，俄国村社也已经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如果俄国发生革命，这“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见本卷第450-451页）。
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这封贺信中，恩格斯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掌权后需要大量的专家，他写道：“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他们的政治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材，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见本卷第435页）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是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宗教问题的著作。文章对基督教的产生原因和演变及其社会本质作了科学的解释。恩格斯根据对大量史料的分析，说明基督教在产生300年之后怎样从奴隶和被释奴隶的宗教、从奴隶社会中被压迫群众的意识形态变成了剥削者国家的官方宗教，变成了在精神上奴役劳动者的工具。
恩格斯晚年的理论著作《法德农民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重要文献，它对社会主义者制定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制定对待农民的战略和策略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写这一著作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工人党的纲领中包含一些在实质上是机会主义的论点，另一方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领导人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上发表了一些修正主义的言论。
恩格斯强调指出，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社会主义者应当特别重视在劳动农民群众中的工作，因为这部分群众几乎到处占居民的大多数。社会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见本卷第485页）。他对农民作了深刻的阶级分析，把农民分成小农、中农和大农三种类型。他把对小农的态度看作是解决整个农民问题的立足点，强调必须把劳动农民和占有雇工的剩余价值的农民严格区别开来，指出正是劳动农民，即农业工人、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农，是工业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在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中甚至可以与大农、中农、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结成暂时的联盟，但坚决反对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他说：“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见本卷第494页）
这篇著作阐述的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途径和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后对待农民的方针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恩格斯认为小农合作化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道路，他写道：“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到，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见本卷第499-500页）他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国家决不能对小农进行剥夺，而是要“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见本卷第498-499页）。他强调建立合作社时必须遵守自愿原则，必须对小农采取耐心的态度，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见本卷第500页）。他还指出，为了使这个过渡易于实现，无产阶级国家还应当给合作社提供资金、机器、化肥等方面的帮助。这样做“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见本卷第501页）。
至于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和中农，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出路只能是“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见本卷第503页），并认为对他们也可能不采用暴力剥夺的办法。而对于大土地占有者，恩格斯则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应当剥夺他们，就像剥夺资本家一样。但这种剥夺既可以采用没收的办法，也可以采用赎买的办法，这取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的态度。
本卷的最后一篇著作《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包含关于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思想。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根据历史经验和对19世纪最后20多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新现象的分析，阐述了自己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前景的思考。
恩格斯回顾了他和马克思在1848-1849年以及《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所持的立场时指出，由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他们曾经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历史表明，“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见本卷第510页），因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见本卷第512页）。他还谈到，即使在巴黎公社那个时候，工人阶级的统治也是不可能的。他对以往的一切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原则的区别，指出后者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进行的，只能是真正大多数人革命，“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见本卷第521页）。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就必须进行长期而坚持不懈的工作。
恩格斯分析了自巴黎公社以后20多年来的变化，指出一方面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取得了思想上的胜利，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大军形成了，另一方面，军事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军国主义增长了，常备军数量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暴力机构加强了。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建立议会制的国家，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和普选权有重要意义。他要求在资产阶级合法的范围内利用一切可能来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巩固无产阶级组织并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他对德国的革命民主党人利用普选权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了高度评价：“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见本卷第516 页）但恩格斯决没有把普选权和参加议会这些斗争形式绝对化，把它们看作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的主要斗争形式。他指出，尽管社会主义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利用这种合法斗争手段取得了很大成功，但这并不是说就不能使用其他斗争形式，而且反动派的行动可迫使无产阶级采用其他的非和平的方法，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自己的革命权。
恩格斯告诫社会党人要警惕反动势力的挑衅，不要发动过早的、没有准备的起义，因为这样做，“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没有了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就会推迟、延缓并且不得不作出更大的牺牲”（见本卷第524页）。他指出，在现代武装力量的条件下，以往那种防御性的街垒战术很难奏效，将来的巷战只有在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势力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他还以暗喻的方式强调党要在军队中开展工作，把很大一部分军队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因为这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本卷收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大部分是摘录），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它们不仅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的重要补充，而且对一些原理进行了新的探讨或发挥。
本卷收入的书信中，哲学问题，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占有重要的位置。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给帕·瓦·安年科夫的信，可以说是他从1847年1 月起开始撰写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简要草稿。它深刻地分析了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阐述了物质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它们的矛盾运动导致社会革命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还阐述了关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动力的思想，并对分工、所有制、垄断、竞争等概念进行了具体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约·魏德迈的信言简意赅地阐述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和新的无阶级的社会制度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的学说。他高度评价了以往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李嘉图、奥·梯叶里、弗·基佐、约·威德等人在研究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方面的功绩，并阐明了他自己对阶级斗争学说增添的新内容：“(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见本卷第547页）
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10月27日）、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的书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着重论述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这些书信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和他自己一向认为，物质的生活条件，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它们归根到底决定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制度。但是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一旦产生出来，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又对物质条件，对经济运动发生反作用。他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见本卷第695-696页）“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见本卷第728页）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一旦产生出来，就有“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见本卷第701页）。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它可以起与这种发展反方向的作用，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或使其沿着特殊方向前进。在后两种情况下，国家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他还指出，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见本卷第705页）恩格斯还揭示了哲学、宗教、艺术等的发展规律，说明了意识形态领域依赖于经济的特殊性质。他在阐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时，还提出了社会历史运动是社会生活各种因素的合力的思想。
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关系时，论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认为任何一个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的出现都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造成的。“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见本卷第733页）
恩格斯在1872年1月14-15日给卡·特尔察吉和1872年1月24日给泰·库诺的信中，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并论述了权威和自治的辩证关系。他写道：“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作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向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见本卷第606页）“没有一个作出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见本卷第608页）
马克思1877年11月10日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十分明确表示他和恩格斯反对个人崇拜：“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屏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见本卷第628页）
本卷收入的书信中有一些反映了马克思创立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他与恩格斯研讨经济学的情景以及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编辑《资本论》第二、三卷的一丝不苟的态度。马克思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阐述了他自己的经济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区别，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中崭新的因素：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提出劳动的二重性，说明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马克思1866年10月13日、1868年7月11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论述了自己出版《资本论》的计划，阐述了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以及这一规律的实现形式问题，指出任何社会生产都需要在各个生产部门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见本卷第580页）马克思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这一问题。
恩格斯1893年1月24日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分析了交易所这个新现象，论述了它的实质、它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指出“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见本卷第719页）。因此，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只是间接的。但是交易所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对工人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恩格斯在1895年3月11日给威·桑巴特和1895年3月12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阐述并解释了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关系、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平均利润的形成等问题，从而也就驳倒了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存在某种矛盾的荒谬论点。恩格斯批评康·施米特把价值规律说成是虚构的错误观点，指出“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见本卷第744 页）一般利润率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只是作为许多企业和许多年度的平均数而存在。“如果我们想要求利润率……在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为虚构，那我们就严重地误解了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本质。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见本卷第745 页）恩格斯在给威·桑巴特的信中指出：“在交换之初，当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的时候，交换大致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花费在两种物品上的劳动，正是它们在数量上进行比较的唯一标准。因此，那时价值曾经有直接的、现实的存在。我们知道，在交换中，价值的这种直接实现停止了，现在不再有这种情况了。我认为，对您来说，不用费什么事就能看出（起码是大致看出）那些将这种直接的、现实的价值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的价值的中间环节；后一种价值隐藏得很深，以致我们的经济学家可以满不在乎地否认它的存在。”（见本卷第743页）。
本卷收入的书信中有不少涉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在这些书信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对凭空想和主观愿望来预测未来社会，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反对把社会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社会，强调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未来社会。1881年1月6日荷兰工人运动领导人斐·多·纽文胡斯写信求教于马克思，请他回答如下的问题：如果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首要的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马克思2月22 日在回信中写道：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见本卷第643页）英国社会主义者爱·皮斯请求恩格斯简要地叙述社会主义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恩格斯在1886年1月27日给爱·皮斯的信中对此婉言拒绝，指出“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见本卷第676页）。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在给奥·伯尼克的信中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见本卷第693页）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谈到《柏林人民论坛》 1890年6-7月间就未来社会中产品分配问题展开的讨论时写道：“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 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见本卷第691 页）这些思想对研究社会主义问题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恩格斯1886年1月20-23日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谈到了无产阶级掌权后发展合作生产问题。他写道：“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他接着说道：“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见本卷第675页）
恩格斯1881年2月1日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控制人口增长的问题，他写道：“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至于那时人们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做到这一点，他认为这不必预先加以指出，“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见本卷第641、64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书信还包含对民族殖民地问题、妇女问题和文学艺术问题的重要论述。马克思在1869年11月29日给路·库格曼以及1870年4月9日给齐·迈耶尔和奥·福格特的信中，阐明了爱尔兰的解放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意义。他要求坚决支持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他认为，如果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不与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不与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英国工人阶级在本土就永远不会有所作为。恩格斯1882年9月12 日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阐述了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殖民地国家走向独立，而“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见本卷第649页）。恩格斯晚年仍然十分关心中国问题。在1894年11月10 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他谈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指出这次战争必然会打破中国的闭关自守，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写道：“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见本卷第737页）
马克思1868年12月12日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高度评价妇女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指出“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见本卷第586页）恩格斯1885年7月5 日左右给盖·吉约姆－沙克的信中指出：“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见本卷第672页）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就文艺问题发表了一些重要观点。马克思1859年4月19日和恩格斯5月18日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在评论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时，指出拉萨尔不懂得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作用，批评他突出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小贵族阶级和市民阶级的作用，而漠视农民和平民阶级的作用，批评他把以骑士济金根为首的贵族反对派描写成革命思想的真正代表，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的错误（见本卷第555页），对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描写得淋漓尽致，而“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见本卷第559页）。马克思提出在文艺创作中不应当“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见本卷第555页）。恩格斯指出文艺创作应当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并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他还提到文艺创作中的“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而且人物的这些动机应当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见本卷第557、558页）。恩格斯1885年11月26日给敏·考茨基的信中批评她在《旧和新》这部小说中把塑造的人物理想化了，这样，人物的“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并再次指出文艺创作中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他写道：“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见本卷第673-674页）恩格斯1888年4月初在给玛·哈克奈斯的信中，赞扬她的小说《城市姑娘》是一部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作品，同时批评她的小说还不够现实主义，她把工人阶级描写成消极的群众。恩格斯写道，这样的描写，“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他还对现实主义下了一个定义：“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见本卷第683页），并以巴尔扎克的作品为例说明了现实主义和典型人物、细节的真实性和典型环境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一贯强调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他们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始终反对对他们的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这一点在书信中也有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在批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时指出，他们认为只要把理论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见本卷第677页），“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见本卷第681页）。恩格斯在一些书信中还强调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意义，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见本卷第692页）；“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见本卷第688页）。恩格斯1885年4月23日在给维·查苏利奇的信中强调要把正确的原理与具体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见本卷第669页）。他认为自己对俄国的情况知之甚少，不能对采取什么具体策略作出判断。恩格斯1884年2月4日在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批评杰维尔那种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经济学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的错误做法，指出那些原理如果离开了一定的条件就会是不正确的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论述，为我们如何对待他们的理论，如何学习和领会他们的著作，提出了极其宝贵的思想。
责任编辑：程可心
